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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动的时代中，我们需要全新的哲思风格来重新观照生活。
德国哲学家尼采一生创作了许多诗歌，从中学时代的抒情诗，到1888年的《狄奥尼索斯颂歌》，尼采的诗歌创作历经30年。尼采诗歌可分为抒情诗（歌曲）与格言诗两类，其抒情诗的顶峰是酒神颂歌，而格言诗则是更多地传达尼采的哲思。区别于音乐性的抒情之歌，尼采把自己的格言写作命名为“无歌的思索”，而且用“嘲笑”“狂想”“跳跃”三个词语来描述之，我更愿意称之为“戏谑”。在尼采那里，激情的抒情诗与戏谑的格言诗并不构成一种对立；同样地，在尼采的“艺术家-哲学家”理想里，抒情与戏谑的二重化是他所尝试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风格。尼采及其思想行动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既抒情又戏谑的哲思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写了不少诗，但一般认为他的诗不好读，甚至不太像诗歌。我本来也有此感受。哲学家写诗，终归不太靠谱，向来是不被看好的。欧洲最早的哲学家之一柏拉图本身也是一位诗人，而且确实也有诗作传世，不过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敢说柏拉图是一位多么伟大和天才的诗人。相反，他倒是因为公然攻击文艺（诗歌），在历史上一直顶着“驱逐诗人”的罪名，甚至于恶名。大家知道，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要把诗人（艺术家）驱逐出城邦，说万一有诗人来到城邦，怎么办？只好给他喷上香水，戴上花冠，送出城邦，告诉他：我们城邦不需要你。这是哲学开始主导文明的故事，因为哲学是一门具有制度设计功能的学问，而城邦／国家需要的是哲学的制度安排。到了近代，欧洲的艺术与哲学、诗人和哲人就越发显得势不两立了，比如意大利的哲人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就干脆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诗性强则知性弱，而知性强则诗性弱，也就是说理智方面强，感觉能力就差了，反之亦然，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听起来不无道理。维柯接着想说的是：在这个知性科学的时代里，人类感官趋弱，诗性全无，恐怕是死路一条了。维柯当年的一个理想是“寻找荷马”。但按照他的逻辑来看，现代人在一个知性科学的时代里又如何可能找到新的“荷马”？哪里还有“荷马”呢？
当然，今天我们这些知书达理的现代人可以反驳：为什么一定要有诗歌或文艺呀？有什么用呀？今天全球人类都是哲学-理论-科学-技术的人了。
尼采当年命之为“理论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技术-实用人”。这是世界现代文明的现实，是无可否认的。大多数现代人在大多数时候为现实所压服，不再有反抗的愿望和心思。但是，总还有少数人，或者更应该说，是多数人在少数情形下，不屈服于庸常现实和同一制度，明知势弱力薄，终归无力回天，也还想着“出位”或“出格”，想着“生活在别处”（这就是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即所谓的“实存哲学”），企图抵抗普遍的、万能的理论化、计算化和技术化。总而言之，抵抗技术文明的同一化体制和进程，正是今天艺术和哲学或者一般而言的人文科学／人文学的使命所在。
尼采即属此列，而且是先行者，是其中荦荦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