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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语教育研究领域中对质化研究认识尚浅，应用也不广泛，量化研究仍占主流，因此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研究展开的理论根基，在本节中，笔者先详细比较分析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特点，特别是其各自的适用范围，然后再陈述本研究采用质化研究方法的依据，最后再就质化研究中和本研究相关的问题进行介绍，特别是对质化研究的抽样、推广性等具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根据哲学及认识论上的不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般可分为量化研究方法和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是将研究对象量化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重视使用数据来量化、测量社会科学中的现象和事物，通过对各种变量进行收集和分析，来建立反映有关变量之间联系的各类预测模型。量化研究采用数字来描述要研究的事物、现象，强调客观性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成果给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比较清晰、明确、概括、精确（风笑天，2009）。量化研究重视知识的客观性和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一般来说容易被读者接受，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吴芳(2013)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量化研究方法虽然有效，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想把所有社会现象、事件都做量化分析，强求使用唯一的量化分析方法是不可行的。
质化研究是在自然情境下，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观察、交流、体验与解释的过程(Denzin & Lincoln，1994)。昂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é，2007)这样定义质化研究：由访谈、观察、案例研究等多种方法组成，原始资料包括田野笔记、访谈记录、对话、照片、录音和备忘录等等，目的在于描述、解释事物和现象，以更好地理解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马尔科姆·泰特(Malcolm Tight，2019：145)指出质化研究把重点放在诠释意义上，以及对人（而不是非人类活动）的研究上，质化研究人员观察、参与、提问、倾听、记录和解释，以便理解所观察事物的意义。杰利·惠灵顿(Jelly Wellington，2015)认为，质化研究有几个重要特征：①通常是探索性的；②数据通常是在一个真实的、自然的环境中收集到的，通常很丰富，并且具有描述性和广泛性；③研究人员是主要的研究工具；④研究设计会随着研究进展而出现变化，这有时会导致焦点扩大或模糊，而有时会导致焦点缩小或尖锐化；⑤使用的典型方法通常是观察、焦点小组、访谈、文献收集等。中国的质化研究学者陈向明(2002)也做出了类似的定义：质化研究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使用归纳逻辑方法分析资料，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以上质化研究的定义和特征都反映出，质化研究是在自然的情境下从整体的高度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度探究和诠释的过程（文军、蒋逸民，2010：3），其着眼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间的互动关系来探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描述和诠释（陈伯璋，1989），质化研究避免使用数字来使社会事实简略化，重视对其进行深入诠释(Neuman，1997)。因此，在质化研究中，研究者需充分理解社会现象的不确定性，对研究对象保有高度的敏锐度，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密切互动，对要探究的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解（文军、蒋逸民，2010）。
质化研究侧重对社会现象的丰富描述，不依赖于已有概念，而是从数据中归纳、挖掘出概念，有助于发现已有研究中未被发现的概念。但是在质化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工具，是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主体，很容易因为所收集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的有效性而受到批判，同时也因为质化研究的研究对象通常样本较小，其概化能力和推广性经常受到怀疑。与此相对，量化研究者带着客位的、关于普遍性规律的允诺，他们很少关注事物的细节，有意不关注这种丰富的描述，因为这种细节打断了他们概括的过程（邓津、林肯，2007）。吴芳(2013)也指出，量化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宏观层面上，在对能够体现较强普遍规律的研究中，确实能够起到很强的说明作用，但是对于社会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对于那些注重个体独特性的研究可能就不太适用了。量化研究致力于建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但是量化研究过于强调统计方法上的严谨而会剔除一些变量，以致使真相产生缺失。这样看来，量化研究基于数字的研究结果虽然保证了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准确性不代表科学性。
