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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评价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201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的讲话中指出：“希望大家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正做到心系群众、热爱群众、服务群众。”
范仲淹是一位曾担任过右司谏、右谏议大夫，又担任过睦州、越州、杭州知州的外省籍官员。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山东长山县朱氏，遂更名朱说。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苦读进士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宋康定元年（1040），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宋庆历三年（1043），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宋皇祐四年（1052），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年六十四。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的祖先范履冰，原来是怀州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人。《宋史》记载：“其先邠州人也。”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后来全家迁徙到江南定居，于是成为平江府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立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两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长山县朱文翰，他改姓朱，名说。他少时就有志气，奉行操守。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家世，感到很伤感，于是就流着眼泪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依从戚同文学习。他昼夜不停地刻苦学习，冬天读书十分疲乏时，就用冷水浇脸；有时无东西吃，甚至不得不靠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他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他把母亲接来奉养。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后，就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
范仲淹后又监泰州西溪盐税，升为大理寺丞，移监楚州粮料院，因母亲去世离职。晏殊知应天府时，听说范仲淹很有名，就召请他到府学任职。在这期间，范仲淹上书皇帝请求选择郡守，举荐县令，斥逐游散懒惰之人，裁汰冗员和不安本位的人，慎重选举官员，安抚将帅，这封上书长达万余字。服丧期满后，由于得到晏殊的举荐，担任秘阁校理。范仲淹通晓《六经》，精通《易》学，学习经学的人大多向他请教，解决疑难，他手捧经典为有疑者答疑解难，不知疲倦。他曾经用自己的俸禄供养四方游学之士，而自己和儿子却要轮换穿一件好衣服才能出门，范仲淹始终泰然处之。每当他激动地谈论天下大事时，往往奋不顾身，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于律己，崇尚品德节操，就是从范仲淹倡导开始的。因而，《宋史·范仲淹传》评论道：“（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天圣七年（1029），章献太后将在冬至日接受朝拜，仁宗皇帝也准备率领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上疏详细地论述了这件事，并且说：“在内宫事奉亲长，自当有家人礼仪，但在朝廷上皇帝与百官一起站立，来朝拜太后，不能够成为后世的规范。”又上疏请求章献太后将朝政大权交还仁宗，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宋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调任河中府通判，后又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当时，朝廷正在建筑太一宫和洪福院，并在陕西征购木材。范仲淹见此情景说：“昭应宫、寿宁宫已毁，上天的惩戒刚刚过去不久。现在又大兴土木，浪费百姓财产，这不是顺乎人心、合乎天意的做法。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平常年份征购木材的数量，来蠲免百姓长期以来所承担的负担。”又说：“受到恩宠的人大多是皇宫里直接降敕授官，这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这些建议虽未受纳，但仁宗皇帝认为范仲淹是一位忠诚之士。
