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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两朝的几百年间，中国人的饮食生活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从先秦的一天吃两顿饭，过渡到了延续至今的“一日三餐”。早期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常每日只吃两顿饭，谓为朝食（又称饔，时间为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与夕食（又称飧，时间在下午三时至五时）。《睡虎地秦墓竹简》有记载，当时的筑墙劳役人员每天早饭半斗，晚饭三分之一斗，明明白白的一日两餐。《左传·成公二年》有句话叫“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意思就是早晨起来打完了这仗正好赶得上吃早饭。而《史记·吕太后本纪》也有记载，“日铺时，遂击产”。这就说明当时周勃等人诛灭诸吕，正是利用了铺时这个吃晚饭的时机，给诸吕以突然袭击，才击溃了吕产的禁卫军。
到了汉代，情况变得大不一样。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谋反，获罪徙蜀。虽说如此，毕竟还是姓刘的亲戚，文帝特意下令，刘长的生活待遇不变。每日可吃三顿饭，给肉五斤、酒二斗。就连小老百姓，也开始在每日两餐前的早上加上一顿“寒具”（小食品）填填肚子，也就是郑玄在注《周礼》时所说的，“清朝未食，先进寒具口实之笾”。久而久之，这寒具就变成了在天色微明之后所食的每天第一顿饭（早饭）。第二顿饭是午饭，一般是在正午时刻，所以，直到现在华北一带仍称午饭为“晌午饭”。而第三顿饭则为晚餐，又叫“晡食”。《说文解字》上说，“晡者，日加申时食也”。清人王筠在其《说文解字句读》中解释道：“谓日加申之时而食谓之晡也。”而申时，大约是在下午三点至五点之间。
为什么会多出一顿饭来呢？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一日有条件吃上三餐了。西汉时期的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将汉代和先代的饮食活动做了对比。过去村里吃饭，老人不过两样好菜，少者连座席都没有，站着吃一酱一肉而已；即便是请客或者结婚大事，也只是“豆羹白饭，綦脍熟肉”。反观汉代民间动不动就大摆酒筵，“殽旅重叠，燔炙满案，臑鳖（炖熟的甲鱼）脍鲤（细切的鱼片）”。更不要说汉代以前非祭祀乡会而无酒肉，即便诸侯也不杀牛羊，士大夫不杀犬豕；而汉代没有什么庆典的时候往往也大量杀牲，或是聚食高堂，或是游食野外。
《盐铁论》的说法，倒也不算夸张。汉代人饮食之丰盛，比之过去，的确是不可同日而语。辞赋家枚乘写过一篇《七发》。为生病的楚太子设计了一桌酒宴，很是丰盛。主要菜品是：煮熟鲜嫩的小牛肉加上蒲笋，用肥狗烧羹，盖上一层石花菜，熊掌炖得烂烂的，调点芍药酱，兽脊切得薄薄的，在火上烤着吃；取鲜活的金鲤制鱼片，加点紫苏和香菜；白露时的菜心可做汤，绿油油的很爽口，把母豹刚下的胎儿，用香油美酒焖得通红；再上四海扬名的兰花酒，用些楚地香稻饭和雕胡珠米粥……就是用今天的目光来审视2000多年前的这一席面，这些美食依旧令人垂涎三尺。
从《盐铁论》里同样不难看出，在汉代的兴盛时期，随着家畜饲养业的显著发展，不仅富人，就是普通人民，一年之中也有较多食肉的时候。古时的所谓“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其实都可以成为汉代民众餐桌上的美味。传统的食脍之风也日益盛行。东汉辛延年在《羽林郎》里说，“就我求珍肴，金鱼鲙鲤鱼”。这说明当时的鲤鱼是最常用的制脍原料。制鲙的一个重要要求是，肉要薄且细纤。这是因为有的肉比较鲜嫩，蒸煮烹饪以后就丧失了原味，比较适合生吃（特别是鲜鱼）。生食之肉，属于典型的好吃难消化，所以切得越细越好。曹植在《七启》中就说：生鱼片要切割得犹如“蝉翼之割，剖纤析微；累如叠縠，离若散雪，轻随风飞，刃不转切”。至于边远地区，还有一些与中原相异的肉食来源，譬如“楚越多异食，蛮荒之民，有以山虫为食者，尤喜食蜗（牛）”。岭南地区更是有食蛇之风，就像《淮南子》里总结的那样，“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
在“六畜”之中，牛肉虽然贵为“大牢”之一，上古时期亦用于祭祀与食用。但自从春秋后期铁犁、牛耕出现后，牛成为重要的劳动工具，牛肉也随之逐渐淡出肉食行列。东汉时期的会稽郡（今浙江东南部）更是公开禁止杀牛，只有王公贵族和豪富之家才能吃得上牛肉。就像汉末三国时期的曹植在《箜篌引》里所说的那样：“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
