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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皮亚杰在研究儿童成长和认知发展过程时曾提出一个人类认知行为的基本模式——“认知基模”，也叫“心智结构”“认知结构”或者“认知引导结构”。基模代表着某个特定概念或刺激的有组织的知识，一个基模既包括概念或刺激的各种属性，也包括这些属性之间的关系。
基模是一种先入为主、自上而下的过程。基模是人们在判断能力有限、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为了迅速做出反应而采取的一种认知策略。基模会加快信息处理与加工，有助于形成自动推理，添加缺失的信息，形成某种解释，提供预期。但基模所代表的旧信息可能不适应新的认知对象，我们会有选择地吸收与基模相一致的信息，并且基模一旦形成，我们就不愿意轻易修改。这在后来形成了一个知名的概念——刻板印象：当我们接触到一个新信息或者新事物，遇到一个新事件或者进入一个新的场所的时候，我们过去相关的经验和知识会引导我们迅速地对新的状况做出认识、推理和判断，并及时地做出行为反应。人们总是本能地站在自己原先的价值判断和过去的经验中，以至于李普曼在他的《舆论》一书中都说道：“我们所看到的风景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物。”
这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捷径，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当人们认识新的事物时，往往会有不确定性，并且不知道从何着手，这时基模就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它会飞速完成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人们通常会在自己的内存库里寻找以前是否遇到过类似的事物，从而产生对新事物的大致期待。人们在这种期待的引导下分配注意力，可以大大减轻信息获取的负担，并且可以迅速理解模糊的信息。人们也将基模当作对文本的期待，他们在记忆库里寻找到类似的阅读经历——很多文本在主题、角色、情节上都具有雷同性，还可以借助它推断文本的意义，可以以它为主线将破碎的文本表述串联起来。
这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行为模式，这种思维惰性体现了大脑天生的归纳能力，若离了它，眼下遇见的纷繁复杂的事物怕是已经冲昏了我们的头脑。人们也习惯于将这种思维方式泛化至身边的世界，认为身边的人也秉承着与自己相同的认知。这种认知模式也并非始终如一，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如果人年轻时候的思想终其一生，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认知世界的方式随着人的成长可以得到发展和改变，但改变的前提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新近遇到的人和事物，他们/它们与我们之前的经验的关联性如何，如何在脑海中以一种最熟悉的陌生的方式被存储起来。不同的文化和世界催生了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就像是一棵大树，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化和抽象化的性质，并有从较抽象向较具体分层的结构特点。我们在遇到新的信息时，通过动员和组织原有的知识和经验、补足新的要素来进行处理，对新信息的性质做出判断，预测其结构，以确定我们对新信息的反应。因此，基模具有预测和决策控制功能。它完成了一个自动的、无意识的过程，完成了我们对特定个体的特点和目标的看法，完成了对自我的审视。它基于社会身份、地位产生了各种期待，如同脑海中的剧本一般，描述我们熟悉的事件的程序。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针对认知世界的信息处理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接触到一个新的事件或信息时，我们头脑中相关的基模就会被激活，参与到信息处理的每个环节当中。当新信息的各项特征与我们的基模相吻合时，我们倾向于按照原有的解释和态度来对待它。当新信息与我们的基模有不吻合之处时，我们会对新旧信息的各种特征进行比较，补足新的信息，确定新的解释和态度。新信息的处理结果对基模有两种影响：相吻合时，强化原有基模；相矛盾时，则修改原有基模，形成新的基模。作为每次信息处理的结果，被强化的原有基模和被改变形成的新基模，都会作为分析、推理和判断的依据，参与到下一次信息处理的过程中。
由于我们生活的世界和圈层不同，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的认知世界看成一种理所当然，而对挑战者和对象习惯性地进行抵触和否定，一种敌对情绪油然而生。
媒介自然也是这种认知方式的建构者之一。从李普曼的舆论学，到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媒介观点、多伦多学派的技术社会学，每个被世人津津乐道的社会学家和人类观察者都在讲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媒介作为中介化的角色，也影响着人们处理和传播信息的过程。媒介向我们展示了大量受众无法亲身体验的个体、群体、角色和事件。它们的表达方式也会影响与内容无关的叙事套路。与人际传播相比：大众传播具有一定权威性，或者至少会让普通受众产生错觉，认为大众媒体的信息都是由专家发出的；或者认为这是一种意见气候、一种“大多数人的看法”。对被孤立的恐惧让深陷其中者自发形成自我怀疑。在求证不确定的观念时，人们更倾向于默认其真实性，寻找证据来佐证这一观念，并试图调整自己的行为，基于既往的角色期待，去判断修正公开表达行为。