宋明道二年（1033），太后去世，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朝廷提任右司谏。这时议政的官僚们大多揭露章献太后听政时所干的事情，范仲淹却说：“太后接受先帝的遗命，调养保护陛下十多年，应该饰掩她的小过，来成全太后的美德。”仁宗皇帝为此诏谕朝廷内外，不准擅自议论太后听政时的事情。当初，章献太后立下遗旨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范仲淹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为保护抚育皇帝有功而代替皇帝立太后的。现今一位太后去世了，又选立一位太后，天下人恐怕要怀疑陛下一天也离不开母后的扶助了。”
这年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和旱灾，江、淮、京东这些区域灾情尤其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派遣官员前往灾区察看灾情，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就问宋仁宗说：“宫廷里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情形会怎么样呢？”仁宗皇帝显得十分难过，于是派遣范仲淹去安抚江、淮地区的灾民。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济民，并且禁止灾区老百姓过多的祭祀活动，奏请朝廷免除庐州、舒州上供的折役茶、江东的丁口盐钱，并且向仁宗皇帝逐条陈述了救治朝政弊端的十件大事。
恰巧这时，郭皇后被废，范仲淹率领谏宦、御史跪伏在阁门前争谏此事，但没有得到皇上恩许。第二天，范仲淹准备留下百官会集宰相在朝廷上再次谏争，当他刚走到待漏院时，朝廷下达诏书，命他出任睦州知州。
景祐元年（1034）正月，四十六岁的范仲淹从京城出发，沿颍、淮而下，四月至睦州任所梅城（今浙江省建德市、桐庐县一带）。这是范仲淹第一次被贬。
范仲淹在《谪守睦州作》一诗中表达了自己被贬的心境。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
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佳。
圣明何以报，没齿愿无邪。
在《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记录了自己赴任遭遇风波的险境。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
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
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一棹危于叶，傍观亦损神。
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虽然被贬谪而来，但他与一般文人不同，不消沉怨叹，不患得患失，而是把个人生死进退置之度外，忧国忧民。他在任上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留下了许多诸如关心百姓疾苦、兴学育才、兴修水利、赈灾救荒、改善民生等不朽政绩。
梅城位于新安江、兰江、富春江汇合处，背靠乌龙山，面对三江口，常有水患。范仲淹主持修筑了南北相连接的堤坝，并疏浚梅城西湖等水利设施。
他任睦州知州不久，就立即与地方上的读书人商议，拨出公帑，专门在风景优美的乌龙山的梅城庙学原址上创建了睦州历史上第一所书院——龙山书院。为了解决教师问题，他特地给当时的著名学者李觏写信，聘请他来主持睦州府学和龙山书院的讲席。李觏接信后果然践约来到睦州，担任教职。他本人也时常来此讲学，与青年学子一起研究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有时也兼论时政，这对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由此也揭开了睦州教育的新篇章，有力地提高了山区人民的文化水平。
唐朝时在富春江畔就有严陵祠，后祠庙损坏。范仲淹钦佩严子陵，在上任乘船过富春江严子陵隐居处时，重建严子陵祠，还深情地写下《五绝》一首：
子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
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
范仲淹到梅城任知州后不久，便专程来到七里泷，寻访严子陵的遗迹及其后裔，并下令在东台山麓为严子陵建祠堂，免除其四家后裔的赋税和劳役，要他们管好严子陵祠堂的事务，并亲自为之撰写了《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曰：“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景祐元年（1034）六月，范仲淹移守姑苏主持治水工作。虽然范仲淹在睦州只待了两个月时间，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诗文，有相当一部分创作于睦州时期，其文学创作激情令人拍案称奇。
睦州在北宋时期属两浙路，今浙江省桐庐、建德、淳安等地都归属睦州管辖，临近杭州。境内河流纵横交错，富春江、新安江、兰江交错流过，秀丽灵韵；山势连绵，或峻拔奇伟，或清新悦目。风景之美，早已闻名天下。
范仲淹在《潇洒桐庐郡十绝》表达了他对睦州的热爱。
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
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
潇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
