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改变了人类世界的空间轴、时间轴和思想轴。没有一种科技发明能如此深刻地改变人类世界。电灯改变了照明,电话改善了沟通,汽车缩短了距离……但都没有互联网那样无远弗届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寸肌理。这不再是一个彼此隔离的时代,而是一个相互连接的时代,“国家、机构和个体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互联网自诞生之日起就凭其全球化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以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的形式迅猛发展。无论处于一个国家还是整个国际的框架下,以开放性、自由性、平等性、广泛性、连接性、全球性、免费性等为特征的互联网所带来的文明进步和矛盾冲突无疑都是颠覆性的。
人类经历了工业技术(Industry Technology)和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时代,正在步入智能技术(Intel⁃ligence Technology)时代。第一次IT革命实现了机器辅助的体力工作,第二次IT革命实现了机器辅助的信息工作,第三次IT革命实现了机器辅助的智能工作。人类之所以能够屹立于食物链的顶端,不是因为人类是最强壮的,而是学会了相互协作,彼此连接后产生了群体智能。“我们的生命形式、社会世界、经济体和宗教传统都展示着极其复杂的关联性。” 正如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所言,万物相互联系,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大多数事件和现象都与复杂宇宙之谜的其他组成部分或相互关联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小世界里,互联网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连接的。无连接,不互联。互联网经历了从桌面互联(Internet 1.0)到移动互联(Internet 2.0)再到泛在互联(Internet 3.0)的发展历程,“互联网的演进,也是连接的演进,互联网应用的起伏跌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连接模式的更迭” 。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提出了一个思想,他认为互联网的特性就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复制,这就会带来如他在诠释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技术两个特性——随身而动和随时在线——那样,人们需要的是即时性连接体验。这个思想观点,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连接”的本质特征。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于在线连接去获取一切,如电影、音乐、出行等等,人们不再为拥有这些东西去付出,相反更希望可以通过连接去获得。选择后者是因为更为便捷、成本更低、价值感受更高。连接大于拥有,互联网令“连接”带来的时效、成本、价值已然超出“拥有”带来的一切。亨利·福特“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汽车”的理想在今天完全可以演化为“让每个人都能使用汽车”,“连接”汽车的价值远大于“拥有”汽车。
连接是社会网络的核心 。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一切,其核心价值也在于连接一切。在互联网没有出现之前,资源被快速优化组合的方式是通过货币以各种金融工具来实现。货币本身就是对资源的一种标记和衡量。各种传统金融工具通过对货币交易、流转的管理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这些操作使我们避免了物物交换的不便和尴尬,也让社会化大分工合作成为可能。而现在,包括货币在内的所有资源都在数字化,然后基于互联网的连接性进行更为快捷、更为复杂的优化配置和价值发挥。无论是B2B、B2C、O2O还是P2P等,其核心都在于“2”,也就是连接。人们通过彼此间的连接形成或近或远、或强或弱的联系,这种关系本身便可成为网络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身处关系网中的每个个体相互作用。“在虚拟共同体中,成员之间因为共同的目的,在技术工具的支撑下连接为一体,形成小规模的社会网络。在这个共同体的网络关系中,成员之间通过‘铰链式的联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关系本身比成员或个体更重要。” 互联网用“连接一切”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以及思维方式。而在这一过程中的力量集中体现为凯文·凯利所说的,互联网时代“最核心的行为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联结在一起。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大是小,都会在多个层面被接入庞大的网络中。缺少了这些巨大的网络,就没有生命、没有智能,也没有进化” 。互联网让人人相连、物物相连、业业相连成为可能,因连接而成网,把一切连接在一起时,也把一切变成了节点。“基于互联网的联结关系,使得所有与之相连的节点都作为一种关系存在,个体的价值取决于其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之相连的其他节点。” 在“连接”的作用下,互联网不断构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场景等多种关系,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人类连接在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上,我们的相互连接关系不仅仅是我们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一种永恒的力量。” 没有连接,我们将无法访问网络这个巨大的数据库;没有连接,网络将变成互联世界的信息废墟。
