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公共产品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全球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社会转型。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国家间关系破裂、数字不平等、数字权力集中等将是未来10年位列前十的全球风险。 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国际制度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一系列多边主义的制度安排就是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目前，少数西方国家一连串不负责任的“退群”行为，正使全球公共产品功能出现加速衰退的趋势。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言，“如果我们选择各自为政，那么新冠病毒的危机将会更加漫长，未来或许会出现更严重的灾难。如果我们选择全球大团结，不仅能战胜这次的冠状病毒，还能战胜未来所有侵害人类的传染病和危机” 。面对全人类共同的威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新型全球公共产品，一种受益者可以延伸至所有国家、人民和世代的公共产品，一种驱动未来世界的力量。

一 信仰 货币与规则

当下，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还在肆虐全球，人类陷入了一场影响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冲击力度之强均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个体与国家都可能成为这场危机的牺牲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不在于经济实力的强弱与科技竞争力的高低，而在于内生性的价值扭曲，在于忽视了共识的重要性，全球化在自保与壁垒、私利与斗争的作用下出现逆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便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如何“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怎样医治已经侵蚀了全球的“疾病”？思考建立基于不同信仰的思维共识，恐怕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特殊药方。信仰、货币与规则是一种全球思维共识，是人类构建现代文明和社会格局的三大基石。信仰作为人类追求超越自我的精神状态和意识，是一个社会群体必须存在的基本要素，指导人类通过不懈努力在规则化的世界中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说信仰是人类本能进化的内心选择，那么货币就是人类凭空创造出来的身外之物。货币从一开始的物物交换、纸币交易，到现在的电子无纸化交易，构成了人类社会有序并行的重要支撑条件。货币是不可或缺的，规则也无处不在。规则包括具有强制力的社会通用运行规则之法律，也有人际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以及各行各业所需要遵守的职业行为准则。规则就像一堵墙，除了有限制人类行为的表面作用，还有促进人类社会合作发展的深层要义。人类社会能够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究合作。人类单打独斗对付不了老虎、豹子等独行猛兽，更妄谈对付狼群、狮群等“结帮”动物。尼安德特人的体格、个体能力都比我们智人要强，智人能够发展至今，关键因素便是懂得合作。可以说，人类的合作范围越宽、越广，人类进步的速度就越快，人类基于规则的合作迸发出的能量就越大。

信仰 。人与自身、自然的关系，是文明演化的两大驱动力。这两大关系蕴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性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是意识及其能动作用，也就是信仰。没有信仰，人类就只是一摊毫无灵魂的肉体，国家也只是一台冰冷的“机器”。如果没有建立对共同世界的基本认识，便很难形成超越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共识，全球公认的“游戏规则”更无从谈起。 “人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与物欲存在，它还是一种不断反省自身存在意义的伦理存在。” 伦理与信仰都是个体通过内心的自律实现外在的行为约束。信仰是自由的，究其本质，人类有思想意识的能动性。而且人类自知其有意识，不论任何时间、地点、人员或组织都不能强迫他人顺从或皈依某种信仰，更不能以信仰为借口对他人使用野蛮手段。不同信仰间应该通过对话协商促进相互了解，寻找共性、消除隔阂、化解误会，这也是全球公共产品的共识性基础。在人类文明从远古时期的破碎孤立到近代逐渐发展为共同体的过程中 ，信仰逐渐演化为一种人类做出决定的权利与承担后果的责任相互平衡的“风险共担”机制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看法，当代人类文明正在从工业文明向风险文明过渡，风险的全球化、多元化使文明与信仰面临跳跃式发展的严峻局面，也给人类高效率、高质量供给全球公共产品提出了严峻挑战。尤其是随着数字科技的迅猛发展、数据要素的快速流动，人类交往的程度不断加深，广度迅速扩展，文明的世界性影响急剧扩大，滋生了生态信仰、生命信仰、数字信仰等新兴信仰。如今，肤色、国籍、民族、文化背景各异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股势不可挡、来势汹汹的数字全球化浪潮之中，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逐渐转向具有人类学性质的信仰。未来，数字技术将不断冲破各种范式，无常、无序、混沌，变量将不断增加，弥漫、分散、无序不会停滞，知识和技术的更新换代将真正日新月异，甚至呈现“时新日异”的局面。那时，对人类最大的考验便是信仰。信仰是自控能力的真正源泉，一种约束人类僭越的根本性精神观念，让人类节制其物欲与贪欲，使社会保持一种精神理性，也为人类生存提供一种长久之道，帮助人类认识自身在浩瀚宇宙中的恰当位置。

