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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旅游学科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旅游现象的认识，经历了从宏观层面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现象到在传统人文学科中被把握为一种特殊的、反日常的现象，再到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日常生活现象的过程。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旅游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一种日常实践行为，它和工作一样构成了个体的生活，它也同购物一样隶属个体的消费行为。这种共识的达成，重新确立了旅游意义的边界和旅游研究的范围。旅游不再仅仅是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对我们的世俗经验领域有着重要意义的构成部分，也是反映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动态变化的镜子。旅游，从世俗经验世界中而来，又将进一步揭示生活意义世界。为了深入理解这一共识，我们首先需要回顾旅游研究在这几十年间的变化。
旅游首先以一种经济现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899年，意大利商业部部长博迪奥（Bodio）发布了《关于意大利外国旅游者的流动及花费》一文。此后，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英国的学者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
，描述和分析这样一种在当时看来是十分新颖和具有活力的新型经济现象。在随后的100年里，这种新型的经济现象越发强势，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为了进一步研究旅游经济现象，对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和统计，学界开始着手定义它。
1991年，世界旅游组织国际旅行和旅游统计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vel and Tourism Statistics, UNWTO）首次定义“旅游”：是指人们由于休闲、商务和其他目的而到惯常环境之外的地方旅行，且连续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年
。自此，“旅游”从由数据揭示的经济现象，变成了具有某种含义的概念。研究者不再满足数据统计对其含义的充实，转而寻求一种质性的描述性定义。而出于经济统计需要，世界旅游组织也对旅游和旅游者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补充“旅游”的概念。
1994年和2008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分别颁布两版《旅游统计建议》。在《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s for Tourism Statistics 2008）
中，旅游被进一步定义为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现象，涉及人员向其惯常居住地以外的地方移动，包括度假、休闲和娱乐、商务、健康、教育或其他目的旅行。旅游性出行的类型包括：个人目的——度假、休闲、娱乐、探亲访友、教育和培训、保健医疗、宗教朝觐、购物、过境（停留）、其他，商务和职业。
从旅游定义最初的发展进程和目的来看，它虽然试图赋予“旅游”这个概念某种整体性的抽象含义，但主要是为了数据统计之便利。这一类可称之为统计学定义的定义，明确划分了时间、空间和目的界限，但在概念的严格性上有所欠缺。因此，有学者指出该定义混淆了“旅游”和“旅行”“访客”（visitor）和“旅游者”（tourists）的概念，以“旅游”和“旅游者”定义的名头，实际统计的是“旅行”和“访客”的人次。旅行是出于各种目的的远行和异地停留，旅游则是出远门去“玩”
。科恩也指出，旅游与其他旅行活动目的存在差异显著，后者是事务性，前者却是非事务性，只是以旅游本身为目的
。但是，在实际统计层面，如果只有在分辨出一个城市的“访客”（visitor）的真正目的之后，才判别是否应当将其归为“旅游者”（tourists），将会为统计研究带来巨大的工作量，“目的识别”对于旅游统计来说具有不可操作性。因此，大多数研究者选择有所保留地接受这一统计学定义。
边界清晰，但内涵含糊、缺乏严格性的统计学定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旅游研究的方向和进展。一方面，它的优点在于，这种有意的“混淆”，为旅游经济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支撑和便利，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例如，体验经济、旅游动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理论、旅游危机管理理论和节事旅游管理理论，等等。但另一方面，它造成了旅游概念内涵、旅游学研究主题的混乱。为了弥补定义的缺陷，学者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如，科恩在1974年认为旅游的类型可以划分为“完全旅游”和“部分旅游”（partial tourism，顺带旅游）两种
