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标配，其作为基础设施不仅成为我们赖以生存之物，更成为我们的精神宣泄地，每个人都在这个地球村落中划取了一块自留地。当互联网的城池日渐牢固，当算法成为标配，网络自由和乌托邦精神背后的真实和价值似乎消散而去，网络成为短暂而狂热的人们找寻同路人的场域。他们狂热、偏执，充满表达欲，他们也同样情绪漂移，观点与标签显然是最喜欢、最受欢迎的捷径与答案。

研究网络中的人们，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成了人们第一本参考书，指责在网络中的人们犹如彼时的法国民众一般：在群体中，个性被吞噬，群体的思想取代了个人意志，群体普遍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的特点。《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等著作让社会群体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与舆论压力的承担者。前者在网络时代成为科普书，人们仿佛看到了时代映射，叫喊着：是他们的错！自1999年起，哈佛大学法学教师卡斯·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网络共和国》更加深了人们对群体极化的刻板印象：个人在进化过程中习得的包含了回避风险和损失的保守倾向的认知偏差，在群体中会变得荡然无存，不论是“沉默螺旋”还是“少数派决定”，任由群体决策都会变得冒险，不论是更加极端还是更加保守。

论点、论据、论证模糊不清也是群体极化的重要条件。“后真相时代”事实匮乏，助推人们众声喧哗地谈论自己信以为真的世界。大声争论时，每个人都急切地想要说服对方，用情感取代理性，自然管不得什么是逻辑和论证，更何况我们在清醒之时，也不见得逻辑理性有多么合理。在判断正误时，我们总是习惯于在是非对错间画一条二元对立的界线——与我相反，自然是错误之源。

然而，我们每个人的世界又是那么千变万化，从大众报业时代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到今天谈论观点如何被左右，我们渐渐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那个世界的感性，人们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与无数个自己对话。只是人本身的惰性和倾向使人们本来就容易被兴趣引导，而蜂拥而至的大数据与算法又加速了茧房的形成。我们被困住了，主动或被动，我们却乐在其中而不自知，尽管看到的东西越来越碎片化、片面化，我们却习惯针对这样残缺的世界图景，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判断。尘世繁杂，我们却以一个简单抽象的标签来指代所有的事物。“杠”和“杠精”便是我们对那些“不和谐”的声音和人的称呼。看不见摸不着，似乎也没有人愿意领用这个称谓，但是它们却好像总是围绕在身边。

带着想要了解当今网络生态的满腹疑问，我们走向了这个被人避之不及的群体。

第一章，我们从词源考古出发，探索“杠”和“精”二字的由来，不论其原先是中性还是褒义，这两个字的当代意味都带有深深的贬义色彩，二者的组合体就更具备了一种强大的标签力量。这种言辞和命名的游戏自古以来就有，并非网络时代的产物，在海外则有其新生名字——“负面螺旋”。凭借着各种逻辑谬误和充满情感的语言，杠精群体显而易见地把自己在追求和谐与自我的网络文化中标注出来。杠精外的另一方，则凭借着技术与网络赋权，对所有不和谐的和弦音加以区隔，对照归因，施以标签。媒介的话题制作也显然创造了一种社会污名与区隔的方式，让意见的公开交流变得更为内敛与谨慎。

在第二章中我们探讨了杠精的社会心态缘起。我们认为是认知世界的差异，辅以突如其来的网络化大潮，以及平台资本对于高流量言论的宽容，甚至是自身介入打造富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圈层意见，导致舆论氛围剑拔弩张。社交网络更像是一台被人为制造的愤怒机器，大数据算法放大了群体差异和个体差异，缩小了群体内部的分歧，制造了群体分化，宣泄了个体的情绪。愤怒成为一种商品，羞辱成为一种产业，网络暴力与相互敌意成为管理世界的符号与武器。

第三章，我们探讨了在中国的语境的特殊性，以及公众对不和谐声音与群体的敏感性。我们认为网络自由化表达的语言是网络社会交往的潜在基础，这种变迁了的语言同传统社会的语言形态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中国是一个高语境文化社会，高语境文化与讲求单刀直入、直白浅显和表达个人化主张的网络低语境文化形成了逆差，语言上的“不顺从”的当代意义在于与意识形态的对抗和与权力话语的抗争，是不同思潮作用的结果。在承认“有效沟通”的理想性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网络生态的多样性折射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变，中国也因此无法形成完美的公共空间对话与沟通。活跃的互联网营销号也成为一部分网民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为了追求KPI（关键绩效指标）和流量，营销号主动入场，以“知杠明杠”的方式挑起攻击之战，让情绪宣泄成为一盘生意。

在第四章中我们探讨了网络言论战争密集凸显地，饭圈中的粉丝杠精的组成与行为特点，以及对粉丝杠精行为的规范。我们对饭圈粉丝进行了深度访谈，剖析了技术外因与群体内心，并基于身份认同、认知失调等理论，从“认知—态度—行为”角度切入，阐释了从粉丝到杠精的身份嬗变中其心理动态过程。最终我们认为：算法助推了饭圈茧室的形成，造成了群体极化，为杠精诞生提供了基础条件；由认同产生的价值依附是粉丝杠精诞生的前提，由认知失调演变的攻击型心理防卫和排他行为最终推动杠精的诞生。

第五章，我们以案例为基础，探讨公共议题方面杠精行为的表现特征与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在“后真相时代”中，人们在忽略事实因素的同时，更注重价值站队，用情绪埋葬了批判精神与怀疑态度，被扯入“诱导式”议题产生的话题陷阱。以个人为中心的当代道德价值流变中，社会弱势心理爆发，形成自我强化并循环往复的戾气之链。表达泛化、数字倾向、修辞手法的运用承载着自我道德优越感和普遍质疑的逆反心理。“无理由无限”发难在公共议题中的事实性判断困境下提升“社会性死亡”发生率。性别冲突与身份焦虑成为激化舆论的诱因，“杠”成为一种参与公共事务的代名词，展现了杠精一定程度的反抗。

第六章我们同样以案例阐释去“污名化”后以“抬杠”为大旗进行话语抗争的青年人及其主要展现的平台运营策略。我们认为，“杠”以亚文化为形，构建了多元文化，释放了大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反沉默螺旋。以《圆桌派》《奇葩说》为代表的针对年轻网民的新形态综艺将“抬杠”文化视为一种节目策略与议程的框架，通过“抬杠”文化形成特定表达特点与节目节奏，通过制造话题形成社会共鸣，打造“杠”文化的积极意义。

当然，本书在写作中还有很多未尽之处，如无法使用调查问卷洞悉年轻网民的心态，以及确定杠精群体。观点与材料有不妥之处，请读者们不吝赐教。

在此，也由衷感谢携手共同完成本书的编辑老师，以及我的年轻可爱的学生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