货币 。货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发明，是重要的连接协作工具，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没有货币，就不易实现从个体、群体、国家到整个人类的顺畅连接。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公众对零售支付便捷性、安全性、普惠性、隐私性等方面的需求日益提高。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紧密跟踪金融科技发展成果，积极探索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形态，法定数字货币正从理论走向现实。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货币是从商品交易过程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出现后，经济机制才得以运行起来。人类在经济往来过程中，通过一定的结算平台、结算方式、结算中介实现贸易的跨境流动，产生货币国际化需求。从点对点的国家间交易，到蜘蛛网式的全球贸易体系，再到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跨境流动的全球化体系，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货币国际化的内涵与外延。“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货币关系领域的一种规则、协定或惯例，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特征。”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者，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部分规则具有相当的制定权与话语权，获得了提供这一公共产品的大部分收益，使其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垄断性的全球权力。然而，国际货币体系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越来越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通力合作，平衡各供给主体间的利益。

规则 。“人类在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时，必须有一定的规则。规则包括成文的法规和人们的行事习惯、伦理道德、价值体系。” 规则文明是促进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逻辑基础，也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衍生次序。如果没有这一套规则体系，就不可能使前两种文明得到保护和发展。规则也是一种“底线思维” ，是保证人类社会不致崩溃、人类文明不致坍塌的底线。全世界要在一个世界市场和地球社会中生活，就需要一套全球化的伦理道德、社会规则、文明秩序。目前，各种国际组织往往作为国际交往规则的象征而存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公共产品。“联合国是国际政治规则的载体，世界银行是国际金融规则的载体，世界贸易组织是国际经济规则的载体。” 规则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意义的社会存在，推动着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等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又推动着人类与天地、与众生、与自身的融合，不仅让精神能够对规则有一种更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能帮助人类更注重生命的丰盈。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莫尔兹比港峰会上指出，“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回到封闭状态。封闭状态一经打破，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思想的交流、社会的变革将成为一种常态。人类社会必须以全球意识、全球思维、全球主义、全球责任等为价值基点，积极参与制定并尊重和遵守各种全球性规则，使之成为更多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凝聚社会广泛共识、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

二 重新定义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最初源于公共经济学领域，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作为其技术本质，实际上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产物。进一步讲，它是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制度设计、决策机制而建构的一种“基础设施”（见表1-1）。早在近300年前，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就曾注意到，“某些任务的完成对单个人来讲并无什么好处，但对于整个社会却是有好处的，因而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执行” 。全球化的加深使得全球公共资源——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如网络空间、外太空、公海等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越来越重要，公共产品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见表1-2）。然而相关国际规则体系、制度机制却呈现混乱冲突的局面，这些全球性问题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极易出现“搭便车”(free ride)行为，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 ，使得单个国家不愿也无力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合作。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主权国家内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开始向区域和全球扩展 ，开创了公共产品研究的新领域——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不仅是供求关系的体现，还是防范化解矛盾与风险的一种结果 ，“只有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 ，我们称之为全球公共产品（见表1-3）。全球公共产品通过互动合作、对话协商，从全球的不确定性来观照公共产品的确定性和过程性，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

公共性 。公共性是全球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与治理目标，所有个人、社会组织、国家等都属于公共性的范畴。公共性是一个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在一个多人构成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赖于“他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是一种建立在不同分工相互依赖、相互合作之上的“一般性法则”，遵循这种法则的无数个体行动的结果就是全球性的集体行动。网络战、金融战、非主权力量等复合型公共危机的全球性扩散，使得公共性的边界变得十分模糊，尤其是国际与国内、私人与公众、和平与战争的边界正在消融。 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国家行为构成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单一治理主体已经不适应当前的世界性问题，由此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公共性基础更为广泛的全球公共产品，形成一种全球对话协商的结果。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关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 ，体现了无法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悲剧结果。这源于以主权国家为代表的多元供给主体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难以准确地了解和接受他国的价值偏好，全球主义、多元主义、文明兼容与自由包容等面临各种冲击，导致公共产品的公共性缺失。而全球公共产品通过跨国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形成新的政治权威，具备相当的公共性，有效弥补了缺失的公共性。

非排他性 。“非排他性指不需要支付成本也能够从某物品的消费中得到好处，或者要让某个不付费者不消费某物品是困难的，或者即便能够做到也会成本高昂” ，具有技术意义上的不可拒绝性。“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原则，但是排他的成本极高。” 换言之，集体中的任何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因思想、意识形态、伦理、阶级立场的不同而被排除在外 。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以霸权国家、新兴大国、国际组织等为主 ，主权国家不具备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全部能量与利益 ，尤其是它们中的许多显然还没有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也没有做好与一个需要国际共同管理的世界打交道的准备 。“至少从短期来看，全球联邦主义很难会成为治理经济全球化的方式。”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使得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收缩，不仅影响了正常的全球经济发展秩序，还可能引发世界秩序的重构。