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潇洒桐庐郡，全家长道情。
不闻歌舞事，绕舍石泉声。
潇洒桐庐郡，公余午睡浓。
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
潇洒桐庐郡，家家竹隐泉。
令人思杜牧，无处不潺湲。
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
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
潇洒桐庐郡，千家起画楼。
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潇洒桐庐郡，清潭百丈余。
钓翁应有道，所得是嘉鱼。
潇洒桐庐郡，身闲性亦灵。
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黄庭。
潇洒桐庐郡，严陵旧钓台。
江山如不胜，光武肯教来？
他曾在《与晏尚书》的书信中对睦州的山水赞不绝口。书曰：
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谁谓幽遐，满目奇胜。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浊一清，衢江浊，歙江清。如济如河。百里而东，遂为浙江。渔钓相望，凫鹜交下。有严子陵之钓石，方干之隐茅。又群峰四来，翠盈轩窗，东北曰乌龙，崔嵬如岱。西南曰马目，秀状如嵩。白云徘徊，终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唯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从事，俱富文能琴，夙宵为会，迭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
宋景佑元年（1034），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苏州发生水灾，百姓的田地无法耕种，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他招募民众兴修的水利工程，还没有完成，就被调任明州知州，转运使向朝廷上奏，暂时留下范仲淹完成水利工程，得以批准。朝廷提升范仲淹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回京城，判国子监，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宋景佑三年（1036），吕夷简执掌朝政，被任用和得到提拔的人大都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向宋仁宗呈上一份《百官图》，指着图上百官升迁的次序说：“像这样的是循序升迁，像这样的是不合次序的升迁，循序升迁是公正的，越序升迁是不合理的，完全是私意。况且天子近臣的提拔和黜降，凡是超过一定限度的，也不应该全部委托宰相处理。”吕夷简很不高兴。有一天，在讨论建都之事时，范仲淹又说：“洛阳地势险要，城池坚固，而汴京却是四面攻战之地，天下太平时皇上可以居住汴京，但一遇战事皇上必须居住洛阳。因此应当逐步地扩大洛阳的储备，修缮洛阳的宫室。”仁宗皇帝问吕夷简，吕夷简说：“这是范仲淹迂腐空疏的言论。”范仲淹于是写了四论上呈宋仁宗，大都是指斥当时朝政的言论，并且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不怀疑母舅家，因而导致了王莽篡国之祸。我担心今天也有张禹这样的人，破坏陛下的家法。”吕夷简愤怒地向宋仁宗诉说：“范仲淹离间陛下和我们的关系，他所任用的人，都是他的同党。”范仲淹对此极力反驳，言辞急切，因此被罢官而降任饶州知州。
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宰相旨意，奏请宋仁宗把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写出来，在朝廷上张贴公布。于是秘书丞余靖上书说：“范仲淹因为一句话得罪了宰相，就立即加以贬斥流放，何况他前次所议论的是关于陛下母子夫妇间的事，陛下都已经宽容了他呢。我请求陛下追回并修改前道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而且范仲淹还曾经向朝廷推荐过自己，愿意和范仲淹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因为高若讷身为谏官，但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就写信责备他。因此，这三个人都因为范仲淹一案而遭贬。第二年，吕夷简也被免除了宰相之职，从此关于朋党的争论就开始了。范仲淹被贬离开朝廷，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他辩白举荐。仁宗对宰相张士逊说：“过去贬谪范仲淹，是因为他密奏请求立皇太弟的缘故。现在他的同党这样称赞举荐他，怎么办？”于是，宋仁宗再次下诏警告不准互结朋党。
范仲淹担任饶州知州一年多后，被调任润州知州，不久又调任越州知州。
宋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范仲淹遭贬到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任知州。这次来越州任知州，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到今浙江省域担任地方官。他在越州任职时间并不长，前后大约为一年半，虽然短暂，但他在兴办教育、关心人民疾苦、体恤贫弱孤寡、减轻人民负担方面仍做了不少好事，政绩卓著，在绍兴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所做的几件事，永远为当地百姓所铭记。此外，他在任上极力宣扬“清白而有德义，可为官师之规”。
