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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46年下半年，苏联红军从哈尔滨撤走回国。靠苏联红军保护的少数国民党接收大员深感在哈尔滨待不下去了，便偷偷摸摸地从哈尔滨溜回“蒋管区”。
此时，中国共产党分散到各县各乡的干部和部队又返回了哈尔滨。从此，哈尔滨的各行各业、工厂学校名正言顺地在中共哈尔滨市委领导下步入正轨。
在这段时期，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和中共在政治上较量，威信更是丧失殆尽。中共的政治威信在全国不断提高，在东北各小城市和农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在各地建立了十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而且这一利好的形势仍在不断发展。
1946年8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东北各地的统一领导，在哈尔滨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约在1948年年中，由于工作需要，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外事机构：东北外事处。东北外事处成立后，便立即搭班子、调人。此时，蒋南翔想到了我。
此话还须从1946年我和蒋第一次见面说起。
我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是年年中，我在哈尔滨市政府第一次见到时任教育科长的蒋南翔。我很坦诚地向蒋提出要继续学习的愿望。蒋知道我是“民主青年联盟”的组织者，便问：“要学什么？”我答：“学医。”“为什么？”我说：“我母亲病重半年，没钱治，36岁去世。”蒋也不再问，便说：“我安排你到哈尔滨大学医学系学习，还可在学校里继续开展共青团的工作，以团结更多的同学，共同进步。”
这次谈话之后，蒋南翔立即给我写了一封致哈尔滨大学教务长栗玉的信。信中要求栗教务长安排我在哈尔滨大学医学系学习，并安排食宿。
这是我得到组织上关怀的一件大事，非常感激，终生难忘。在通过考试后，栗玉安排我到医学系乙班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并要求我立即上课。
从此，我便在大学里度过了近两年的美好时光。在这里，我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关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往事历历在目，平平淡淡，不足挂齿。就个人而言，1948年确实是令我难忘、追思和感恩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成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参加了由蒋南翔领导的“土改”工作队，遵照党中央新的土地法大纲到哈尔滨市郊区，组织贫下中农开展土改工作；奉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东北外事处工作。这件事是蒋南翔和栗玉决定的，我应该欣然服从安排，但这样我便需要改行从政，与学医的梦想失之交臂，因而接到指令后略有踌躇。
栗玉在跟我谈话时的最后一句话，使我的一些杂念烟消云散。栗玉说：你是一名地下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对你工作的安排也是蒋南翔的意思；学医只是为了治病救人，而到东北外事处工作，是要你打开眼界，抓大事，抓政治，去维护人民的政权。
听后，我立即向栗玉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6年在哈尔滨正式成立。委员会的全面工作由副主任委员林枫主持，由副主任委员高崇民、张学思（张学良的胞弟）和秘书长栗又文协助。
东北行政委员会下设办公厅、民政部、农业部、工业部等。办公厅由张文豹负责，民政部由王一夫负责，工业部由王鹤寿负责，农业部由张庆泰负责。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该委员会发现东北的外事工作较为突出，仅哈尔滨就有30多个国家的侨民和几十个国家的领事馆，而且历史上的哈尔滨也曾是日、俄、英、德、美等列强的必争之地，因此，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立外事处实属必要。这不仅是东北地方上的需要，也是党中央外事组的需要。
外事处属涉外部门。外交无小事，有关外事工作，林枫同志都亲自过问。于是东北外事处的办公室便设在哈尔滨南岗（秋林公司附近）林枫办公室楼下的三间屋子里。一切从头开始。最初工作不忙，干部也少，仅有三人：处长陆曦、处长夫人王如和我。
陆曦于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曾奉调到莫斯科学习三年，是位有战功、有信念，俄文也好的老干部。我们三人在外事工作方面都是新手，只能谨慎小心地从头做起，搞调查、翻译资料，贡献虽微小，却没虚度时光。
几个月后，辽沈战役打响，我军越战越猛，而国民党的军队则被打得溃不成军，解放沈阳指日可待。
11月1日左右，东北行政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包括后勤班子在内的全部机关人员，在林枫同志带领下立即动身，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即将解放的沈阳。
万没想到，我们的火车即将到达四平时，前方来报，在四平，我方和敌人的拉锯战仍在激烈地进行，要求我们的专列在四平北立即停车，等候通知。
约五六个小时之后，前方来报，我第四野战军部队已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反扑，四平车站的铁路已被我控制，南下的这一专列可以安全通过。
几个小时之后，林枫率领的一行人抵达沈阳，时间是11月4日（沈阳是11月2日解放的）。我第四野战军派大批军用大卡车把我们一行从火车站送到临时办公地——太原街一号大白楼。
太原街一号大白楼原是国民党“剿匪司令部”的办公楼。在大白楼门前，当时仍挂着一个漆白的木制大牌子，牌子上是醒目的大字：国民党中央政府剿匪司令部。在我看来，此楼不仅是剿共的大本营，还是国民党在沈阳掠夺、抢劫百姓和盗窃沈阳故宫文物的贼窝。
这天，我在大白楼里上下走走，偶然发现二层大礼堂里堆积着大量的贵重文物和字画。不言而喻，这些文物都是国民党高官从民间抢来的，或从沈阳故宫偷来的。仅就此事此景就可以断言，蒋介石政权已无药可救，非垮不可。
沈阳解放后，为稳定民心、恢复全市的市政管理，也是为了尽快恢复全市人民的正常生活，根据中央精神，沈阳成立了沈阳市人民政府，并在市政府内设立外事处，处理全市的涉外工作。中央任命朱其文同志为沈阳市市长。
考虑到涉外工作需要，“东北行政委员会”改名为“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外事处”改名为“东北外事局”。“沈阳市外事处”和“东北外事局”在工作上关系密切。东北外事局成立初期，除局长陆曦外，工作人员依然仅有王如和我二人，均享受营级待遇。
从事涉外工作之初，我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边总结，能否把工作做好，出色地完成任务，是对我的一大考验。
1950年6月的一天凌晨，东北外事局大院门铃响个不停，原来是沈阳卫戍区转来一封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林枫的电报。
电报内容是，指示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前往中苏边境，办理引渡并押送由苏联移交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伪满各大臣，一起被引渡的还有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战俘。
我立即将电报交给了陆曦。
接着，我们又连续收到周恩来致高岗、林枫的几封电报，就引渡溥仪一事做了些具体指示和交代。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出访苏联。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来月，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虽然我们不怕孤立，但从稳住脚跟以及战略角度出发，必须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给予援助，这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毛主席在出访苏联时，并没把引渡战犯、溥仪一事摆在议事日程上。
客观地说，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固然令苏联高兴，但实际上，斯大林对中共还存有不少疑虑和戒心，以致毛主席访苏遭到了少见的冷遇，这不仅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也引起了西方新闻界的猜疑。对此，斯大林不得不在接待上及时升温，他担心中国会离他而去。