连接是全球互联的通道 。过去几百年席卷全球的工业化浪潮是在流水线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各种分门别类的科学知识也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而所有这些背后都离不开分工思维的影响。互联网的出现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扁平,以其独特的勾连方式将原本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连接起来。“互联网能让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赋权并创造新的基础结构。” 在冷战时期,全球安全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公共品”,但在21世纪,最为重要的公共品是基础设施。“全球基础设施的发展正使得世界从割离走向互联,从民族分隔走向融合。基础设施就像是将地球上一切组织联系在一起的神经系统,资本和代码就是流经神经系统的血细胞。互联程度的加深弱化了国家概念,形成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全球化社会。正如世界曾从垂直整合的帝国体系走向扁平的独立民族国家体系,现在世界正慢慢步入全球网络文明体系,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中,地图上连通线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传统地图上的国界线。” 当前,全球化已然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超级全球化,一幅全世界范围内互联互通的超级版图正在形成。美国战略专家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一书中对未来国家竞争图景进行了预测,他认为,传统上衡量一个国家战略重要性的标准在于其领土面积和军事实力,但今天这个标准正在发生变化,一个国家的实力要看它通过连接所能发挥的作用大小,也就是互联互通的程度。
连接是文明大厦的基座 。互联网的精髓在于“互联”二字,以全连接和零距离突破时间和空间,重构我们的思维模式。“文明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们彼此之间要建立连接关系。这些连接关系将有助于抑制暴力,并成为舒适、和平和秩序的源泉。人们不再做孤独者,而变成了合作者。” 进入网络时代,全球化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人们欣喜地发现“自我变大了,世界变小了”。个体在网络时代获得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未曾实现的自主性和流动性,与此相应,在自主和流动中寻求连接也成为人们最深的渴望。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各个阶段的组织形式和时代特征都在不断变化(见表1-6)。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连接种类和连接范围的过程。“如果说部落时代是靠血缘连接建立了社会网络的信任,农业时代是靠熟人关系建立了社会网络的信任,那么工业时代就是靠契约建立了社会网络的信任。对应地,计算机之间的连接关系,从物理连接的本地外设,到局域网连接的熟人,再到互联网连接的陌生人,也走过了类似的过程。” 数十万年来,人类一直生活在共同的血缘、地区和信仰等组成的熟人社会中,现在突然住到了“地球村”,说着不同语言、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陌生人,也需要彼此合作,信任危机和身份焦虑也就随之产生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每一次重塑都会以更多的连接与更少的分立为特征,边界不是风险和不确定的解药,更加连通才是。以高质量的网络和连接开创新文明,文明大厦的基座才会越筑越牢。
表1-6 文明社会的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参见梁海宏:《连接时代:未来网络化商业模式解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页。
互联网革命给我们带来了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视角,一是节点,二是连接。个人、组织、企业、国家等这些实体形成的节点,通过聊天、交易、上网等方式把一个个独立的岛屿编织成彼此互通的立体网络,这些过程都可以视为连接。当我们回顾人类社会的技术演化历史时,不难发现,节点成为演化过程中的关键突破口,例如印刷术、电视机、计算机等引发生产变革的发明。节点的进化会促进连接的升级,例如互联网、物联网的出现等,都是建立在新节点的普遍运用之上。而连接方式的升级,反过来又会促进节点的进化,例如当前在互联网影响下出现的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从这个角度观察,过去60年左右,人类首先在节点上取得突破,而大概在30年前进入了连接技术的突破阶段。未来30年,我们很可能会在节点上实现重大的突破,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深度连接方式的互联网革命,会反过来推动节点性技术的突破。”
