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身体左摇右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还有一些嘈杂声有节奏地起伏着。怎么回事？如果他能睁开眼睛就能明白了。可他做不到。一些事情正在发生，“ 咔嚓咔嚓咔嚓 ”，一则信息出现在一块玫瑰色的屏幕上，一次一个字母，只是他每挤一下眼睛，那屏幕就像水面一样晃动出波纹，所以他怀疑这是他的内眼睑。先是E-R-T-Y，接着是F-R-I-VO-L，抖了一会儿，又出现一个字母E，然后是Q-W-E-R-TY ，持续不断。

Frivole 。一阵类似恐慌的感觉席卷全身。他扭动着，喉咙深处艰难地发出一声呻吟。

“疼得厉害吗？”一个声音说，“别动。”针头扎进身体，片刻之后，痛感消失了，然后消失的是恐慌，最后意识本身也消失了。

再度醒来时，空气凝滞得像个蚕茧。他尝试着坐起，可力不从心，身体好似包在水泥中。周围全是白的：白色天花板、白色床单、白色灯光，就连意识也仿佛裹在一层旧牙膏似的粒状的白色中。他无法清楚地思考，绝望在滋长。“怎么了？”他喃喃地说，甚至可能在喊叫。他想问：他们这是把我怎么了？或者，这是哪儿？又或者，这是什么命运降临到我身上了？

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年轻女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她停下来，警觉地看着他。头脑一片混沌，他努力尝试着拼凑出个问题。然而太迟了！女子微微一笑，轻轻拍拍他的胳膊让他放心，就继续往前走。可奇怪的是他只听到了拍打的声音，却没有感觉到拍打本身。

严重吗？如果他只有时间问一个问题，那这应该就是要问的问题了。尽管“严重”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他不愿意多想。可是比关心伤势更迫切，或比问明在玛吉尔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使他沦落到如此田地更为迫切的，是他需要赶快回家，关上门，坐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慢慢恢复。

他试着摸摸右腿，那条腿一直在给他发送些模糊的信号，暗示他腿出了问题。可他的手不听使唤，他全身都不听使唤。

我的衣服：也许应该先问这个无伤大雅的引导问题。我的衣服哪儿去了？我的衣服呢？我的情况有多严重？

那年轻女子重新回到他的视野。“衣服。”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终于说出这两个字，同时还把眉毛尽可能地抬高，以暗示问题的紧迫性。

“别担心。”年轻女子说着，又递上一个微笑，天使般的、全然乐观的微笑。“都好着呢，有人照看。医生马上就来。”如她所言，不到一分钟，一位年轻小伙子出现在她身旁，对着她的耳朵低语。这一定就是她说的医生了。

“保罗？”年轻医生说，“能听见我的声音吗？你听我把名字叫对了没有？你是叫保罗·雷蒙特吧？”

“是。”他小心翼翼地回答。

“你好，保罗。现在你的意识应该会有些模糊，那是因为刚刚给你打了一针吗啡，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做手术。你被汽车撞了，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当时的情况，你的一条腿伤得挺重，我们得看看能保住多少。”

他再次弓起眉毛。“保住？”他吃力地问。

“保住你的腿，”医生重复道，“我们得为你截肢，但我们会尽力多保住一些。”

这时他的脸上一定发生了什么，因为医生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医生把手伸到他脸上，放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他这个老头子突然变成了一个小宝宝。这是女人才会做出的举动，且对方须是她深爱的人。他觉得尴尬，但又做不到有尊严地挣脱。

“你愿意相信我吗？”医生说。

他默默地眨了眨眼睛。

“很好。”医生说完顿了一会儿，“我们别无选择，保罗。”随后他又接着说，“这不是那种我们还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你能理解吗？你是否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不会要求你在同意书上签字，但我想知道你是否同意我们继续？我们尽力能保多少就保多少，但你被撞得非常厉害，伤势特别严重。就拿膝盖来说，现在我还不确定能否保住。因为你的膝盖基本彻底粉碎，还有一部分胫骨也是。”

