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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学者通过访问曾经生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采用文字记录、录音影像等手段，把这些原始的文字和声音、图像作为日后学术分析的素材，从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以期更加全面地反映历史真实。近年来，口述史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得到不断应用，例如2010年出版的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物“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十卷本）丛书。这套丛书是我国民间艺术领域的第一套口述历史丛书，也是我国非遗领域首次大规模的口述史记录，它通过对各门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记录，对各门类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传承脉络等作了有力的补充。此后，这一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但主要局限在传承人个体的口述记录方面，而对项目整体的口述史记录尚未全面展开。
本书将通过“宁波评话”这一视角，梳理宁波评话的发展脉络，了解宁波评话的前世今生，为后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历史素材，促进口述史研究方法在宁波“非遗”保护领域的深度应用。
说书艺术在北方称“评书”，在南方称“评话”。北方“评书”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以北京评书为代表，而南方“评话”以苏州、扬州为代表。浙江省内的评话以杭州评话影响最大，除了宁波评话外，还有绍兴评话、嘉兴评话、台州评话等。北京评书、苏州评话、扬州评话由于影响很大，学者对它们的研究也比较多，而对其他地区的评话，专家学者的研究相对较少。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
这方面的著作有：谭达先《中国评书（评话）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董国炎《扬州评话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杨旭东《当代北京评书书场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易德波（丹麦）《扬州评话探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及《说书：扬州评话的口传艺术》（广陵书社，2018)、董国炎《扬州评话发展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解军《金戈铁马——晚清以来苏州评话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论文有：解军《上海市评话弹词研究会与社会变迁（1936—1951)》（《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陈竹曦《福州评话》（《闽都文化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董国炎《论扬州评话》（《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08年第1辑）等。
这方面的著作有：扬州评话研究小组《扬州评话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武松》（王少堂口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张国良《三国评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刘阔章、裴福存《三侠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董国炎《评话小说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等等。
浙江省内关于评话曲种的研究非常少见。代表性成果如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杭州评话研究》,2009年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篇，其中上篇“杭州评话艺术研究”共5章，分别记述杭州评话的历史与现状、艺术特色、流派及其传承谱系、书目以及杭州茶园书场的变迁；下篇是“杭州评话短篇作品选辑”。宁波、嘉兴、台州等地未见专门研究评话的专著，只是在当地的曲艺专著中列章节或条目进行介绍，如《宁波曲艺志》《嘉兴曲艺》等，涉及评话的资料信息很少。