当前,我们的世界正前所未有地被互联网“渗透”,以至于我们可能无法确切知道其所有特性、潜力与隐患。除了依赖以外,互联网还带来了诸如隐私消亡、监视社会、网络战争等威胁。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公共性和无界性使网络安全具备数字公共产品的基本特性,难以逃避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网络空间治理处于一种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不管何地何人皆可在网上发表任何信息,而不用考虑其真实性、准确性。“在这片荒原上,缺少知识、培训、远见、智慧的人们通过鼠标和按键在到处传播错误和误导性的信息。” 互联网放大了信息与噪音之间的对立,信息瘟疫与现实社会的病毒感染有其相似之处,用户被某些信息所“感染”,然后携带这些有害信息通过互联网向他人传播。“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曾在英国《卫报》上发表文章称,自己对如今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感到越来越焦虑。垃圾信息、情绪操控、网络极化、假新闻、僵尸账户、隐私侵害,“个人数据信息不再受自己控制”。他指出,去中心化是自己在设计万维网结构之初时最重要的核心准则,但现在,互联网却变得中心化、孤岛化,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互联网带来了超越空间的数据传递、共享与价值交换、增值,当互联网冲破不可拷贝的禁锢后,人们在沉浸于信息自由传递的美好之时,又不得不面临互联网无界、无价、无序带来的困扰,这是信息互联网的本质特征。
互联网没有边界,是“无限”的 。全球互联,网络无界。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就像电没有边界一样。无界网络以强大的互联网设备为依托,任何人、物或资源无论何时何地、何种终端都可以进行可靠、便利、高效的连接。互联网打破时空的限制,虚拟与现实、数字与物质的边界正日渐消融,数字空间成为人类生活的新空间、新场域。与现实空间相比,数字空间具有时间的弹性化、即时化、可逆化与空间的压缩化、流动化、共享化特征。数字空间的出现,使人类世界出现了现实与虚拟双向度的空间结构形式。数字世界反映了网络开放性、共享性的本质力量,使人类走向无边界社会。在无边界社会中,所有权越来越弱化,越来越趋于共有与共享。要素流动越来越快,带来的创新频率越来越高。组织形式越来越有弹性,人与组织的关系从交换关系转变为共享关系。 美国互联变动趋势专家、扬基集团总裁艾米莉·内格尔·格林在《无界》一书中,向我们介绍了跨部门、跨组织、跨领域成为未来组织发展新趋势的“无界时代”。网络科技的普及已经将许多由自然条件限制而带来的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有形的界限打破,并重新组合,促使组织呈现出更多的无界化特征。随着无界网络不断成长,以及数据量持续扩增,资源就会向少数平台集中。一旦这种优势获得确立,其增长性是没有节制的。当互联网巨头凭借无边界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益成为超级平台时,无论是试错成本还是边际成本都是最低的,在给人们创造美好的同时,也带来了机会成本、博弈成本的增高,而这背后是社会成本的增高,当新的社会成本增高并出现不确定时,风险社会指数就会增高。此时,数字竞争就会呈现“内卷化”格局,平台二选一、独家交易权、数据拒接入、大数据杀熟等涉嫌垄断的问题剧增。超级平台利用手中掌握的数据,或通过垄断,或通过共谋,或通过其他情景,把我们聚拢在一个任由它们摆布的虚拟物联网世界中。因而,世界各国“网络主权”随即兴起,没有国家希望自己的网络市场被巨头完全支配,抵制互联网巨头就成了一种新潮流。
互联网没有价格,是“免费”的 。互联网有价值,但没有价格——就像空气一样,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所以不能体现为价格。免费是互联网思维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按需分配原则。传统意义上的按需分配最难实现的就是界定“需”,以及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避免按需分配所带来的无节制消费所造成的浪费。互联网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目前,按需分配尚未能普及到各个领域,但在信息传播领域已经实现了很大程度上的按需分配。例如,你需要一个电子邮箱,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你需要一个微信账号,就可以免费得到一个。甚至可以做到全城免费WiFi,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向大家提供。互联网时代的思想家、预言家、《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在《免费》一书中讲述了互联网的免费。他认为,互联网革命促进了微处理器、网络宽带和存储的有机融合,使三者的成本急速降低。互联网以极低的成本接触到数以亿计的用户,当一种互联网软件以趋近于零的生产成本和同样趋近于零的流通成本抵达海量用户时,其价格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趋近于零。因此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免费是数字化时代的独有特征。当前,我们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免费”模式,这种新型的“免费”将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压低至零,这种模式给商业竞争格局和人类带来一种巨大的颠覆。经济学里有一个法则: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一个产品的长期目标价格趋向于该产品的边际成本。边际成本表示增加最后一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总成本的增加。一般而言,随着产量的增加,总成本相应递减,边际成本下降,这就是规模效应。规模效应在工业经济时代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规模越大,均摊在单个产品上的成本就越低。而互联网产品的成本结构比较特殊,生产第一份产品需要投入很高的研发和创造成本,但第一份产品出来后,复制的成本极低。也就是说,互联网产品具有很高的初始成本和极低的边际成本,当互联网产品达到一定的销量后,可以认为边际成本是零。这就是数字时代真正的免费。