这时他的右腿忽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好像它知道在说自己，又好像这些吓人的字眼把它从不安的休眠中唤醒了一般。他听到自己倒吸了口气，血在耳朵里突突直跳。

“好了，”医生说着轻轻拍拍他的脸，“该行动了。”

又一次醒来时，他感觉舒服多了，起码头脑清醒些。他还是原来的他（生气勃勃！他心里想），只是舒服得有点昏昏欲睡，随时都可能打起盹儿。被撞的那条腿感觉特别庞大笨重，但不疼。

门开了，一名护士走进来，是张新面孔。“感觉好点了吗？”她问，但立刻又说，“先别着急说话。汉森医生待会儿过来跟你聊。现在咱们有事要做，请你只管放松……”

她需要他放松才能做的事，说白了就是插导尿管。这是个脏活儿，他很欣慰做这件事的是个陌生人。这就是后果！他责备自己说，这就是走路分神的后果！自行车，自行车怎么样了？现在我该怎么去买东西呢？都怪我，非要走玛吉尔路！他诅咒着玛吉尔路，可实际上这条路他已经走了好多年，且一直平安无事。

年轻的汉森医生到了之后，先大体介绍了一番他的情况，好让他对自己的现状有所了解，然后才是和他那条腿有关的具体消息，有些是好消息，有些则不那么好。

首先，关于他的情况，考虑到一辆急速行驶的汽车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他可以恭喜自己了，因为他的情况不算太糟。恰恰相反，他甚至可以说非常走运，能够大难不死。撞击确实引起了脑震荡，但好在他戴了头盔，总算捡了条命。医生会继续观察，不过目前尚未发现有颅内出血的迹象。至于运动机能，初步诊断的结果是未受损伤。虽然有过大量失血，但已经通过输血补了回来。如果下巴上的麻木让他感到疑惑，那他尽可放心，下巴没有骨折，只是单纯有瘀伤而已。他后背和胳膊上的擦伤，虽然看起来很严重，但实际上只要过个一两周就能痊愈。

接下来是他的腿。正面受到撞击的那条腿，汉森医生和他的同事们未能保住膝盖。他们深入讨论过，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碰撞的力量——稍后会让他看X光片——直接作用在膝盖上，此外还有一个旋转的动作，所以他的膝盖是在连撞带扭的双重作用下才粉碎的。换作年轻人可能会选择修复，但修复需要大量手术，一场接着一场，过程可能要持续一到两年，且成功率还不到百分之五十。所以综合考虑，鉴于他年龄较大，最好的方案就是从膝盖以上截肢，留下足够长的一截方便接装假体。汉森医生希望他——保罗·雷蒙特——能接受这个明智的决策。

“我相信你肯定有不少疑问，”汉森医生最后说，“而我很乐意为你解答，但可能不是现在。最好还是明天早上吧，得让你先休息一下。”

“假体。”保罗·雷蒙特说，又一个需要运动嘴巴的词。不过现在他知道自己的下巴没有断，只是肿了，所以即便说不清楚，也没那么尴尬了。

“假体，就是假肢。等手术切口完全愈合，我们就给你安装合适的假肢。只需要四周，也许更快。要不了多久你就又能下地走路了。你想的话，说不定还能骑自行车。当然这些都需要训练。还有别的问题吗？”

他摇摇头。你们为什么没有事先问我？他想说。可这话一旦出口，他的情绪必然失控，他会开始大喊大叫。

“那我就明天早上再来看你咯。”汉森医生说，“加油！”

然而这还不算完，至少他暂时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先是侵犯，接着是同意这种侵犯。彻底清静之前，他得签一堆文件，而且文件里的很多问题对他来说难得出奇。