像上面那样，有关质化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的优劣争论一直存在，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样的争论就要消亡，一是论据已经用尽，二是质化方法和量化方法非此即彼的两极化的讨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流行了(Bryman，1989;Martin，1990;Silverman，1985)。有学者认为无须特地为质化研究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做辩护，因为质化研究方法已经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中确立了下来，甚至在某些学科中成了主导方法(Denzin &Lincoln，1994;Silverman，1985)。在实际的研究中，是选择量化方法还是质化方法，要取决于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Alvesson & Sköldberg，2000)。对此，周宪、胡中锋(2015)也认为，质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而是要根据不同的研究来决定该研究方法是否可用，可用的程度如何等。
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我们不应以线性的思维方式，以一种研究取向及方法否定另一种研究取向及方法，而应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把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把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和局部性的分析研究结合起来，把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结合起来可以用来克服各自原有的不足，这一点很多学者已经说明过。下面来说明一下本研究不采用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原因。这里的量化研究是指按照量化研究法的抽样方法的基准，在全国各地选取大规模的研究对象，利用量表调查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行为的变化。但本研究却不适合采用这两种方法结合的研究方法，原因是本研究中的调查节点并非全部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有一部分是在和研究对象的日常接触中，发现在某个时间点上学习者的动机和行为有变化时，便会进行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机动性。基于这样的特征，无法确定调查的时间节点，而且每个学校的教学过程一定会有出入，学习者的动机和行为受到“刺激”的时间点自然也会有所不同，这样就更使实施调查的时间节点的设定变得困难，抓取不到学习者学习过程的变化的调查最终只会沦为形式上的量化研究，甚至在和质化方法得到的数据相左时，可能会误导数据的解析和判断。因此，本研究仅采用质化研究，这是由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决定的，质化研究方法能帮助笔者更好地达成研究目的。
至于本研究选择质化研究的原因，我们可以借助罗伯特·C．波格丹(Robert C. Bogdan)、萨利·诺普·比克伦(Sari Knopp Biklen)对质化研究的定义来进行说明，波格丹和比克伦详细解释了质化研究的内涵，我们可以根据此定义进行逐条对照，来揭示本研究选择质化研究的原因。
(1)质化研究以理解作为认识论的原则，目的在于对研究对象的个人经验和意义进行诠释。本研究聚焦学习者个人的日语学习动机和行为，重点在于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进行理解、诠释。
(2)质化研究强调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倾向于把要探究的事物放在其发生的具体场景和社会背景中去理解，并试图从整体上对其进行考察。在包含学习动机的学习者因素的研究中，量化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研究调查学习者因素中的几个因素或其与学习成果的线性关系，这样的做法割裂了学习者日语学习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整体主义”，不能揭示学习者日语学习的全过程。而本研究把学习者看成个体，从这些个体的整体出发对其进行研究，能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其日语学习的实际状况。情境主义在本研究中的体现是，现在开展日语教育的社会和人文环境多种多样，这些环境对学习者的影响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脱离了对学习者所处学习环境的研究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笔者在本研究中将紧密结合学习者所处的环境对其进行研究。
(3)重视研究对象的个体经验，每个研究对象都有特殊性，只有掌握了研究对象的解释，才能厘清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本研究关注的对象是一个个日语学习者，本研究展开的基础正是每个学习者的特殊性，对各个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进行“深描”，才能对其进行深刻理解，这不是擅长类型化、不重视个体特殊性的量化研究能够处理和解决的问题。
(4)强调研究的动态发展过程，社会生活是动态发展着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活动。本研究选取的日语学习过程中的学习动机和行为，便是动态发展着的，或由于学习者自身的心理发生变化，或随着学习内容的变化、时间的流逝或周围环境的改变等，学习者的学习会自然而然呈现动态发展的过程。
(5)以文本的方式呈现研究结果，从田野工作中收集到的资料形成的文本资料是诠释研究对象观点的根本。这一点说明了质化研究收集到的资料性质，而本研究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为开放式问卷调查、访谈、课堂观察等，这些属于文本资料，是理解、诠释日语学习者学习过程的基础。
