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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赋名的权力与污名化

一 命名与归因:为“杠精”找到归属

每个人都渴望回声,渴望心灵上的回声;人们也渴望秩序,秩序是安全感获得的前提,它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不可预测的会被纳入“脱轨”序列,会得到惩罚与纠正 ,会被区隔并贴上异族的标签,甚至会被归为精神类疾病的序列。 正如沟通交流是一个社会性的互动,批判性思维和语言的传递也同样是社会交往的流动与共建。只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别人对他们的思考过程逐一提问,他们也常把别人的提问当成不怀好意、没事找事,将对方视为不遵守某种社会游戏的异类,标签化、符号化交流的另一方。

有人会认为,“杠精”的形成兴许跟某些人格障碍相关,如《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简称为DSM)——一本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常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在没有足够依据的情况下,对他人不信任和猜疑,总体倾向于把他人的动机解释为恶意的;将无恶意的谈论当作隐含贬义或威胁意义的批评;在没有足够依据的情况下,总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打击和冒犯,且迅速做出愤怒的反应或反击……拥有以上特征的人可以被归为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 。道德感过强,过分迂腐,拘泥于社会习俗,刻板和固执,不合情理地坚持要求他人严格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或者即使允许他人行事也极不情愿……拥有以上特征的人可以被归为患有强迫型人格障碍。 尽管精神类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已经超过了心脏病和癌症,但并非所有中国网民都被精神上的疾病困扰,也并非所有的精神困顿都可以被归为上述两种。

人们转而求解于心理测试,将所有问题归因于性格的偏差。近年来,话题“MBTI”在新浪微博的阅读次数达16亿,抖音平台相关播放量超11亿。“你的MBTI是啥”已经成为年轻人社交热身的热门话题。MBTI全称“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是美国作家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和她的母亲凯瑟琳·库克·布里格斯在20世纪40年代编制的一种人格测试,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性格测验,并成为企业培训、职业培训的指标。该测试火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契合了人类大脑的加工规律和某些社会心态。 也因为人格测试被简单化、娱乐化后,成了一种定义的符号,定义语言、传达等的风格,当碰到那些爱提问、爱争论不休的人,就直接将他们定义为INTJ 或者ENFJ 。只不过心理学远比人格测试复杂得多,人类的性格类型也远远不止16种,该测试只是体现了某种归因和命名的肆意自由。

任何语言词汇背后都是话语权力的彰显,沃尔夫·莱布尼兹(Wolf Lepenies)指出,自17世纪末以来,人们谈论“自然”(造物主塑造的所有事物,即那些既存的、未经人类理性和技能雕刻的事物)时,言语中总是充斥着攻击性的概念和隐喻。比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根本没给人们留下任何想象空间:“自然应该被征服,并尽可能地为人类的利益和便利服务,这远比弃之不顾好得多。”勒内·笛卡尔把理性的进步与对抗自然的一系列胜利相提并论。对此类进步的抵抗经常被用来证明穷人懒散,以及强硬、严格、不留情面的工厂纪律在道德上的必要性。让穷人和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

二 污名标签的力量

并非所有的标签化的行为都是正向的社会肯定。雅各布曾提出“污名-标签”理论框架,认为一系列与刻板印象相关的特征标签的集合构成了污名。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污名通过集合标签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贴标签行为的实质是社会现状与权力”

正因为属实害怕被套上“杠精”的“歪帽子”,“非杠勿喷”成为许多人见解的前缀。

污名的概念作用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人们对自己可能遭受到的污名化倾向十分敏感,从个体层面,人们会直接拒绝污名化的标签,不愿承担被社会污名化的风险,在众人面前失控。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污名与权力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这样的说明使我们的论述和研究对象更具有客观性,以此证明杠精群体并非一种客观存在的群体对象,并非我们所认为的乌合之众,而是更为客观的群体本身,意味着权力关系的转移;另一方面,“杠”也并非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也可以是一种自由自主力量的表达,是新生代挑战权威、自我证明的基础。

正如其本义,杠精的特征之一便是,即便面对不利证据,他依然会倔强到底,以对话者不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论述,“你这么说,那我偏要那么说”;也就是说,他们重视的不是逻辑本身的对错,而是人与人之间话语权力的对抗。正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如此看待争论,拿“杠精”来给人扣帽子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变成了一个很好用的污名化标签,哪怕你其实是想按逻辑来跟人好好讨论,但却仍可能被理解为你只是想进行权力博弈,即你争的不是“理”而是“力”。吊诡之处在于:这种话语看似厌恶杠精,但实际上和抬杠一样,是没有逻辑和不遵循规范的发言,是本能地把对话看作权力对抗。这正可以提醒我们,原有的那种传统,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渗透到了何等深入的程度。

语言本身具有一种现实的力量,话语争夺其中一个维度就表现在争夺语言词汇上。因为大众文化或主流文化的媒介传播方式是对大众实施通知霸权,所以大众媒体自然也成了话语争夺的角斗场。网络技术为人们构筑了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人们可以自由聚集、自由活动,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流的话语权。但是语言最重要的表征就在于形式和建构符号,每个场域都是权力尤其是话语权力争夺的场所。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力量都集合在网络生态体系中,从热点事件到热点现象,无一不说明对话语权力的草根式诉求。 0PVrlCI/L1PLUuJX1RzSpN8d41moJLAst063hiWN7c/qyzohcHidreQ+Gp9DvN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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