牛肉之外，同在“大牢”之列的羊肉与猪肉在汉代餐桌上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汉代既有“泽中千足彘”（250只猪）的记载，亦有许多人家拥有“千足羊”（250只羊）的说法，足见当时养猪与养羊难分伯仲。与此同时，羊肉则有胜过猪肉的趋势。两汉之际的更始帝刘玄就酷爱羊肉，厨师只要做得一手烂熟味美的羊肉，就可授以将侯之爵。长安百姓为此讽刺曰：“灶下养（养，即今炊事员），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到了东汉时期，越骑校尉马光，冬日腊祭一次就用“羊三百头”，“肉五千斤”（东汉时1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20克）。若以每头羊出肉20斤算，则用羊肉6000斤，而“肉五千斤”中，不会全为猪肉，还应有牛肉等其他肉类，则羊肉用量已经超过猪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秦汉时期，中国的食狗之风趋于极盛。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的大将樊哙原本就是在徐州沛县“以屠狗为事”。职业狗屠的出现，说明社会上普遍养狗，只要有钱买肉，人们即可食狗肉，狗肉已经进入寻常民众的饮食生活。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也多次将狗肉与猪肉相提并论。《盐铁论》里也说，“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这就意味着狗肉处于当时肉食的鄙视链的中段，不如富人吃的牛肉，却强过穷人吃的鸡肉和猪肉，是“中产阶级”青睐的对象。狗肉的食用方法，有切薄片，但更多的是煮，然后用刀切碎食用。在汉代有“鸡寒狗热”之说，意思是说：狗肉气味很重，只有热气腾腾时去吃，才感香味喷喷；热度消退，便不好吃了。
与丰盛的肉食相比，汉代餐桌上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但却影响深远的变化是，豆腐的出现。
豆腐来自大豆。秦汉以前，人们把“大豆”称作“菽”，又称“戎菽”“荏菽”。秦汉以后，逐渐用“豆”字代替“菽”，这些都是豆类的总称。古代人们所说的“大豆”在现今则被称为“黄豆”。豆腐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的重要贡献之一。宋代朱熹在咏豆的诗中注云：“世传豆腐本为淮南王术。”淮南王指刘安。此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也就是那个倒霉的刘长的儿子。他一生好广招方术之士。传说有一天，他与八位方士精研炼丹之术，闲暇时榨大豆取浆，入锅点卤，无意中创制成了豆腐。因刘安当年炼丹地在安徽淮南八公山，所以后人称豆腐为“八公山豆腐”；又因为刘安活着时一直攻击儒家为“俗世之学”，所以孔庙祭品历来不用豆腐。
这个传说应该不是凭空杜撰，《盐铁论》里也提到了“豆汤”，说它为当时人们所喜食。所谓“豆汤”，就是甜豆浆。能够制豆浆，那就离豆腐也不远了。1959—1960年，在河南密县（今新密市）打虎亭村发掘的公元2世纪左右东汉晚期的两座汉墓里，考古学家似乎据此找到了豆腐此时已生产的明证。其中一号墓的石壁上画有“庖厨图”：第一幅图上有一个大缸，缸后面站立两个人，这应该是体现了豆腐制作的泡豆的过程；第二幅图上有一个圆磨，磨后面有一个人，右手执勺子伸进大缸中，这应该体现的是从缸中舀出大豆放入磨中磨细的过程；第三幅图上有一大个缸，缸后面站着两个人双手拉着布在缸中过滤，缸中还漂浮着一个勺子，缸的左边站着一个人，似乎在指点着这两个人操作，这明显体现了做豆腐滤浆的过程；第四幅图是一个小缸，缸的后面有一个人手拿着棍子在缸中搅动，这体现了点浆的过程；第五幅图是带脚架的一个长方形箱子，箱子上有一块盖板，板上横压着一根长杠，杠的端顶上吊着一个砣形重物，箱子的左下边有水流出来注入地上的罐子里，这是做豆腐的镇压过程。整个打虎亭壁画中体现了做豆腐的“泡豆—磨豆—滤浆—点浆—镇压”这五个步骤。考虑到汉代人视死如生，墓葬中“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的特点，“庖厨图”反映的必然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换句话说，汉代中国人已经掌握了豆腐制作工艺这个说法，恐怕距离事实并不太远。
豆腐发明之初，大概没有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这从《说文解字》中就可见一斑。这本书的作者许慎是东汉时期汝南郡召陵县人，即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东汉时期的河南地区已经有豆腐生产的出现，而《说文解字》中没有提到“豆腐”，而对“腐”则注着“烂也，从肉府声”。“豆腐”顾名思义就是“腐烂的大豆”。作为一种“腐烂的东西”，豆腐产生之初自然是不被上层人们所接受的。最初这种食物的受众恐怕只有处于社会最底端的贫困农民。