然而，为什么苏方会主动向毛主席提出希望中国引渡这批战犯、战俘和溥仪等人呢？
应该看到，不管将这批战犯、战俘和溥仪等人移交给谁，都将成为推动国家合作关系的一大筹码。
须知，斯大林不会办不利于自己的事，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他为了本国利益，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甚至大搞强加于人的强权政治。在对华关系上，斯大林更是精打细算。这些战犯、战俘和溥仪等人在苏联生活了5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早些移交给中国，既可令中方满意，又可甩掉这个包袱。
一天，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对毛主席说：“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并将一批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押到了苏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些战俘应该引渡到中国，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
毛主席立即表态说：“中国迟早要将这批战犯接过来进行审判，只是目前还不能。”
“我们愿听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办这件事有什么困难？”维辛斯基问。
毛主席回答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而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也要到1951年。”
“但不知和引渡这批战俘有什么关系？”维辛斯基仍然不解地问。
“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而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不足之处。”毛主席从容不迫地回答之后，接着又问维辛斯基，“请问，这批移交的日满战俘可否请苏联暂代拘押，此事推迟到今年下半年移交如何？”
维辛斯基立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届时再通过外交途径研究引渡问题。具体引渡方案在几个月后达成共识。
7月18日凌晨4时50分，绥芬河
和往常一样，浓雾弥天。在寂静的火车站台上站立着几个人，为首的是奉命接收溥仪和战俘的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陪同人员有我和东北公安部门的几位同志。
陆曦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指针已到5时整，此时东方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仔细一看，一列火车像个庞然大物冲开浓雾，慢慢地行驶到苏式宽轨的顶端停了下来。
苏中双方移交日本战俘的手续比较简单，也比较顺利。
命令发出后，这些日本战俘按车厢顺序，从苏联的宽轨闷罐车排队下车，规规矩矩，秩序井然，步行约200米后，再上中国的闷罐车。
我公安人员对下车上车的日本战俘严格把关，逐个点名，清点清楚。
战俘的移交场面极为严肃，似乎在召开“受降大会”。“受降大会”没有仪式，没有讲话，车站内外，一片寂静。
在移交过程中，根据战俘的不同表情神态可以把他们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日本士兵，他们仍然是日军装束，身背挎包，头戴鸭舌军帽，脚踏高帮翻毛皮鞋。当我公安人员点名时，他们仍然维持着素有的军风，“哈伊”一声，跳下车来。登车时，他们仍然是规规矩矩地排队有序，目不斜视。至于这批战俘心里在想什么，是惧是忧，是听天由命，还是心怀妄想，谁也猜不透。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他们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不排除他们都抱有这样一个希望，就是能获得中国人民的宽恕，早日放他们回国。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战俘在移交过程中不会闹什么事。
第二种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他们还是那样趾高气扬、傲气十足。在转车的过程中，还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对周围的一切不屑一顾，走起路来还是那副装模作样的德行，实在令人恶心。
第三种是伤病员。病情有轻有重，但他们都硬挺着，毫无例外地按指令下车上车，不敢吭声。看得出，这些病号在不同程度上渴望得到较好的治疗，以期早日康复回国。这些伤病员下车上车的时候，还出现了互相搀扶的现象。他们这种互相帮助、不放弃彼此的表现，还是值得称赞的。
经我公安人员清点，苏方移交的日本战俘比原定的人数少了两人。
按中央通知，我们应接收日本战俘971人，而苏方实际移交的人数只有969人。经询问，苏方代表解释说，名单中有一名日本战俘因病医治无效，已经死亡，另一名重病垂危，已不能上车，故不能如数移交。
最后，我们接收了969名日本战俘和他们的有关审讯材料。
8月3日，第二批战俘与溥仪等人入境。
凌晨6时整，一列苏联宽轨列车缓缓驶入绥芬河火车站。不多时，从车上下来两个苏联军官，向我们走来。
当两位军官走近时，陆曦走上前去，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为首的军官自我介绍说：“我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之命，押送伪满洲国皇帝等战俘前来报到，我是苏联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这位是我的助手上尉阿斯尼。”
陆曦用流利的俄语说：“我奉我国总理兼外长的指派来和中校同志办理接收这批战俘的手续，我是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局长陆曦，和我一同来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外事局干部程远行。”
接着，双方办理了交接手续。我公安人员拿走溥仪个人的一小箱珠宝之后，陆曦和中校开始按名单移交溥仪和58名伪满洲国战俘，共计59人。这些战俘包括伪满洲国大臣、军官和职员。
陆曦和中校一起离开了苏联公务车，穿过200多米的铁轨，准备到距离中国火车百米远的台阶上监督移交。中校利用这个机会，向陆曦谈了有关溥仪等人在苏联5年的大概情况。
中校说：“5年前，溥仪在被俘前想去日本，打算投靠日本天皇。他是死心塌地妄图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伺机打回东北，复辟皇位，很不愿意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溥仪也知道，苏联十月革命后，将大批沙皇贵族发配到西伯利亚。有些幸免逃脱的沙皇贵族，也都流亡国外，有的去了西欧，有的去了中国。这三十多年来，他们大部分都死在国外，他们的后裔也没有任何作为了。因此，溥仪和他的‘大臣’早就预料到，北上投奔苏联是没有出路的，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在我们向日本宣战的第三天，他们竟成了我们红军的俘虏。
“苏军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将溥仪等人掳到苏联远东地区。为了对中国人民有个交代，我们对溥仪并没完全按战俘对待。他们住的是大旅馆，并有众多后勤人员、医务人员为他们在生活上提供很不错的照顾。
“这样一来，反而给溥仪等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他们以为苏联对他们很宽厚。于是溥仪等少数人用收买的办法，贿赂我们的看守、服务人员，甚至军官，妄图获得自由。收买不成，溥仪便公开提出要在苏联政治避难。这些小把戏，用在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奏效，而在我们那里，此路不通。
“溥仪为这些事折腾了几年，仍不死心，便直接上书斯大林。他仍然把自己看成一代历史人物，可与元首平起平坐，其实，在我们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垃圾。他的上书，我们可以转，但至今谁也没理他。我们知道，苏联最高苏维埃对溥仪的处理，早有既定方针。
“这批‘大臣’的心理，我很明白。他们都想回国。一是因为中国有他们的妻儿老小；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年事已高，不愿意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不愿意死在远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死也死在老家，埋也埋在老家的坟地。至于几个年轻人，他们无所谓。他们只是工作人员，并无大罪，都希望早日回中国与家人团聚。”