；谢彦君在2011年提出“嵌入型旅游”概念
；曹诗图提出“元旅游、准旅游、泛旅游、伪旅游”
；袁美昌提出了“纯旅游、准旅游、类旅游、泛旅游”
。
一言以蔽之，当旅游从宏观层面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现象，它的定义由统计便利性、显著性、可分析性主导，此阶段的旅游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以旅游目的地打造、管理、运营为核心，实证主义主导，充分应用统计数据工具，数据说明一切。
何为反日常现象？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现象相异的、具有特殊性质的、不平常的现象被称为反日常现象。20世纪50年代开始，旅游研究缓慢拓展至其他诸多领域。
旅游现象引起经济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的“惊异”，它作为一种“反日常现象”表现为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不明。为何“非惯常环境”里景观、文化、体验对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什么驱动旅游者自发地脱离自身所处的“日常世界”来到一个“非惯常环境”之中？在这个阶段中，旅游被当作一种反日常现象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这个阶段的旅游研究，不再局限于经济学视角，而展现为各类社会学研究视角的介入。如：社会学研究者克里彭多夫（Krippendorf）的《节日创造者》
、麦肯坎尔（MacCannell）的《旅游者：旅游阶级新论》
、丹恩（Dann）的《作为社会世界隐喻的旅游者》
；人类学研究者伯恩斯（Burns）的《对人类学和旅游的介绍》
、纳什（Nash）的《旅游人类学》
、史密斯（Smith）的《东道主和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
、格雷本（Graburn）的《人类学与旅游时代》
；心理学研究者罗斯（Ross）的《旅游心理学》
；法学研究者格朗（Grant）和马森（Mason）合著的《假日法：与旅游有关的法律规定》
；] 政治学研究者马修斯（Matthews）和里克特（Richter）在《旅游研究年鉴》上发表的论文《政治科学与旅游》
、霍尔（Hall）的《旅游与政治》
、艾略特（Elliott）的《旅游：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
；历史学研究者汤纳（Towner）的《西方世界的休憩和旅游的历史地理学》
、沃尔顿（Walton）的《旅游的历史：表征，识别和冲突》
、沙克利（Shackley）的《旅行和旅游发展的地图册》
；文化研究者钱伯斯（Chambers）的《旅游与文化：一个应用的视角》
、米坦（Meethan）的《全球社会中的旅游：地方，文化，消费》
、史密斯（Smith）的《旅游、文化和复兴》
，等等。在这些研究中，对旅游本质的研究主要由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主导，其他学科的研究则侧重于发展、影响和对策研究。
多社会学科介入旅游研究的情形，实际上已经证明了旅游活动对生活世界影响的扩大化和深入性。旅游活动的影响已经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这一个层面，而是在生活世界的各个层面都已经展开，并被社会学科的研究者敏锐地把握到了。然而，他们的这种把握受制于自身的社会学科属性，因此对旅游的质性研究总是有些片面和带着一些学科固有偏见。
以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的发展为例，对旅游的质性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墨西哥城以南约70公里处进行了民族志田野调查。1941年，他在《尤加坦民俗文化》中描述了游客的早期影响和传统节日的“商业化”。这本书被学者认为是第一个用英语出版的有关民族志的记载
。雷德菲尔德考察了丰富的社会群体、休闲活动、适应新客户的产品、新含义、商业化、真实性、世俗化、城市品牌塑造，等等。这些都和当今与旅游相关的分析类似
。大约20年后，塞隆·努涅斯（Theron Nuñez）遵循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的建议，“做一些旅游相关研究”，也去了墨西哥，在卡吉特兰（哈利斯科州）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于1963年在《民族学》杂志上发表了通常被认为是第一篇关于旅游学的人类学文章
。1972年，戴维德·格林伍德（Davydd Greenwood）在旅游业背景下探索了文化商品化
。1975年，本·芬尼（Ben Finney）和凯伦·沃森（Karen Watson）在《一种新的糖：太平洋旅游业》中分析了旅游业的影响
。1977年，瓦伦妮·史密斯（Valene Smith）发表了至今仍是经典著作的《东道主和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巩固了人类学研究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合法性
。不过，旅游人类学的先行者纳什指出，旅游人类学研究虽然已形成一些较为完善的理论，如商品化理论、依附理论、官僚主义化理论等，但它们只是一些中期理论
，因此，人类学理论还需深化、方法还需提高
。
人类学研究旅游的局限性可能在于对旅游者的忽视。因为在人类学家眼里，游客本该被归类为局外人（例如传教士、种植园主和殖民地官员），他们会干扰研究人员的田野调查并影响所研究的社区。
