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越剧的萌芽与雏形

中国的戏曲历史悠久，数一数二的当属昆曲和京剧。即使在绍兴，起源于邻县上虞的绍剧，也比嵊州（原为嵊县）越剧早200多年。嵊州越剧正是在各种地方戏曲文化的影响下，经过民间传唱和老艺人的提炼，而逐步形成的。

在嵊州民间戏曲样式中有一种唱书颇受老百姓喜欢。它开始流行于嵊州农村，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形式，劳作之余，人们聚于田头、晒场等说唱一番。据史料记载，“田头说唱”在清道光初已大盛，而“落地唱书”的形成则在清光绪年间，主要地域在绍兴及杭嘉湖一带。 早在1820年，马瑭村的田头说唱已经盛行。有史料记载，清道光三年（1823年）撰写《续修监谱叙》的金永绍，在《雅堂十咏》之一《桐冈茶唱》中写道：“谁说桐冈竟数桐？新茶郁勃想春风。山童一曲枝还密，邻女微吟叶正丛。指甲和烟归夜捣，肺尘尽洗出灵通。歌声上下行相答，合似霓裳同不同。”作者把《桐冈茶唱》作为雅堂一景，写了阳春三月山童邻女在桐冈一边劳动、一边吟唱，甚至互唱互答的生动景象。 这大概就是当时田头说唱的一种体现。由于经济不景气，人们生活困顿，会说唱的农民考虑到是否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说唱特长讨点生计，于是自发组织起来到处卖唱。他们用一根长烟管敲着人们的门框打拍子，用佛曲、宣卷、道情唱“莲花落”等民歌小调，唱一些劝人为善、祝福祝寿的吉利词句讨彩头，沿门乞讨，凭借三五分钟的一段说唱，从富贵人家获得一点赏赐的年糕、粽子或是银钱，聊以谋生。“沿门唱书” 就这样自然产生了，这也被称为越剧的萌芽时期。

沿门唱书的人数众多，最早出名的应当是嵊县甘霖镇马塘村的金其炳，他不但歌喉出众，而且才思敏捷，能编善演，尤其即兴遣词、临场发挥的功夫了得。金其炳对越剧的贡献更在于他创造了“四宫调”，使唱书不再朴素，变得朗朗上口且易学易唱易懂，很受老百姓欢迎。为了迎合老百姓，沿门唱书不断改良，曲目逐渐增多，说唱时间也有所增长，不再是零碎的几句讨彩头的话语和小段子，出现了《珍珠塔》《卖婆记》《卖青炭》等说唱话本。这些话本，可以连演数日甚至几个月。演员们用毛竹做成尺板，取代长烟管打拍子，增加了鳖鼓做伴奏。表演也由一个人独唱变成双人、三人和多人。沿门唱书中融合了念白和表演元素，情节变得更加丰富，成为进入大户厅堂和茶楼酒馆里做集体演唱的表演形式。唱书者的地位也有了提升，逐渐向落地唱书过渡。落地唱书的艺人，多为贫苦农民，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生活和好恶带进演唱中去，使唱书和戏文充满独特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息。这些描写生活百态，源于生活创造出的艺术形式，都为以后越剧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艺术基础。

第二代唱书艺人在沿门唱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如从演唱内容、唱腔曲调和表演方式等多方面对唱书进行改进，使原本带有乞讨色彩的表演形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颖的演艺方式。其中最为有名的要数金其炳的徒弟金芝堂，他不满足于原先简单的段子，开始进行大胆的改良和创新，编演了一批受欢迎的新作品，如《双珠凤》，既有人物又有故事情节，每一本可以连续唱好几场。他还创造了唱书新腔“吟哦调”，从根本上解决了没有叙述体难以唱长篇书的困难，这也是落地唱书最突出的特色，并为越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唱书艺术不断发展，逐渐向杭州等周边城市蔓延，后来因某个事件后形成南北两派，在各自艺术风格上不断发展积累。落地唱书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1906年，南派唱书艺人李世泉、钱景松、高炳火等人再次来到临安县乐平乡外伍村 为村民演出，这次村民提出要求，希望艺人们能把唱书内容演出来。这个主意让唱书艺人们眼前一亮，决定一试。于是当地村民自告奋勇当起了“舞台设计”，他们搬出四个稻桶拼在一起，上面铺两块大门板，越剧史上第一个“舞台”就这样诞生了。艺人们穿上借来的长袍马褂，抹上女人们用的胭脂水粉，有的扮演男性，有的扮演女性，就这样粉墨登场。艺人们很认真地连演了两夜，包括《绣荷包》《十件头》《卖青炭》《赖婚记》《倪凤扇茶》等大本剧目。尽管那时候的演出毫无章法，演员和观众还时不时笑场，但村民明显感觉这种在门板上的表演要比只有说唱没有动作的唱书好看。