互联网没有秩序,是“混沌”的 。乔布斯曾说,“电脑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非同凡响的工具,它就好比是我们思想的自行车”,自行车是流浪和叛逆的工具,它让人自由地抵达没有轨道的目的地。在电脑的胚胎里成长起来的互联网,是一个四处飘扬着自由旗帜的混沌世界。 互联网的无序是与生俱来的,与无界、无价有直接关系,这是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最大麻烦。互联网就像一匹野马一样快速地奔跑在没有疆界的原野,如果再没有缰绳,后果不堪设想。要让野马变良驹,就要更加强调有序,强调用规则解决互联网的连接、运行和转化等问题。人类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生成信息并将其复制到全世界每一个有网络的角落,但其始终无法解决价值转移 和信用转移的问题。互联网通过技术手段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包括空间上的信息不对称、时间上的信息不对称和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资讯获取、沟通协作和电子商务等的效率急速提升,逐渐打破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效率洼地,甚至把人类带入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简单地说,互联网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价值不对称和信用不对称等问题。网络的进化遵循增长→断点→平衡的发展路径:首先,网络会呈指数级增长;接着,网络会达到断点,这时它的增长已经超过负荷,其容量必须有所降低(轻微或显著);最后,网络会达到平衡状态,会理智地在质量上(而不是数量上)增长。 当前,人类社会的需求不断扩展,人类本性中暗含的对秩序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一方面体现在信息互联网、价值互联网的边界仍将随着技术的变革不断延伸;另一方面人类对更高一层的需求如对信任与秩序的需求与日俱增。
当前,世纪大疫情与百年大变局相互交织,正在催化新旧世界秩序的过渡和交替。就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曾经改变了世界格局一样,工业时代历经百年形成的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和治理格局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而加速变革,2020年成为人类从工业文明迈向数字文明的重要分水岭。当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遇上数字时代,“云生活”也进入高光时刻,超过9亿中国网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云居民” 。与此同时,网络犯罪也进入高发期和多发期。互联网具有虚拟性与匿名性、跨国界与无界性、开放性与交互性等天然特性,这为犯罪分子匿名实施网络攻击、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可能的“温床”。网络极化、信息瘟疫、虚拟暴力、震网病毒、维基解密、棱镜门、五眼联盟等一系列事件再次将“互联网全球治理”这一议题推至风口浪尖。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一样需要规则和秩序。当前,网络空间存在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同时还面临结构畸形、霸权宰制、制度贫乏的现实困境,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声音日益高涨。“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国际社会需要公正的互联网治理法治体系。” 互联网也像生命体一样有相同的进化过程:出生、成长、成熟兴盛、退化衰落及转型重生。
网络空间急需一张秩序之“网” 。与物理空间一样,人类在网络空间中开展活动、赓续文明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源分配、利益分割、秩序建立和权力博弈等问题。互联网革命加剧了人类社会的脆弱性,对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更加依赖。由于全球性互联网制度缺失,网络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治理出现碎片化、集团化趋势,治理赤字不断扩大。目前来看,互联网领域从观念到实践都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元状态”。全球互联网治理赤字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全球性制度缺失,网络空间清晰或模糊的规范、规则很少,并且当前的规范、规则主要根植于国家层次。 既有治理制度主要是区域性、软法性和技术性的,而缺乏全球性、硬法性的制度。“区域规则制定的活跃态势与全球性缓慢进展形成了鲜明反差” ,“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太可能会出现单一的总体性机制” 。在全球化演变和发展中,一些地区性、功能性的互联网治理规范难以有效应对不受疆域限制的互联网空间的无序和混乱等问题。主权国家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公共产品供给中,通过让渡一定利益努力促成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集体行动,但这种集体行动往往存在困境,面临着互联网治理的公地悲剧。目前,网络空间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急剧上升,全球网络空间缺乏全球性的共识与规则,导致网络空间出现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亟待建立。全球网络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全球各国一致的努力、一致的行动,建立共同的治理规则和监管制度,明确各自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如果这个机制不建立、不完善,就会出现安全风险、伦理危机和“劣币驱逐良币”等问题。回顾历史,人类活动空间的拓展通常都伴随着“技术创造空间、先者霸占空间、继者争夺空间、协商建立秩序、共同维护空间”这样一个过程。