而旅游者在人类学研究视野中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研究者无法忽视旅游者对当地的影响。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集中在“内部人与外部人”关系下的“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关系相关的主题，例如商品化，真实性，居民的态度、观念、身份、文化遗产、想象，等等
。受制于人类学视角的特性，它对围绕着“旅游者”展开的旅游本质研究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
特别是，由于人类学家本身的道德忧虑
，对旅游者的批判成了人类学家反思自身的一个途径，则极易将旅游研究变成研究者的“良好”旅游特征研究，似乎是在呼吁旅游者不断地向对人类负有责任的人类学家的身份靠近。
总的来说，“旅游现象”令社会科学研究者“惊讶”，以至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视角不断介入。而社会科学下的旅游，作为一种“反日常”现象，主要体现在发生的背景、旅游者内在动机和旅游活动特征之上。
在20世纪极速发展的初期，大多数关切旅游现象的社会科学视角，都是以对大众旅游的批判逐渐展开。对“大众旅游”的批判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大众旅游、大众旅游者的批判；第二阶段，对大众旅游发展的背景——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批判。
第一阶段的代表者是社会学研究者布尔斯汀（Boorstin）。他将旅游的开端描述为“旅行者的衰落和旅游者的崛起”，强调旅游者/旅行者的二分，“旅行者有为之而努力的东西，而旅游者只是单纯地追逐快乐。旅行者具有主动性，他努力地追寻人、追寻冒险、追寻体验。而旅游者是被动的，他期待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期待一切都为他做好，准备好”
。科恩也指出旅游者是“在熟悉感的保障中寻求享受放纵的陌生”
。有相同观点的社会学研究者还有密山（Mishan）
、扬（Young）
以及特纳（Turner）和艾什（Ash）
。他们认为大众旅游者是文化上的傀儡，容易被非本真的、虚伪的体验所满足
。
第二阶段的代表者是麦肯坎尔
。他认为旅游者是主动地远离常规生活的时间和地方寻找本真性的体验，然而他们最后找到的是根据他们的喜好所建构的现实，即“舞台化的真实”
。现代社会的反常，造成了个人在现代生活中的困境，进而引发了旅游行为。因此，社会学研究者转而把“旅游”当作现代社会批判的工具，包括科恩、泰勒（Yaylor）
、丹恩
、休斯（Hughes）
、皮尔斯（Pearce）、莫斯卡多（Moscardo）
和王宁
，等等。
主体在现代社会的困境有以下三种表述方式：一是麦肯坎尔对旅游现代性的一种定义。“后工业化社会，即现代社会，是对工业社会的逐渐内省的过程，是工业社会复归其本源的结果，是对其自身优缺点的追问，是其内部日益复杂化的过程。旅游业的不断增长就是所谓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二是社会学角度观察现代社会所用的概念——“失范”。“劳动分工、批量生产以及自动化使人们异化于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劳动产品；更广泛的移动性和通信方式使人们异化于自己的朋友和家庭；城市使人们异化于自然；人们甚至开始异化于自身。人们沉浸在一个由经济和经济增长所主导和引导的世界之中，丢失了自己的地方感和归属感；独立和自由取代了集体，拥有取代了付出，物质主义取代了知足常乐。生产者创造着新产品以使每件事都更加简单、快速并且毫不痛苦，但是每项科技的进步都减少了人际交往以及社会交流的必要。当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时，人们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对于很多人来说，现代生活的现实便是压力、束缚、幻灭以及不满的来源。人们失去了对时间和地方的感觉，失去了自我认同。”
三是从心理学角度所描述的种种感受，包括异化体验
、紧张感和不满意
、从众和焦虑
、渴望逃离和寻求快乐
，以及束缚感
。总而言之，人们在“现代社会的虚幻性”中寻找“原真性”诉求的逐渐觉醒，“感受到无规范感和无意义感的状况”
并试图改变这一状况，而旅游活动则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
在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中寻找旅游发生的外在动机的同时，人文社会学视角也在寻求旅游者的内在动机。在研究的初期，旅游的内在动机被规定为愉悦体验，而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工业社会批判研究的深入，旅游被看作“社会的胜利”
。旅游不再被认为是简单的对旅游吸引物的渴望，而被认为是对自身所处的现代社会的“反抗”。现代社会的特征，即活动、工作实践、需求、科技进步、期望以及社会价值观的综合体一起构成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创造了个体逃离的需求
。逃离的需求进一步引发了旅游者对反向生活的好奇。厄里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医学凝视（Medical Gaze）理论，提出了游客凝视（Tourist Gaze）的概念
