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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帮你掸掸书上的灰尘吗？”
上午十一点，看来玛丽亚娜已经干完了所有的活儿。
“好啊，如果你想，可以用吸尘器，换个吸嘴就行。”
她摇摇头说：“不，我得亲手把它们擦干净。你很爱惜你的书，不会容忍书上有尘土的。你是个收书家对吧？”
收书家，难道这就是克罗地亚人对他这号人的叫法？什么意思？收藏图书，使它们免于毁坏的人？守着一堆书却从来不读书的人？他书房里的书堆到了屋顶上，可大部分书他永远都不会再打开，不是因为它们不值得读，而是因为他的日子已经有限了。
“在我们这里这叫藏书家。其实也就从那儿到那儿三个书架上放着的是正儿八经的藏书，都是摄影方面的书籍。其他的就是些普通的书了。不，如果我也算个收藏家的话，那我收藏的也不是书，而是照片。我把它们都放在那些橱柜里了。你想看吗？”
他的两个老式杉木橱柜里保存着成百上千张照片和明信片，记录的是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早期采矿营地的生活，还有一部分来自南澳大利亚州。因为这个领域比较小众，甚至没有形成特定的门类，所以他的收藏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可能是最好的。
“我是从70年代开始收藏的，那时候第一代照片我还负担得起，我也有心去跑拍卖场，那都是些死人的遗产。如果换作现在我肯定不去，太让人沮丧了。”
为了让她开开眼，他把照片中最得意的藏品拿了出来。因为摄影师的到来，一些矿工穿上了只有星期天才穿的体面衣服，而其他人觉得干净的衬衣就已足够。只不过他们把袖子高高卷起，露出强壮的胳膊；还有人戴上了干净的领巾。面对镜头，他们展露出了最自信的神情，那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脸上再自然不过，可现如今这种表情仿佛已经绝迹了。
他摆出两张福舍里拍的照片。“你看这些，”他说，“这是安托万·福舍里的作品。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摄影师。”在这两张照片旁边，他又摊开了几张有点淫秽的明信片：丽尔拉着袜带，露出修长诱人的大腿；弗洛拉衣不蔽体，半裸香肩，故作娇羞，笑靥如花。从矿里出来的汤姆和杰克们，腰里揣着钞票，周六的晚上便会去拜访这些姑娘，做一些你知我知但又不好描述的事情。
“原来你是干这个的呀，”展示完毕，玛丽亚娜说道，“挺好，挺好，保存历史是件好事。这样人们就不会以为澳大利亚是个只有灌木丛和成群移民——比如我，比如我们——而没有历史的国家了。”她摘下头巾，摇散头发，向后捋顺，冲他微微一笑说。
比如我们 。这个“我们”是谁？玛丽亚娜和她丈夫约基察一家？还是玛丽亚娜和他？
“不只有灌木丛，玛丽亚娜。”他小心翼翼地说。
“那是当然，不只有灌木丛，还有澳洲土著。不过我说的是欧洲，欧洲人的说法。他们说这里有灌木丛，有库克船长，再有就是移民。然后他们就问，哪有历史啊？”
“你是说，城堡和大教堂在哪儿呢？难道移民没有他们的历史吗？你从地球上的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难道历史就没了吗？”
她没有理会他的驳斥，如果这算驳斥。“欧洲人说澳大利亚没有历史，是因为在澳大利亚所有人都是初来乍到的，即便你带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也没用。因为来到这里你就得从零开始。零历史，你懂吗？我们国家的人就是这么说的。在德国也是，整个欧洲都是。他们说，你为什么想去澳大利亚？其实和你去沙漠，去卡塔尔，去阿拉伯国家，去产油国是一样的，他们说你只是为了钱。所以，有人保存这些老照片是件好事，它们可以证明澳大利亚也有历史。这些照片应该很值钱吧？”