幸福是什么？舒适是什么？想来这些问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经济生活的安逸，并不代表精神世界的安逸，而对自己的境遇的判断总是在比较中完成，看周围的人如何做，看周围的人如何看待自己。这在社会学上可以用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体系来描述：认同。“认同”(identity)一词，其词源是拉丁文“idem”，译为“认可、赞同”，另有“身份、同一性”等释义。“认同”这一概念，最早由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的过程，是个体解决自身焦虑的一种方式。”
在众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认同常被用来指代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个体对群体的心理依附或一般承诺，不同个体因具有诸多相同性而聚集成群。
人所需要的认同主要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种。自我认同主要涉及心理学范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在《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一书中对于自我认同即“自我同一性”进行了详细系统的探究，他将人生分为八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人们都有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而自我认同是伴随人生各阶段的需要个体进行自我角色认知和判定的重大问题，要解决的是“我是谁”“他是谁”的问题。
社会认同理论源于欧洲本土的社会心理学，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由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Tajfel)在其“最简群体”实验的基础上提出，后来其学生约翰·特纳(John C.Turner)通过“自我归类”的概念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补充。泰弗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群体带给他/她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并认为人的自我价值感部分源自其群体资格(membership of group or category)，以及群体对自我的积极评价。
因为社会认同似乎来源于群体认同这一概念，社会心理学的大多数研究经常将二者交叉使用。
群体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共有特点的认同。
群体认同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多维的，包括社会成员对所属根本身份的自觉和认同，对所属群体心理的归属和满足，对所属群体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文化传统的肯定和遵守，愿为所属群体的发展而行动；其基本形式又是多样的，具有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等。
群体往往因身份认同不断巩固，圈层壁垒不断强化，同时因身份认同而产生排他性。
群体认同的构建包括三个基本过程，依次是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
社会分类是群体认同建构过程的第一个重要环节。人们自动地将事物分门别类，因此在将他人分类时会自动地区分内群体（本群体）和外群体（他者群体）。人们在进行分类时会将自我也纳入这一类别中，将符合内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这就是一个自我定型的过程。
人作为社会群体动物，为了获得安全感会具有一定的自我归类意识倾向，会自觉地通过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层面的研判将自己纳入某一群体。尤其是在面临一定的社会目标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时候，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和获得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分类现象会更加显著。
身份认知是个体进行社会分类首先要进行的自我身份判定过程，个体需要结合自身特征来分析自己是否属于某个群体，符合某个群体的身份特征，从而将自己视为该群体的一员，确认群体成员的身份，由此加入某一群体当中并获得一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其次，除了对自我身份进行的判断和认知，社会分类的另一个重要过程是个体对群体共同价值追求的认可，个体在进行自我身份认知，确认自己属于某个集体后，会进一步寻求群体的目标追求来强化自我分类，从而进一步确认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同时为了群体共同的价值追求进行努力，进而建立群体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
社会比较是群体认同建构过程的第二个重要环节。社会比较的概念基于利昂·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费斯廷格认为，个体有与别人比较他们的意见和能力的需要，特别是在没有可以参考的客观标准的时候。