(6)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具有反思性。这一点说明的是研究者作为研究工具参与到研究中，可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研究对象、研究结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是质化研究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须在研究、论文撰写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研究中的定位，并将其记录下来，以供读者参考。
(7)研究者使用多面的、反复的和同步的复杂诠释，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数据收集、分析到问题重构总是不断地循环往复的。本研究虽然紧紧围绕“动机和行为”这一主题，但是这一主题里的各项因素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彼此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在实际的数据收集过程中，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数据收集与分析同步进行，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从而进行修正，以保证收集到的数据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学习者的实际情况。
由以上可见，波格丹和比克伦揭示的质化研究的特征完全符合本研究的研究内容，能够帮助本研究达到研究目的、解决研究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质化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一个大学的日语学习者的事例作为研究对象，在较长时间里跟踪调查其行为发展的全过程，这属于质化研究中的个案研究。罗伯特·K．殷(Robert K. Yin)认为，个案研究不是方法论的选择，而是有价值的研究对象的选择。个案研究在日语教育领域虽然不陌生，但和质化研究一样，很多人并不认同，甚至认为这不是科学研究。为了让读者对个案研究有更好的了解，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学者对个案研究的定义。
莎润·B．梅里安(Sharan B. Merriam)把个案研究定义为对个案、现象、社会单位的集成进行的整体论述和分析(Merriam，1988)。
皮特·维索尔伦(Piet Verschuren)指出，案例研究是一种研究策略，本质上被认为是一种整体性研究，在自然情境中以开放式的方法观察，通过案例或子案例的分析比较、描述和解释错综复杂的群体属性、模式、结构或过程(Verschuren，2003)。
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认为，个案研究有以下特征：(1)它的方法是质化的，采用的是小样本；(2)研究是整体的、丰富的，是对某一现象的全面考察；(3)利用特定类型的数据（如民族志、临床、非实验、参与观察、过程追踪、历史、文档或实地研究）；（4)属于自然情境；(5)案例和背景、环境等融为一体，很难分离开来；(6)使用三角测量法，重视数据的多重来源；(7)考察单一样本的特性；(8)考察单一现象、实例的特性(Gerring，2007：17)。
詹·杜尔(Jan Dul)和托尼·哈克(Tony Hak)认为个案研究：(1)选择现实生活情境下的一个个案（单个案例研究）或少数个案（比较案例研究）；（2)以质化研究方法从这些案例中获得数据，对其进行分析(Dul & Hak， 2008：4)。
彼得·斯旺伯恩(Peter Swanborn)认为，案例研究指对某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在一个社会系统的范围内，或者在少数几个社会系统的范围内……在案例的自然情境中……通过在特定时期对该现象的监测，或者事后收集该现象在特定时期的变化趋势信息……研究者关注过程追踪……采用多种数据来源，主要的数据来源有可用的文档、访谈记录和参与式观察(Swanborn，2010：13)。
文军、蒋逸民(2010)指出，个案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在自然情境中对个案展开深入的探究，研究者广泛地收集与个案相关的数据，并且深入了解他或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然后再经分析、诠释，使其能够更清楚、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加里·托马斯(Gary Thomas)这样定义个案研究：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对人、事件、决策、时期、项目、政策、机构或其他系统进行的整体性分析，作为研究对象的案例是一类现象的一个个案，它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使人们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研究，并对案例进行阐述和说明(Thomas， 2011：23)。
马尔科姆·泰特(Malcolm Tight)认为，案例研究具有以下特征：(1)是对某一特定或若干案例的研究；(2)案例复杂且有边界；(3)在自然情境下开展研究；(4)进行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泰特还列举了案例研究的一系列优点。首先，案例研究是深入的、详细的和具体的，可以密切关注案例，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次，研究是全面的，旨在尽可能多地了解案例的特殊性。这与许多量化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量化研究往往侧重于一定范围内的变量，并将其简化。再次，案例如果具有代表性，那么即使是个案研究，实现研究推广性的可能性也会显著提高（尽管研究者可能仍然需要进行两个或者更多的典型案例研究来说服大家）。最后，个案研究的研究对象较有限，在研究者人数较少、各方面资源存在限制的情况下，研究也更具有可行性(Tight，2017)。
