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正是旅游研究忽视了现象学“面向实事本身”的基本原则，没有充分发挥直观明见性，错误地定义了“旅游体验”，忽视了“旅游体验”的伴生性、旅游体验对旅游实践的依赖性、旅游者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将自身的特殊性彻底瓦解，从而无法顺利应用现象学方法。因此，旅游研究需加深现象学方法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它意味着对受到现象学运用影响的哲学思潮整体把握，认识并区别应用意识现象学方法和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
在旅游研究的现有认识中，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之间的差异，一直是研究者的困惑点。狭义上的现象学，首先意指胡塞尔的现象学。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既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最忠实的继承者，又是其最激烈的反叛者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争执的实质，是哲学根本任务认识的对立。胡塞尔认为，哲学应该是一门科学哲学，为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海德格尔认为，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哲学家就偏离了真正的哲学，即对存在本身的揭示。
不过，对于旅游研究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哲学根本任务的问题，而是现象学方法如何满足旅游研究的根本任务问题——为“旅游”确立“本质”。因此，我们可以将现象学分为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之后的、处于实践转向过程的现象学。胡塞尔为现象学奠定了基础，海德格尔的实存论结构分析为现象学方法勾勒出了一扇有着无限可能性的门，随后，梅洛-庞蒂的身体性知觉现象，成为认识门外世界的钥匙，让当代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有了可能，如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实践转向、伦理学转向等，就是在这种可能中产生的。
意识现象学在前文中多有提及，也是业内较为熟知的，不再赘述。这里我们简单地解释一下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
所谓现象学的实践转向，是指与胡塞尔理论哲学相对的一种实践哲学意味下的现象学的发展。胡塞尔的哲学是具有理论化倾向的，他不仅把理论意识作为普遍意识，也把它当作第一位的。胡塞尔并非彻底否认实践学科的地位，只是认为实践学科是第二位的。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只有一般性的体验的纯粹理论是决定性的，而与个体之物相联系的特殊体验的个别描述和解释则是无足轻重的。他将体验纯粹理论的研究者与特殊体验描述的研究者，类比为自然研究者与地理学家或天文学家，“理论的自然研究者，或者说，在纯粹理论的、数学化思索关系中的自然研究者是用一种与地理学家或天文学家不同的眼光来看地球和星球的；对于理论的自然研究者来说，地球和星球自身是无所谓的，它们只是一些受万有引力作用的事物的例子而已”
。然而，自海德格尔的实存论开始，现象学就已经有了实践转向的意味在其中了，其中法国现象学列维纳斯、马赛尔、萨特、梅洛-庞蒂、利科、杜夫海纳等的“独特的解释”
，在现象学淡化理论色彩、转向实践领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纵观现象学运动，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曾经为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杜夫海纳的美学、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社会学、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学、德里达的解构学等提供了原动力，并发展出技术科学后现象学、学习现象学、感觉现象学、生态现象学、片段现象学、宗教现象学、语文学现象学、激进现象学、技术发生现象学等“新思想”，还影响了教育学、医学、精神病学、儿童科学、照料学等研究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它也会为我们构建重新从“旅游实践”出发的道路提供指引。
因此，意识现象学的纯粹旅游体验意识描述和构造，可用于重新定义“旅游体验”；以“符号学”为代表的（但不仅限于“符号学”）实践转向中的现象学方法，则是构建旅游研究新“话语”体系的最佳助手。
除了把握理论/实践现象学方法的差异性，我们还需要从旅游研究的目的出发，处理现象学方法和旅游研究的关系。这里的基本原则是，旅游研究需始终保持旅游现象的整体性不被任何学科瓦解。
旅游研究一直被看作一门综合性的研究，多学科的介入让旅游学科成为一种处于尴尬境地的多特征学科
，甚至让很多学者质疑旅游是否能够成为独立学科。如丹恩（Dann）等
质疑，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旅游研究是否需要统一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维特（Witt）等
认为，构建独立的旅游理论是不现实的，旅游研究将保持充满活力的、富于变化的、有时难免内部冲突的状况；皮尔斯（Pearce）
则坚持，主体旅游理论的缺失是内在的，而不是因为旅游研究处于早期阶段而造成的暂时现象。
旅游研究的复杂性在于旅游现象是“特殊—一般”的矛盾体。一方面，它有着众多特殊的表现，不仅是旅游者行为的反常，旅游者在旅途中所展现出与日常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的行为准则和精神状态，比如“倒错行为”，包括角色转变
、享乐主义倾向，以及旅游者“超脱自我”“伸展自我”“放松自我”的状态
等；还包括旅游对其他机构的影响，如博物馆、遗产、艺术等。另一方面，从旅游者的角度来说，旅游已经逐渐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现象
。
怎样把握旅游都可以，也意味着怎样把握旅游都会缺失整体性。以存在主义原真性的概念为例，它虽然是旅游研究中运用现象学方法的代表，但是它跳跃了“旅游现象”，瓦解了“旅游现象”，而把“旅游现象”默认为“本真存在”状态的同义语，从而无法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自圆其说
，也无法面对原真性只是一种幻觉的质疑
。现象学方法的应用不能只是拿来主义的术语替换，在旅游学科的研究中，牢牢把握住旅游现象的整体性
，是现象学方法研究的关键。正如莫里茨·盖格尔对艺术的揭示、舒茨对社会学的揭示、舍勒对伦理学的揭示、古尔维奇对心理学的揭示，等等。不处理好现象学方法，就无法打开旅游现象的整体性；遮蔽了旅游现象的整体性，就无法发挥现象学方法的最出色运用。这是展开研究的前置条件。
因此，研究不需要论述一种现象学理论，或者对比分析现象学家的不同思想及其关联，而是在研究展开的过程中，在把握旅游现象的整体性基本原则下，以一种方法之方法的方式应用现象学。本书对“旅游体验”的直观（第三章），对“旅游”语言的分析（第四章），对“旅游目的地”符号化的分析（第五章），对“与他人共在”的共主观性思考（第五章、第六章），以及贯穿研究始终的对“旅游世界”的游戏观态度等，始终采用了这样一种基本立场。
旅行在过去首先是集体性质的：迁徙、打仗、朝圣、逃难、转移，诸如此类。今天又回到了它的本义：群体迁徙。现在，假期被社会学家冠以别名——“季节性移居”，同时也被看作“消遣活动”。蓝色海岸的一处社交胜地的广告语则委婉表示：旅行是群体的孤独！大家都是旅客；留守的人反而变得特立独行。所有的人都在路上。旅行不再是心血来潮，而是受神秘的迁移规则左右。人情巨变：世人不再难离故土，反而欣然踏上旅程。
——保罗·莫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