北派艺人相来炳、马潮水、张信初、张康容等获知南派艺人取得好评的消息后，在余杭陈家庄化妆登台演出了《珍珠塔》，一人担一角，虽然粗糙，却很受农民欢迎。1906年清明前，起初唱书的李世泉、钱景松、高炳火等人陆续返回故乡，说起在外面的演戏经历，乡亲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纷纷要求在本乡演出，艺人们也想在乡亲们面前显露一番，便做了精心准备，增加演员，选定剧目，还统一了演出行头：小生穿大布衫，小旦穿花布裙，大面穿便衣。最为有趣的是，借了庙里菩萨的衣服作为演员的蟒袍官服，菩萨脸上的胡子作为演员的髯口。清明节这一天，艺人们在东王村乡火堂用稻桶和门板搭成的舞台上分日场和夜场公演了《十件头》《倪凤扇茶》《双金花》等本戏。四乡八邻的乡民闻讯都赶来观看，东王村一时热闹非凡。由于有了之前演出的经验，加上演出前精心的准备，这次演出显得规范了许多，有点绍兴戏的味道。演出的戏以喜剧为主，观看使人轻松愉悦，笑声不断。 这次演出也宣告了一个新剧种的诞生。

村民们看见自己村的艺人能演戏，非常自豪，奔走相告，附近村民也闻讯赶来邀请艺人们去演戏，艺人们很受鼓舞，应邀四处演戏，于是越剧史上的第一副职业戏班由此建立起来。北派艺人随后也组建了第二副职业戏班。但是戏班子建成了，叫什么名字成为艺人们最关注的话题。那时绍兴当地最流行的是绍剧，时称绍兴大班，于是经过一番研究，最终给自己命名为“小歌文书班”，简称“小歌班”。由于小歌班在演出过程中为演员伴奏的声音总是“的的笃笃”，于是观众也叫它为“的笃班”。小歌班的问世，马上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它以生动的剧情、风趣的语言和乡土化的表演赢得了乡民们的青睐，当地人说“看了小歌班，男人忘记去田畈，女人忘记去烧饭，小囡忘记回家转”。小歌班艺人成了当地的明星。不到一年时间，小歌班基本替代了所有唱书班，并且不断扩大演出范围，逐渐向新昌、上虞、东阳以及杭嘉湖、宁波、金华等地发展。1910年，南派艺人组建的第一支小歌班到杭州演出，紧接着魏梅朵、马阿顺戏班接踵而至，受到杭州观众的欢迎。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小歌班的艺人们意识到必须去上海闯一闯。1917年4月，小歌班打着“绍兴改良文戏”的旗号，登上了上海十六铺码头新花园舞台，演出全本《蛟龙扇》。上海观众已经看惯了许多已成体系的戏曲，对于这个既无丝竹伴奏，又缺乏演出技巧的新生事物很快失去了兴趣，尽管小歌班的演员想尽各种办法，也确实在短期内吸引了很多观众，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在上海站稳脚跟。

失利后的小歌班艺人们总结教训，意识到提高演出质量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借鉴京剧、绍剧中优秀的艺术元素，从表演、音乐、语言、剧目、服装和化妆等方面进行改良。最为关键的是在语言上进行了改革，改用易听懂的嵊州官话。1920年，魏梅朵、马潮水、王永春、白玉梅所在戏班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演员，组成强大的演出阵容，携新编剧目《碧玉簪》《梁山伯与祝英台》《孟丽君》《琵琶记》等在上海升平歌舞台等多家戏院演出。这次演出在音乐上改变了原来单调的“的笃”伴奏，改掉了没有帮腔和接调，以锣鼓和丝弦乐器伴奏，形成近似唱腔的过门，还有乐师的托腔。 观众不仅觉得表演形式新颖，听觉视觉也都很美。小歌班的剧目很快成为上海观众喜闻乐见的戏曲样式。而越剧也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形成了以才子佳人为主要题材的艺术形式，俞龙孙编剧的《孟丽君》成为男班艺人创作的第一个连台本戏，也为今后剧目风格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1921年9月，小歌班进入上海第一戏院演出，报纸上第一次打出以“绍兴文戏”为名的广告。第二年，马潮水、王永春、白玉梅所在的小歌班在规格极高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演出，正式改名“绍兴文戏”，使越剧有了第二个名字。这一时期是男班全盛时期，也正是这一时期，越剧在慢慢发生巨大变化。

最先是京剧髦儿戏的产生，在上海很受欢迎，上海升平舞台老板王金水看到后很受启发，意识到女子越剧的前景。于是他跟一名叫金荣水的说戏师傅赶回嵊县老家施家岙，贴出公告招收10岁到15岁的小姑娘入科学艺。然而旧社会想让良家少女入戏班，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施家岙民风保守，自然也无人报名。但是在另一个南乡上碧溪村，村民则比较开明，于是王金水开班招收了女徒，建起了上碧溪女子新班。可惜这个戏班并没有打响品牌，不久也宣告结束了。