中校在和陆曦谈话间，移交工作已经开始。59名俘虏一个接着一个，相距有五步远，从苏联火车上下来，老老实实地走一段路，再登上中国的火车。
这些鱼贯而出的人，多半已年过花甲。他们有的行动不便，老态龙钟；有的身体还行，昂首挺胸；有的人走路神态则略显紧张，当年的威风、官气、傲气和霸气早已荡然无存。有不少人在走这段路的时候，还偷看周围的情况。其实，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小火车站，并没有士兵在周围监守。这种脱离开刺刀监视的活动，是他们预料不到的。
在下车走路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老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向我们两腿并齐，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此时，陆曦立刻摆手示意，让他上车！这个行礼的人，为什么鞠此大躬？是渴望中共代表高抬贵手呢，还是以有罪的老身向祖国忏悔？还是因为没有刺刀押解，而意外亢奋？谁也弄不清。在他之后，紧接着又有两三人向我们行礼。第四个下车的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背着一位老人走了过来。陆曦忙问：“背着的是谁？”中校答：“他是熙洽。”
熙洽是东北名人，是最早向日本投降的汉奸。他已年过六十，体弱多病，不能行走。
最后下车的是溥仪，他下车之后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什么。
溥仪突然回过头来，向苏联列车门前的阿斯尼上尉点了点头，以示道别，而对站在50米外的中苏移交战俘代表则不屑一顾。他那种皇帝的派头，依然如故。
溥仪此时走起路来，像只鸭子，头抬得很高，脖颈挺得很长，旁若无人，傲气十足。如果此时他穿上龙袍，挂上玉带，脚蹬朝靴，一定会迈开八字方步，摇摇摆摆，不可一世。如果此时他穿上日本天皇赐给他的元帅军服，头顶帅缨，脚蹬皮靴，虽说像根竹竿，他也会感到高人一等。然而，今天的他既无龙袍，也无帅服，而是身穿一套深蓝色的西装，白衫衣，没打领带，脚下穿了一双皮拖鞋。再往上看，他把分头梳得光光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其相貌还不错，40多岁的中年人，虽说不是仪表堂堂，却也帅气十足。只是他那双鞋不太跟脚，走起路来不大利落。当时我很奇怪，这个腰缠万贯的末代皇帝为什么穿了双只能拖着走的皮鞋？
这时，我公安人员来报，溥仪等59人都一一移交完毕。其中有溥仪和他的随从。这些随从有毓蟾、毓苗、毓螗和李国雄等8人；有伪满洲国内阁大臣13人，其中包括“总理”张景惠，“各部大臣”熙洽、臧式毅、邢士廉、谷次享、于镜涛等；伪满洲国将级以上军官23人、普通军官1人；伪满洲国外交职员13人。他们都一一登上了中国的火车。
战俘移交完毕，陆曦立即将一份“换文”交给苏联中校，并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握手道别。中苏双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圆满结束。
火车开动。59人上车后的座位，由我公安人员逐个分配。除溥仪外，车厢一边三人座的位置上坐两人，另一边两人座的位置上坐一人或两人。这些人不论年纪大小、原来是什么头衔，一律平等，各得其所，都坐得很宽敞、很舒服。溥仪被安排在这一节车厢的最后边。他一人坐了一个三人座，对面的座位没有人。
溥仪另一边的双人座就是陆曦和我的座位。陆曦和我相对而坐。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可以让这位“皇帝”和他的“文武大臣们”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陆曦和他们一样，坐在这硬板座位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此机会好好观察一下这位“真龙天子”有些什么动向。
溥仪上车后，神情惶恐，坐立不安。他时而立起身来，前看看，后看看，东摸摸，西摸摸；时而坐下来，把面前的茶几摸个遍，如同刚进幼稚园的孩子，看什么都新鲜。在我们眼里早已看不出小说里所描述的皇上九五之尊、威风凛凛、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
我猜想，溥仪这些很不自然的动作，也许是他对这三等硬座火车不习惯、不满意，又不便发泄所致。当年，溥仪出城乘的是公务专列，车内有沙发，有软床，有浴室，有厕所，而今沦落到坐硬座火车，有些沮丧。也许是他发现和诸“大臣”、侍从同坐一个车厢，而且座位一样，同等待遇，平起平坐，很伤其“皇帝”的尊严，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也许他原以为，一上火车，就会被戴上手铐脚镣……
我在琢磨溥仪的一些行动的同时，出于好奇，看了一下溥仪穿的那双拖着的皮鞋。这是我第一眼见到溥仪时给我留下的一个怪印象。他身穿西装，脚踏拖鞋，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一双好端端的皮鞋，只是由于没有人帮他穿，他竟然硬是用双脚将后帮踩扁，踩成了一双拖鞋。
我们对其他58人也很好奇，很想知道各位“大臣老爷”是否也这样惶恐不安。火车开动不久，我借去卫生间的机会，从车厢后面走到前面，又若无其事地走了回来。只见这些“臣子”坐在座位上，都是一个姿势，就连年老肥胖的张景惠也是如此。他们都把脸绷得紧紧的，腰板坐得直直的，双腿并齐，目不斜视，有的人在发愣，有的人在发呆，活像一排排活木偶，一动也不动。这是为什么？他们怎么啦？是不是被老毛子折腾得神经兮兮了？
我回到座位上，小声和陆曦讲了所见到的怪现象。陆曦说：“溥仪这人的思想复杂些，其他人不好说，估计他们都有些紧张。”
“真奇怪，这车厢里，除了我们俩，一个外人都没有，也没有武装押解，他们紧张什么？”
我们正在议论时，负责这个车厢安全的公安人员小王和列车员走过来告诉我们，等一会儿安排吃早饭，餐具都是铁路分局经消毒送上车的。他们请示陆曦，前头有人很小心地问我们，可不可以趴在车窗边往外看，还问火车是否开往北京。这些问题是回答好呢，还是不理他们好？陆曦说：“你在开饭的时候告诉他们，可以看，不要太拘束。”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些人上车后，神情如此紧张。“大臣”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皇上”像个小偷似的东张西望，原来他们不了解为什么把窗户用报纸糊了起来，只在窗下留一道不足一寸宽的小缝。他们想低头偷看一下，又怕犯规，也不敢多问。
这时，列车员和公安人员小王走到车厢前头，列车员大声宣布：“我是列车员，我和小王共同在这个车厢里服务。首先，我欢迎各位。既然都是这列火车的旅客，大家就不要太拘谨。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从窗户下面的小缝往外看看。其实，这样的事不必问，是可以往外看的。东北的大好山河，有什么不可看的。只不过，你们看得时间长了，会把脖子扭酸的。”列车员这么一说，全车的人都活跃起来，有的人还咧开大嘴笑了几声。列车员稍停后，又接着说：“现在我们准备安排各位在座位上吃早饭。早饭前，每人发两个碗、一双筷子。饭后，你们自己到盥洗室，把碗筷洗好，再把这吃饭的工具保存好，下顿再用。今天的早饭是大米稀粥、花卷、咸鸭蛋和咸菜。”小王接着补充说：“你们已经回到了祖国，已经到家了，不要那么紧张，随便一些。中央政府对这次的移交工作很重视，还派医生陪同。谁有病，谁有哪里不舒服，就到车厢前面找李医生看看。”
小王刚把话讲完，这些刚才还发呆犯傻的“老爷”，可真的活跃起来，彼此交头接耳，又从窃窃私语到一片欢腾。有的人开始伸懒腰，有的人左右摇摆，松松筋骨，有的人弯下腰，顺着窗户缝向外张望。车厢里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一位年过花甲的伪大臣对小王说：“刚上车，看到窗户被封，两墙相夹，没有阳光，又不通气，在脑子里产生了一种恐惧感。现在，听列车员先生这么一说，我的一些没有根据的怀疑和推断，都烟消云散了。”列车员从旁说了句：“我说的话，还没白说。”周围的人都被逗笑了。
小王开始帮列车员发碗筷。
当列车员把碗筷分到溥仪手中时，溥仪流露出难为情的样子。他那当“皇上”的架子又来了，似乎领碗筷的事，应由侍从代办。小王借机说了一句：“这碗筷个人要保存好，在火车上要吃好几顿饭呢！”溥仪立即接过碗筷。
小王刚转身时，溥仪指着列车员问：“你是说欢迎我们吗？”并笑着探问：“我们也是受欢迎的吗？”
“我讲过欢迎你们。我是列车员，我对任何一位乘坐这列火车的旅客都欢迎。”列车员回答得很干脆。
这时，机灵的小王转过身来，面带笑容对溥仪说：“咱们都是中国人，祖国怎能不欢迎呢？”溥仪笑了，笑得很开心。谁也弄不清溥仪是怎么理解这“欢迎”二字，但他笑得很自然、很得意。
接着，列车员和小王抬来了一大桶大米稀粥、一筐花卷和咸鸭蛋、咸菜等。然后，从前头分给每人一碗稀饭、两个花卷、一个咸鸭蛋和一小勺油炒咸菜丝。分完后，小王把桶里剩的稀饭放在车厢前头，并嘱咐说：“谁想再喝一碗稀饭，就自己来盛。”
这顿早饭吃得真热闹。
有几个走起路来慢慢悠悠、老气横秋的伪满老臣和那几个胆战心惊、谨小慎微的“宫廷官员”，在吃这顿早饭时，一反常态。他们好像从深山跳出的一群饿狼，吃起花卷来，狼吞虎咽，喝起粥来，呼噜呼噜响个不停。不多时，剩下的半桶稀粥，全被喝光，剩下的花卷，也被一扫而光。
小王见此情形，有些不知所措。他万没想到，这帮“大官”如此能吃。他转身到前一节车厢，将我公安人员吃剩的半桶稀饭和花卷，全拿了过来，让“大官们”继续吃。小王的这一行动，博得一片喝彩声。