。“旅游者活动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我们看，或者凝视特定的对象。”游客凝视具有“反向的生活性”，旅游者总是凝视那些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世俗生活不同的东西，“那些与日常体验不同的乡村和城市景观特征”。这一视角重视分析在面对“不同的东西”时游客体验的视觉本质，或视觉消费，强调“凝视者”和“凝视对象”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凝视理论”主要影响了大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的影响分析研究。
除了旅游发生的背景和旅游者的内在动机，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异常行为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这种异常行为也被称为“倒错行为”（La Perversion），是指旅游者在旅途中所展现出与日常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的行为准则和精神状态，包括角色转变、享乐主义倾向，以及旅游者“超脱自我”“伸展自我”“放松自我”的状态，等等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分别对这种发生在旅游活动中的特殊行为进行了解释。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个体分为“主我”和“宾我”两种。“主我”（“I”）指对主体的自律准则，反映主体对其他社会成员社会规定性的接受或拒绝；“宾我”（“Me”）则指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体态度、行为的内在期望。旅途使旅游者与日常生活隔离，为身体和精神创造了一个解脱了束缚、卸脱了压力、没有规定性身份的游戏态的新世界
。丹恩、梅奥（Mayo）和贾维斯（Javis）
等认为这些分析处理方法非常适用于旅游活动中各种关系的研究，它们不仅能提供对主客互动关系的全面理解，而且能够应用于解释旅游业直接就业人员与间接就业人员间的各种关系
。随后的研究者把这些对社会主体个性分析方法进一步引进旅游研究中，形成了丰富的理论
。
从更具有人类学意味的角度来说，旅游可以被视作一种朝圣，“是组织化宗教的世俗替代品”
。朝圣具有强烈的精神性表征，因此，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非同一般的行为就可以得到理解了。人类学家格雷本对比旅游实践和朝圣：“如果旅游拥有在日常生活之外进行的休闲仪式的特质并且包含着旅行，难道它与朝圣不是一样的吗？”
随着旅游活动在现代/后现代社会居民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旅游与朝圣的关系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包括对宗教圣地参观者“宗教”行为和“非宗教”行为的研究、对宗教圣地和吸引物实践管理的研究，也有对朝圣与旅游关系的质性研究，如蒂莫西（Timonthy）和奥尔森（Olsen）所编写的《旅游、宗教以及精神之旅》
一书。
把旅游看作“反日常现象”的学者持下述两种观点：
一是强调“反日常现象”的旅游具有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异化”。无论旅游活动是旅行艺术的失落，还是旅游者对自身所处的现代社会的反抗；无论旅游的发生是由现代社会造成的失范之感，抑或是旅游的过程是充满了“倒错行为”的精神性表征，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旅游活动都是与日常现象相对的反日常现象，它的成因、影响、意义都因与日常现象相对而获得本质性的规定。
二是认为“反日常现象”的旅游是对操作性旅游定义的补充。“反日常现象”的旅游定义，可以算作对操作性旅游定义的补充，他们试图从本质的人类学观点出发对旅游做出概念性的定义。如纳什（Nash）认为，“处于任何旅游概念之中心的都是我们设想中的旅游者”，或“一个处于休闲之中同时进行旅行的人”。
史密斯则围绕着动机将旅游者定义为“一个暂时获得休闲的人，他以体验变化为目的而自愿参观某地”
。格雷本围绕着旅游的功能，认为旅游“不但能让参与者逃离日常‘机械性’的生活和谋生活动，还提供了一个进入另一种，凸显精神、表达和文化需求的道德境界的入口”
。麦肯坎尔则在社会学视角上，更为抽象地把旅游者描述为“一般现代人”的模式
。
综合而论，人文社会科学赋予了“旅游”这一现象现代性、功能性、精神性等更为抽象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张凌云给出的旅游两个层次的定义更为细致、整体地概括了旅游的含义：“第一层，旅游是人们一种短暂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是人们对于惯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或熟悉的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体验，是对惯常生存状态和境遇的一种否定；第二层，旅游是由于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需要和行为得到满足和释放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现象的总和。”
随着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的扩展、旅游活动的普及和旅游研究的积累，旅游作为反日常现象所发展出的“知识”，受到不计其数的“例外”的挑战。