以上有关个案研究的定义和特征有以下共同点：(1)要对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所以研究对象一般是单个或一类现象的个案，其样本数量有限；(2)研究的案例要处于自然或现实生活的情境中，既非人为，也非实验；(3)重视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考察，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非割裂研究对象的各个特征。这些个案研究的特征和本研究要探究的现象完全一致：(1)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追踪整个学制内的日语学习者的动机和行为的变化，这是深入研究，在研究对象方面，本研究考虑到研究目的和各种限制因素的平衡，选择了一所院校的日语专业学习者和日语双学位学习者，样本数量相对有限；(2)本研究是在自然情境中对学习者进行研究，并不会进行人为影响或通过实验来获取数据；(3)本研究要考察的是学习者的整个学习过程，并不会有意剔除其中的某些因素，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在本研究中，众多日语教育机构中的1所大学的日语专业和日语双学位属于个案，众多学习者中的日语优秀学习者亦属于个案。
文军、蒋逸民(2010)还提出，个案选择的标准一般可考虑以下因素，这里用这些标准参照本研究，来逐一说明本研究确定研究对象的原因和合理性：(1)选择内在意义重要的个案，选择的个案要对人类或社会问题的解决有重要影响。本研究要考察日语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在这一现象中究竟何为“内在意义重要”？笔者之所以选择本研究问题，是因为笔者在日语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了日语学习者学习过程的多样性，同一个班级中，一定会有学习很好的学生，也有学习很差的学生，还有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学生。不仅笔者，恐怕每个有学习经历的人都会发现自己所在的班级会出现上述现象。那么既然都是从零起点开始学习，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需要做大量调查、获得大量数据，很显然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价值。那么为什么选择以理工科为主的华中科技大学呢？为什么不选择文科院校、农业院校、综合院校、师范院校等其他类型的学校呢？这个问题在下一节“抽样”中将详细讲到，即以理工科为主的华中科技大学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出的最好选择，这在下面的第2点中也有涉及。(2)选择资料丰富的个案，因为资料越丰富，就越能回答更多的研究问题，就越能把细节展现给读者。这一点也和第1点相关，要能够保证质化研究的生命线——深描，就必须选择资料丰富的个案。首先本研究选择的华中科技大学对笔者来说，能够得到研究对象最大程度的配合，笔者能从他们那里收集到比其他院校更加丰富的个案和资料。其次，本研究在给读者展现优秀日语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时，选择优秀学习者的依据除了日语学习优秀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需要有良好的自我监控能力并能够输出。以上都保证了本研究能够收集到丰富的数据，并将这些细节展现给读者，让读者真切地体会到质化研究的优点。(3)选择与当前个案相似的个案，这样可以把前一个个案中推出的理论应用到后一个个案中。(4)选择极端个案，极端个案能起到对既有理论的检验作用。(5)选择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个案，通过对这些个案的深入挖掘，可以找出现有理论中不能解释的部分。以上的第3点展示的个案选择过程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逐个对个案进行研究；第4、5点均是建立在有一定研究基础、对个案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才能够有的放矢，选择极端个案或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个案，但本研究旨在调查零基础开始学习日语的学习者的动机和行为的变化，需要从一年级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本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并不符合上述标准的第3、4、5点。
在质化研究中，饱受非议的一个问题便是研究对象的抽样问题。抽样是指根据研究问题而对研究对象进行选择的行为，一般有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两种形式。概率抽样是指在调查母体样本中的每个对象被抽中的可能性都一样，非概率抽样是指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方便或主观判断决定抽样方法。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中都需要使用抽样调查，量化研究强调使用概率抽样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根据样本的调查结果来推断母体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母体的特征。而质化研究主要通过非概率抽样方法来收集资料，样本相对较少，一般选择能够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Patton，1990)。文军、蒋逸民(2010：73)认为，“由于质化研究注重对研究对象（特别是他们的内在体验）获得比较深入细致的理解，因此一般选择的样本比较小”。陈向明(2002)亦指出，在质化研究的抽样中，研究结果的效度不在于样本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样本是否可以比较完整地、相对准确地回答研究者的研究问题。对于这两种抽样方法的优劣，陈向明(2001)归结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相互制约，若研究样本大，那么在相同的时间、人力和经费条件下获得的研究结果就会比较宽泛，而若选择的样本小，那么在相同条件下获得的研究结果就会比较深入。傅以斌(Bent Flyvbjerg)认为，大多数社会研究人员承认个案研究时最重要的是对要研究的一个案例或多个案例的选择，虽然选择的研究案例可能并不总是堪称典范，但就选择的理由必须给出解释并且使之有道理，以便已完成的案例研究能为其他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所使用(Flyvbjerg，2004)。
以上中外学者在长期的质化研究积累中，总结出了质化研究中样本选择（抽样）的原则：重视选择的样本是否能够解决研究问题，需要就样本选择原因做出详细叙述，以帮助读者理解或采用。