个体进行了自我归类，将自己划入所属的社会群体之后，为进一步明确其所属群体的存在和地位，以及自尊层面的需求，会自觉地将本群体与他者群体进行社会比较，通过比较凸显本群体与其他群体的不同特征，从而建构本群体的认同感。
高水平的自尊感来源于对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进行比较时获得的积极结果，当这种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尝试用各种办法来维持自尊感。个体会过分地热爱自己的群体（本群体），强烈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群体（他者群体）要好，并在维护自己的群体时产生群体间偏见和群体间冲突。
社会比较经常在相似的群体中发生，外群体在比较维度上与内群体越相似，个体就越需要得到一个积极的结果。社会比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群体认同和自尊。
群体认同理论认为，群际区分与歧视在自我范畴化和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它表现为情感上对内群体的偏爱和对外群体的偏见，而增强效应更是让群体在心理上将内群体的相似性增强，以及将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差异性增大。因为各自追求不同，群体形成了相对其他组织的边界。差异性突出了“我群”的概念，导致对“他群”的排斥，从而进一步提高内群体的凝聚力。
群体认同建构过程的第三个重要环节是积极区分，这是群体成员为进一步明确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区隔，以及满足更高程度的自尊需求所进行的重要过程。本群体成员为了维护和提升自尊，会努力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表现得比他者群体更加优秀
，极力凸显本群体相较于他者群体的优势和优越感，从侧面反映他者群体的不足，由此形成与他者群体的积极区分，从而建构加强对本群体的群体认同。
在积极区分的过程中，泰弗尔和特纳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变量在具体社会情境中会影响到群体间的差异：首先，个体必须将本群体特征内化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其次，需要所处的社会情境允许群体在相关属性上进行比较，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群体间差异都有进行比较的意义；最后，内群体并不能和所有的外群体进行比较，用来比较的必须是相关的群体。
总结来说，社会比较要通过积极区分来完成，而积极区分是通过在自身群体表现良好的维度上和外部群体进行比较，而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均出于维护和提升个体自尊的需要，因此获得自尊就是社会比较、积极区分的基本动机。在社会归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的共同作用下，个体产生了对群体的认同，从而进一步产生了相应的群体行为，如内群体偏好、外群体歧视等。
认知基模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研究儿童成长和认知发展过程之际提出，后被广泛应用到教育学、信息处理和传播学研究当中。基模是人的认知行为的基本模式，或者叫心智结构、认知结构或者认知引导结构。它代表着某个特定概念或刺激的有组织的知识，一个基模既包括特定概念或刺激的各种属性，也包括这些属性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先入为主、自上而下的过程。
基模理论主要描述了人们在判断能力有限、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为了迅速做出反应而采取了一种认知策略的过程。基模会加快信息处理与加工，有助于形成自动推理，添加缺失的信息，形成某种解释，提供预期；但基模所代表的旧信息可能不适应新的认知对象，我们有选择地吸收与基模相一致的信息，有可能错误地添加认知对象不具备的特征，并且基模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被修改，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刻板印象”。
在观众解读过程中，基模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文本的期待。因为人们可以在记忆库里寻找类似的阅读经历，很多文本在主题、角色、情节上都具有雷同性，基模由此可以起到导读的作用。观众还可以借助它推断文本的意义，可以以它为主线将破碎的文本表述串联起来。
基模的特点有以下几个。
1.基模是人与生俱来的行为模式之一，随着人的成长可以得到发展和改造。
2.基模是一种知识分类体系，呈层化结构，类似于树形图。基模不以每个具体事例为对象，而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化和抽象化的性质，并有从较抽象向较具体分层的结构特点。
3.基模是知识的集合，基模中的内容不是凌乱的，而是按照一定的关联性，以有机的结构预存在我们的大脑中的。
4.基模的功能是在我们遇到新的信息时，通过动员和组织原有的知识和经验、补足新的要素来对新信息的性质做出判断，预测其结构，对其进行处理，以确定我们对新信息的反应。因此，基模具有预测和决策控制功能。
5.基模的应用在个人层面上是一个自动的、无意识的过程，但它对我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反应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基模的种类可以分为：
1.个人基模——我们对特定个体的特点和目标的看法；
2.自我基模——我们对自我特征的看法；
3.角色基模——类似于丹尼尔·戈夫曼社会角色概念，根据社会身份、地位产生的期待；