第一，作为反日常现象的旅游是以现代社会的困境为旅游的发生背景，旅游被看作现代社会的“特殊”产物。但是，旅游这种形式的活动，无论是在古代的东方还是西方，都曾经出现过。以晚明旅游为界限的中国古代旅游与现代旅游之分为例，它们的差异仅在于：古代旅游观念具有“出世的而非入世的、静止的而非活动的、个人的而非大众的”
的特点；古代“旅游阶层”只包括贵族阶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等少数几个阶层，通常具专有名词指称特定阶级的旅游活动，比如说，游豫、游猎、巡游、宦游、游学，等等。而现代旅游则是入世的、活动的、大众的
。除此之外，它们之间还有着更深层的联系
。因此，如果把古代旅游与现代旅游一刀切地割裂开来，不仅会影响对旅游活动的认识，更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
。
第二，作为反日常现象的旅游将“逃离”当作动机，是应对现代社会生活困境的方法。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旅游未必就能解决“无规范感和无意义感”。因此，如果说，旅游的首次发生是为了解决现代生活的困境，那旅游者没有感受到现代生活困境的缓解，又是什么引发他的下一次旅游活动的呢？
第三，从社会科学出发的旅游定义，暗含旅游必然是一种有闲阶级的休闲活动，而工作/休闲的二分法导致了一些特殊的、重要的、日益增长的旅游种类被忽视，如研学旅游、商务旅游、专业事务旅游等，也导致了能够归纳旅游活动的参数设定变得非常狭隘
。在旅游研究的一开始，很多学者就凭借直觉，而不是理性，将商业旅游、访亲问友、会展等日常现象纳入旅游研究的范围中。这并非仅仅是因统计学不严格的定义，研究者之所以可以接受它，是因为在旅游研究开端之时，研究者就已经对旅游现象日常化进程有所体察。追本溯源，旅游的最初形态，即是一种日常现象。如果旅游知识体系建立的起点，不能同时容纳和解释反日常现象和日常现象中的旅游，那么它因其狭隘和不具有普适性的特征，而不能成为确立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基点。
贝尔·郎卡尔说道：“自有人类便已出现旅行，只是在旅游这一现象中才同自由支配时间和闲暇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人类史的角度来看，旅游发生学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旅游起源于自然迁徙和原始探险。原始社会先民出于各种原因所做的迁徙活动可看作是最为原始的旅行
，因此，“元谋人”的出现已经揭开了中国旅游史的序幕
。而由原始社会中少数人承担的原始探险，有着与旅游相似的移动方式——从某地区出发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因此，可看作最早的兼有旅游性质的旅行活动
。
第二种，旅游是贸易交往需求和经济发展产物。与把旅游当作一种经济现象的观点不同，发生论认为旅游是伴随着贸易、商业产生的，它是需求和经济的产物。代表性的观点有，李天元认为旅游是当代社会中的人群，为了扩大贸易、扩大对其他地区的了解和接触的需要，所逐渐产生的一种活动。商人就是这一类活动的最好代表，他们也开创了旅行的通路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也认为：“东方早期的旅行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主要起源于贸易交往”
；当人类经济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旅游的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因此，申葆嘉提出“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无独有偶，西方旅游经济研究者也认为，旅游产生于托马斯·库克包租一列火车运送570人参加禁酒大会，因此，旅游其实是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
第三种，旅游是一种文化、审美活动。谢彦君认为，旅游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祭祀为目的的旅行发展起来的。随着人类旅行活动的发展，带有游览性质的旅行开始出现，这是旅游的最初形态。谢彦君的观点可以归纳为，旅游起源于“祭祀说”
和“休闲行为与审美意识说”
。
旅游发生论指明，旅游活动不是经济产品，而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旅游活动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活动，而是可以以迁徙、祭祀、贸易、审美等古代其他活动为前身的活动。旅游活动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人类的历史早期就已经存在的一种实践形态。旅游的发生与迁徙、贸易、祭祀等文化现象息息相关。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旅游是一种对徙动的回归，是一种对大地与自然的回归，是一种对游牧和农耕生活的回归，是一种对本性的回归，也是人类家园情感、古老记忆和技艺的回归
。
正是由于旅游与日常实践的天然相关性，旅游研究者在狭义的旅游定义中左右为难。如前文所述，有的学者认为，旅游定义应当排除掉事务性出行，“旅游圈内外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被称为‘游客’的人，实际上包括了出差、探亲顺便游玩的，也包括公务结束立即返回的，还包括去外地进货的、上访的、奔丧的、看病的、寻找丢失的孩子的……将这些行为者统统纳入‘游客’范畴统计，其负面效应不亚于其正面效应”