本研究中研究对象的母体集团是我国的日语专业学习者和日语双学位学习者，虽然学习者们所处的国内这一把日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社会环境大同小异，但是他们或来自综合性大学，或来自理工科为主、文科为主的大学，这些差异将导致学习者所处的班级的日语学习者的成员构成有所不同，而这种成员构成上的差异可能会对学习者的日语学习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强势专业是理工科为主的大学中，若日语系的招生方式为文理兼收，那么被调剂到日语专业的理科生一般较多，想通过转专业转出日语系的学生必定很多；在师范类院校中，虽然文科专业为强势专业，但在强势专业中依然有强弱之分，而且学生一般会选择师范类专业，而日语专业一般不是师范专业，于是被调剂到日语专业的学生中必定也有很多人转出到师范专业。在日语教学一线的教师们，一般有这样一个共识：日语专业有一个共同特点与院校类型无关，那就是几乎大部分高校的日语专业中，未选择日语专业的调剂生在班级所占的比例较高。虽然在现在高考招生方式改革的背景下，学生们越来越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所学专业，但可预见的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地会继续存在。因此，对这样的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显得非常有必要，但由于时间、精力和经费的制约，我们显然不可能调查全国所有不同类型高校的日语学生。那么我们应该选取哪个或哪些学校作为研究对象，才能解决我们的研究问题、达到研究目的呢？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整个学制内日语学习者的学习轨迹，重点是解析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不能兼具的时候，在以质化研究为主基调的研究中，深度比广度更重要。这里保证研究深度的条件是指能够长时间追踪研究对象，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得丰富多样的数据，而本研究建立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需要本人独立完成，要在质化研究中获得细节丰富的数据，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何况这分别是跨度4年和2年的研究，研究者必须和研究对象保持长久的信赖关系，才能够保证收集到的数据的“质量”，因此本研究仅选取了笔者当时就读学校的日语专业学生和日语双学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笔者在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上都具有优势，这些都为获得立体描述和深度诠释的数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研究的推广性是质化研究饱受非议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成果的推广性是评价一项研究的指标之一，一般而言，人们期待研究成果可以被应用于其他类似的个人或情境之中。在案例研究中，单个与一般的关系一直是争论的关键，这个问题也是质化研究所有讨论的问题中争议最大的(Bassey，1981;Kennedy，1979)。对质化研究推广性的争议的一种常见反应是，对同一主题进行单个推广性案例研究的积累，以识别其相似性和差异性。大卫·格林(David Greene)、简·L．大卫(Jane L. David)也认为，从多个案例研究（在由一个多案例研究设计提供的结构中）得出的结论有良好的归纳逻辑(Greene & David，1984)。因此，多案例研究设计提供了一个明显可接受的策略，用于从案例研究结果中归纳总结。对于案例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艾伦·E．凯斯丁(Allen E. Kazdin)的策略是依据时间顺序对案例进行评估，以及积累多案例研究(Kazdin，1981)。前面也提到过，泰特认为，如果选择的案例具有代表性，那么即使是个案研究，实现研究推广性的可能性也会显著提高，尽管研究者可能仍然需要进行两个或者更多的典型案例研究来说服大家(Tight，2017)。拉里·M．杜利(Larry M. Dooley)也认为，通过案例研究构建理论（推广性能力的最高象征）很困难，但是有可能：“从案例研究的角度来看，理论构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案例研究一般不能被很好地推广或预测。开展案例研究的研究者通常对特定现象感兴趣，并希望完全理解它，且不通过控制变量，而通过观察所有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来达到目的。这个单一的观察可能形成一个理论的开端，这可能会激发研究者在另一个案例中研究同一现象，然后一个接一个地研究（都是单独研究单案例）或在案例间研究（跨案例分析），理论由此成型。”(Dooley，2002：336)以上都说明了要实现个案研究的推广性，多案例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本研究即多案例研究，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力争收集到以深度为主，并兼具广度的数据。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即使是单个个案也具有推广性。个案研究被定位为科学方法论的一部分，戴安妮·沃恩(Diane Vaughan)主张：“如果由某一个案例研究产生的一个理论概念能够导出分析、确凿的证据、充分的思索和反驳，那么这个个案研究也许能导出所有的理论概念。”(Vaughan， 1992：175)也就是说，个案也有推导出具有推广性能力的一般性结论的可能性。另外，个案研究最大的意义在于把研究对象的丰富细节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罗伯特·E．斯特克(Robert E. Stake)、黛伯拉·J．特朗布尔(Deborah J. Trumbull)把它称为自然的推广性，即个案研究的读者会把自己代入其中，更加深入了解个案研究中的对象(Stake &Trumbull，1982)。玛格丽特·桑德洛夫斯基(Margarete Sandelowski)认为，不能将推广性作为量化研究的专有物，必须把“推广性”一词从质化研究中舍弃。我们印象中的或者追求的“推广性”是在量化研究中通过使用抽样等方法提高外在效度而得到的(Sandelowski，2000)。而在以个案研究为主的质化研究中，有可能实现从一个案例到另一个案例的个性化叙述的推广性(Lincoln & Guba，1985;Stake & Trumbull，1982)。否定个性化叙述推广性的存在和价值，意味着否定所有从实践科学个案中得到的结论。个案中潜藏的推广性是构建假说、验证理论的基础和方法。也就是说，从个案研究和质化研究中产生的推广性，可以构建、验证、改良和反证理论命题和假设(Eisenhardt，1989)。本研究把从个案研究中导出的结论与已有理论进行对照，以达到验证、反证、补充理论的目的。