其时，越州府署所在地为卧龙山（即今府山），山之南麓岩壁下面原来有一口久被湮没废弃的古井。范仲淹曾听人说起过，也怀着好奇心。于是在某一天的政事之余，在蔓密深丛间寻觅，结果很幸运地寻到了，他十分高兴，立即派人除去井边的杂草，掏尽井中的淤泥，经过一番整治，古井开始呈现出以往的优良本质——“泉清”而“味甘”：“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咀轻冰，凛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由此可见，这口泉井确实是好：夏天酷热时，饮用此水好像在吃冷饮，甚至觉得有点太冷了；而在严寒的冬天，如果太阳一照，则又成温水，饮下去令胃很舒服。大家纷纷要求范仲淹给这口好井起一个吉祥的名字，范仲淹考虑了一会儿，他感叹于当时官场混浊，吏治腐败，遂将此井命名为“清白泉”，借以表明自己“清白而有德义，可为官师之规”的从政之道。大家听后一致拍手叫好。范仲淹听大家说好，心情自然也是高兴，于是又派人在井旁构筑凉堂，并命名其为“清白堂”，作为他视事和会友的场所。他还借景抒怀，特地写了一篇三百余字的《清白堂记》。文曰：
会稽府署，据卧龙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莱阁，阁之西有凉堂，堂之西有岩焉。岩之下有地方数丈，密蔓深丛，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辟之，中获废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观其好恶，曰：“嘉泉也。”择高年吏问废之由，曰：“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后汲。视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渊然丈余，绠不可竭。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咀轻冰，凛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其或雨作云蒸，醇醇而浑。盖山泽通气，应于名源矣。又引嘉宾，以建溪、日铸、卧龙、龙门之苕试之，则甘液华滋，说人襟灵。
观夫大《易》之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谓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可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宝元二年月日记。
这篇著名的《清白堂记》在记述清白泉及清白堂由来的同时，还在“清白”两字上大做文章，借古喻今，借“井德”喻“官德”，大力宣扬“所守不迁”“所施不私”的为官之德。所谓“所守不迁”，其意义即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信守不移；“所施不私”，即清正廉洁、不徇私情。这不啻为当时贿赂成风的官场伸张了正义，也为往后乃至当今的为官之人开出了一剂道德修养的良药。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三月，知邓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范仲淹赴杭州任知州，时年六十一岁。当时的杭州，地处于“江海上游”，为“东南巨屏”，经济和文化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非常富丽的人间天堂。除柳永词《望海潮·东南形胜》歌咏外，还如大文豪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所赞美的：
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可谓盛矣！
范仲淹认为，自己能到这样的重地来做官，责任重大，“为荣极深”。虽然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仍“抱公忠之节”，始终不敢忘怀忧国忧民的事，继续为杭州百姓办实事、好事，体恤民情，积极有所作为。
西夏李元昊反叛，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后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恰逢夏竦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朝廷提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来担任夏竦的副手。吕夷简再次担任宰相，宋仁宗劝告范仲淹消除对吕夷简的怨恨。范仲淹叩头回答说：“我以前所议论的都是国家的公事，对吕夷简本人并没有怨恨。”
延州周围各要塞大多失守，范仲淹主动请求前往延州，被升为户部郎中兼任延州知州。以前，朝廷诏令规定将领分别统辖边境驻军：总管统辖万人，钤辖统辖五千人，都监统辖三千人。遇到敌人侵略而要抵御时，官品低的将领需首先出击。范仲淹说：“对战将不加以适当选择，而只以官品的高低来作为出阵的先后，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普遍检阅本州军队，得到一万八千人，并分为六部，每位将领各自统领三千人，分部训练士兵，根据敌军的多少，派遣他们轮流出战抵御敌军。当时塞门、承平各要塞已被废弃，范仲淹采纳种世衡的计策，修筑青润城来扼杀敌军进犯的要冲，大兴农田水利，并且开放民间贸易，以便边民互通有无。又因为老百姓远路输纳赋税过于劳苦，他上奏请求将鄜城建成军事基地，让河中府同州、华州的中下户就近送缴税租。每年春夏两季调集军队就地取得给养，可以节省十分之三买粮开支，这还不包括其他开支节省的费用。宋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