经过上一次招女徒失败，王金水吸取教训，经过一段时间精心准备，他再度贴出招生广告，这次他开出了优厚待遇和条件，学员的衣食住行费用全免，出科时还能发还每人一只金戒指和一百个大洋。这些条件吸引了很多贫寒人家，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他还将自己的女儿王桂芬和内侄女施银花首先送进戏班。这一招可说是效果喜人，共有50多名少女来到王金水麾下。1923年7月9日，越剧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施家岙女子科班正式诞生。由此，嵊县施家岙也成为中国女子越剧第一村。 女班艺人进入科班后，每天练戏、练声腔、练武功和练表演动作，学唱《双珠凤》《龙凤锁》等大戏。女子科班第一次演出就上演了《双珠凤》，施银花饰演霍定金，屠杏花饰演文必正，她俩也成为女子越剧舞台上第一双主角。

出道后的女班到杭州、上海等地演出，由于舞台经验不足，演技稚嫩，演唱用的又是男班艺人的唱腔唱法，女孩原本动听的声音不但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反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观众很难接受。因此，女班无奈退出升平歌舞台，转至一些小场子演出，但仍无起色。三个月后，女子科班不得不回到嵊县老家。尽管回到嵊县老家后得到家乡父老的喜爱，但最终还是在1929年宣告解散。第一个女子科班虽然失败，却培养出了施银花等几位优秀的女演员。

1929年下半年，第二个女子科班“新新凤舞台”在嵊县建立，这个科班起初不学基本功，学徒只会背词，演出效果较差，一度陷入窘境。后由金荣水执教，才注重身段、表情、台步、手姿等基本功，三个月后，科班面貌发生很大改观，演出反映良好。两年后，钟加昌代竺荣昌买下科班，进入上海、宁波演出，改名“锦新舞台”。1932年，锦新舞台在宁波、余姚、慈溪一带演出后散班。

这个阶段，嵊县、绍兴、新昌、富阳、临安等地兴起了一个开办女子科班的热潮，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演员。如群英凤舞台的姚水娟、竺素娥；高升舞台的筱丹桂、商芳臣、周宝奎；大华舞台的尹桂芳、毛佩卿；越新舞台的王杏花、邢竹琴；四季春科班的袁雪芬、傅全香，等等。据记载，当时共有班社将近两百。之后，杭州、宁波、上海等地也纷纷开设女子科班，如徐玉兰所在的东安舞台，徐天红所在的天兴舞台，戚雅仙所在的陶叶舞台，陆锦花、吕瑞英所在的四友社等。

女班的兴起，使女子越剧渐渐地成为一种时尚，女子越剧的音乐唱腔和表演风格也进行了改良，曲调得到改进，表演和扮相也都有了很大的长进，短短几年，女子越剧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1935年，越剧在浙江的杭州、宁波、绍兴等地已成为名气较大的戏曲剧种，深受大家喜欢。

1931年12月，越新舞台成为30年代第一个进入上海演出的越剧女班。至抗日战争前夕，女子越剧在上海几乎占据了戏剧界的半壁江山。这时候，一些特别优秀的女子越剧演员也逐渐显露出来，老百姓还给她们起了艺名，如竺素娥被称为“越剧皇帝”，姚水娟被称为“越剧皇后”，屠杏花被称为“文学小生”，等等。与此同时，之前的男班艺人魏梅朵、马潮水、王永春等也退下舞台，开始成为教戏师傅，为女子越剧的继续发展出力。

20世纪30年代中期，女子的文戏大量发展，客观上需要给这个从越地新崛起的新剧种一个新名称，但具体从什么时间将绍兴文戏正式改名成越剧的，很难找到明确的记载，目前也无法考证。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用越剧这个名称的还是一个工厂的业余剧团，口头上大家称“小歌班”或“绍兴文戏”，但惠工部的生财账及各项支出上都已注明“越剧”二字。 1935年7月3日，高升舞台在大光明戏院演出，《宁波商报》已将它称为“越剧”。1938年，女班蜂拥上海，也把“越剧”这个名称一起带了过去。

绍兴一带古属越国，因而常以“越”给地、物起名。越剧的名称一开始指的是绍兴大班，当时报纸、唱片均有记载。也有人把女子文戏称为嵊戏，直至绍兴女子文戏更名为越剧。这也反映了这一剧种在那个时代的兴衰史。由此可见，越剧的名称经历三次变更才最后定型。1906年诞生时叫“小歌班”,1922年改名“绍兴文戏”,1938年前后定名为越剧。 j30mQbYJI2hfC6hhAYEvuL3EygRbQ3TN8ZgNWwAgYML0NTs3WO0T9uAHiLGaA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