文军、蒋逸民(2010)在总结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研究者可以采用以下3种方法来帮助读者判断、决定是否把研究成果普遍应用于其他个案或情境中：首先，研究者要对研究对象和情境进行充分的描述，以供读者判断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是否与自己类似；其次，研究者选出来的个案是否代表调查的普遍现象；最后，运用多个案的研究设计，应该进行个案交叉分析。以上这些方法有助于增强个案研究的推广性，个案研究成果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被推广的，并不局限于个案本身，它的推广意义比个案本身的研究意义大得多。
本研究在分析日语专业学习者的学习轨迹时，采用质化叙述性研究方法；阐述优秀学习者的学习轨迹时，结合采用个案研究和质化叙述性研究方法；进行日语双学位的整体分析时，采用修改版扎根理论。下面一一介绍本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的概要。为了便于和研究问题进行对照，针对各研究问题的详细分析方法将在相应的章节里再进行介绍。
（一）质化叙述性研究方法
质化叙述性(qualitative description)研究方法虽然是看护学领域普遍使用的研究手法之一，却很少被提及（北素子・谷津裕子，2009）。桑德洛夫斯基(2000)指出，质化叙述性研究方法是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描绘事件的发展，能最大限度地忠于原事件，是受已有理论和哲学基础干扰最少的研究方法(Sandelowski，2000)。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质化叙述性研究方法没有特定的理论和哲学基础，是一种“解释少、推论少”的叙述方法（北素子・谷津裕子，2009：28）。本研究的研究对象较少，很难从研究结果中得出推论，因此在分析每个学习者的日语学习轨迹时，只呈现从开放式问卷调查和学习日记等中收集到的数据，不进行过多解释和推论。
质化叙述性研究方法的数据收集主要关注相关事件体验中的“谁”“在哪里”“干什么”，即事件或体验的基本性质和状态。本研究的数据收集着眼于“日语学习者”（谁）、“不同的日语学习阶段”（在哪里）及“当时的学习动机和学习行为”（干什么）。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判断该研究方法契合本研究。
此外，关于质化研究中的计数问题，桑德洛夫斯基指出，在数据分析中，必然要计算从复杂数据中生成的研究对象的数量，此时计算的最终目标并非采用统计方法来处理数据，而是通过简单地计数来找出数据的类型和规则(Sandelowski，2000)。在本研究中，为了探究日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的类型和规则，有时也会根据需要使用计数方法。
（二）修改版扎根理论
在本研究中，记录日语双学位学习者的学习轨迹的变化时，采用修改版扎根理论（Modified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以下简称M-GTA）。这个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人的行为，特别用于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变化的动态说明。由于学习动机具有过程性，且在学习者和教师、学习环境等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契合此理论的应用特点，故采用此理论。
具体来说，本研究采用M-GTA的理由如下：
(1)M-GTA 保留了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Approach，简称GTA）的基本特性，但不必把数据切片来提取、分类，这样能大幅简化繁杂的数据处理工作，更易上手。
(2)M-GTA和GTA一样，涉及人类行为的预测和说明，但是M-GTA仅用于限定的范围内。本研究的日语双学位学习者仅为非专业日语学习者的一小部分，得出的研究结果仅用于限定的范围。
(3)M-GTA适用于将重点放在人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具有过程属性的现象，有助于发现问题，继而寻找解决办法，使研究结果服务于人和社会。学习动机是与周围的人和社会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同时具有过程属性。探讨日语学习者动机的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启发日语教师的教学和改善日语学习者的习得。
M-GTA的具体分析方法如下：
(1)对照分析主题和分析焦点，聚焦有关数据，将这些数据作为原始事例，创建能解释说明这些事例的概念。
(2)创建概念时制作分析工作表，填写概念名、定义、原始事例等。
(3)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概念，根据各个概念逐一制作分析工作表。
(4)同时从数据中找出各个概念的具体事例，在工作表中追加填写。如果具体事例较少，则可判断此概念无效。
(5)生成的概念还通过相反事例等来比较验证，以免有失偏颇。将结果填入分析工作表的理论备注栏中。
(6)接着分析概念间的相关性，制作关系图。
(7)最后生成由多个概念组成的大类，再根据各大类之间的关系总结分析结果，简要概括故事主线，进而制作结果图。
在分析日语双学位学习者学习开始后的动机和行为的变化时，具体如何应用这种研究方法，将在第五章第二节中进行详细说明。