在评话书目出版方面，20世纪80年代，浙江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胡天如口述、顾希佳整理的《林冲演义》，刘操南、茅赛云的《武松演义》，王锦堂、徐永华的《宋江演义》，张少策传述、王泰栋等整理的《卢俊义演义》，等等，20世纪90年代也有少量的评话书目出版。
在口述史方面，无论在省内还是省外，有关评话（评书）的专著都非常少见，目前能搜集到的资料只有1992年出版的《艺海苦航录——扬州评话“王派水浒”回忆》。该书根据口述录音整理，由江苏省与镇江市政协文史委编印。
宁波评话属于江南一带的说书艺术，是用宁波方言进行表演的地方曲种，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宁波评话演出时，演员仅靠一扇、一木、一帕就能演绎人世沉浮、古今兴亡。与其他曲种一样，宁波评话也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过几起几落。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波的评话演出书场急剧减少，使本就人数不多的宁波本地评话艺人更难生存，绝大多数评话艺人歇业、转行，目前已无专业评话演员，尚健在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少策已94岁高龄，而他曾经的徒弟或已过世，或已转行，均不再从事评话演出活动。由于面临传承危机，2017年，该项目被宁波市文化行政部门列入抢救性记录名单。
2017年3月开始，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宁波评话艺术，针对宁波评话代表性传承人张少策先生年事已高，后续传承人目前尚未完全掌握宁波评话的相关核心技艺等问题，在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宁波市非遗保护中心联合项目保护地鄞州区非遗保护中心，前后用了7个月时间，通过重要书目录制、传承人口述史记录等方式，对宁波评话开展了抢救性保护工作。
根据张少策先生的意愿，对未曾作过完整录制的张家经典《水浒传》中的《宋十回》《石十回》《武十回》的全本作完整演绎，并全程录像。其中，《宋十回》7小时，《石十回》13小时，张氏评话最经典的《武十回》22小时。
由于张老已届高龄，且几十年没有完整表演，录制下来的《宋十回》《石十回》《武十回》只保留了比较粗的故事框架，很多细节已无法还原，不能充分反映鼎盛时期的风貌。张先生曾说过，他当年说全本《水浒》时，可以讲5个月，约300小时，但目前录制下来的5个“十回”中的3个“十回”，总计仅42小时，尽管还有《林十回》《卢十回》没有录制，但仍与300小时相差甚远。
张先生表示，几十年不讲了，“嘴钝了，很多东西都忘了”。比如《宋十回》中，宋江充军发配途经揭阳岭，进了“催命判官”李立的黑店，在以前的讲述中，对该黑店和李立都有详细的描述，“这家店用黄泥抹墙，茅草盖顶，店内放着四张桌子，大木盆里放着两只肥鸡香气诱人，大约刚从锅里捞出，还有鱼肉等新鲜可口之食……只见老板这副尊容：两肩膀壮阔，肌肉特别发达，鹰嘴鼻头，嘴巴开阔，浓眉朝下斜，脸上青灰色，胸前浓毛长到肚脐，赤身露体，上衣没着……”黑道人物的形象呼之欲出。但在这次的录制中，直接省略了对黑店的描写，对李立仅用了“尖嘴猴腮”四字来形容。以前讲到宋江等人被蒙汗药麻倒后，图财的李立翻看他们的包袱，“他忙将宋江的包袱打开一看，不得了，里面有用金丝串成的一排排宝珠，翡翠雕成的鸳鸯，白玉刻成的凤凰，一条条金光闪闪黄金，一块块羊脂白玉……”但在这次的录制中，直接跳过了李立翻看包袱的情节。对照以前出版的文字片段，此类现象较为普遍。再加上录制的环境不同于书场，缺乏与观众的互动，更是少了很多临场发挥、插科打诨的部分，精彩程度与张先生当年在书场的盛况有不小差距，让人深感遗憾。
地方曲艺大多是口口相传，文字档案非常稀少，关于宁波评话的历史记忆，主要依靠评话艺人的口述，但由于目前尚在世的评话艺人大多年迈，如果再不进行抢救性记录，这些历史记忆将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永久消失。笔者以2017年的抢救性记录为起点，在随后的3年多时间里，通过对宁波评话代表性传承人张少策及相关的人物，包括张少策的朋友与徒弟、其他曲艺从业人员、曲艺专家等的访谈，反映民国至今宁波评话的发展历史；以《宁波曲艺志》中提到的宁波评话为线索，对奉化、余姚、慈溪等评话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尚健在的艺人进行口述访谈，梳理这些地区1949年后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评话发展状况；对宁波评话观众群、书场管理人员进行口述访谈，了解宁波评话演出市场的盛衰情况，积累了宝贵的口述史资料。