4.事件基模——也称“剧本”，主要指描述我们所熟悉的事件的程序。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基于基模理论提出的信息处理过程模式可以分为如下过程。
1.当接触到一个新的信息时，我们头脑中相关的基模就会被激活，参与到信息处理的各个环节当中。
2.当新信息的各项特征与我们的基模相吻合时，我们倾向于按照原有的解释和态度来面对它。
3.当新信息与我们的基模有不吻合之处时，我们会对新旧信息的各个特征进行比较，补足新的信息，确定新的解释和态度。
4.新信息的处理结果对基模有两种影响——相吻合时，强化原有基模；相矛盾时，则修改原有基模，形成新的基模。
5.作为每次信息处理的结果，被强化的原有基模和被改变形成的新基模，都会作为分析推理或判断的依据，参与到下一次信息处理的过程中。
该模型说明，基模在个人对信息进行处理时，起着核对、审查的作用。
大众传播影响着人们基模的形成；基模也影响着人们处理大众传播信息的过程。
大众传播向我们展示了大量受众无法亲身体验的个体、群体、角色和事件。媒体的表达方式也会影响与内容无关的基模（叙事套路）。与人际传播相比，大众传播具有一定权威性，或者至少会让普通受众产生错觉，认为大众媒体的信息都是由专家发出的，这会影响他们新基模的建立和对既有基模的修改。基模的使用过程可以分为受控的和自动的。前者是有意识的，后者参与度低。对大众媒体信息的理解即使出现错误，成本和风险也比较低，因为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由于受众个人参与度较低，受众容易通过被动学习形成新的基模。
人们在处理信息时，存在证实性偏差，人们更倾向于证实而不是证伪。在求证不确定的观念时，人们更倾向于默认其真实性，并寻找证据来佐证这一观念。而这与人们的基模有一定关系，证实性偏差对受众信息认知过程的影响，造成了他们对假新闻的迷信和盲从。
有研究者认为，沉默的螺旋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对被孤立的恐惧，与认知基模有很大的关系。认知基模赋予人们对不同角色的期待（角色基模），人们会根据这种角色基模去判断他人的公开表达或行为。
《新周刊》曾刊登一文《论杠精的诞生》，文中说道：抬杠不仅仅是两种言论的争辩，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碰撞。现实中两个人会因为知晓对方的语境和情景，设身处地地相互谅解，或者是碍于情面、碍于长幼尊卑的地位而压制自己抬杠的冲动；在网络上则不然，两个人完全没有现实的交涉，自然可以畅快地去抬杠了。
在现实社会，个体的社会身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限制性，往往与其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等具有密切联系，因而以社会身份为基础建构的身份认同也具有相应的稳定性和限制性。在互联网世界，人们可以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而对自身的网络身份进行创新和建构，从而使得以网络身份为基础建构的身份认同也具有相应的动态性和无限性。
在网络空间中，个体可以通过对虚拟身份的建构获得自我的“选择性实现”，即在建构虚拟身份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展现自己愿意展现的内容，而对其他内容予以掩饰；同时还可以进行自我的“创造性实现”，即通过虚拟身份的建构来获得自身无法从现实社会中获得的自我实现，如在现实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可以通过在网络空间中成为某个网络群体的中心人物而获得其他群体成员的尊重，从而获得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的名誉感、尊重感和权威感等。
在现实空间，社会认同具有“认同”“不认同”两种结果，但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的出现使得社会认同的结果呈现四种类型：即现实空间认同且网络空间认同、现实空间认同但网络空间不认同、现实空间不认同但网络空间认同、现实空间不认同且网络空间不认同。如果网络空间的社会认同与现实空间的社会认同不一致的话，网络空间将会对现实空间的认同和不认同进行放大。
由于不同群体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发挥的认同主导作用程度不一，因此在这两个空间形成的社会认同结果有所不同，整体的社会认同进而呈现出一定的分化和冲突。在现实空间，由于核心群体发挥了认同主导作用，边缘群体的认同内容无法获得凸显；但在网络空间，由于边缘群体的认同并没有获得核心群体的明显抵抗，并且由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边缘群体的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因此边缘群体的认同在网络空间获得了凸显。
过去的10年中，在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和北美洲都出现了明显的左翼的复兴。一个有用的概念是尚塔尔·穆夫(2018)的“左翼民粹主义”，该理论认为，那些声称代表人民反对外国利益的右翼民粹主义理论是自由精英或外国移民的意识形态话语，包括一切可能跟西方语境相关的符号与思想表达方式。左翼民粹主义的出现是对紧缩、衰退、债务、失业、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反映，而互联网平台给予了这股浪潮更大的施展空间，甚至给予了更多的实战经验。这些意识形态集团利用这些平台掀起了抗争不公正的社会运动，如：疯狂占领了马德里德尔港的游行（2015年）；伯尼·桑德斯2016年竞选占领华尔街。这些运动是通过社交平台组织的，无论是蓦然形成的舆论浪潮，还是有组织的行动。“脸书革命”无疑是一个夸张的短语，但它包含了一点真理。随着职业浪潮的消退，一些活动人士“从街头转向国家”，从“不掌权就改变世界”转向夺取议会权力。这样的话语释放的方式，显然适应与迎合了完全熟悉网络环境的年轻人，将自我表达与界定他人的权利基础逐渐巩固。对于千禧一代来说，优步、机械土耳其人、任务兔子、送货员和云花的雇用行为都表明了世界正在不断受到“技术冲击”。而互联网资本的不断扩大，更让人们觉得在数字时代，自己已经失去对生活的控制、对美好生活的拥有。对“大规模”“闲适优雅”的自由主义符号的攻击走进了美国进步激进人士的视野，也走进了当代网络表达的方式的新视野。与其说，杠或抗击的是人或者事物，毋宁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逝去的生活方式。