小王担心溥仪不好意思和“大臣”们抢食，便拿了一个花卷，走过来问溥仪：“再吃个花卷吧！”“我已吃饱了，还剩了一个花卷。这稀饭真好喝，真香。”溥仪一边说，一边向小王微笑，以示对他关照的谢意。
小王也会意地对溥仪笑了笑，接着又说：“剩下的那个花卷交给我吧。剩下的花卷集中起来，还可以吃的。”溥仪奇怪地问：“剩下的东西，还能吃吗？”“再蒸一蒸，就能吃。”接着，小王很严肃地跟溥仪说：“你知道吗？我们东北解放军官兵和政府各部门干部目前一日三餐吃的还是高粱米、大
子，都吃不上大米白面！”说完，小王往车厢前面边走边大声说：“我可提醒你们，吃剩的花卷，不准乱扔，都要集中放在筐子里。这都是东北人民的粮食。这样的花卷，东北老百姓和我们解放军官兵都吃不到的！”小王的话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响应。因为这些人把分给他们的花卷全吃光了，而且吃得都很快。
小王是位营级干部，在解放战争中，他在军队担任过中队宣传员、师部通讯员。他立场坚定，头脑灵活，待人坦诚，办事细致，说话滴水不漏。
小王拿着花卷正在往车厢前面走的时候，有一个伪大臣伸出大拇指对小王说：“你说得真好，真实在。我老实跟你说，这些人已经五年没喝咱家乡的大米粥了，五年没见过咱家乡的花卷了。这顿早饭真香，比老毛子的黑列巴要好吃多了。就从这一点来看，能吃上家乡的饭，我已经很满足了，死了也知足了。”对这位“老臣”的感慨，小王正要表示什么，坐在旁边的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插嘴说：“五年边陲之苦，吃酸列巴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已年过花甲，该寿终正寝了。我宁愿死在东北老家，也不愿自己的老骨头埋在西伯利亚……”又有一人接着说：“吃了五年黑面包，真受罪，不想家才怪呢！”
机灵的小王立即发现，这些人的话，是说给他听的，话中都想刺探点什么。小王又觉得，这些人的话也没全错，他便插嘴说了一句生硬的话：“怎的？吃黑面包就看成是受罪，你们可太娇气啦。有黑列巴给你们吃，就已经很不错了，竟被你们说成是受罪。实在是罪过。”
小王这么一说，有人倒笑了起来，有人表示说得在理。就在这时，张景惠说话了，他对小王说：“我们都是些粗人，看到东北家乡的饭，就忘了东西南北了！你看他们这熊样！”
溥仪也不闲着，他发现车厢前边说说笑笑，气氛挺热闹，就有些按捺不住。他一会儿抬头往前看看，又立刻把头缩了回来。看得出，他对前边的谈话颇感兴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走上前去问一问呢？
溥仪是想问，却又不肯问。原因在于他那“皇上”的架子还端得足足的，不愿屈尊下问。
溥仪当了几次皇上，一直都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周边的大学士或总理、各部大臣、文武百官等都是他的奴才。这些奴才没有不吹捧他的，没有不怕他的。他也乐得接受吹捧，并为此而扬扬得意。会吹会拍的人，可青云直上，各有所得，何乐而不为。
当年溥仪的一句话，可谓“地动山摇”；他的一个眼色，可使人头落地。因此，无人不把他奉为神灵、真龙天子。而今，“天子”成了俘虏。他的那些部下、奴才对他是个什么态度？是一如既往、无限忠诚，还是和“皇上”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呢？这个问题，“皇上”自己弄不清，我们当时也弄不清。
最后，溥仪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猜疑心和好奇心。他突然转过身来，态度很生硬地问小王：“厕所在哪里？”“在前边！”
当溥仪正要起身去厕所的时候，火车紧急刹车，停在一个小站上。溥仪仍然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小王这时说了一句：“等火车离站时，再去厕所吧！”溥仪不听，也可能他听不懂，仍继续往前走。
我当时对溥仪那种傲气和他那种爱理不理的酸劲反感极了。一个汉奸傀儡皇帝有什么了不起，还神气什么。如果把他交给农民，他早就粉身碎骨了。我把我的这些想法跟陆曦说了。陆曦说：“他上厕所是假，到前面摸情况是真。”
溥仪正在往前走，一个侍从走过来，伸手扶住了他。溥仪仍然若无其事地往前走。
有的“大臣”见溥仪走过来，不予理睬，仍旧我行我素；有的人虽不吭声，却把腰板挺得直直的，以示对“皇上”的尊重。
扶着溥仪的侍从小声对他说了些什么，溥仪十分认真地听。前边有个人扯开嗓门说：“利用停车的机会，活动活动筋骨，是最高明之举。”这句拍马屁的话，溥仪爱听。溥仪立即表示：“坐车长了，挺累的！”又问：“熙洽身体怎样？”坐在前几排的熙洽听见了，受宠若惊，想站起来，又站不起来，便拱手作了个揖，以向“皇上”致谢。旁边有人立刻回答了一句：“回来了，病就好了一半，等回到家，就痊愈了。”
旁边一位“老臣”接着自言自语地说：“到家？谈何容易！眼下还不知火车往哪儿开呢。”这句提问，似乎是想从溥仪口中得到答案。
此时，列车员在前面大声说：“我们这列火车原定不在小站停车，只停牡丹江、哈尔滨、长春等几个大站。估计是为了躲开一列有紧急任务的火车。”
趁溥仪走开，我对陆曦说：“溥仪有些坐不住了。看样子他已经有些心慌了，很想刺探一下我们的态度。他在苏联被关押了五年，估计他现在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五年前的状态，极顽固、极反动，对国内的变化不会了解多少。你能不能找他谈谈，开导开导他，必要时，教训他一番，至少也可以压一压他那不可一世的气焰。”
陆曦说：“他慌，我不慌；他急，我不急。时间还有。他不是傲慢得不可一世吗？那就让他在我面前傲个够，不必理他。等他略微稳定一些，觉得傲而无用，肯不耻相问的时候，我再跟他谈。我看他就挺不过今天。”陆曦就这样从容不迫地跟溥仪耗上了。
陆曦是位老干部，曾在苏联学习多年，俄语很好，有工作经验，有办事能力。他在林枫的领导下，工作不错，上下配合得很默契，得心应手。就拿这次引渡溥仪来说，他不慌不忙，胸有成竹，许多事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火车起动了。溥仪确实没去厕所，到前面转了一圈又匆匆忙忙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随着列车加速，溥仪的情绪似乎也趋于稳定，只是他的眼睛正透过金丝眼镜，不断地向陆曦这面瞟来。
溥仪这人有些怪怪的，患得患失。他既是一个大势已去的伪皇帝，也是一个思维正常、遭受挫折的普通人。他并不是不想面对现实，顺流而下，只是他那“真龙天子”的老底、末代皇帝的优越感和臭架子还有些放不下。因此，当他踏入中国大地之后，他那种目空一切的故态，又复萌了。上车之前，他看到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和苏联中校站在一起，以为这些人都是小人物，不值得理睬；上车之后，他又看到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坐在他附近，他又以为是被押上车的同路人，也不屑一顾；现在可好，当得知穿中山装的这位长者就是中共派来的代表，他有些紧张，有些尴尬。他想找机会向这位中共代表打个招呼，又觉得已经失敬在先，有些不好转弯了。他这种进退维谷的心态，都暴露在他的举止和表情上，很不自然。
这时，溥仪用双眼直盯着陆曦。陆曦不理他。这种冷遇，溥仪在几十年的皇帝生涯中，是见所未见的。他有些急了，却不敢乱发“龙威”。最后，他干脆拉下面子，放下架子，向我套起磁来了。
溥仪那张很不自然的笑脸凑过来问我：“你贵姓？你们就是接收我们这些人的政府代表吧？”
“免贵姓程。我不是代表，你有什么事？”
溥仪急忙说：“今天我能和中共官员见面谈话，是我多年的愿望。代表就坐在我的旁边，我都不知道，失敬！失敬！”
我当时认为，陆曦和溥仪的谈话时机已经成熟，如果再不理他，会把他憋死、吓死。于是我用手示意溥仪说：“这位就是和苏联军方谈判，并接收战俘的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代表、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
此时，溥仪眉开眼笑地面向陆曦说：“失敬！失敬！我很愿意和你认识，和你聊聊。”陆曦听后说：“好啊！聊聊好，聊聊好。”陆曦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走向溥仪对面的座位。溥仪受宠若惊，立即起身，表示欢迎。
溥仪找陆曦谈话的目的是想刺探一下，我国政府对他将如何处置的问题。其实，关于如何处置溥仪，是杀，是留，是入狱，还是释放，中央没给我们任何指示，陆曦也不清楚。我们的任务是把溥仪等人安全押送到沈阳，路上听听反映，了解一下溥仪等人的情况，并对他们做些宣传工作。仅此而已。
陆曦也觉得和溥仪谈谈，时机已经成熟，但彼此都不摸底，难免有些顾虑。溥仪担心，因从没与中共官员谈过话，对这位中共代表又不了解，怕谈不好会引火烧身。陆曦苦于摸不到溥仪的心思，也不知溥仪能否谈心里话，如果在两天多的旅途中，他连溥仪最基本的思想脉搏都摸不到，怎么交差？
现在这台戏既然已经拉开了序幕，就让它顺其自然地进行下去吧。
陆曦决意把两个话题作为交谈的重点：一是了解溥仪在苏联的情况；二是跟他谈谈国内的变化，并相机杀杀他的傲气。话题就从平淡的早饭开始。
“怎么样？回国了，多年没吃中国饭，很香吧？”
溥仪笑着回答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有生以来，没管过钱，也不重视钱，我也从没为钱操过心。而对吃，我略有讲究。我过去吃的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自不必说。但唯对老百姓的普通饭菜、稀饭咸菜，情有所钟，我最爱吃。