比如家庭。他家住哪里？家中都有什么人？该以何种方式通知他们？还有保险，他买了哪家的保险？保单覆盖哪些项目？

保险倒没问题。他买的保险比谁都齐全。他钱包里有张卡片可以证明。他这个人除了谨慎之外没别的长处。（可问题是他的钱包呢？衣服呢？）但家庭一栏就没这么简单了。他有什么家人？如何回答比较合适？他有个姐姐，十二年前就过世了，但她一直活在他心里，即便说她从来没有离开也不过分。他有个母亲，躺在她位于巴拉腊特的墓地里等待天使的号角。当然，他还有个父亲，和他母亲一样等着天使的号角，只是墓地远在波城。他多少年都未必去看一次。这三个是他的家人吗？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并陪你一起长大的人永远不会过世，他很想告诉那个设计了这个问题的人，你把他们永远记在心里，就像你希望后代也把你永远记在心里一样。可表格上没有他发挥的空间。

总而言之，他可以确定的是：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子女。他结过一次婚，但已经离异。那个本该与他长相厮守的女人离他而去了，离得十分彻底。她是怎么做到的，他至今也没想明白。反正就这么回事，她逃到她自己的生活中去了。因此，从实际角度出发，至少就为了填完现在这个表格，他目前的状态是未婚，单身，孤苦伶仃，茕茕孑立。

家庭：无。他工工整整地写道。护士看着他写，又看着他勾选其他问题的答案，最后两个人都签了名。“日期？”他问护士。“7月2号。”她说。于是他写下日期。他的运动机能果然未受损伤。

他吃的药有镇痛安眠的作用，但他没睡觉。周围这一切——陌生的床、空荡的房间、混合着轻微的尿臊味儿和浓浓的消毒剂味儿的空气——这一切显然不是梦，而是真的，和他接触到的所有东西一样，都是真的。然而这一整天——如果还是同一天，如果时间依然有它的意义——给他的感觉却像在做梦。此刻他才第一次审视被单下那团裹着白色纱布的东西，它连着臀部，看上去臃肿诡异，分明出自梦里。还有另外一件事，那个戴着亮闪闪的眼镜的年轻人曾经兴致勃勃地提到的东西，什么时候才会出现？他这辈子还没见过真正的假肢呢。听到这两个字时他脑海中浮现的图片是一根顶部带倒钩的木棒，样子像鱼叉，末端的三个小脚上有橡胶吸盘。这画面很有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像出自达利之手。

他伸出一只手（中间的三根手指用绷带缠在了一起，他也是刚刚注意到），按了按那团白色的东西，毫无知觉，就像按在一段木头上。这就是一个梦，他告诉自己，随后便沉沉睡去。

“今天我们要让你走走路，”年轻的汉森医生说，“今天下午，不会走太远，就走几步让你找找感觉。我和伊莱恩会在旁边扶着你。”说着，他冲那个叫伊莱恩的护士点点头。“伊莱恩，把矫形器装上吧。”

“我今天不想走路。”他说。他正学着透过闭合的牙关说话，因为他不仅仅是下巴受了伤，被撞一侧的臼齿也松了。他现在连嚼东西都困难。“我不想操之过急，不想装假肢。”

“没事，”汉森医生说，“反正我们说的也不是假肢的事，那还早着呢。现在只是复健，而且是复健的第一步。我们可以明天，或者后天再开始。我只想让你知道，失去一条腿不代表世界末日。”

“我再说一遍，我不想装假肢。”

汉森医生和护士伊莱恩对视一眼。

“不装假肢，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宁可自己照顾自己。”

“好吧，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我们不会催你做任何事，我保证。现在咱们能聊聊你的腿了吗？我想跟你说说腿的护理问题。”

腿的护理问题？难道他们看不出来他憋了一肚子的火吗？你们把我全身麻醉，砍了我的腿，把它扔到垃圾堆里等着别人捡走再丢到火里。你们居然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什么腿的护理？

“我们已经把剩下的肌肉附着在腿骨末端，”汉森医生边说边用两个手掌演示了一下，“做了缝合处理。等伤口愈合之后我们希望那些肌肉能在骨头末端形成一个肉垫。接下来的几天，由于创伤加上长时间卧床，伤处可能会出现水肿现象，到时候我们需要采取些措施。另外肌肉也可能向臀部收缩，像这样，”他侧过身，指指自己的臀部，“所以需要做些拉伸。拉伸是很重要的一步。伊莱恩会教你具体动作，需要的时候她也会帮你。”