在芝加哥学派笔下，民主而美好的生活应该归属于尚未工业化、现代化、让人失去真正自由精神的“共同体时代”，工业带来更为先进的工业生活的同时，也让那氛围归属感破灭了。
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确更为方便了，但是消失在屏幕后面的脸、消失在滤镜后的表情，也让人与人之间的熟悉感减弱。当无法想象对方的处境，泛化他人的处境时，每个人都是一串符号、一行文字，甚至我们连想象的时间也不想拥有，当想象退场，表情、语气等非文字叙述的微妙部分变得难以传达。
于是我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共情对方的能力，就像是失去了屏障一般，彼此相互恶毒攻击、相互挑衅与批判的情况越来越多。即便是与之无关的第三者，看到这些内容，看到了彼此之间施加的尖酸语言暴力，也会感到不适应。
每个人都是具有自我中心化特征的精神世界的国王，当我们将网络世界作为自己思想和意识投射的时候，会自然圈定一个更大的国土疆界，自然也会更多地假设一个更广大的自我中心。这是一种捷径，也是一种依靠个体经验和感知，来去除对生存环境不确定感带来的焦虑。人的自我成长三阶段，就是从自我中心，逐渐走向泛化他人，并伴随着认知提升和心理成熟，去中心化的过程。学会客观看待事物，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自我的局限性，能够接纳多数良性客观条件下，自己的观点不会被所有人认同，也能够接纳别人的观点与自己不同。人的生命是在一连串自我中心与去中心的平衡点与结合点中做选择，此即包容感的提升。
西多昌规在提到如何让现代人在生活和工作中训练自己的情绪的心理学小册子《好心情练习手册》中便提到，接受多样性是一种多么大的宽容。“英语中，有一个表示感谢的单词‘appreciate’。当别人为自己做了比‘thank’更特别的事，便会以此表达谢意。追溯这个词的词源，appreciate的ap是‘朝向’，preci是‘价值’。换句话说，所谓的感谢，其实是认同对方的价值。”
当我们坚持自己的网络空间是自己的地盘的同时，我们更多的是将价值观放大至无形的范畴，用自己的意见去统领视线所及的所有的事物与标准，自己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价值观甚至说话的方式与自己不同的人都是错误的。这样的想法，会让人渐渐无法容忍他人，“精神洁癖”一触即发。自己的想法、关心的事物和与之有矛盾的人及事物在心中同时存在，当排气阀无法转移到线下的什么人和事情时，就容易出现否定对方且具有攻击性的行为。
网络人群的年龄有大有小，所在位置也有远有近，自然呈现出的世界也应该是多元不同的。正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到的那样，如果强调探讨的态度是严肃和谦逊的，符合自身网络王国的旨意，那无外乎我们的讨论脱离了内容本身，脱离了事实，脱离了真理，硬生生地转向莫名其妙的第三者；也无怪乎，人们总是拿“非杠勿喷”作为大旗，以显示自己立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不宽容的无声的自由控制阀吗？他甚至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但往往有这么一瞬间，人掉入了盲点，那套刻板印象固化了自我中心——对与自己不同的世界深深焦虑，追求“精神洁癖”的思维国王将自己的情绪当作所有的法则。有时，我们还将这个行为上纲上线至伦理道德层面。——可是，每当有人谈论伦理，你都应当意识到，一定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行为方式不满，并希望他们有所改进。
当然上升言论自由是需要小心谨慎的，但禁绝探讨，抑或是失去了同理之心，当然也不是对言论自由精髓的追求。现代医学无法做到将催产素用于帮助在社交场合因羞涩而遭熟人冷落的人克服社交羞涩，也无法做到将愉悦身心的荷尔蒙激素做成可随身携带补充的药丸制剂（当然，如果制成了，其商业效果绝对会赶超抗糖丸、褪黑素等产品），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调动自己的通感，加以共情，来理解大千世界的多种要素与价值共在。
关于“自我”这个概念，知名的美国实用主义学者乔治·米德认为：自我是每一次我对想象中的自己与我实际对自己行动的调整的统一体，如果无法想象对方，自我的主我部分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就无法把握预期行动，更无法做出合适行动路线的选择，客我也就不复存在。自我的整体便失去了稳定的基础，飘摇而因事易事，更无法界定自己的言辞行为是否合适，镜中自我也就失去了基础。
不能说杠精就是网络社会中固定存在的一群人，而且在网络中，许多人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思维定式中，被贴上这类标签。也不在于其语言逻辑有多差，前后矛盾有多少，而在于情绪起来后，其无法选择具有共识性的行动逻辑和路线。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一类真正缺乏稳定自我认知的群体，他们受制于年轻时期的生活环境，在面对多元对象和多种思维大潮时，没有找到合理的处置路线，深陷于更具有话语吸引力的表达方式，在网络世界中把这种无规则意识或者叛逆意识的“顽童”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