“在苏联五年之久，苏联对我们还不错。我们每天吃西餐，一天三顿白、黑面包，有黄油，有果酱，有大菜。初到苏联的几个月，我们吃得新鲜。时间长了，都吃腻了。今早的稀饭和花卷是我们很想吃的东西。我吃得真香，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香。我们（他手指前面的诸‘大臣’）中有的人喝上了稀饭，都有些忘乎所以，高兴得说胡话了。”
陆曦接着话题说：“我们许多中国人出于种种原因，走出国门。国外的生活对任何人说来，都是新鲜的。但时间长了，他们就会想家了。金窝银窝不如土窝窝好。特别是有的人到了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国度里，真有些度日如年。”
“你也有这样的体会？”
“不错，我在苏联住过三四年，比你要短一些，但彼此的体会是相同的。”
溥仪忙问：“你在苏联干什么？是经商还是旅居？”
“都不是，我是被中共中央送去学习的。”
“原来你是中共的老干部。我有缘和你相识，很荣幸。”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仅就溥仪所谈的内容，可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听天由命，妄比苏武，贪生怕死，转嫁祸水，推脱罪责。
陆曦见溥仪的傲气已有所收敛，并已处在坦然自如的精神状态，便进一步问：“刚才你说，苏联对你们招待得还不错，你能说说你们在苏联是怎样度过这五年的？这个题目可能太大，你不妨想到什么说什么，也不必成套、成章地讲，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也不必有什么顾虑。我们聊聊天，我只是想听听而已。”
溥仪很情愿地接着话题谈了起来，他说：“我也没有预先准备，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是友好邻邦，我也知道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说实在话，我对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在道理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没有很好地研究，也不了解，因而谈不出什么比较全面的评论意见。但在苏联五年的所见所闻，我对苏联没有反感。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苏联方面对我的态度和安排，是很不错的。这一点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尽管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小城市里，没有去外地的自由，但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轻松、很舒适的。每天三餐外，我们自己还要组织各种锻炼、文体活动以及政治学习。
“我坦率地告诉你，这些集体活动，我都不愿意参加。我也不和其他人在一起学习。然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也学习，学习的内容和其他人一样，是‘联共党史’。
“在理论学习中，我学习得很不好，有时候学不进去。譬如，在学习中，碰到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我就很抵触，很不理解。说我是革命对象，可我不反对革命啊！我知道，俄罗斯沙皇及其皇室在苏共领导的国家中，是难以容身的。这件事我一联想到自己，就预见到自己的必然下场。对此，自己很受刺激、很悲观……
“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然，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能有个明确的了解和预见，也不是件坏事。我已认识到时代在变化，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沙皇式的不幸，对我来说，逃也逃不过，躲也躲不过，只能听天由命。
“我在苏联，由于生活得还不错，也没发现有任何对我敌视的地方，他们上下对我还比较礼貌。于是，我曾产生过一个念头，认为斯大林的具体政策，有许多可贵之处。我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
溥仪说到这里，表情显得十分尴尬，有些走神，有些说不下去了。这是为什么？在那一刹那，我也弄不清。
陆曦不愿把谈话内容引入死胡同，也不愿把溥仪逼得太紧，他见溥仪有些踌躇，便立即掉转话题，问溥仪：“你在苏联五年，想家吧？”
这时，溥仪又兴奋起来，他接着说：“给斯大林写信，是我一件不能自圆其说的伤心事。关于国内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这是一件我在苏联可望而不可即的勾心事。至于想家一事，谁能不想家？我们这些人在国内都有妻儿老小。我也不是孤家寡人，也有亲人。
“思乡、念亲的情感，人皆有之。当年，苏武在塞北流放时，唱的一首歌很动人，他唱道，‘转眼北风吹，群雁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陆曦十分惊奇地说：“你能把这支歌背下来，很了不起。”
“这支歌在孩童时期，皇宫内外，人人会唱。后来，我有些淡忘，但在苏联的‘塞外’生活里，对这歌词，深有体会，渐渐又把歌词全文回忆了起来。”
陆曦听后，不想迁就他，便插嘴说：“这歌词写得好，但你们和苏武可无法相提并论。首先我要说的是，苏武不是被流放。苏武是在公元前100年，我国天汉元年，被派出使匈奴，他是位忠贞不渝的使臣，到匈奴后被扣。匈奴官方千方百计地策反苏武，要苏武投降匈奴，他不干。匈奴便把他送到贝加尔湖边放牧公羊，并下令称，等公羊产子，才可回国。苏武坚贞不屈，在贝加尔湖区放了19年的羊。后人则称颂他的忠诚、他的贞节。他心存汉社稷，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
“其次要说的是，你和苏武是无法相比的。苏武的大节好，而你的大节不好，很不好。这一原则问题，我不想回避，只能直说。”
“陆代表知识渊博，谈起话来，单刀直入。你所提出的见解和批评，我溥仪心悦诚服。”
溥仪虽然表面上接受了陆曦的看法，但他并不舒服，很不自在。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这样直截了当、不顾情面地揭他的短。
溥仪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在和陆曦谈话稍微停顿之后，又补充了一句，他说：“我赞成陆代表的话，我和他们（指车里的‘各部大臣’）都不能和苏武相比，但我们思乡、思亲的情感是真的，‘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溥仪虽然硬撑着讲了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但仍觉得像小学生挨了板子似的难为情。
陆曦也不去理会溥仪对谈话的反应，仍接着向他提问：“你在中国人民面前是有罪的。你对国内情况了解多少？你对自己的罪行是否也有所认识？”
陆曦的提问，让溥仪感到震惊，也转移了他的窘境。
溥仪定了定神，掉转话题对陆曦说：“我在苏联期间，能看到一份《大连日报》和旅顺出版的地方报纸。这两份报纸是我们了解国内情况的唯一渠道。每天，我们住处的这两份中文报纸一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看，好像争着看家书似的。很可惜，这两份地方报纸的消息很陈旧，也很局限。特别是在1949年以前，我们很难了解到国内的全部真实情况。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十分着急的事情。
“我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一是因为我们着急，想快点了解到家人的情况；二是都想通过新闻报道来观察和推断一下自己的下场，是死还是活。后者是主要的。”
溥仪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解释说：“家人的安危，取决于国内能否太平。只要不打仗，家人都能顺应时局，积德积善，祈求团圆，菩萨也会保佑他们平安无事。唯对我们个人的下场问题，自己就很难说了，总想从报纸上窥测出点什么。
“关于我个人的前景，比较明确，自日本投降，就已定案，死路一条，没有什么要观察和推断的。人嘛，总是要死的，但谁不怕死，谁不想好好地活着。可今天，我的思想已陷入了一条死胡同，不知自己还能有几天的阳寿。
“当年，在天津，我不是不想复辟。可惜，国民党没给我机会。当然，我当时既没有人马，又没有武装。后来为了复辟，当上了日本的傀儡皇帝，从此就把自己陷入了万丈深渊。今天，不管是国民党当家，还是共产党当家，对我来说，都没有好果子吃，也没有退路可走，只有死路一条。”