伊莱恩护士点点头。

“谁把我弄成这样的？”他说，他喊不出来，因为下巴张不开，但这倒也应景，挺适合他咬牙切齿的愤怒，“谁撞的我？”泪水已经溢满他的眼眶。

夜晚格外漫长。他时而热得难受，时而又冷得要命。被紧紧裹着的那条腿奇痒难耐，却又无可奈何。如果屏住呼吸，他甚至能听到受损的肌肉在悄悄修复的声音。密封的窗户外面，一只蟋蟀吟唱着。睡意往往说来就来，仿佛身体里残余的麻醉剂，突然之间从肺里喷涌而出，瞬间将他淹没。

黑夜或白天，时间都过得很慢。正对床的位置有一台电视机，可他没心思看电视，也没心思看某些机构提供的杂志（《人物》《名利场》《澳洲家庭与园艺》）。他盯着自己的手表表盘，把指针的位置铭刻在脑海中，随后闭上眼睛，试着想其他的事情——他自己的呼吸、坐在厨房案桌前拔鸡毛的祖母、花丛中飞舞的蜜蜂，随便什么东西。睁开眼，指针仍在原处，好像有强力胶水粘着它们，让它们无法移动分毫。

时钟也许静止不动，时间却在流逝。即便躺在这里，他也能感觉到时间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时间就像一种消耗性的疾病，就像撒在尸体上的生石灰。时间正在侵蚀他，一点一点地吞噬着组成他身体的细胞。他的细胞就像无数盏灯，正一盏接一盏地熄灭。

每隔六小时会有人来喂他吃一次药。这些药能大大缓解他的疼痛，运气好的话还能让他睡上一觉。可这些药会导致他头脑昏沉，害他不停地做噩梦，所以他很排斥。疼痛算什么？他对自己说，不过是身体传给大脑的一个警告信号。疼痛不是真实的，并不会比一张X光照片更真实。但无疑他是错的。疼痛是真实的。疼痛不需要用力去说服他这一点，它甚至根本无须用力，只需要发来一两次阵痛。而之后他很快就接纳了困惑，还有噩梦。

病房里搬来了另外一个人，年纪比他大，髋部刚做过手术。那人躺在床上，一天到晚都没睁过眼睛。不时会有两个护士过来，拉上他病床周围的布帘，在谁都看不到的情况下伺候他大小便。

两个老家伙，好似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护士们都很好，热情友善，但在她们麻利高效的表面下，他能察觉到——错不了，过去他见得太多了——她们对他，以及对他的同伴的命运根本无动于衷。包括年轻的汉森医生，尽管他和蔼可亲，对他们似乎格外关心，但骨子里他和那些护士一样冷漠。似乎在某个无意识的层面上，这些前来照顾他们的年轻人已经知道这些病人对人类族群已经不会再有贡献，因此用不着指望他们了。年纪轻轻却如此无情！他在心中哀叹，我怎么会落入他们的手中呢？最好还是让老年人照顾老年人，将死之人照顾将死之人！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个世界上，也太愚蠢了！

他们谈论他的将来，他们不厌其烦地催他训练，美其名曰为他的未来做准备，想方设法骗他下床。可对他而言哪有什么未来？未来的大门已经关闭，还上了锁。如果人单纯靠意念就能结果自己，那他半秒钟都不会犹豫。他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自我了断的故事——比如有的人在结果自己之前，会有条不紊地付清所有账单，心平气和地写告别信，从容不迫地烧掉珍藏已久的情书，在常用的钥匙上细心地贴上标签。然后，当一切安排妥当，再穿上他们最体面的衣服，吞下他们特意为这个日子积攒的所有药片，躺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床上，让自己表情平静下来，归于湮灭。他们都是英雄，却无人歌颂，无人赞美。我不想麻烦任何人。可能他们唯一无法顾及的就是死后留下的尸体，几天之后就会腐烂发臭的肉堆。如果可能，如果允许，他们绝对愿意自己搭出租车去火葬场，自己躺在炉门前，服下药，在最后一点意识消失之前按下按钮，将自己送进火化炉，让自己在另一边出现的时候只剩下一铲骨灰，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他深信如果有机会，他会毫不犹豫地结果自己。然而，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绝对做不出这种事。迫使他产生求死之心的，只不过是难以忍受的疼痛，是在医院里许许多多个无法入眠的漫漫长夜，是面对那些年轻人怜悯的凝视却又无处躲藏的羞耻感。