“嗯，是挺值钱的。”
“那将来归谁呢？我是说你之后。”
“你是说我死了以后，对吧？我死了以后，就把它们捐到州立图书馆去，都安排好了，就是阿德莱德的州立图书馆。”
“你不打算把它们卖掉吗？”
“不，不卖。这是一笔遗产。”
“它们会标上你的名字，对不对？”
“的确，他们会在这批收藏品前面冠以我的名字——‘雷蒙特遗赠’。所以将来的孩子们也许会窃窃私议，‘雷蒙特遗赠里的这个雷蒙特是谁呀？很出名吗？’”
“也许不光有名字，说不定还会配上照片呢，雷蒙特先生的照片。有照片比光有名字可强多啦，更真实直观。要不然保存照片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点毫无疑问，她说得有道理。如果文字与形象有相同的力量，那我们还何必浪费精力保存形象呢？那些死去的矿工何必留下照片？把他们的名字打印出来贴在玻璃橱窗里不就好了吗？
“我会问问图书馆的人，”他说，“看他们对这个想法有什么意见。不过照片可不能用我现在这个样子的，老天保佑，得用我过去的。”
像清理书上的灰尘这种家务，过去的清洁女工都只是拿鸡毛掸子沿着书脊随便掸一掸便交差了，而玛丽亚娜却把它变成了一项大张旗鼓的卫生运动。她在桌子和橱柜上都铺了报纸，然后一次半个书架，把书搬到阳台上一本一本地掸掉灰尘，而腾空的书架又用抹布擦得一尘不染。
“有一点你得注意，”他不无紧张地提醒说，“放回去时，别把书的顺序搞乱了。”
她不屑地看了他一眼，他畏缩了。
这女人哪儿来的这么多精力？她在自己家里也是这样干活儿的吗？她丈夫怎么受得了啊？或者，她是不是只在他——她的澳大利亚雇主——面前才如此勤快，以此表明为了这个新的国家，她将不遗余力，鞠躬尽瘁？
就是在整理书架这一天，如果说之前他对玛丽亚娜只是有一点比好奇心强不了多少的兴趣，那么今天这种兴趣就变成了别的东西。在她身上，他开始发现一种如果说不是美，那么至少也是某种登峰造极的女性气质。她 壮得像匹马 。他心里想着，在她够上层书架的时候，他的两眼一直盯着她强健的小腿和曲线起伏的结实臀部。她 壮得像匹母马 。
过去几周他对玛丽亚娜那种朦胧的念头——里面包含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如今开始沉淀。而这种沉淀的情绪叫什么？感觉上它不像欲望。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语来表达，他会说是钦慕。钦慕中能催生出欲望吗？或者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和一个自己仅仅是钦慕的女人赤身裸体躺在一起，彼此呼吸可闻，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不，不单单是一个女人，更是一个已婚的女人，这一点他可不能忘记。玛丽亚娜·约基察先生就活生生地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呢。这个约基察先生，或者潘·约基察，或者戈斯波丁·约基察，或者随便叫什么的约基察，倘若他发现自己老婆的雇主沉湎于和他老婆赤裸相见的白日春梦里，会不会勃然大怒，会不会燃起足以产生家族世仇，并衍生出无数悲壮史诗的狂暴的巴尔干怒火？这位约基察先生会不会拿把刀来找他算账？
他拿约基察开玩笑是因为他嫉妒他。真到了关键时刻，约基察身边有一个令人钦慕的女人，而他没有。约基察不仅拥有她，还拥有她的孩子，她生的孩子。柳比卡，那个名字本身就含有爱意的孩子；心不在焉但毫无疑问同样漂亮的大女儿，名字他想不起来了；还有一个开摩托车的小帅哥，他们家的大儿子。约基察拥有他们，而他拥有什么呢？一屋子书和家具。一堆照片，死人的影像。等他死后，这些东西会和别的微不足道的遗产一起躺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积灰尘。以它们的价值，甚至没必要麻烦工作人员为它们编目。