溥仪见陆曦对他的讲话没有任何表示，以为自己的思路很合乎陆曦的胃口，便自言自语地继续往下说：“我是大清王朝康熙之后，复辟是列祖列宗赋予我的使命，是我老母亲的临终遗嘱。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势已去，不可挽回。新的时代，不可抗拒。因此，我对复辟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也就是说，我认识到不是非要复辟不可，只期望苍天能给我一个出头的机会，以告慰列祖列宗。而今天，我的这一期望，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事实，弄得完全破灭了，不仅如此，连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前年，我在旅顺地方报纸上看到，东北各地农村都在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贫雇农组织起来，成立农会。这些农会不仅分了地主、富农、土豪劣绅的全部土地，分了他们的全部家产、房产及其全部金银细软，还召开贫雇农大会，把他们拉出去批斗，并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再把他们拖到田里枪毙。甚至地主的家人、子女，也都被株连枪毙。
“我每次看到上述这些报道，都被吓得胆战心惊、睡不着觉。我知道，我是中国最大最大的地主，也是中国最大最大的财主。而且我还当了多年日本侵略者的傀儡皇帝，罪孽深重。老百姓，特别是东北的老百姓对我积怨很深。如果当时我仍在东北，早已被东北老百姓粉身碎骨了。
“现在，我被押送回来了。我知道难逃一死。我的前途是直通南天门，死路一条。等待我的是上刀山、下火海、上绞架或是拉出去枪毙，别无任何生路。请问陆代表，能否给我一点提示，将会怎么处死我？
“如果天下有人能够死里逃生，我也期望能有这个机会。我不想死，我也怕死，但不知死神能不能网开一面！”
听起来，这位末代皇帝把死看得很重。其实，人生自古谁无死。怕死、不想死的人，不等于面临的就是死；而想死、不怕死的，也不等于就一定不死。而溥仪把死看得如此之重，不会是姑妄言之。
溥仪和常人一样，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想从陆曦的口气里试探他是否还有活的可能，是否真的难逃一死，有无死里逃生的一线希望。
溥仪讲完后，直直地盯着陆曦，希望陆曦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能给他一颗宽心丸。
陆曦早已摸到了溥仪的心思，并认定溥仪是个怕死鬼。
关于如何处理溥仪一事，陆曦也不知道。因此，溥仪的试探，只会让陆曦清清楚楚地摸到他的思想脉搏。
对溥仪的提问，陆曦虽不能正面回答，但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陆曦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既没说溥仪一定会免于一死，也没说溥仪必死无疑，只是用一些具体事实，讲了东北地区的土改过程和党的土改政策，以稳定他的情绪。
溥仪听了，大为振奋，似乎他已获得了满意的答案，似乎他已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求生不是没有希望的。
溥仪当年投降日本，黄袍加身，是铁的事实，罪责难逃。然而，他为了求生，不惜昧着良心，把这一卖国求荣的主要罪责，推到同伙身上，妄图转嫁祸水。
溥仪得知陆曦是周恩来总理派出的代表，便想利用他向中央领导传个话，为自己开脱一下。
于是，溥仪便调整话题说：“当年我在天津为民的时候，曾经盘算着复辟大清王朝。但苦于没有人马，又没有时机，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曾想放弃复辟。可我又觉得那样无声无息地混下去，很不甘心。在这一个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我听信了投靠日本的郑孝胥的谗言，上了日本人的当，一步步地去了东北，当上了傀儡皇帝。
“当我刚到东北，打算借助日本武力复辟皇位的设想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原东北各省的几个省长，已经抢先投靠了日本，并拉开了一个占山为王的架势，在客观上成立了伪满洲国，没我不少，有我不多。这几个原东北各省的省长，不是别人，就是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景惠、熙洽等人。
“我和张景惠等人不同之一，是张景惠联合原东北各省省长、秘书长及原东北军的个别军阀，在我到东北之前，就投靠日本关东军，组成了一个‘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自成一体，下设多种机构。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依附于日本关东军的国家实体。
“当我到东北之后，日本关东军头目拿着这个委员会的名单，逼我接受这个组织机构，并声称要成立一个以我为首的伪满洲国。同时，日本人还用种种威胁口气，压我就范。对此，我是接受还是拒绝，仍是一条活路和一条死路的抉择。我怎么办？
“我如果拒绝，就意味着，没有我溥仪，这个东北行政委员会照旧可以维持东北大局。我如果接受，即可当上皇上。在这个大局已就、别无退路的情况下，我才投靠日本，当了伪满洲国皇帝。
“根据以上事实，我要声明，在成立伪满洲国这一罪行中，我是被动的，郑孝胥、张景惠这些人是主动的。他们是走在前面的。
“我和张景惠等人不同之二，是张景惠等人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亲友、部下、朋友在进关之后，都加入了国民党，或者是为国民党奔波。因此，在日本投降之后，在国共之争的年月里，张景惠等人不担心落到国民党手里，却十分担心落到共产党手里。在国共打起来的时候，张景惠等人满怀信心地认为，共产党成不了大气候，国民党不会垮台。因而，他们都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一旦苏联放他们回国，他们就会立即和国民党取得联系，带上他们的老本，去为国民党效力。而我本人和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
“张景惠虽然年事已高，但野心仍然很大，他把宝押在国民党身上。在苏联期间，张坚持要回国，打算和国民党合作，大干一场。因此，他对被俘虏到苏联不满，也与共产党格格不入。
“我对国民党历来就恨之入骨，是国民党把我撵出紫禁城，是国民党毁了我的一切。我对中共，对朱、对毛虽然不了解，也没有关系，但没有恶意。”
我在旁听溥仪这么一讲，心里有些反感，很看不起溥仪，认为溥仪不仅是个投靠日本、大节可耻的小人，而且在人格上也很低下，没有一点敢作敢当的骨气。这个伪满皇上，在和中共代表第一次谈话中，就把出卖祖宗的大罪，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身上，实在是卑鄙龌龊，而且在话中还充满了一股“政客”的味道。
此时，陆曦皱了一下眉头，略微停了一会儿，然后，他仍从容自如地用讲道理的办法，直截了当地说了溥仪几句。
溥仪在和陆曦的谈话中，有意无意地谈到了他曾一度不想回国的问题。
溥仪说：“我在苏联期间，也曾冷静地回顾了自己的一些往事。有些事，我还没有觉察到，但有些事确也使我不寒而栗。多少年来，我被日本利用，我对不起东北的老百姓。想到这些，我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在年前，我曾下决心，不再回国，于是，我曾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留在苏联。
“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但人都已被俘虏去，并得到苏方的款待。于是，我也就逐渐地改变了过去对苏联的偏见，从而产生了留在苏联的念头。
“只要苏联能收留我，哪怕是暂时的，我也会有个摆脱受审、挨骂的后半生。我随身带出去的金银珠宝，足够我个人的生活开销。如果苏联接受我，我也会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我想的就是这么简单。我还认为，我的这个表示，至少是表达了我个人对苏联的信任，苏联没有理由不理我，没有理由拒绝我。
“为此，我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提出了我的要求，并表示，倘蒙接受，不论把我送到何地都可以，只要有个地方住就行。当然，我也没有说明要在苏联住多久。但这封信发出之后，不知道斯大林看到了没有，也不知苏联对我有什么看法，直到昨天我离开苏联时，也没有得到答复。
“话又说回来了，我自己也有些自不量力。如今，我是苏联的俘虏，是人家的阶下囚，有什么资格给斯大林写信？人家是国家元首，不复信，也是不难理解的。可我怎么也想不通，帮我转信的管理所所长，为什么也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愿坦率地告诉陆先生，我在他们这些军官身上，也花了不少钱。同时，我还无条件地向苏联捐献了大批珠宝。对我所表示的这片诚意，他们为什么如此无动于衷呢？
“当然，我捐的珠宝，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愿，是应对方要求捐献的。既然是为了造福一方，我也没多考虑什么回报的事，但我觉得这样慷慨的贡献，也不应该像打水漂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我依然被送回国。由于上述种种，要我面对江东父老，深感惭愧。”
溥仪说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是假，逃罪是真。对此，陆曦不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来，免得刺激他，只能婉转地对溥仪说：“你想留在苏联，显然是为了躲避国内人民的谴责。如果你真的留在苏联不回来，江东父老会对你这种忘掉老祖宗的变节行为，更加谴责。如果你真的留在苏联不回来，你还要把自己比作苏武，就更是一个大笑话。苏武他威武不屈，坚持贞节，而你却是苟且偷安，设法变节！”