非竞争性 。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在消费某物品的同时，并不妨碍另一个人的消费。 随着消费者的增加，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逐渐减少，甚至趋于零。比如，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国防保护，无论其是否为此付出成本，国家都会一如既往地提供国防这一公共产品。换言之，如果一个消费者的消费导致另一个消费者无法消费，那么我们就称之为公共产品的竞争性。为了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与吸引力，新兴国与霸权国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会竞相推出全球公共产品，以捍卫其国际地位。尤其是当两者供给的全球公共产品在功能、性质与对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时，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侧就会充满不确定性与竞争性。长此以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可能会陷入无序的失控状态，引发全球性危机。

反脆弱性 。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黑天鹅之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将反脆弱性定义为喜欢压力、伤害、混乱、事故、无序的一种特征，它能够接受不可预测的后果以及一切不确定性，在经历各种失败与攻击后，生存能力反而快速提升。换言之，反脆弱性让全球公共产品在经历秩序失衡、风险失范、冲击失序后突围受益、茁壮成长。全球公共产品之所以具备跨越地理范围与时间代际的能力，究其根本源于反脆弱性。只有具备反脆弱性的公共产品才能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在被消费与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更新与升级完善，变得越发强大稳固。这源于供给主体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中不得不提高全球公共产品对抗风险的坚韧性、可塑性与包容性，以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要，提高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普遍规律与科学的核心。当我们一心寻求稳定，得到的不过是表面的秩序与平稳；而当我们拥抱随机性与脆弱性时，却能够直击核心、把握要害、掌握局面。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个体与社会都不可能不面临或者独自面临全球性风险的冲击，这个充满随机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的世界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固，全球公共产品的反脆弱性能够帮助我们应对未知的风险与挑战。然而，在逃避脆弱性的恐惧以及对秩序的渴求中，部分人类建立的系统往往会打乱事物的隐性逻辑，导致“黑天鹅”恣意起飞，“灰犀牛”横冲直撞。全球范围内尚未建立解决和管理这些问题的机构与机制，使得许多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解决问题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从客观上要求我们提供新型全球公共产品。

三 新型全球公共产品

我们面临一个错综复杂、充满挑战的世界。一方面，需要共同应对不断增多的问题，诸如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迅速蔓延的流行疾病、消磨身心的难民危机，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全球治理的“忧思”。另一方面，国家走向封闭、民族趋于排他、文明愈加冲突，使得少数国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大幅下降。联合国(UN)、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受到大国挑战，协调组织能力和约束力被削弱，这些传统全球公共产品在面临新型全球治理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传统的互联网空间已经超越本国的主权责任范围，成为一种具备“公共核心”意义的全球公共产品，推动着传统意义上的数字产品 向数字公共产品发展。而区块链作为一种直接表达制度本体的技术创新，即不经由任何代理，通过技术手段直接表达的制度形态，以其信任性、安全性、不可篡改性，提高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和效能，让更多有实力的大国与新兴国家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数字时代的发展既给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空间，同时也增加了新的不平等与混乱。新一代数字公共产品就是解决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水政治等新的跨国性、全球性非传统国际问题的关键。未来，新型全球公共产品将重构新一代全球治理体系、制度体系、价值体系，给人类文明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超主权时代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人类社会跨国交易活动日益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国家逐渐失去享有特权的主权机构地位，变为诸多行为主体当中的一员，一起参与到这个复杂性频繁涌现的数字社会中去，这种对国家权力发生的“侵蚀”现象，我们称之为“超主权现象” 。如果说人类基于牛顿力学形成了一种标准化、有效性、终局性的行为模式，那么崛起中的量子力学技术将给人类认知与行动模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重塑国家治理理念与行动方案。 正如以往历次工业革命一样，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革命突破极地、深海、太空等物理界限，使传统国家主权向内部和外部扩散，加剧了主权的不平等，再次把全球化推向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全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将发生变革，其具体变革形式便是酝酿建立强有力的超主权机制（见表1-4），即为解决全球性治理问题所实施的跨国家、跨民族、跨领域的创新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20国集团峰会应运而生，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这一超主权机制制定新规则、建立新秩序、推动再平衡。以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G20峰会为代表的超主权机制和体系建设逐渐成为新时期世界运行的本质特征和中心议题，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超主权时代，需要新型全球公共产品来维护世界秩序，这是各主权国家谈判、协议以及监督执行的结果。在超主权时代，世界权力转移的方式不再是以往的战争暴力，新型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将成为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方式 ，推动世界各国提供更多新型全球公共产品，使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达至一种林达尔均衡状态。如果没有这些新型全球公共产品，人类安全和未来发展将会变得难以捉摸。