第二年正月，仁宗皇帝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说：“正月塞外天气十分寒冷，我军露宿挨冻，不如等到春天深入敌境，敌军马瘦人饥，凭我军的势力容易制服敌军。况且我军边防守备逐渐加强，出师纪律严明，敌军虽然猖獗，必然会被我军的气势所镇服。鄜州、延州与灵州、夏州十分接近，而这是西羌的必经之地。我军只要按兵不动，观察他们的破绽，请皇上允许我用恩惠和诚信来招纳他们归附。否则的话，情义断绝，我担心要罢兵休战就会遥遥无期。如果我的这个计策不能达到目的，也应当发兵先夺取绥州、宥州，占据险要之地，屯兵营田，作长久作战的打算，那么茶山、横山的老百姓，必然会带领全族前来归顺。要开拓疆界抵御侵略，这是上等的策略。”仁宗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范仲淹又上奏请求朝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逐渐招回流亡在外的百姓，加固堡寨的屏障，使敌情侦察畅通，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于是羌族和汉族流亡在外的百姓，都一个接一个地回来，重操旧业。
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元昊遣还被俘的宋将高延德，用他来与范仲淹约和，范仲淹写信告诫西夏罢兵。当时恰好任福在好水川被西夏打败，于是元昊给范仲淹的回信语气很不恭敬，范仲淹当着来使的面烧掉了它。朝中大臣认为不应擅自与西夏通信，又不应当擅自烧掉西夏来信，宋庠奏请处决范仲淹，仁宗皇帝没有同意，而只是将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耀州知州，调任庆州知州，后又升为左司郎中，任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当初，元昊叛乱时，暗中诱使归附宋朝的羌人帮助自己，而环庆路酋长六百多人，相约做元昊的向导，不久，事情就败露了。范仲淹因为羌人反复无常，一到达辖区就奏请到边境巡视，他以皇帝诏命的名义犒赏羌族各部，检阅他们的人马，与他们订立条约：“假如仇恨已经和解或了断，又擅自进行报复并伤人的，罚羊一百只、马两匹，已杀死人的要斩首。因负债而引起纠纷的，应当到官府理断，擅自扣押捆绑无辜者，罚羊五十只、马一匹。西夏军马侵入边界时，集合时不随本族前往的，每户罚羊二只，扣押他们的首领。敌军大举入侵时，老少自外而入保卫本寨的，官府给他们供给食粮；到时不入寨的人家，每家罚羊两只；全族不进寨的，扣押他们的首领。”羌族各部都接受了这些条约，自此以后他们开始为宋朝效力。
范仲淹改任邠州观察使，在上表书中说：“观察使位在待制之下，我守边多年，羌人很爱戴我，称我为‘龙图老子’，现在降官与王兴、朱观为伍，只恐怕被敌军轻蔑。”他辞谢而没有接受这一任命。庆州西北的马铺砦，正处在后桥川口，位于西夏腹地。范仲淹想在此筑城，料想西夏军队一定会前来争夺，就暗中派遣他的儿子范纯佑和番将赵明首先占据这一地区，自己率领军队紧随其后。众将领不知道到底要到达什么地方，走到柔远，范仲淹才开始发布筑城的号令，各种筑城工具都已准备好，十天就将城筑完毕，这就是大顺城。敌军发现之后，派三万骑兵来攻打，并假装被宋军打败，范仲淹告诫将士们不要追击，后来知道敌军果然有埋伏。大顺城建成后，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都不敢再度进犯，环庆路从此更少被敌人所侵犯了。
明珠、灭臧两部族拥有雄兵数万人，范仲淹听说泾原路宋军将袭击讨伐他们，便给朝廷上奏说：“明珠、灭臧两部族居住的地方道路险要，不能够进攻他们，前不久高继嵩的进攻已经失败。这两个部族平时尚怀有二心，现在讨伐他们，一定会和西夏军队联合起来，向南入侵原州，向西骚扰镇戎，向东入侵环州，这样边患将永远不会停止。如果能够北取细腰、葫芦泉等地筑起堡垒屏障，来切断敌军的通路，那么这两族就会安心归附，而环州、镇戎之间的小路近道也会畅通无阻，这样边患就不用担心了。”此后，便修筑起细腰、葫芦泉等军塞。
葛怀敏在定川被敌军打败，敌军大肆抢掠至潘原，关中地区震动惊恐，老百姓大多躲藏到山谷中。范仲淹率领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听说西夏军队已经撤出边塞，就率领军队返回。起初，定川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皇帝手按地图对左右大臣说：“如果范仲淹出兵救援，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范仲淹的援兵奏报一到，仁宗皇帝大喜说：“我一直认为范仲淹是可以信任的。”于是就任命范仲淹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范仲淹因为这次军队出征没有立功，辞谢了仁宗皇帝的任命，仁宗皇帝没有接受他的辞呈。
当时，朝廷已经任命文彦博治理泾原路，仁宗皇帝认为泾原路所受战争创伤严重，准备让文彦博与范仲淹对调辖区，派遣王怀德去传达此事。范仲淹辞谢说：“泾原路地位重要，恐怕我不能胜任。请让我与韩琦共同治理泾原路，并且一起驻扎在泾州，韩琦兼管秦凤路，我兼管环庆路。泾原路遇有敌情，我与韩琦联合秦凤、环庆两路的兵力，互成掎角之势进攻敌军；如果秦凤、环庆路遇到敌人侵袭，我也可以率领泾原路的军队作为援军。我应当和韩琦一起训练士兵，选拔将才，逐渐收复横山，来截断敌人的臂膀，不要几年时间，就可以期望平定边患了。我希望陛下颁布诏令让庞籍兼领环庆路统帅，以便形成首尾之势互相呼应的局面。秦州委派文彦博负责，庆州让滕宗谅全面负责。孙沔也可以参与会同作战。渭州，有一位武将就足够了。”仁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