在这片白色的世界里熬到第二周快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刻骨铭心地领悟到“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这八个字的意思。

“你没有家人？”那个允许自己和他斗嘴的夜班护士珍妮特问，“也没有朋友？”她说话时皱着鼻子，好像打死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肯定在逗他们玩。

“我朋友多得很，”他回答说，“我可不是鲁滨孙。我只是不想见他们罢了。”

“见见朋友，心情也能好些，”她说，“我敢肯定，他们会给你带来鼓励。”

“谢了，需要的时候我会见的。”他说。

就天性而言，他并非脾气暴躁之人，但在这个地方，他允许自己耍耍脾气、使使性子。因为好像只有如此，那些照顾他的人，才会一个个地对他敬而远之。本质上他并不坏，他想象着珍妮特在她的同事面前替他辩护。而她的同事们会一脸不屑地嘲笑说，那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咧。

他知道，在人们的期待中，他对这些年轻的姑娘，必定会产生越来越强烈的非分的欲念。因为只要是男性病人，不管年龄几何，根本控制不住这种欲念。它总会在某些不方便的时刻浮出水面，必须被迅速果断地打掉。

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这种欲望。他的心灵纯洁得如同婴儿。可惜他的纯洁并没有让护士们对他另眼相看。当然，他本来也没有这种指望。做一个令人讨厌的老色鬼是游戏的一部分，只是他不愿意玩这个游戏。

他拒绝联系朋友，可能只是因为目前这种状况让他感到难堪和羞耻，所以他不希望被人看见。当然，人们通过这样那样的渠道已经听说了他的事。他们送来祝福和安慰，有人甚至亲自打来电话问候。隔着电话撒谎自然容易得多。“ 一条腿而已，”他说着，带着一丝苦涩，希望这种苦涩不会通过电话线传到对面，“ 可能得拄一阵子拐杖，然后就能装假肢了。”若是面对面说话，他可就没办法装得如此自然了。一想到从今往后要靠那个又丑又笨的东西才能走路，所有的痛苦与不甘都会写在脸上的。

从一开始，从在玛吉尔路上出车祸到现在，他的表现一直都不怎么样。他始终没有振作起来。当然，这一点他自己心中有数。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摆在面前，使他有望成为人们眼中可书可写的榜样，如果他能以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心态接受命运的打击的话。但他已经不屑一顾地拒绝了这个机会。谁干的？当他想到自己曾对着那个虽然相貌平平，但是医术无疑十分出众的年轻的汉森医生大喊，表面上他似乎在问是谁撞的我，可实际上要说的却是哪个无耻的家伙截掉了我的腿，所以此刻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不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遭遇不幸事故的人，也不是第一个来到医院，被一群有着良好意愿，但在根本上漠不关心的年轻人例行公事地照顾着的老年人。一条腿没了。从更大的视角看，失去一条腿意味着什么？从更大的视角看，失去一条腿不过是失去一切的预演罢了。当那一天到来时，他又能冲谁吼叫？又能怪谁呢？

玛格丽特·麦科德来看他。麦科德一家是他在阿德莱德最老的朋友了。玛格丽特很伤心这么晚才知道这个消息，又义愤填膺地把肇事者诅咒一通。“你最好起诉那个人。”她说。“我没有起诉的打算。”他回答，“喜剧的开场方式有很多，我只想要回我的腿，但这不可能 ……那些事，让保险公司的人去干吧。”“这你就错了，”她说，“鲁莽驾驶的人应该得到教训。我估计他们会给你装个假肢吧。现在的假肢做得可好了，很快你就又能骑自行车啦。”“我可不这么想，”他回答说，“我生活中的那一部分已经结束了。”玛格丽特不住地摇头。“可惜啊，”她说，“太可惜了！”

