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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耕国家，土地是百姓安身立命之本，可孕育生命，长养万物。五行学说肇始于夏商，完善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五行观念形成以后，土一直占据主导位置，高于其他四行。《管子·四时》记载“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认为四时生化之气生、长、收、藏皆为“土”助益的结果。五脏是人体功能活动的核心，五脏与五行相配属，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后世医家继承并发展了《黄帝内经》的脾胃理论，“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认为人是天地合气、酝酿而生的自然产物，人既在天地之中处于中心地位，又无时无刻不受天地规律的制约和天地变化的影响。
葛琳仪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非常重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天地合气的生命观和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因此，在治疗过程中，葛琳仪阐述的“重土思想”是“中和”哲学思想在医学上的具体体现。
葛琳仪认识到四时阴阳之气，以生长收藏，化育万物，天人合一，人秉天地阴阳之气以生，借血肉以成其形。正如清代医家黄元御在《四圣心源》中指出，一气周流于中，以成其象，形神俱备，乃为之全人。脾胃之气位居中焦，升降之权衡又重在中气，升则赖脾气之左旋自下而上，降则赖胃气之右转自上而下，成为肝心肺肾升降的枢轴，中气如轴，四维如轮，轴运轮行，轮运轴灵，则一气周流如常，身心康健。一气周流失常，则百病由生。中医治疗的目的就是通过药物之气的偏性或其他方法纠正人身之偏，恢复人身的一气周流。故葛琳仪在日常诊疗中非常注重中轴脾升胃降气机的把握，临证时常引用《素问·经脉别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同时参黄元御“一气周流”论，灵活运用“中土为轴，枢架四象”，强调脾胃为气机升降枢纽，脾升胃降是保持机体正常功能的前提和基础。脾主运化，脾居中央，禀气于胃浇灌四旁，为升降金木之轴，和济水火之机，乃全身气机升降枢纽。
葛琳仪宗法《黄帝内经》，时时顾护脾胃思想，临证常引用《素问·标本病传论》“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大小不利治其标”。对中满者，无论其属标属本，都主张先以治急。原因之一即是中满者水浆难入，药食不纳，后天之源衰竭，即是胃气衰竭。《素问·热论》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指出热病后期若不注意饮食，易导致疾病迁延或复发，认为病后宜清淡饮食、少食以助胃气渐复。人体病变过程中所消耗的营养物质有赖脾胃之气运化，所施之药物也需脾胃纳化而发挥疗效，所以顾护胃气应贯穿于治疗疾病的始终。脾主运化，消化水谷，并输布水谷精微于五脏六腑，濡养全身，正为脾升之用。胃主受纳腐熟，以通降为顺，消化饮食，排泄糟粕，正为胃降之用。正如《四圣心源》所言：“胃主受盛，脾主消磨，中气旺则胃降而善纳，脾升而善磨。”唯有脾胃健旺，升降相因，才能纳运致用，消化饮食，输布精微，发挥脾胃“后天之本”之用。
人出生后所需的物质就是气血，而气血就是“仓廪之官”所供给的，故前贤提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脾胃因素占据重要地位，如《脾胃论·脾胃胜衰论》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因此，在四诊中，葛琳仪反复强调患者的饮食、二便情况、舌苔、脉象信息的收集非常重要，尤其是舌苔，她从苔根有无、苔色、苔质、润燥等来详辨胃气盛衰、胃中阴津是否充盛，以此遣方选药，判断病机预后。在临证治疗时，顾护脾胃中土思想时时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