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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哲学”是我对具有未来定向的现当代哲学的一个命名，它是对技术统治时代技术人类生活经验的表达。“未来哲学”在起源上要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他于1843年出版《未来哲学原理》，第一个提出“未来哲学”理念；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具有“未来哲学”的指向，而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同样可视为一个“未来哲学”宣言。
“未来哲学”后来也成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在其晚期哲学中的哲思重点，他在写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5年）之后直到发疯（1889年1月）前，即所谓“《权力意志》时期”，不断构想一种“未来哲学”，除了把《善恶的彼岸》（1886年）一书的副标题设为“一种未来的哲学序曲”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相关的残篇笔记。
更晚近的现象学和实存哲学（所谓“存在主义”），特别是马丁·海德格尔的哲思，进一步推进了“未来哲学”。前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旨在重建本体论／存在学，着眼点却是以“未来／将来”为导向的非线性的实存论时间观；后期在其具有思想纲领性的文本《哲学论稿》中，海德格尔对技术统治时代的人类处境和命运做了全面探讨和深思，形成所谓“存在／存有历史”观，即“第一开端-形而上学-另一开端”这样一个大尺度的文明判断，认为技术工业是构成“另一开端”或新“转向”的基本动力。
与“未来哲学”相应的是“未来艺术”，它源自音乐和戏剧大师理查德·瓦格纳，他于1850年著《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并提出“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概念，开当代艺术之先河。战后勃兴的当代艺术在哲学上深受20世纪上半叶的现象学和实存哲学的影响。人们通常把杜尚的作品《泉》
（1917年）设定为当代艺术的起点，但我以为这并不确当，因为在艺术观念和艺术实践的双重层面上，当代艺术的真正开端是理查德·瓦格纳，真正的完成者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艺术大师约瑟夫·博伊斯。现在我更愿意把当代艺术视为“未来艺术”的基体，也把“未来艺术”视为对博伊斯“扩展的艺术概念”的再拓展。
那么，“未来哲学”是如何产生的？艺术人文学（一般所谓人文科学）向来具有“历史性”，是“历史学的人文科学”，几成一大陋习：文人们通过虚构一个美好的过去时代来贬低现实，无视未来。此为自然人类偏好的“乐园模式”。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中期，会有这么多哲学家和艺术家来关注“未来”，形成关于未来的哲思与诗艺——未来之思和未来之艺？它们到底出于何种动因？
关于“未来哲学”的起因，我想可以简述两点。其一，是时代-世界之变。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始）开始约一个世纪后，技术工业（大机器生产）的效应初显，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形成，特别是电力的发明使欧洲人真正进入了光明的技术新世界；而通过全球殖民化，其他非欧民族也开始被卷入。世界变了，而且是彻底地变了。其二，是相应的精神价值之变。在一个技术新世界里，自然人类的精神表达体系和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崩溃。马克思预感到了这种由技术工业导致的文明巨变，才会在19世纪40年代形成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尼采则以“上帝死了”宣告了这种崩溃。人们常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是“千年未有之变”，更准确地说，是“两千五百年以来自然人类文明遭遇的大变”。
这个大变局，我们今天就可以表达为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转换。地质学家和哲学家们所谓的“人类世”也要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在此意义上，我们重提和强调的“未来哲学”就是“人类世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