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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曾刊登一文《论杠精的诞生》，文中说道：抬杠不仅仅是两种言论的争辩，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碰撞。现实中两个人会因为知晓对方的语境和情景，设身处地地相互谅解，或者是碍于情面、碍于长幼尊卑的地位而压制自己抬杠的冲动；在网络上则不然，两个人完全没有现实的交涉，自然可以畅快地去抬杠了。
在现实社会，个体的社会身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限制性，往往与其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等具有密切联系，因而以社会身份为基础建构的身份认同也具有相应的稳定性和限制性。在互联网世界，人们可以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而对自身的网络身份进行创新和建构，从而使得以网络身份为基础建构的身份认同也具有相应的动态性和无限性。
在网络空间中，个体可以通过对虚拟身份的建构获得自我的“选择性实现”，即在建构虚拟身份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展现自己愿意展现的内容，而对其他内容予以掩饰；同时还可以进行自我的“创造性实现”，即通过虚拟身份的建构来获得自身无法从现实社会中获得的自我实现，如在现实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可以通过在网络空间中成为某个网络群体的中心人物而获得其他群体成员的尊重，从而获得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名誉感、尊重感和权威感等。
在现实空间，社会认同具有“认同”“不认同”两种结果，但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的出现使得社会认同的结果呈现四种类型：即现实空间认同且网络空间认同、现实空间认同但网络空间不认同、现实空间不认同但网络空间认同、现实空间不认同且网络空间不认同。如果网络空间的社会认同与现实空间的社会认同不一致的话，网络空间将会对现实空间的认同和不认同进行放大。
由于不同群体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发挥的认同主导作用程度不一，因此在这两个空间形成的社会认同结果有所不同，整体的社会认同进而呈现出一定的分化和冲突。在现实空间，由于核心群体发挥了认同主导作用，边缘群体的认同内容无法获得凸显；但在网络空间，由于边缘群体的认同并没有获得核心群体的明显抵抗，并且由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边缘群体的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因此边缘群体的认同在网络空间获得了凸显。
过去的10年中，在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和北美洲都出现了明显的左翼的复兴。一个有用的概念是尚塔尔·穆夫(2018)的“左翼民粹主义”，该理论认为，那些声称代表人民反对外国利益的右翼民粹主义理论是自由精英或外国移民的意识形态话语，包括一切可能跟西方语境相关的符号与思想表达方式。左翼民粹主义的出现是对紧缩、衰退、债务、失业、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反映，而互联网平台给予了这股浪潮更大的施展空间，甚至给予了更多的实战经验。这些意识形态集团利用这些平台掀起了抗争不公正的社会运动，如：疯狂占领了马德里德尔港的游行（2015年）；伯尼·桑德斯2016年竞选占领华尔街。这些运动是通过社交平台组织的，无论是蓦然形成的舆论浪潮，还是有组织的行动。“脸书革命”无疑是一个夸张的短语，但它包含了一点真理。随着职业浪潮的消退，一些活动人士“从街头转向国家”，从“不掌权就改变世界”转向夺取议会权力。这样的话语释放的方式，显然适应与迎合了完全熟悉网络环境的年轻人，将自我表达与界定他人的权利基础逐渐巩固。对于千禧一代来说，优步、机械土耳其人、任务兔子、送货员和云花的雇用行为都表明了世界正在不断受到“技术冲击”。而互联网资本的不断扩大，更让人们觉得在数字时代，自己已经失去对生活的控制、对美好生活的拥有。对“大规模”“闲适优雅”的自由主义符号的攻击走进了美国进步激进人士的视野，也走进了当代网络表达的方式的新视野。与其说，杠或抗击的是人或者事物，毋宁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逝去的生活方式。
在芝加哥学派笔下，民主而美好的生活应该归属于尚未工业化、现代化、让人失去真正自由精神的“共同体时代”，工业带来更为先进的工业生活的同时，也让那氛围归属感破灭了。