在福舍里的作品中，有一张他认为最震撼人心的照片，他却并没有拿给玛丽亚娜看。照片中是一个女人和六个孩子，他们聚集在一间矮小的用泥土和板条建造的小屋门口。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女人和六个孩子，但孩子中间年龄最大的那个女孩儿，也许已经不是小孩子，而是第二个女人，或者说是男主人的第二个老婆。她的作用是顶替那个明显已经油尽灯枯，十有八九不再具备生育能力的女人。
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同样的表情：对于那个带着新奇的画像机器，且在片刻之前把脑袋钻进一块黑布下面的陌生人，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敌意，反而露出惊恐之色，一个个仿佛僵在原地，就像一群即将进入屠宰场的牲口。在闪光灯下，他们皮肤和衣服上的污迹暴露无遗。年龄最小的那个孩子正往嘴里塞着什么东西，可能是果酱，但看着更像泥巴。他无法想象，在当年照一次相曝光时间要那么长的条件下，这样的照片是如何拍出来的。
不只有灌木丛，他想告诉玛丽亚娜。也不只有澳洲土著，不是零历史。看啊，那就是我们的起源：寒冷潮湿、烟熏火燎的破旧小屋，睁着无助的黑色眼睛的女人，贫穷，饥肠辘辘，无尽的劳作。一个自有其故事的民族，一段过往：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过往。
但这些都是真的吗？照片中的那个女人会接受他——一个来自法国比利牛斯山区卢尔德市、有个会用钢琴弹奏福雷
名曲的妈妈的小子——成为他们部落的一员吗？他想宣称属于自己的那些历史——曾经只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事情——会把外国人都排除在外吗？
尽管玛丽亚娜的存在令人振奋，他似乎又到了某种负面情绪的边缘。阴郁的自艾自怜变成万念俱灰的颓废沮丧。他倾向于认为这些杂念来自别的地方，就像偶尔从天空飘过的乌云。他不愿承认这是他自己的原因，那些糟糕的情绪来自他的内心深处，是他的一部分。
命运给了你一只手，你就要好好利用这只手。不要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过去他一直认为，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可现在他为何动不动就一头扎进黑暗里呢？他的自制力哪儿去了？
答案是他在走下坡路。他再也不可能变回从前的自己，再也不可能具有从前的恢复力。不管曾经负责机体修复的是身体的哪个部分，在经历了两次严重的伤害之后——一次在路上，一次在手术室——它已经疲惫不堪，无法胜任这个工作了。而团队的其他成员：心脏、肺、肌肉、大脑，情况也大同小异。它们竭尽所能地坚守岗位，可现在它们想休息了。
他忽然想起自己曾经有一本书的封面，那是普及本的《柏拉图传》。封面上画的是一辆由两匹骏马拉着的双轮战车。黑色的骏马双眼炯炯有神，鼻孔膨胀，那代表人的基本欲望；白色骏马泰然自若，代表不容易识别的更高尚的激情。后面有个年轻人站在双轮战车上，手握缰绳，半裸上身，希腊式鼻子，额头上系着一根带子。他代表的很可能是本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然而在他的书里，他自己的书，他的人生之书，将来要写的话，封面肯定比《柏拉图传》的还要无聊乏味。他，这个被叫作保罗·雷蒙特的人，会坐在一辆由一群气喘吁吁，有些甚至连站都站不稳的老马拉着的四轮马车上。六十年来，每天早上醒来就是一边嚼着麦片粥，一边拉屎撒尿，然后戴上挽具开始一天的劳作。保罗·雷蒙特的团队已经不堪重负。是时候休息了，它们会说，是时候到牧场上歇会儿了。如果休息的请求遭到拒绝，没关系，它们只管就地一躺，就算鞭子在头顶挥舞得噼啪作响，它们也毫不在乎了。