质化研究中的内省是指作为研究工具的作者，批判性地内省自身给研究对象及研究结论带来的影响(Denzin & Lincoln，2000)。马丁·哈默斯利(Martyn Hammersley)、保罗·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认为，我们要研究世界，就无法回避自身，而这种回避也没有必要。研究者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和中立，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对研究的影响(Hammersley &Atkinson，1983)。邓津、林肯(2018)强调，反身性写作策略能让研究者反观自身，来审视其存在或立场会在他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反身性写作策略涵盖：说明研究者在研究中的身份，说明研究者的这一身份如何给研究对象带来启发性或者盲目性，说明研究者如何被引入所研究的问题。这样的讨论是非常有用的写作策略，因为这一看法认可研究者与研究的紧密联系，也认可研究者同其研究及研究过程的关系，都会影响研究结果。这些学者同时认为，能够反思自身立场的研究者能够为研究结果提供值得信赖和诚实的数据。
在本研究中，笔者不仅作为研究人员，还作为学习者的顾问（不参与成绩评价等利益相关）与研究对象接触。在这里，首先阐述一下以日语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的调查中笔者的立场。笔者所在大学的日语专业的班主任由研究生担任，笔者利用这一制度，担任了2011年入学的日语专业学习者的班主任，对学习者在生活上、学业上（并非指具体的日语知识）遇到的困难进行答疑解惑，给出建议。在以日语双学位学习者为对象的研究中，为了获得他们对本研究的配合和对笔者的信赖，以收集到更真实、更丰富的数据，笔者承诺给他们提供相关学习资料和日语学习的建议，不可否认，这有可能会对学习者产生影响。为了尽量获取学生在自然状态下的数据，在调查过程中笔者不仅要极力回避自身可能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还要认识到自身在本研究中的存在，在调查过程中积极审视研究者自身对研究对象、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并通过文字向读者进行描述。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只有在调查中才会显现出来，因此本研究中笔者的定位和自省将在介绍研究结果后的第六章第三节第二小节中详细分析。
质化研究中的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validity)是质化研究饱受争议的另一个方面。信度是采取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指测验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文军、蒋逸民(2010)总结道，目前质化研究领域中的大部分学者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即质化研究中不讨论信度问题。原因在于，信度这个概念来自量化研究，指的是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而质化研究是高度个人化的，是将研究者作为研究的工具，每一个个案都有其特殊的脉络，强调研究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因此，量化研究意义上的信度概念不适合质化研究的实际工作情况，对质化研究没有实际意义。本研究的质化研究中，同一学习者的某一学习阶段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不可能在不同时间对同一学习者进行测量，其结果还会保持不变，本研究要测量的学习动机本身就是动态性发展的，可见在本研究中谈论信度是无意义的。
效度即有效性，它是指测量工具或测量方法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事物的程度，一项研究所得的结果必须能解决研究问题才是有效的，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内容越吻合，则效度越高；反之，则效度越低。本研究中，由于可参照的研究有限，综合了既有研究、和研究对象接触中的发现、后续访谈等方法来使调查收集到想考察内容的数据。质化研究的特点之一为收集数据与分析数据同时进行，当收集到的数据不充足或不完备时，笔者会及时通过后续访谈来弥补，不会发生调查研究结束后，进行数据分析时才发现收集数据的方向不对或数据不完善的情况。也就是说，效度在本研究中能够得到保证，读者可通过书稿后的附录及论文中的相关说明进行确认。
质化研究发展到现在，各个领域的专家各自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评价基准。关于质化研究论文的评价基准，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笔者认为最全面的当属关口靖广的评价基准（関口靖広，2013）。关口靖广参考了英国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的教育社会研究学科教授哈默斯利的研究(Hammersley，1998)，提出了质化研究评价基准的5条建议。
(1)三角测量
质化研究需要采用具有多面性的多元方法。三角测量方法是将多种方法、经验资料、视角、观察者组合起来使用的研究方法。它能使研究显得更加严密、发散、精致、丰富、有深度(Flick，1998)，是为追求事物的真实性而做的努力。关口靖广指出，“在研究报告书中得出重要结论时，如所采用数据是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并经过三角验证的，则其结论将非常有说服力”（関口靖広，2013：216）。诺曼·K．邓津(Norman K. Denzin)指出，三角验证有如下4种形式(Denzin，1978)。
①数据三角测量
本研究采用访谈、开放式问卷调查、课堂观察、日常调查表、学习日记等方式来收集数据。采用不同路径获得的数据，能从不同侧面验证数据的真实性。例如，学习者A15在开放式问卷调查中写道：“想转专业，对日语不感兴趣。”(2011-10-12)，此时是日语学习开始1个月后，他认为自己不喜欢日语。从当时的日常调查表中可以看出，他在课外未进行日语学习。在课堂观察中，笔者也注意到A15的态度和刚开学时截然不同，态度极为消极，和任课教师无任何互动。从日常接触中，笔者得知他已经在做转专业准备。这样通过日常调查表、课堂观察、日常接触得到的数据，验证了A15在开放式问卷调查中的回答，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
②研究人员三角测量
这是指通过增加多个研究人员和评价人员来提高质化研究的质量。在本研究中，增加研究人员的途径是行不通的。但本研究在进行过程中，通过参加研讨会等形式得到了相关领域学者的指导和肯定，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质量。
③理论三角验证