。这种批判原本是对统计学定义的不满和对旅游定义严格性的要求，但奇怪的是，随着旅游研究的深入和对旅游现象历史事实的挖掘，旅游发生论瓦解了这种批判，支持了在旅游经济现象研究中将城市的所有访客划入“旅游”的范畴的观点。旅游发生学的研究，保存了“旅游”的日常实践特性，为旅游现象重归日常现象、为旅游日常化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虽然，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研究大多都把旅游当作一种反日常现象，但随着旅游现象的普遍化、日常化，也出现了从社会学视角将旅游带回日常的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旅游实践论。旅游研究者通过综合各类学科理论对旅游研究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研究的洞见，认为旅游学可以利用其综合性、交叉性的特征，在丰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综合成了三种新的理论研究：移动理论研究范式（the mobilities paradigm）
，表演性研究方法（the performativity approach）
和行动者网络理论（the actor-network theory,ANT）
。柯恩
认为这虽然是三种不同的趋势，但是三者互相联系，且都与一些相同要素息息相关，如行动（action）、动作（doing）、行为（activity）和表演（performativity），这些要素都与实践（practice）相联系，因此，可以将三者高度概括为：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
。
“社会实践”的视角开始于1990年，它不把社会看作一种精神状态，或是话语，或是相互作用，而是一种实践。实践理论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研究，关注于个体在动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聚集和组织，它对已有的知识提出挑战，并提供了产生新理论的契机
。实践理论秉持的观点是，实践是人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的链接，它把旅游研究当作一种“持续协商的实体”，这一系列的实践构成旅游现象。社会学实践理论下代表性的研究有：詹姆斯（James）和哈尔基耶（Halkier）
在研究中指出，实践理论帮助他们理解对饮食旅游模式的不同实践。他们通过理论认识到美食店不应当被分为“非旅游性质的”和“旅游性质的”餐厅，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沃特恩（Valtonen）和威杰拉（Veijola）
的研究显示，睡眠不应当被看作一种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性的存在。睡眠作为一种实践，不仅隐藏在旅游现象之中，而且还增强了研究者可以将旅游当成一系列的实践来研究的可能性；沃特恩（Valtonen）
的研究发现，户外活动的旅游体验对天气具有极高的依赖性；斯特拉蒂（Strati）
的研究显示，个体审美活动和感性认识在旅游者行为实践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旅游美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实践论时期、生存论时期和生活美学时代
。实践论时期的美学将旅游定义为审美实践，认为“旅游是一项集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生活美之大成的综合性审美实践活动”
；“旅游美学是以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研究旅游活动过程中的审美关系的一门具有高度实践指导意义的学问”
。生存论时期的美学强调旅游体验的价值，认为旅游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主体动态生命美的本体研究
；生命美学是旅游美学的理论基础
。生活美学时代将旅游当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旅游的价值就在于其能够构成生活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旅游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处于‘乐生’和人发展的需要”；“旅游审美中要突出主题参与性动态美感的研究”
；旅游审美是诗意的对话，其最高境界是审美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由“在场”洞见“不在场”
。
美学研究中的三种观点从一端走向了另一端，旅游审美的实践论是将旅游首先当作一种活动和行为，在这项活动中，审美体验发生着；而生活美学时代则将审美的位置首先放在生活的中心位置，而将旅游仅仅看作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组成，认为“回归理性、回归真善、回归和谐、回归诗意”乃是旅游审美的最终归宿。这里经历了美学从反常现象到日常现象的研究视角变迁。在将旅游定义为审美实践时期，审美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在一定情境下可以触发的体验，而旅游则是可以触发审美体验的情景和场所。而当“审美”成为一种存在论上的个体生活状态，是一种生命归属和文化价值的体验，旅游也就成了一种日常状态中生活美学的组成内容和价值属性。