范仲淹作将领，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此西夏军队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元昊请求议和，范仲淹被朝廷召回，授予枢密副使之官。王举正性情胆怯不敢直言，不能胜任其事，谏官欧阳修等人说范仲淹有当宰相的能力，请求朝廷罢免王举正而任用范仲淹，于是范仲淹又改任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官可以由谏官的几句话就得到吗？”他坚决辞谢不接受任命，并希望和韩琦一同出京巡视边防。朝廷任命他为陕西宣抚使，还没有出发，朝廷又任命他为参知政事。恰遇王伦进犯淮南，州县官吏中有不能坚守城池的人，朝廷准备调查核实后依法处决。范仲淹说：“平时忌讳讲完善武备，遇到敌人进犯时却专门责令州县官员以死殉职，应该吗？”因而，这些不能坚守城池的人都没有被处决。
仁宗皇帝当时正一意要实现天下太平，多次询问当前急需办理的大事，范仲淹对人说：“皇上对我信任至极，不过做事情总是有先有后的，长期安定局面带来的弊病，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全消除的。”仁宗皇帝再次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给皇帝上奏十件事：
一是严明官吏升降制度。政府官员没有大的功劳和美好的品德不能升迁，朝廷内外官员必须在职任期满三年，在京城各部门任职的官员如果不是通过选任和保举而得官的人，必须累计任满五年，才能磨勘升迁，这大概算是考核官吏政绩的方法吧。
二是抑制侥幸。取消乾元节给少卿、监以上官员任子的恩泽；正郎以下如监司、边远地区的官员，必须任职满两年，才可以享受恩荫任子；大臣不得荐举自己的子弟担任馆阁职务，这样任子制度就不会出现冗滥了。
三是严格贡举制度。进士诸科考试时请取消试卷将姓名封起的糊名法，结合考察其操行，将姓名上报朝廷。进士先考策论，后考诗赋，各科录取兼通经义的人。赐第以上的人，都由皇帝裁决宣布。其余优等人免除吏部铨选，次一等的人发给凭证，等候选用。这样进士考试的办法，就可以就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是选拔地方长官。委托中书省、枢密院首先选举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其次委任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知府、各路监司长官举荐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荐知县、县令。限制官员举荐人数，被推荐者如果举荐者多的，由中书挑选授官。这样刺史、县令就可以得到称职的人选了。
五是均公田。外官的廪食供给不均，又怎能希望他们施行善政呢？请朝廷均衡他们的职田收入，按等级划给他们职田，以便让他们有足够的衣食养活自己，只有这样朝廷才能要求官员廉洁奉公，对贪赃枉法者才可以进行惩办和撤职。
六是重视农业生产。每年预先给各路转运司下达诏书，要求他们激励官吏百姓陈说农田建设的好处和坏处，然后由州县选派官员来治理堤堰河渠、陂塘等，制定奖励和考核制度来大兴农田水利，减少漕运费用。江南路的圩田，浙西的河塘，已经废弃或毁坏的就都可以得到恢复或兴修。
七是整顿军备。大体上按照府兵法，招募京畿及其附近州郡的强壮男子充当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一年中三季务农，一季训练作战，这样就可以节省国家供养军队的费用。京畿及其附近州郡有了完备的制度，其他各路可以照此实行了。
八是推行朝廷的恩泽和信义。赦令内宣布的恩泽有所实行，但主管部门拖延或违反赦令施行的，要依法从重处理；另外还要派遣使臣到各州检查那些应当施行的恩泽是否得到了施行，如果这样的话，各地就没有弃置皇上恩泽的官员了。
九是谨慎地发布命令。法令制度是用来示信于民的，不要一项政令颁布不久，很快就更改变动了。希望让掌管政事的大臣讨论出能够长久实行的法令，删去繁杂多余的部分，最后裁定作为皇帝的制书敕令，颁行天下，这样朝廷的命令就不会经常变动了。
十是减轻徭役。现在州县户口减少而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将户口少的县改为镇，把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合并为一院，职官白直，全部给予州兵冢，其他不应当服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老百姓就没有重役困扰而产生的忧愁了。
仁宗皇帝正专意信任范仲淹，因而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凡适宜立为法令的，都用诏书统一颁布下去，只有府兵法，大家认为不能施行而最后作罢。
范仲淹又建议说：“周代的制度，三公分别兼任六官的职务，汉代以三公分别管辖六卿之事，唐代以宰相分别兼判六曹事务。现在的中书就是古代的天官宰，枢密院就是古代的夏官司马；四官分散于众多的官衙，已经失去了三分兼掌大权的重任了。而现在二府的官员们只是在草拟授官文书时，依照资历级别，讨论赏罚时，检用现在条例罢了。上没有三公讲论天下治道的重任，下没有六卿辅佐君王的职责，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我请求仿效前代的官吏制度，将三司、司农、审官、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刑部、审刑、大理、群牧、殿前马步军司，分别委派辅助大臣兼管这些部门的职事。凡是官吏的升降、刑法的轻重、事情的利弊这些事情，都由辅助大臣来处理；其中重大的事情，由二府大臣共同讨论，然后奏请皇帝裁定。我请求兼管军事和财赋方面的事情，如果对事情没有任何改进，请求先将我罢官免职。”宰相章得象等人都说范仲淹的建议不能实行。很久以后，才任命参知政事贾昌朝兼管农田方面的事务，范仲淹兼管刑法方面的事务，但最后都没有实行。