理论三角验证是指，在解释一组数据时使用多种理论框架。本研究的主题学习动机具有多面性，各个侧面也衍生了相关理论，在对数据进行解释说明时，将用到自我决定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和归因理论。
④分析方法三角验证
分析方法三角验证即采用多种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问题。本研究的对象分为日语专业学习者和日语双学位学习者，研究问题共设定了4个。在解决这些研究问题时，仅用一种分析方法是不充分的，本研究采用了两种分析方法。本研究把研究对象即日语专业学习者和日语双学位学习者各看作案例来进行个案研究。具体来说，在描写日语专业学习者的日语学习轨迹时，使用质化叙述性研究法；在日语双学位学习者的研究中，从研究对象那里收集到的数据不足以利用质化叙述性研究法来描述每位学习者的日语学习轨迹，因此采用了更加合适的M-GTA来分析学习者动机和行为的变化过程。
(2)长期的数据收集
这个评价基准是为了防止被研究对象的短期行为所迷惑而收集到带有偏见的数据。质化研究者们往往研究自然的事物状态，从人们赋予事物意义的角度出发，试图理解或解释现象(Denzin & Lincoln，2000)。也就是说，质化研究追求在自然状态下对研究对象的观察。要了解研究对象在自然状态下的活动，自然不能让研究人员的介入（如课堂观察等）导致研究对象的活动和平时不同（想要好好表现或有外人在不敢表现等），从而收集到不准确的数据。为了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需要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进行数据收集工作，因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研究对象的活动和他在自然状态下的活动最为接近，观察时间越长便越能获得准确的数据。南博文(1991)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保持长期的联系，因为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的了解程度关系到质化研究的生命线——“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质量好坏。本研究的调查时长分别为日语专业学习者4年，日语双学位学习者2年，长期的调查收集到的不是学习者的一时状态，而是在自然状态下的数据。特别是对日语专业学习者来说，在第一阶段的调查中每周以1—2次的频率进行课堂观察和日常接触，以期收集到自然状态下的数据。在日语双学位学习者的调查中，笔者在进行课堂观察时，为了不被学习者发现而偷偷潜入课堂，以期观察到自然状态下的课堂。
(3)连续性数据收集
这个评价基准和长期的数据收集有部分重合。关口靖广指出，研究对象的内在自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持续的观察、访谈来获取。预设研究对象会发生某种变化，需要长时间地、持续性地收集数据来捕捉这种变化，这也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関口靖広，2013）。本研究以学习动机的变化为前提条件，结合日语学习特点来确定相应的调查时间节点，最终明确了其变化的轨迹。具体来说，对日语专业在开始日语学习前、50音学习后、期中考试、学期初、学期末等时期，对日语双学位在开始日语学习前、学期中、第一学年结束时、双学位课程结束前等时段进行了调查。
(4)案例选择基准的检查
对此问题，在前文的“质化研究中的抽样”中已经专门涉及，此处再次对质化研究及本研究中的案例选择基准进行重申。能否理解要研究的现象取决于恰当的案例选择(Patton，1990;Yin，2017)。关口靖广认为，为了提高效度，有必要对调查地，研究对象的选择方法、特征等进行详细汇报。与为追求结论的推广性而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的量化研究不同，在质化研究中一般采用契合研究目的，且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到有用信息的目的性抽样方法（関口靖広，2013）。邓津、林肯指出，案例的选择不一定拘泥于代表性，而应该确保多样性；但在我们充分讨论案例的典型性之前，更应该看重其是否容易接触，以及对调查的配合程度，等等(Denzin & Lincoln，2000)。也就是说，如果找到愿意长时间配合调查且有代表性的案例，那是最理想的，但是在这些条件不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应该首先考虑能够配合调查的案例，这样才能收集到质量更好的数据。而且就本研究的研究内容来看，无从知道哪所大学的日语学习者更具有代表性，甚至可以说“代表性”一词在本研究中是没有意义的。本研究以笔者母校的日语学习者为对象，对于笔者来说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心理上均占有优势，能得到研究对象较好的配合，收集到质量更好的数据。
(5)对反面事例和变异事例的积极探索
研究人员不仅要汇报符合假设的案例，还要汇报其中的反面案例和变异案例，并且需明确阐述在分析论点时是如何处理这部分反面案例和变异案例的，由此可提高论文的效度和说服力。本研究虽然会根据学习者的特点将其类型化，但同一类型的学习者中也不存在学习轨迹完全一致的学习者。因此，笔者在说明研究结论中学习者的特征时，即使不是反面案例、变异案例，只要发现与类型化后的小组特征有不一致的案例，也会进行记录。
此外，还有“作为‘数据收集工具’的研究者自身的检查”和“提高可靠性的记述和记录”。作为研究工具的研究者，即使想回避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困难，因此研究人员应在报告中注明自己在调查活动中承担的角色、所做的工作，让读者自行判断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这一点在上述的第三章第三节第七小节“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中已详细阐述。在“提高可靠性的记述和记录”中，质化研究人员经常使用的评价基准是“深描”。西条刚央指出：“深描是为了让意思显现出来的必要描述，不是随便重复记述就可以的。”（西條剛央，2007：26）具体来说，“为了让意思显现出来的必要描述”是指，“全面地记录某行为或事件形成的具体状况、上下文及其经过（包括短时间的小故事），读取其内涵的意义构造”（南博文，1991：47）。在本研究中，特别是对日语专业学习者的调查中，为了把握学习者个体在各学习阶段的动机和行为，除了研究动机和行为的数据外，还应结合学习环境（如主要科目的教师有无变化、有无留学计划）、学习整体状况（如学习内容的多少、有无考试）等来综合分析，使得日语学习者的学习状况得以详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