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全球共同治理 。互联网是全球性基础设施,要想其正常发挥功能必须进行合理的治理。互联网全球治理理应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各方面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则。在保护互联网的公共核心 方面,必须颁布国际规则,该国际规则必须保护互联网的核心,其中包括主要的协议、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各国有责任使它免受不正当的干预。 互联网治理 是一个综合体系、复杂议题和全球话题,其核心前提预设是,互联网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各国一道,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全球治理理论 已成为理解我们时代核心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而以互联网治理推动全球治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在处理互联网治理问题中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其“公共性”在于全球互联网在长期发展中由于国际网络行为规范的缺失造成了日益严峻的形势,产生了全球范围内集体性的公共需求和利益诉求。“全球互联网是这样一种兼具商品、资源、服务的跨国性公共产品,而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正是为了保证人类社会能够拥有自由开放、共建共享的互联网空间环境的一种政策体系,同样也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 集体行动困境是当前全球治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即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多元主体合作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互联网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必须突破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已有优势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制定权和国际话语权,而应通过建立一种各主权国家间以平等协商为基础的全球性互联网治理规则,构建起一个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实现互联网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合作共治,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
秩序互联网是未来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在互联网的发展中,许多发展趋势和途径受到了质疑,但是其核心思想——互联网的必要性——没有被质疑过。互联网最佳的未来不是不朽的或者一成不变的,而是去质疑人们目前所拥有的互联网是否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并且思考互联网时代结束后人们生活的替代选择。 当前,开展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互联网变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互联网已成为各种力量博弈的场域,而这个场域对秩序的呼唤,以及由此折射的现实世界中秩序与责任的缺失显得愈发凸显。秩序是互联网的生命,没有规则和秩序,互联网将在无序中毁灭。秩序互联网把技术规则与法律规则结合起来实现信用和秩序的共享,秩序互联网是互联网的未来,是互联网的高级形态。“互联网的进化,在微观上是无序杂乱的,但在宏观上表现出令人诧异的方向性,如同经济学里‘那只看不见的手’,商业活动在微观上是无序的,但在宏观视野里,却出现了平衡力量。” 如果说信息互联网解决了无界问题,价值互联网解决了无价问题,那么,秩序互联网则是解决了互联网的无序问题。现有互联网的底层逻辑将被秩序互联网颠覆,数字社会价值体系也将会重塑,从而构建起一个规则主导的、可信的数字世界,使数字空间实现从无序到有序、从无价到确权、从无界到可控的转变。基于秩序互联网,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数字星球,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必须从旧的经验中觉醒以跟上时代的变换,让自己成功“移民”到新的星球。
未来将更加扑朔迷离,却也更加让人期待。美国著名建筑学家路易斯·康说:“这个世界永远不会需要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直到贝多芬创作了它。现在我们离开它无法生活。”进入互联网新时代,我们面临更多的未知,如果只有一件事情是已知的话,那就是我们会创造出更多的、人们离开了它就无法生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