在此期间，共有30余位艺人（及其家属）、管理者、书迷接受了访谈，口述录音资料时长近30小时。其中对张少策从2017年至2020年展开了7次口述史访谈，或是在他录制作品现场，或是在他前去录制的路上，或是在他居住的地方。在这几次访谈里，张先生向笔者详细讲述了他和他的爷爷、父亲的从艺经历，他的徒弟的情况，以及宁波评话曾经的生存环境。
对张先生的最后一次访谈是在2020年8月，笔者在与他的徒弟崔爱珍的通话中了解到张先生头部被撞了一下后脑部出血，记忆力大不如前。笔者赶紧前去看望，顺便向先生请教几个问题，但发现先生已经无法独立、准确、清晰地回答。在这4年时间中，笔者常常感慨，如果能早十几年做评话的口述史记录，许多知情人还在世，就能给此书的出版提供更多的帮助。比如宁波曲艺专家李蔚波先生，也是《宁波曲艺志》的主编，随着他的去世，许多记忆也随之消失。在这几年的调查过程中，经常有人提起：“如果李蔚波还在，他都知道”；如果能早十几年，许多老人的记忆将比现在更为清晰，能了解到更多有关宁波评话的线索；如果再早十几年，张先生的评话录制也许更为生动，另外2个“十回”也许这次也能够完整记录下来……但笔者同时也庆幸，尽管已经晚了十几年，幸好没有太晚，还有一些老人、知情人可以寻找，还有记忆可以追寻。
这些老艺人[见附录（三）]中至少有15位已多年不接触评话，甚至有的连周边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有过说评话的经历。如慈溪评话艺人杨绍其，笔者是在对陈玉凤进行访谈时知道他的。陈玉凤曾在慈溪范市办过评话培训班，杨绍其是她的学生，后来去了范市文化站工作。笔者联系上范市文化站章站长，托他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杨绍其，又通过他找到了慈溪另一位评话艺人洪国伟。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听闻老艺人陈尧生的唯一徒弟叶根潮曾在周巷文化站工作过，但因多年不曾联系，均不知他现在何处，也不知道他是否健在。于是，笔者托慈溪市文化馆的张广老师寻找，得知叶根潮仍健在后，迅速取得了联系。尽管他腿脚有点不便，但仍然耳聪目明，记忆清晰，通过他了解了他的师父陈尧生的评话生涯，解除了我的一个疑问：《宁波曲艺志》中称陈尧生是余姚莲花文书的艺人，没有提及他讲评话的经历，但他的女儿在介绍时曾提起她的父亲说评话；通过叶根潮的叙述，笔者了解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对余姚评话艺人符洪源的访谈更是让人难忘。陈玉凤曾在访谈中说起，她在余姚曲艺团时，还有一个叫符洪源的，也说评话，好像是余姚朗霞人。笔者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余姚文化局的刘华，托她帮我去余姚朗霞街道打听一下，几天后传来了好消息——找到了在朗霞幼儿园工作的符洪源的女儿，笔者进而得知符洪源在几年前曾经患上脑出血，对过去的事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不管如何，总要见他一面，约定时间后，笔者就开车前去。当天，他的老伴、两个女儿和大女婿都在家等候。通过访谈得知，评话曾是符洪源重要的经济来源，他靠说评话的收入养活了一大家子，因此，他对评话有很深的情结，尽管多年没有说评话了，但家中自己住的小房间内，还藏着满满一柜子曾经看过的参考书，还有一包包用报纸小心包裹的评话脚本。这些手写的脚本上还有符洪源反复修改的痕迹，在他保存下来的材料中，除了当时的演出证，还有珍贵的演出合同、收入清单、介绍信等，资料的丰富程度在评话艺人中是少有的。
他的大女儿说父亲已经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自从患病后记性就差了，不太能够说书了。特别是近十年来，一直郁郁寡欢，他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说评话既是他的养家本领，又是他的心爱之事。一生的心血，自然希望有人赏识。他一直在默默整理自己的笔记，尽管由于眼睛花得非常厉害，字迹基本看不清。为了让他开心，前几年他的大女儿把《余姚日报》中刊登的一篇有关他的报道裁剪下来裱了框，他很激动，还把收藏的照片拿出来，让大女儿到照相馆去整修塑封。这次笔者找到他了解过去说评话的经历，让他感觉到自己并没有被人忘记。
访谈的这些老艺人，大部分已70岁以上，有的已90多岁高龄，本着抢救性记录的心态，一得到他们的消息，笔者马上前去，唯恐因自己的耽搁而与他们错过。这中间至少有3位——张碧雨、王泰栋和洪国伟没能等到本书出版就已去世。记得2017年7月去见张碧雨的时候，他已经90岁高龄，靠轮椅活动，手脚都已不方便，2年后便去世了。出生于1932年的王泰栋老师，笔者2018年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新四军研究会里忙碌，还列了很多的工作计划。2020年夏天，笔者还曾向他致电，询问《时事公报》的事，却在当年的11月去世。洪国伟也于2020年去世。如今，3位先生音频犹在，却已天人永隔。