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有一个把旅游现象当作日常现象的综合视角，这一视角与存在主义哲学密切相关。学者们通过不同旅游目的地的案例研究，描述了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感受，包括“控制焦虑和不满意感，让他重新获得活力”
，“让自己重获新生，从一种心的视角来看待自己”
，“一种抵抗”
，“让它们获得一种真实存在的可能”
。在对这些感受进行描述时，研究者实际已经抛开旅游的语境，从更高一个层次来理解“旅游体验”，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愉悦体验，而是一种对“原真性”的诉求，是对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本真存在的探讨。麦肯坎尔的舞台原真性理论发展出的“原真性”概念，给予了这个视角理论构建的平台。
在麦肯坎尔提出“舞台原真性”的原真性理论之后，原真性理论经历了几次变革。“客观主义原真性”代表着旅游者价值观的知识性偏好，着眼于对旅游景观，原真性的追求和欣赏，特别是对遗产类景观。
是在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绝对原真性体验的不可获得性和建构原真性体验的可满足性，使“客观主义原真性”的概念广受诟病。“建构主义原真性”的理论认为，旅游经营者根据旅游者的期望、想象、偏好、信仰等设计景区与组织活动就可以满足旅游者对“原真性”的诉求
。它既将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旅游偏好，直指遗产的“真”，为遗产的保护工作注入了技术与资本带来了契机；又科学地解释了旅游活动带来的舞台化、文化商品化与真实性的关系，使舞台化、商品化不断为地方文化注入新的活动，成为民族身份的标志，成为当地人在外来公众面前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的工具
。这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但是，“客观主义原真性”和“建构主义原真性”中对景观原真性偏好的设定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在实践研究中，不断有学者开始质疑景观“原真性”偏好在旅游动机中的地位。例如，格雷本在对日本旅游业的研究和对中国旅游业的观察中提出，在一般旅游者关心的所有事项中，真实性的价值要远远低于安全性、社会性、娱乐性、舒适性与时间性等
。另一方面，原真性的理论内涵出现了新进展。王宁在研究者对体验原真性的进一步探究的基础上，将原真性体验与景观的原真性区分开来，并指出，当处于存在的本真状态时，人们感觉自己比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更加真实、自由，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发现旅游客体是真实的，而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约束，能够参加非同寻常的活动
。原真性理论在面对来自实践和理论挑战的时候，逐渐转向了第二个基点。
王宁提出的存在主义真实，是基于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本真”状态的“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王宁认为旅游者是通过旅游来激发生命中的潜在状态以发现自我，原真性体现在存在论层次之上，即旅游者通过自身的体验来追求自己真实的存在
。
存在主义原真性的概念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更有学者在研究中将“原真性”提高到了旅游者作为人的真实存在问题的高度
。至此，原真性的研究已经完全上升到了哲学层面，转向了强调旅游者价值观的主体精神偏好，重视自我参与和体验的“存在主义原真性”或“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事实上，麦肯坎尔的日常生活中“原真性”诉求逐渐觉醒的设定，根植于“现代性”分析的理论根基，已预示了“原真性”理论走向存在主义语境。原真性理论让旅游研究上升到了哲学的存在论层面，加深了研究的深刻性，揭示了后工业时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其内在逻辑，它揭示了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特征：日常生活中的“反常”已然成了一种日常。
这一综合视角除了将“舞台原真性”理论发展成为“存在主义原真性”理论，还把存在阐述学引入了“旅游体验”的分析之中。除前文提及的庞斯（Pons）
、贾马尔（Jamal）和斯特龙萨（Stronza）
利用海德格尔“定居”的概念寻求对旅游现象的存在阐释，还包括雷辛格（Reisinger）和施泰纳（Steiner）
利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论对旅游原真性阐释进行分析。他们在论文中称，阐释是否是主观、建构的还是拒绝正当性的是不重要的，这是一个通过个人意识和理念描述出来的世界。所以，旅游者的任何视见、接触、听觉、嗅觉和味觉在本质上都是本真的，因此任何客观本真性研究都应该抛弃，应转向对世界和存在实体的体验和因缘关系的阐释。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雷辛格和施泰纳
通过对以色列旅游产业的研究，指出海德格尔式的导游的存在，导游的个人和文化背景成为说明和解释的来源，他们解说着场景，因而可以视作是文化和教育的代理商。阿布莱特（Ablett）和代尔（Dyer）
对遗产的阐释学研究，凸显传统、历史、语言、主体间的内容和体验的社会规模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