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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指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十分和谐的境界，也就是符合“中庸”的标准。
“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人体之阴阳，动态中求平衡。“和”为最佳状态，也是一种境界。中医学以“和”为本，追求“内外调和”的生命最佳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因此，葛琳仪指出，阴平阳秘是机体最佳的稳定态，这种稳态一旦被打破，机体便会发生疾病，出现各种偏颇，虚实寒热。而我们治疗疾病，就是应用各种方法、手段使人体各项功能重新达到稳态。
葛琳仪常把“致中和”之意运用到疾病诊疗中。中，中土，中气也。黄元御在《四圣心源》中提出天人相应，中气如轴，四维如轮。轴运轮行，轮运轴灵。轴则旋转于内，轮则升降于外，此中医之生理也。中医的病理，只是轴不旋转，轮不升降而已。中医的医理，只是运动中气之轴的旋转，去运动四维之轮的升降，或用四维之轮的升降，来维持中气之轴的旋转。由轮而轴，是为先天；由轴而轮，是为后天。最主要的都是中焦脾胃这个中轴的运转，所以用方上都以调护中焦为主要治疗手段，使脾胃运化，气机升降正常，病情自然逐步好转。并由此阐发形成脾胃病的“致中和”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为“气和”和“阴阳平”。
葛琳仪常借张景岳《类经图翼·运气上》所说的“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等语，强调中医整体观指导下的“致中和”法在临证中的思辨作用。对脾胃病而言，脾胃调和则阴阳平衡。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脾升则胃降，中焦斡旋有序，则五脏气机安和，形成特定意义的“气和”观。
葛琳仪指出，中医脾胃系疾病的“气和”观主要涉及脾升胃降、纳运得宜。脾气虚弱，运化失司，则中焦壅滞，以至于胃气不得和降；反之，胃气不降，又影响脾之运化升清，两者互为因果。治疗时常需通补兼施，寒热并调等。她也进一步指出寒热失调是影响气机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脾胃病中，脾为太阴湿土，太阴从本，易患寒湿，故胃热脾寒，是常见发病病机之一。方选四君子汤、温胆汤合良附丸等加减，常用太子参、炒白术、茯苓、薏苡仁、白扁豆以补之；用香附、娑罗子、苏梗、陈皮、枳壳以通之；用高良姜、肉豆蔻、姜半夏、乌药、草果以温之；用黄芩、蒲公英、石菖蒲以清之。从五行气机来看，如木克土，或土虚木贼，导致肝脾不和、肝胃不和。临床上脾胃病者以慢性居多，脾胃不和、肝胃不和、肝脾不和几种类型较为常见。同时，脾胃属土，肝属木，“土得木而达”（《素问·宝命全形论篇》）。若情志失调，或因怒、因郁等导致肝失疏泄，必然影响脾胃气机的升降出入，久之导致脾胃不和，运化失常。故治疗上常以疏肝理气与健脾和胃并用。方选柴胡疏肝散、金铃子散和香砂六君子汤加减，常用柴胡、郁金、制香附、延胡索、川楝子、佛手、玫瑰花、广木香、娑罗子、枳壳、陈皮等疏肝理气，以及太子参、茯苓、炒白术、甘草等健脾和胃。葛琳仪在接诊此类患者时，常常倍加耐心，予以情志疏导，以求缓解其紧张、抑郁、焦虑等情志，以获得更理想的治疗效果。
“阴阳失调”是指外在刺激或体内的应激超过了阴阳的调节能力，导致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功能出现偏颇，处于“阴阳失衡”的状态。此时，不仅“阴阳自和”的能力衰减，而且仅靠“阴阳自和”的能力已无法使机体恢复“阴平阳秘”的生命状态，故需借助药物等治疗手段干预，以恢复其自和，回到阴阳协调的健康状态。“阴阳平”，就是指对此进行干预的一种手段。
在“气和”“阴阳平”的具体运用中，葛琳仪认为，诊病当有“气一元论”“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思想。《黄帝内经》云：“阳道实，阴道虚。”在脾胃病中，阳明之病，易伤津液，多从燥化、热化，故以热证、实证多见；太阴病多虚，寒湿不化，故以虚证、寒证多见。正因为脾病多虚，胃病多实，故中焦之病有“阳明多实，太阴多虚”“实则阳明，虚则太阴”之说。在临床上，太阴脾之病症多见脾气虚，动力不足，运化无力，水谷不化的纳呆、泄泻、神疲、倦怠等脾阳不足之虚状，不能气化升清和温运水湿而致的小便不利、水肿等虚实夹杂证。阳明胃之病症则多见胃家实的脘闷、腹胀而痛、拒按，或嗳腐吞酸、大便秘结或热结旁流等症。以此理论指导临床，治疗脾胃之病，实证多从阳明而泻，虚证多从太阴而补。在治法上，葛琳仪以“燥湿为本，则升降为枢、纳运为用”概括了脾胃的生理特点，指出“脾胃气机升降失司”是脾胃病证的基本病机，因脾为湿土，喜燥恶湿，宜升则健；胃为燥土，喜润恶燥，宜降则和。故脾为病，宜甘温升提；胃为病，宜甘润通降。脾胃虽有分治，但须于升降润燥之间，权宜而施。常立健脾化湿、温中散寒、健脾益气、疏肝和胃、滋阴益胃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