但豆腐的优点其实是很明显的。豆腐出现以前，菽在人们心目中是粗粮，“半菽之饭”（在饭中掺一半大豆）是灾荒时无可奈何的选择，豆腐的出现为菽的食用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豆腐极富营养，以至于有了“呼豆腐为小宰羊”的说法。现代的化学分析也证明，在100克的豆腐中，蛋白质的含量是9.2克，在100克的羊肉中，蛋白质的含量是10.7克。也就是说豆腐的蛋白质含量几乎可与羊肉相颉颃。加上它远比各种肉类要便宜，这就为无力购置肉食的贫困阶级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这一点在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人口攀上数亿高峰时尤为明显。不过，在人口最多不过6000万的汉代，豆腐的地位尚未如此举足轻重。
除了一开始显得籍籍无名的豆腐之外，西汉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新食品，豆豉（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未见有关豉的记载）。豆豉是一种咸味调味品。以黑大豆或黄大豆经蒸煮发酵后制成。它能调和五味，产生鲜美的味道，可使菜肴增鲜生香，叫人爱吃，叫人离不开它。东汉时期的《释名·释饮食》干脆说：“豉，嗜也。五味调和，须之而成，乃可甘嗜也。”将令人喜吃不厌作为这个字的含义来加以解释，可见豆豉是一种多么受人欢迎的调味品。既如此，豆豉商人，便会买贱卖贵，囤积居奇，以取重利。据记载，汉元帝至王莽之间的京师富商，七人之中就有两个是豆豉商人。卖豉的也能成为闻名天下的巨富，足见汉代豆豉食用的普及程度了。当时往往盐、豉并称，或许就是因为“盐”和“豉”都是当时人最常用的饮食调味品。
事实上，以豆类为原料的发酵产品在汉代迎来了一个爆发期。“酱”，在先秦时期指的是醋（醯）和肉酱（醢）。而西汉时期史游的《急就章》却有“芜荑盐豉醢酢酱”的记载，将“酱”与其他调味品并列。后来颜师古为之作注曰：“酱，以豆合面而为之也。”可知这是一种豆酱，也就是用大豆和面粉等加盐发酵而制成的调味品。1972年在湖南长沙东郊发掘的西汉时期的马王堆一号汉墓里更是发现了大量酱食品，出土的陶罐所盛之物确实就是大豆制品，出土的简文“酱”字，指的就是豆酱。东汉王充著《论衡·四讳篇》中记载：“世讳作豆酱恶闻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积家逾至春也。”这是我国现存史籍文献中最早、最明确出现“豆酱”文字的记载。由于酱经过了一段发酵期，故滋味较之单纯的盐更为厚重。东汉时已经有人指出：“酱成于盐而咸于盐，夫物之变，有时而重。”
在此基础上，到了东汉时期，豆酱油也已经产生。东汉崔寔所著《四民月令》记载“至六七月之交，分以藏瓜。可以作鱼酱、肉酱、清酱。”这里的清酱就是酱油的古称，清代的《顺天府志》明确指出“清酱即酱油”，而“清酱”这一称呼现在还为华北及东北农村所沿用。酱油的发明，将在日后的岁月里对中国饮食的“味道”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但同豆腐的境遇类似，酱油在汉代至多也只是处在崭露头角的阶段。
汉代的餐桌上，不但有豆豉这样本土发明的食品，更增添了许多前所未见的陌生面孔。这当然要归于张骞“凿空”西域的创举。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西域各地所产的瓜果、蔬菜等陆续传入，丰富了中原人民的餐桌。
最先传入中土的农作物是葡萄和苜蓿。“葡萄”，为希腊文“batrus”之译音。在我国史书《史记》中写作“蒲陶”，《汉书》写作“蒲桃”，从《后汉书》起见到“蒲萄”，后来才逐渐使用“葡萄”这一名称。中国古代通称的葡萄属于欧洲葡萄，其原生地是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一带，最初传至埃及。5000~6000年以前，欧洲葡萄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南高加索以及中亚细亚等地已开始栽培。
葡萄传入新疆后，由于塔里木盆地周边的气象条件与中、西亚相似，加之绿洲内水、土条件优越，因此得以迅速扩大栽植。中原引种葡萄则始于西汉时期。《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有汉使从西域带回葡萄种的记载。由于葡萄不抗寒、不耐旱，在中原种植比较困难。葡萄酒还有香美醇浓的特点，也是当时的粮食酒比不上的。曹丕就说：“葡萄酿以为酒，过之流涎咽唾，况亲饮之？”言下之意，那葡萄美酒让人一闻便会流口水，何况亲口饮上一杯！因此，用葡萄所酿之酒也被视为“珍异之物”，只有皇帝及其心腹重臣才能享用。《太平御览》记载，东汉末年扶风有位名叫孟佗的人，不知从哪儿搞了一斛葡萄酒，献给了大太监张让。张让非常高兴，随后便赏给他一个凉州刺史的官。有人推算，当时的“一斛”约等于现在的20升或40来瓶。用40瓶葡萄酒便“换”得个封疆大吏的官职，足见当时葡萄酒的珍贵程度。