她能这么说真是好心，事后他回想。她的意思是，可怜的保罗，你以后的日子得多难过啊！她也知道他会明白她的意思。他很想提醒她，临到终了，我们每个人都得经历这样的日子。

而医院里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医护们关注的重点，不可思议地从如何治好他的腿（“好极了！”汉森医生用一根指甲修剪得十分齐整的手指戳着他的残肢说，“愈合得很棒，你很快就能康复了。”）迅速转移到了他出院之后该如何应付（用他们的话来说）外面的生活的问题上。

所以早早地（至少在他看来如此），一位社工走进了他的生活。人们叫她普茨太太，也可能是普斯。“你还年轻着呢，雷蒙特先生，哦，保罗。”她乐呵呵地对他说，从语气上判断，她定然受过护理老年人的培训，“你肯定想一直过独立的生活，这当然是好事。可有时候需要人照顾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专业护理，这个我们可以帮忙安排。从长远来看，即便将来你腿脚方便了，身边还是需要有个人的，偶尔给你搭把手，替你买东西、做饭、打扫卫生之类的。你身边没人吗？”

他想了想，摇摇头。“没人。”他说。他的意思是——他相信普茨太太也能够正确理解——他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会心甘情愿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的人。

不过这个问题让他感兴趣的地方，在于普茨太太看待他的情况时泄露出来的东西。她一定和其他医护人员交流过，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流远比她和他的交流要坦率得多，既坦率又实际。从这些坦率又实际的交流中，她毫无疑问地相信，即使从长远来看，没有帮手，他也是根本无法过活的。

稍微平静的时候，他也想过自己的将来，这副残疾之躯（话虽刺耳，可现在还有必要扭扭捏捏吗？）势必需要其他东西的支撑才能站稳，比如拐杖之类的。他今后的日子，在节奏上可能会比从前慢下来不少，但话说回来，都到这份儿上了，慢一点、快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可他们不这样想。在他们看来，遭遇如此巨大的变故，面对新的情况和环境，他很难像其他截肢者那样从容应对。没有专业人员的支持，他的归宿极有可能是那些专为年老体弱者设立的公共机构。

如果普茨太太能与他坦诚相见，他倒也愿意与她推心置腹。关于今后的日子我是深思熟虑过的。他会告诉她，很久以前我就着手准备了，即便出现最糟的情况，我也能照顾好自己。但这场游戏的规则让他们彼此之间很难坦诚相见。比如，倘若他告诉普茨太太他公寓卫生间的橱柜里藏着一堆安眠药。那么碍于游戏规则，普茨太太可能会认为，她有责任敦促他接受心理辅导，以免他对自己干出什么傻事。

他叹了口气。“以你的观点，从专业的角度，普茨太太，哦，多丽安妮，”他说，“你会建议我采取哪些步骤呢？”

“可以肯定的是，你需要雇一个护工，”普茨太太说，“最好是专属的私人护工，照顾老弱病残有经验的。当然，我并不是要把你归入老弱病残那一类。但在你能够自由行动之前，我们还是不想冒险的，对吧？”

“对，我们不想冒险。”他说。

老弱病残。在看到X光片之前，他可从来没把自己往这方面想过。他很难相信底片中那细得像麻秆一样的骨头能撑起他的身体，而且他每天跑这儿跑那儿的居然没有断掉。人个子越高，骨头越脆弱，而他就属于高个子的那种。“ 我还从没给这么高个子的人做过手术呢，”汉森医生说，“ 这腿可真长。”随后，他立刻为自己的失言红了一下脸。

“保罗，”普茨太太说，“你知不知道你的保险有没有包含护理的费用啊？”

这时另一位护士，一个戴着小白帽、穿着适度高跟鞋、一直在他这个楼层忙碌的女人，用欢快的语调告诉他说：“ 该吃药了，雷蒙特先生！”

“没有，我想我的保险应该不包含那些费用。”他回答普茨太太的问题说。

“那你可得做好这方面的预算了，不是吗？”普茨太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