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确更为方便了，但是消失在屏幕后面的脸、消失在滤镜后的表情，也让人与人之间的熟悉感减弱。当无法想象对方的处境，泛化他人的处境时，每个人都是一串符号、一行文字，甚至我们连想象的时间也不想拥有，当想象退场，表情、语气等非文字叙述的微妙部分变得难以传达。
于是我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共情对方的能力，就像是失去了屏障一般，彼此相互恶毒攻击、相互挑衅与批判的情况越来越多。即便是与之无关的第三者，看到这些内容，看到了彼此之间施加的尖酸语言暴力，也会感到不适应。
每个人都是具有自我中心化特征的精神世界的国王，当我们将网络世界作为自己思想和意识投射的时候，会自然圈定一个更大的国土疆界，自然也会更多地假设一个更广大的自我中心。这是一种捷径，也是一种依靠个体经验和感知，来去除对生存环境不确定感带来的焦虑。人的自我成长三阶段，就是从自我中心，逐渐走向泛化他人，并伴随着认知提升和心理成熟，去中心化的过程。学会客观看待事物，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自我的局限性，能够接纳多数良性客观条件下，自己的观点不会被所有人认同，也能够接纳别人的观点与自己不同。人的生命是在一连串自我中心与去中心的平衡点与结合点中做选择，此即包容感的提升。
西多昌规在提到如何让现代人在生活和工作中训练自己的情绪的心理学小册子《好心情练习手册》中便提到，接受多样性是一种多么大的宽容。“英语中，有一个表示感谢的单词‘appreciate’。当别人为自己做了比‘thank’更特别的事，便会以此表达谢意。追溯这个词的词源，appreciate的ap是‘朝向’，preci是‘价值’。换句话说，所谓的感谢，其实是认同对方的价值。”
当我们坚持自己的网络空间是自己的地盘的同时，我们更多的是将价值观放大至无形的范畴，用自己的意见去统领视线所及的所有的事物与标准，自己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价值观甚至说话的方式与自己不同的人都是错误的。这样的想法，会让人渐渐无法容忍他人，“精神洁癖”一触即发。自己的想法、关心的事物和与之有矛盾的人及事物在心中同时存在，当排气阀无法转移到线下的什么人和事情时，就容易出现否定对方且具有攻击性的行为。
网络人群的年龄有大有小，所在位置也有远有近，自然呈现出的世界也应该是多元不同的。正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到的那样，如果强调探讨的态度是严肃和谦逊的，符合自身网络王国的旨意，那无外乎我们的讨论脱离了内容本身，脱离了事实，脱离了真理，硬生生地转向莫名其妙的第三者；也无怪乎，人们总是拿“非杠勿喷”作为大旗，以显示自己立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不宽容的无声的自由控制阀吗？他甚至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但往往有这么一瞬间，人掉入了盲点，那套刻板印象固化了自我中心——对与自己不同的世界深深焦虑，追求“精神洁癖”的思维国王将自己的情绪当作所有的法则。有时，我们还将这个行为上纲上线至伦理道德层面。——可是，每当有人谈论伦理，你都应当意识到，一定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行为方式不满，并希望他们有所改进。
当然上升言论自由是需要小心谨慎的，但禁绝探讨，抑或是失去了同理之心，当然也不是对言论自由精髓的追求。现代医学无法做到将催产素用于帮助在社交场合因羞涩而遭熟人冷落的人克服社交羞涩，也无法做到将愉悦身心的荷尔蒙激素做成可随身携带补充的药丸制剂（当然，如果制成了，其商业效果绝对会赶超抗糖丸、褪黑素等产品），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调动自己的通感，加以共情，来理解大千世界的多种要素与价值共在。
关于“自我”这个概念，知名的美国实用主义学者乔治·米德认为：自我是每一次我对想象中的自己与我实际对自己行动的调整的统一体，如果无法想象对方，自我的主我部分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就无法把握预期行动，更无法做出合适行动路线的选择，客我也就不复存在。自我的整体便失去了稳定的基础，飘摇而因事易事，更无法界定自己的言辞行为是否合适，镜中自我也就失去了基础。
不能说杠精就是网络社会中固定存在的一群人，而且在网络中，许多人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思维定式中，被贴上这类标签。也不在于其语言逻辑有多差，前后矛盾有多少，而在于情绪起来后，其无法选择具有共识性的行动逻辑和路线。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一类真正缺乏稳定自我认知的群体，他们受制于年轻时期的生活环境，在面对多元对象和多种思维大潮时，没有找到合理的处置路线，深陷于更具有话语吸引力的表达方式，在网络世界中把这种无规则意识或者叛逆意识的“顽童”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