至于苜蓿，又名紫（花）苜蓿，系豆科多年生牧草，有“牧草之王”之称，产量高，草质优良，多种畜禽均喜食。原产于伊朗高原，希波战争期间从中亚传入希腊。汉代张骞通西域时，苜蓿开始传入中土。《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苜蓿引入中土最初仍是喂马的一种饲料，以后才渐有人采其嫩叶食用。苜蓿可生吃，又制成羹和干菜，且味道鲜美。
张骞出使西域，还带回来了石榴。石榴原产伊朗和阿富汗等国家，西晋的张华在《博物志》里说：“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石榴被引入中原后，最先是在京城长安附近栽培。由于石榴树叶绿花红，分外漂亮，又花期长，挂果美，更重要的是石榴美滋美味，甜者可做水果食，酸者可做调味品，所以深受人们喜爱。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本来就打算在皇家园圃（上林苑）中栽种普天之下的花木，当然不会漏掉石榴。而且他还特意腾出一块地，种了大面积的石榴树。每年5月，那里是一片红霞织锦绣，朵朵榴花耀眼明；而到了仲秋之季，又变成榴果垂枝孕万籽，千树低头溢果香。武帝每去观赏，都心旷神怡，乐而忘返。上行下效，一些文武大臣也随之喜欢起石榴来，并各有赞辞。
由西域传入的还有仙人桃，又称王母桃、西王母桃。由于仙人桃味道鲜美，故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俗语云：“王母甘桃，食之解劳。”除一般的生吃以外，桃也常被做成其他食物，如桃干、桃脯等。此外，《齐民要术》里还有记载：“张骞使西域，得大蒜。”大蒜最早产于大宛、乌孙等西域诸国，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因时人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所以它起初被中原人叫作“胡蒜”。当时的西汉也土生土长着一种蒜。胡蒜同它相比，样子差不多，只是个头大。于是，人们又将当地蒜叫作“小蒜”，将胡蒜称为“大蒜”。
实际上，以“胡”命名的作物远不止“胡蒜”一种。“胡桃”（核桃）原产于今天的伊朗、小亚细亚一带，《博物志》里也说，“张骞使西域还，得胡桃种，故以胡羌为名”。原产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胡瓜”（黄瓜）也在汉代传入了中国，《本草纲目》对此的记载是，“张骞使西域始得种，故名胡瓜”。“胡麻”（芝麻）的故乡更远在非洲，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指出：“中国之麻今谓之‘大麻’是也。有实为苴麻，无实为枲，又曰麻牡”，“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
这些“胡”名作物，因产于胡地而又形似中原有作物而得名。当然，如此众多作物的引进不太可能是张骞一个人的功劳。很可能是后世的学者，根据传闻加在张骞头上的。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提出：“外国植物的输入从公元前第二世纪下半叶开始，两种最早来到汉土的异国植物是伊朗的苜蓿和葡萄树。其后接踵而来的有其他伊朗和亚洲中部的植物……现在学术界竟有这样一个散布很广的传说，说大半的植物在汉朝都已经适应中国的水土而成长了，而且把这事都归功于一个人，此人就是张骞。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神话。其实张骞只携带两种植物回中国——苜蓿和葡萄树。在他那时代的史书里并未提及他带回有任何其他植物。只是后代不可靠的作者（大半是道家者流）认为其他伊朗植物之输入都要归功于他。日子久了，他成为传说故事的中心人物，几乎任何来自亚洲中部来历不明的植物都混列在他的名下，因此，他终于被推崇为伟大的植物输入者。”当然，无论是谁将异域作物引入中国，他都是为丰富国人的餐桌做了一件大好事。古代中国人的饮食生活，就是这样不断变换出新花样，将外来饮食文化融入我们自己的传统之中。
豆腐的出现，是中国饮食的一大创造发明。
主料：老豆腐、五花肉
配料：料酒、生抽、白糖、盐、姜、葱等
做法：将老豆腐洗净，切片；将五花肉洗净，切片；将葱、姜切末；老豆腐入锅煎制，坐锅入油烧热，放生抽、料酒，放入肉片煸炒出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