数字公共产品 。“数字公共产品”一词在2017年4月就出现了。2018年至2019年，联合国秘书长在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会上呼吁建立广泛的多方利益攸关方联盟，大力发展数字公共产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2020年6月，联合国发布“数字合作路线图”报告，首次对数字公共产品 进行定义，明确其具有非竞争性、可复制性与正外部性等特征。 2021年9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进一步强调，数字公共产品以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数据，对释放数字技术的全部潜力至关重要。 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重大的技术变迁会导致社会和经济的范式转换 ，甚至伦理的变迁。5G、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技术均发轫于互联网空间，兼具疆域意义的国家主权与不受疆域限制 的持久张力推进互联网逐渐发展为第五空间 。从产生时的自我管理(self-regulation)模式 到各主权国家纷纷关注互联网治理，互联网空间逐渐演变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场域。如果说公共产品是市场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那么数字身份、数字货币、数字基建等数字公共产品则提供了一种共享的基础设施，突破了国家、地区、集团等界限，超越了传统的主权限制，强化了全球的刚性治理能力 。换言之，数字公共产品在消费侧体现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顺应了人类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从国家层面到全球层面的发展趋势。我们更倾向于称之为透明化、共享性、多样性。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指出，“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 。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的理念不仅是区块链的共识基础，更是推动数字公共产品发展的重要路径，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竞争的线性思维方式。如果说全球公共产品是人类超越时空范围通过大协作不断创造的正向价值，那么数字公共产品就是人类创造的新型成果与时代容器，它精准地刻画出数字秩序的演进过程，重构人类的文明与未来。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大国角色 。作为新型全球公共产品的发起方，中国积极主动地把提高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视为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契机 ，通过多边主义机制，不仅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润物细无声”的价值类全球公共产品，而且正在以实际行动为大变局时代的全球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方案（见表1-5），承担起超越狭隘利益边界的全球责任。数字丝绸之路、国家大数据中心、天眼FAST”和《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都是典型的数字公共产品，中国以新兴供给者身份赋予全球治理更大的确定性和建设性因素。我们将迎来一个全球化的数字世界，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供给者，都必须开发好、利用好数字公共产品。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总是伴随着失衡与重构、脱钩与突围的故事，大国博弈不断加剧，供给角色也在不断变化。中国有效供给的全球公共产品是避免全球资源被部分国家根据其既得利益来制定与调整游戏规则 的重要保障。以全球公共产品为基础设施的世界新秩序，又反过来增加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使世界出现除联合国分类 之外的新型全球公共产品，成为人类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人类生活于同一地球，彼此共担风险、共享机遇、相互依赖。未来，世界将继续融合，彼此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国际合作将比过去更为重要，全球化本身已经演变为一种世界性公共产品。

当今世界依然处于不规则、不安全、不稳定的动荡状态中，全球公共产品让这个失控的世界变得更为有序、安全、稳定。这种基于多边主义的共生新秩序实则有着更高的目标：确保全人类的自由，并鼓励我们参与共同的斗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提供最根本与最基础的全球公共产品——世界和平。正如杜鲁门在1945年联合国会议闭幕式上提到的，“我们已经测试了这场战争中的合作原则，并发现它是有效的”。当世界受到一颗巨大的小行星威胁时，世界各国会通过合作将它带入安全的轨道。倘若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如美国“退群”、英国“脱欧”般不负责任，将会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瓦解和崩溃。各主权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力量与质量将影响甚至决定全人类的安全、健康和幸福，并集中体现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而“区块链通过广泛共识和价值共享，推动人类社会在数字文明时代形成新的价值度量衡，催生新的诚信体系、价值体系、规则体系” ，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技术支持、思维支持、模式支持和制度支持。“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崛起的模式不再是世界大战，而是通过供给全球公共产品、提供高质量社会服务而获得认可。在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形势下，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提供传统公共产品，还应该着眼未来供给新型全球公共产品。” 美国未来学家、《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曾说，创新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数字公共产品正在边缘兴起。越是边缘的地方，越会成为新型全球公共产品的沃土。“科学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乎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 数字公共产品也不外乎是这样，给人类文明带来深刻的技术变迁、思维变迁与行为变迁，成为一种改变未来世界的新力量。 o+pXan6YZnigL2olpNl4Fh/oeRz5jhH6gFxORY3c9tl02V6e1vHiF1j+rEgBo6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