他的心病了，头脑病了，病入骨髓，而且，如果承认实情的话，是深深地厌弃自己，早在上帝借韦恩·布莱特的天使之手惩罚他之前，就是如此。他永远不会缩小那次车祸。那是一场灾难。它压缩了他的世界，把他变成了囚犯。但死里逃生的经历本该警醒他，打开他的心灵之窗，使他重新认识到生命的宝贵。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依旧困在从前的自我之中，只是更加彷徨，更加苦闷，这些足以迫使他转而从那杯中物中寻求慰藉。
下午一点了，玛丽亚娜尚未完成给书除尘的工作。一向很乖的柳巴——如果依旧允许把孩子分为乖与不乖两类——开始抱怨起来。
“先别打扫了，明天再接着干吧。”他对玛丽亚娜说。
“我这儿扎眼就好了，”她回答道，“要不你给她弄点吃的吧。”
“不是扎眼，是眨眼。”
她没有吭声。有时候，他觉得玛丽亚娜根本就懒得听他说话。
他确实该给柳巴弄点吃的，可让她吃什么呢？除了爆米花、曲奇饼干和糖霜麦片，小孩子还喜欢吃什么呢？这些东西他的食品柜里一样都没有。
他试着往一杯酸奶里加了勺李子酱，搅匀之后给了柳巴。她接住了，看起来还挺喜欢。
她坐在厨房餐桌前，他则靠在助行架上。“你妈妈是我的好帮手，”他说，“我都不知道要是没有她我该怎么办。”
“你真的安了一条假腿吗？”她漫不经心地说出那个挺长的词，好像她经常用似的。
“没有，还是原来的腿，只不过短了点。”
“那你卧室的柜子里呢？你在柜子里藏了一条假腿吗？”
“恐怕没有，我的柜子里可没有那种东西。”
“你的腿里面有螺丝吗？”
“螺丝？不，没有螺丝。我的腿是真腿，和你的腿还有你妈妈的腿一样，里面是骨头。”
“不是应该有个螺丝来拧你的假腿吗？”
“据我所知没有，因为我没有假腿。你怎么这么问啊？”
“因为……”可她的话到此为止，再也不说了。
腿里装螺丝。也许玛丽亚娜曾经护理过一个腿里装螺丝的人。螺丝、螺栓、钉子、销子、支架，用金子或钛合金制成——那样的再造腿他可无福消受。因为他年纪太大了，不值得麻烦，也不值得花那个钱。或许这才是最合理的解释。
他记得小时候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女人不小心把一根缝衣针扎进了手心，而由于没有在意，这根缝衣针就沿着她的血管慢慢移动。终于有一天，针刺入了她的心脏，要了她的命。大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提醒他在接触缝衣针之类的尖锐物品时要小心谨慎，可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它更像是个童话故事。钢铁与生命真的是相斥的吗？缝衣针真的能进入血管吗？故事里的女人怎么会察觉不到一枚钢针沿着胳膊向上游移呢？还能任由它绕过腋窝，直扑那怦怦跳动着的无助的心脏？他要不要把这个故事也讲给柳巴听，好把这神奇的智慧——管它是什么呢——传递下去？
“不，”他重复说，“我身上没有螺丝，有螺丝的话我就成机械人了。可我不是机械人。”
既然不是机械腿，那柳巴就不再对他感兴趣了。她咂了咂嘴，喝完了酸奶，并用套衫的袖子擦了擦嘴。他拿张纸巾要帮她，而她没有拒绝。擦过嘴，他顺便把她的袖子也擦干净了。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小孩子。一开始柳巴的手腕在他手中一动不动： 完美无瑕 。没有别的词汇可以形容。他们从子宫里出来时，一切都是崭新的，都按照完美的顺序。即便天生残疾的孩子，四肢不全或大脑不正常，他们的每一个细胞也都犹如创造日那天一样新鲜，一样干净。每一个新生都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