当初，范仲淹因为触犯了吕夷简，被放逐在外多年，士大夫们各自坚持他们二人的是非曲直，互相指责对方是朋党。等陕西一带发生了军情，仁宗皇帝因为范仲淹众望所归，便开始提拔重用他。等到吕夷简罢官免职，朝廷召回范仲淹，依靠他来治理朝政，朝廷内外都希望他能建功立业。范仲淹自己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裁抑侥幸，削减冗滥，考核审查官吏，日夜谋划断虑实现天下太平。但是，他的改革措施没有能够逐渐推行，改革涉及面太大，评论的人认为无法实行。到按察使出巡时，许多问题被检举出来，引起人心不悦。自从任子恩荫的减少，磨勘制度的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这样，诽谤范仲淹的言论就逐渐多起来，而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也传到了仁宗皇帝的耳朵里。
刚好遇到边境有军情，范仲淹就和枢察副使富弼巡视边防。这样，范仲淹被任命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给黄金百两，但范仲淹全部分赠给守边的将领。麟州新近遭到了敌寇的大肆侵扰，进言的人多数主张放弃麟州，范仲淹却整修旧要塞，招回流亡百姓3000多户，免除他们的赋税，废除当地官府对酒类的专控权，允许百姓卖酒。又上奏朝廷免除府州的商税，黄河以外的地区于是得以安定下来。范仲淹离开朝廷后，反对他的人更加激烈地攻击他，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自己也请求免除参知政事之职，于是朝廷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邠州知州。他任中书时所推行的政策，也就逐渐被废止了。
范仲淹因患病请求担任邓州知州，被升为给事中。当调任荆南时，邓州百姓拦住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范仲淹本人也愿意留在邓州，朝廷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久调往杭州，又一次升为户部侍郎，调往青州。这时，恰巧范仲淹病情更加严重，他请求调任颍州，还没有到任就死在路上，终年六十四岁。朝廷赠他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范仲淹生病时，仁宗皇帝经常派人送药、慰问，病逝后，仁宗皇帝嗟叹哀悼很长时间，又派人去慰问其家人，埋葬后，仁宗皇帝亲自题写了墓碑，叫“褒贤之碑”。
范仲淹性情刚烈，但外表温和，本性十分孝顺，因为他母亲在时，家境正是贫困的时候，后来，范仲淹虽然做了大官，但绝不铺张浪费，也绝不大吃大喝。妻儿的衣服和饭食，仅仅只能自己充饥、御寒。范仲淹对人好施予，在乡族中设置义庄，用以赡养族人。他博爱善施，士大夫大多出自其门下，即使是小巷之人，都能说出他的名字。他去世那天，四面八方凡是听到这一消息的皆哀悼、叹惜。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所至之处都爱护百姓，邠州、庆州的老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都画上他的像在其生前就建立祠堂来祭祀他。等到他死时，羌部族的首领数百人，像失去父亲一样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范仲淹有四个儿子：范纯佑、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
范仲淹取得了卓越的文学成就。诗歌存世305首，其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 《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
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嘉岭山，走到民间传说中的范公井旁说：范仲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人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要做得更好些。
作为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众望于一身。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作为监察御史，范仲淹一心为国，胆气直冲九霄，多次犯颜直谏，从不畏惧。除上疏议论章献太后之事外，他还敢于与宰相吕夷简谏争。明道二年（1033）冬天，郭皇后误伤宋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命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宋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由此可见，范仲淹是一位胆气过人、名扬千古的监察御史，值得我们学习。
范仲淹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