溥仪听后，无法辩白。然而，他那张白里透黄的脸，突然变得很不自然、很难看。原本溥仪就看不起这个小小的外事局长，但陆说出话来，让他有些苦涩难咽，却又无可挑剔。一种无奈和自尊使溥仪这位“皇上”有些难为情，有些尴尬。
正在这时，火车停了。
溥仪定了定神，问陆曦：“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到牡丹江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陆曦说着，便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我小声对陆曦说：“我听他这么一讲，初步印象是，这‘皇上’还真复杂。”
陆曦叹了一口气说：“距离太远了。我只能粗粗地向他介绍一些情况，爱听不听，也不知他听明白了没有。算了吧。不过，我们也了解到一些情况，也没有白谈。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人安安全全、顺顺当当地送到沈阳，其他的事，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
火车离开了牡丹江，伴随着铁轨有节奏的震动声，由缓而急，飞奔向前，直往哈尔滨。
众多伪大臣和伪将领已经不像在绥芬河时那样紧张和恐惧了。车厢里出现了一种活跃气氛，每个人的情绪都有好转，都享受着旅行回家的愉快和幸福。这种气氛可能是小王在车厢里来回走动、不停地折腾，和大家有说有笑，以及医生不辞劳苦，到每个座位上去问长问短的结果；也有可能，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面临的未来，并不像原来猜想的那么可怕。
火车刚开动不久，有人在说说笑笑，有人干脆放松地打起瞌睡，品尝着美梦的甜蜜，也有人在找机会和小王搭讪，打探点家乡的消息。
小王已经成为车厢里最受欢迎的人，他不仅要照顾车厢里的所有“文武百官”，还要把服务的主要目标放在溥仪身上。
火车刚刚离开牡丹江，小王从车厢前头直接向溥仪座位走来，似乎有要紧的事要办。我坐在溥仪的斜对面，见此情景，觉得奇怪。只见小王在溥仪面前打开了一个小纸包，然后对溥仪说：“在牡丹江车站，我用自己的生活费买了两角钱的花生米，真香，你尝尝！”
溥仪龙颜大悦，笑嘻嘻迫不及待地抓起一粒花生米，皮也没剥就放在嘴里，嚼了又嚼，点着头说：“真香，已经有五六年没吃到这样香脆的五香花生米了。”
“不错，是五香花生米，又香，又脆，又解馋。”小王一面说，一面拿了一粒花生米放在嘴里。
看得出，小王花钱买这点花生米，确实是为自己解馋的。
那几年，各个部门都是供给制，不发工资。东北的各机关食堂里，一年到头吃的是玉米
子、高粱米和咸菜，一点油水也没有，弄得年轻人没有不馋的。
小王发现，已有五年没见过花生米的溥仪，对这包花生米很感兴趣，看到这个年近半百的“皇帝”竟把一粒花生米分成两口吃，他的同情心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小王面对此情此景，没有犹豫，慷慨地把这包花生米送给了溥仪。小王还对溥仪说：“看得出，你也喜欢吃花生米，如果我早知道，我会在牡丹江多买一点。好在我常吃这玩意儿，就把这包花生米都送给你慢慢吃吧，免得路上没事儿干。等下一个大站，如果我还能碰到卖花生米的，我再给你多买点。”
溥仪双手接过这小包花生米，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双眼盯着小王说：“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王先生！我可没有两角钱还你，可我怎能白吃你的东西呢？！”
“我送你吃的，还要什么钱。”
溥仪捧着花生米，自言自语般感慨地说：“小小的花生米代表了王先生一片真情。它虽不是山珍海味，今天捧在我手里，比山珍海味还要珍贵。感谢王先生。我说句心里话，这包花生米，对我说来，是无价之宝。”
小王不爱听溥仪这些奉承话，他觉得有些受不了，这两角钱的东西，不值得如此神吹。小王站起来，说了声“别客气”，就离开了溥仪，向车厢前头走去。
溥仪在小王走后，并没有立刻吃花生米，而是把花生米放在桌子上，一动不动。他似乎在祷告什么，也或许在想什么。
溥仪这种让人难解的呆呆的模样，是在想什么？是怀疑花生米里有毒？还是舍不得吃？
在溥仪眼里，恐怕没有什么东西舍不得用。他挥金如土，奢侈无度，这几粒花生米算得了什么。那么，他呆呆地盯着花生米，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坐在溥仪的斜对面，仔细观察了许久，百思不得其解，琢磨不透。我倒很想看个究竟！
正当我满腹疑惑的时候，只见溥仪突然站起身来，双手托着这包花生米，小心翼翼地向车厢的前头走去。
那些伪大臣和侍从都诚惶诚恐地用惊奇的眼光看着“皇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再看看“皇上”手中的小纸包，谁也不敢贸然发问。
溥仪走到车厢前头，轻轻地转过身来，大声对各位“大臣”说：“我手里拿的是牡丹江出产的、刚经热锅炒出的五香花生米，很香很香，是王先生送我的。我们已有五年没吃到这好东西了，我分给你们都尝尝。”他说着，便开始每人一粒分起花生米来。
这两角钱的花生米够分吗？我看，不管他怎么分，这点花生米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吃得上。但溥仪此举，却把全车厢这帮老气横秋的人都给弄活了。那些已经打瞌睡的，不瞌睡了；那些东拉西扯聊天的，也停下了嘴。一双双惊奇的眼睛盯着这位情绪突然好转的“皇上”，也盯上了他手里那小包花生米。
车厢里许多人都在琢磨，今天“皇上”怎么啦？和在苏联的溥仪不一样啦！简直判若两人。
在苏联期间，溥仪与众不同，仍然保持着当皇上的特殊派头。他不随便和“大臣”搭讪讲话，如果有人要和溥仪谈什么事，仍然要通过溥仪的侍从传话；他的住房与众不同，明亮宽敞，一日三餐都由侍从给他送到卧室里；苏方组织的集体活动，溥仪一概拒绝参加，谁也不便勉强他，甚至一些政治学习、集体讨论，他都一律不参加；各“大臣”虽然早已改变了见到皇上三拜九叩的习惯，但碰上溥仪时，仍不时地叫声“圣上”，以免“龙颜”不悦。而溥仪还就特别注意这些细节，爱听别人继续称他“皇上”，甚至他还不时地采取各种方式试探各“大臣”对他是否仍然忠诚和尊敬。
溥仪在火车上的变化，使他的随从大为吃惊。有的人觉得溥仪这样下来走走，有利于上下沟通，是个好兆头，便对溥仪笑脸相迎，以示敬意。有的人虽然也欣赏溥仪的这种态度，却十分纳闷，不知“皇上”今天是中了什么邪。这位最不愿意回国的溥仪，今天刚刚迈入国门，就开始脱胎换骨啦？难道这一小包花生米就把他弄得神魂颠倒？溥仪的举动，不可思议。他毕竟是中国的末代皇帝，还有多年傀儡皇帝的经历，大风大浪都闯了过来，怎么会被一小包花生米收买了呢？他一贯把共产党视为毒蛇猛兽，把共产党看成是“残酷”和“凶恶”字眼的化身，而今天在中共火车上仅仅几个小时，就被赤化了？也有的人对溥仪的行为不以为然。不管这些“大臣”“将领”此时此刻怎么看溥仪，但对“皇上”送来的花生米，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早年，皇上赐给大臣什么东西，受赐的大臣都会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头也不抬，双手捧起皇上的恩赐。而今，傀儡皇帝已经垮台，溥仪和“大臣”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是被押在国外的阶下囚，早已没有皇上和奴才之分。因此，再让这些“大臣”跪拜、接受恩赐，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有几个张作霖时代的老人，他们虽然也不再把溥仪视为皇上，但鉴于溥仪毕竟还是爱新觉罗的后代，是真龙天子的后代，没有龙威，还有龙体，仍不愿对溥仪过于怠慢。面对站在座位前手捧花生米的“皇上”，他们虽不肯跪拜受赐，但是也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头也不抬，举起捧着的双手，接受“皇上”赐的花生米。
有的“大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腰板挺得很直，低着头，双手捧上，接受赏赐。
溥仪就这样一一地分下去，也不知他是怎么分的，几十个随行人员都尝到了花生米的味道。
分到最后，有一位年轻“军官”见溥仪刚走过来，就迫不及待地把一只手伸了出去。
溥仪见此人没有表现出对花生米的重视，也没有表现出对“皇上”的尊敬，便看了看手中剩下的花生米，有气无力地说了声：“不多了！”
这位伪军官立即明白，由于自己没有毕恭毕敬地接受恩赐，已引起“龙颜不悦”。其实，早年皇宫里的礼仪早已废除。特别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那些皇宫里的规矩早已不复存在了，这也是溥仪早已认可的事。今天出现的这个场面，显然是溥仪有点故态复萌。这位机灵的“军官”见此尴尬处境，立即站了起来，向溥仪行了个军礼，说：“不必分了，剩下不多了，留着自己吃吧。当心站好！”说着还用手扶了一下溥仪。
溥仪把一小包花生米分给各“大臣”吃，比给他们发俸禄、发红包还受欢迎，还给众人留下一个“皇上”关心臣民的好印象。
当溥仪听到“大臣”们说“真香，真香”的时候，他很高兴，似乎办了一件十分得意、十分成功的事情，一件连中共代表也会吃惊的事情。
这时，我对陆曦说了一句：“‘皇上’进步了，说不定，他的这一举动，是做给你看的。”