本书在上述口述资料的基础上，还通过查阅报刊、文献、书籍、档案等，对访谈内容进行印证、补充和背景调查，厘清宁波评话从作为市民不可缺少的生活组成，到逐步沉寂，退出人们主流生活的过程，从中也反映了各个历史阶段宁波市民文化生活的变迁轨迹。对照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宁波曲艺志》中对宁波评话的记录，笔者有了更多的发现和补充，特别是对民国时期的宁波评话的生存状况有了新的史料发现。比如，民国时期政府对宁波评话艺人和场所的管理，宁波评话在团结抗战方面所起的作用，当时评话艺人的生存环境，等等，均为第一次发现。通过艺人的口述，宁波评话的各个转折期有了清晰的时间线，各区县（市）的评话演出情况也得到了补充完善。
本书共分上、下篇，其中上篇分别从宁波评话的发展历程、艺术特征、评话艺人、书目及创作、演出场所及演出团体、经营活动及相关习俗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宁波评话的发展历程”部分，依据各类史料，剖析了宁波评话从产生到繁荣，乃至最后走向沉寂的内在原因。这部分首次结合现有的文本分析对宁波评话的艺术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宁波评话艺人”这部分因内容较多，考虑到各章节的平衡，拆分为上、下两部分。本篇还另辟章节，对评话的书目，尤其是艺人创作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提炼，有助于读者了解评话书目产生的过程。因评话曾是艺人的谋生之道，评话的演出市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内容，书稿还对演出市场关联要素进行了专题论述。
下篇是对上篇内容的补充和延伸，其中“宁波评话大事记”梳理了宁波评话从民国至今的发展历程，从中可以窥见这一艺术形式在宁波的存在痕迹。上篇对宁波评话发展历程的论述，均以多人口述资料为依据，力求客观性和真实性，减少主观臆断，为此，在下篇中，还选择了多位访谈对象的口述记录稿（剔除涉及隐私内容），经过整理后，把其中最为精彩、最能反映当时评话生存环境的部分进行呈现，这中间有艺人、书场管理者、曲协老领导等各种身份的代表，他们从各自的亲身经历出发，对宁波评话作了富有个性色彩的回忆，特别是张少策的口述访谈，在转录过程中保持了他的语言风格，格外生动鲜活。因此，本书可以作为以后对宁波评话作进一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下篇还收录了张少策经典的5个“十回”中的3个，即《石十回》《宋十回》《武十回》口述评话作品选回，这些均是2017年张少策抢救性记录过程中采录的作品。30多年前，王泰栋等人根据张少策的“卢十回”出版了《卢俊义演义》，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继续出版其他“十回”的内容，尽管此次口述记录已无法反映张少策先生鼎盛时期的水平，但也算是小小弥补了这一遗憾。
附录中收录的《红宝书场报纸刊登演艺信息一览（1956—1981)》是从宁波当时的地委机关报《宁波报》《宁波大众》中采集而来，本书通过一个书场的演艺信息，印证了包括宁波评话在内的传统曲艺在宁波近30年的活动历史，是对艺人口述内容的补充。从此表来看，红宝书场的演出共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56年7月至1965年1月，当时红宝书场演出书目均为传统书目；第二个时期是1965年1月至1967年11月，红宝书场改名为宁波书场，这一时期，书场禁止演出传统书目，全面改为现代书目；第三个时期是1980年6月至1981年2月，红宝书场在中断了十余年后重新开业，恢复了传统书目的演出。1981年后，报纸上只零星出现过曲艺书目演出信息，无法完整反映红宝书场的正常曲艺演出动态，因此附录中不再收录。1984年以后，录像放映、展销会等与曲艺演出无关的信息开始出现，最后一次在报纸上出现的关于红宝书场的演出信息是“七一”曲艺专场演出（见1991年7月6日《宁波日报》），当时汇集了评话、弹词、走书、快板等多种曲艺样式。红宝书场于1992年拆除，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宁波巿民乐剧场2005—2019年度曲艺演出汇总》反映了自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社会各界在传统曲艺和评话演出市场的培育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时代巨轮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滚向前，潮起潮落，大浪淘沙，宁波评话的沉寂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的选择。
谨以此书献给为宁波评话燃烧过、抗争过、参与过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