溥仪把剩下的几粒花生米又放在桌子上，看了又看，舍不得吃。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有点挺不住了，便拿起了半粒放在嘴里，嚼了又嚼。
小王看到溥仪这一举动，很高兴，也很惊奇。高兴的是，一小包花生米竟能起这么大的作用；惊奇的是，溥仪这个一贯独断专行的“皇上”，怎么会有联系群众的作风，真是怪事！小王跑过来，对我说：“在小说里看到的皇上，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子。他们都靠各大臣、各方诸侯的上供、奉献，靠搜刮民财，维持他们的统治和奢侈生活，可从没看到哪个皇上把自己仅有的一碗饭让给下人吃的故事。这件事，可称为今古奇观，是一件百年不遇的怪事。”
在溥仪回到自己的座位后，好奇的小王又凑到溥仪对面的座位上，想跟他聊聊。
小王发现，溥仪仍在对着这几颗剩下的花生米发呆，便问：“这么一点花生米，你又舍不得吃，为什么还那么慷慨地分给他们吃呢？”
“真正慷慨的是你，我只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说实在的，分而食之，让他们都尝尝，大家高兴，我也舒服。这是一种不同的感受，也是过去难以体会到的感受。”溥仪很得意地接着说，“遗憾的是，我的几个侄子还没吃到。”
小王听了，也没听出所以然，而我和陆曦在一旁听得比较明白。我俩不约而同地认为：溥仪这人，年纪不大，头脑清醒，思想还不算太僵化、糊涂。对他究竟应该怎么看，还得继续观察。
小王接着问溥仪：“那边几个年纪大的，都是伪满洲国大臣吗？”“是。”
“我看有的人对你很尊敬，是不是有些像在金銮殿里见到皇上那样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他们在苏联期间可不是这样。五年啦！他们都不大理我。今天他们的这些举止，我也有些犯琢磨。”
“你为什么自己不吃，还留下这几粒花生米干什么？”
溥仪对小王的提问，若有所思地回答：“我是真舍不得吃这几粒花生米。吃了就没有了，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吃了。”说完，溥仪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小王，很希望听听小王的回答。小王则脱口而出说：“机会有，牡丹江是个小城市，等到了辽宁一带，这东西不难买。这几粒花生米别留了，快吃吧！皮了就不好吃了！”
溥仪自言自语地说：“这几颗又脆又香的花生米，如果能有奉天的麒麟牌啤酒就着吃，就美了。你想想看，（溥仪一面说，一面用手比画）左手拿着一大杯麒麟啤酒，右手抓着几颗花生米，一颗一颗地往嘴里放。这有多么美妙、多么好啊！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像神仙过的日子。”
接着他问小王：“你喝过麒麟牌啤酒吗？”
“我没有喝过酒，更没喝过啤酒，还不知道啤酒是个什么味儿呢。”
接着小王又补充说：“咱们经过的几个大的火车站，都不会有啤酒卖。就是有卖的，我也不知我口袋里的钱，够不够买一瓶啤酒的。这样吧，将来有机会，我再请你喝啤酒、吃花生米，怎么样？”
这时，溥仪瞪起眼睛问小王：“我还能有这个机会吗？”
“这个嘛，我还说不好。”
溥仪听到小王的回答，有些紧张，赶紧又追问小王：“‘说不好’的意思，就是我再也没有机会享受人生乐趣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别紧张，我这话和你没有关系。我是在说自己。我这次来绥芬河出差，是在陆代表领导下，执行接收你们的任务的。任务完成了，我就会被调走干别的事……还不知咱们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呢。我相信机会是有的，只是不知在何时。真的是有些说不好。”
这时，溥仪才恍然大悟，原来小王说的“说不好”是说他自己。溥仪定了定神，热情地对小王说：“太感谢了！如果我能有这个机会，我一定请你喝啤酒。我要想法报答你对我的关照，回报你在火车上请我吃花生米。”
接着，溥仪也不管小王有什么反应，也不管小王爱听不爱听，便自言自语地唠叨起来。他在讲这番话之前，还叹了一口气，似乎他要说点感慨的话，他说：
“当年，我是大清王朝王位的继承人。当这个继承人，不存在当和不当的问题，不能不当，非当不可。当了继承人，就意味着要统治全国。而我并不十分愿意当这样的继承人，要当，我也只想当个不管事的继承人。这样，我就可以不承担大的风险。要知道，这件事弄好了，可以万古流芳；弄不好，也只能是遗臭万年。我不懂统治江山，我只知道不害人，不伤人，做善事，修成好人；我不懂如何去体察民生疾苦和管理好江山社稷，我只知道养尊处优、游山玩水；我也不认真招贤纳士、治国安民，只知道下面有人为我做事就行，管他是草包，还是地痞。我不懂的事情很多，我只知，我是真龙天子，文武百官都得听我的，其他的事我一概不闻不问。我常常问自己，像我这样一个皇子，能当好王位继承人吗？
“我第三次复位，却当上了个伪满洲国皇帝。当然，我自己也是很想当皇上，只有这样，才能不负列祖列宗交代的使命。结果呢？使命没办好，事情办糟了，上了日本人的当。实在有愧于列祖列宗。”
小王一听，就有点烦，觉得时至今日，溥仪脑子里还惦着继承王位的事。打倒封建王朝是中国人民几十年前就已经很明白的事了，而溥仪至今仍然在做梦，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状态。
小王面对这个满脑子糨糊的“皇上”，感到有些难办。对这些错误观点，小王不表态吧，有些丧失立场，表态吧，又无从着手。怎么办？小王正要说点什么，只听溥仪又接着说了下去，他说：“经过几十年的风云起伏，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想什么？”
“很想当一个普通人。”
“怎么讲？”
“当一个普通人该多好啊！每天闲来无事，我可以到酒馆里一坐，要上二两白干儿，再要上一碟花生米或者是一碟萝卜条，一面吃，一面品。这会是多么大的享受啊！”
小王一听，便知溥仪说的都是牢骚话，有深有浅，错的多，对的少。小王想溜，于是他突然对溥仪说：“我还有件事要办，你等着。不！你还是跟他们（指我和陆曦）谈吧！”
溥仪和小王谈的这些事，原本他想和陆曦谈，但他觉得跟中共代表谈话太正式、太费劲，又怕不知深浅把话说错。况且在溥仪眼里，他并没把代表、局长看得很重，还认为陆曦的话风太尖刻，太刺激人，有些让人受不了。因此，当看到小王走过来的时候，他就想抓住机会，跟小王谈几句。正当溥仪谈得起劲的时候，小王又借口走了。他挺扫兴。
溥仪对小王的不礼貌有些不理解，他便顺着小王的手势转过身来，对我说了一句：“他真忙，我正要和他谈点我想要说的话，可他又走了。”
我也只好很同情地对溥仪说：“不要紧，小王忙过之后，一定还会回来听你聊天的。说不定，他又准备给你买花生米去了呢。”我这一句话，却把溥仪逗笑了。然后，溥仪对着我说：“是啊！我希望聊天，聊天可以解除心里的一些烦闷。”
“是的，聊天还能解除旅途的疲劳，让时间过得快些。”我这句话，似乎引起了溥仪的兴趣。接着，溥仪盯着我说：“你说得很对，聊聊天很好，很好。不过，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可以吗？”
我这一搭腔，仅仅说了一句应付的话，却给自己找来了麻烦。如果是单纯和溥仪聊聊天，天南海北地跟他侃一阵，也无所谓，可他偏偏喜欢滔滔不绝地谈自己的思想，还要让我回答他的问题。这样一来，我就有些发毛。
这时候，我全身的神经细胞紧张起来，好像一个没准备好的考生，心里没有底，不知道溥仪会提出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该我回答，还是不该我回答，会不会被问得回答不上来，卡了壳，出洋相。当年，在学校里应付考试，并没有什么可紧张的，而今天面对的是一个风云人物、当了汉奸的末代皇帝，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想问什么，他是真的有不明之处，想问个明白，还是明知故问，想刁难人，我一概不知。万一回答错了，自己丢面子还是小事，给被押送的这些人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就无法弥补了。为此，我心里还是犯嘀咕。
其实，我也没有必要有这么多顾虑。回答溥仪的提问，又不是回答外国记者；出差前，我们已经研究好对溥仪的表态口径，大不了我就照本宣科，不会出现任何纰漏；陆曦就在身旁，我回答不了，可以请陆曦回答。无论如何，在被押送的伪皇帝面前，我也不能怯场啊！
于是，我稳稳神，对溥仪说：“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吧！我能回答的，我就答，答不了的，就由我们陆局长回答你。你看好吗？请你问吧。”
“有个小问题不了解。请问，你们这车厢的窗户，为什么糊上了报纸？而且又没全糊死，窗下面还留了一条小缝。不知这样糊窗户，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防空，为什么不糊纸条，既防震，又不影响光线？如果是为了不准坐车人向外看，那么为什么窗下边还留了一条小缝？”
“你提的这个问题，想得很细。我也只好尽量详细地告诉你。
“窗子糊起来，是为了‘防外’；而对乘车人，亦防亦不防。
“所谓‘防外’。我们这列火车，不是准点列车，乘车的人，有日本侵华的重大战犯，又有你们这些伪满洲国的‘皇帝’和‘内阁大臣’。如果那些对你们恨之入骨的东北老百姓得知你们乘坐这列火车，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来劫车，或者闯上车来，和你们拼命，和你们算账。如果这些深受劫难的东北老百姓，从窗外看到这列车里坐的是你们，他们同样会联络各站，找你们算账。
“当然，老百姓组织起来和你们算账，借以发泄一下多年的积怨，我们也是理解的，不会限制的，但我们不赞成发生这样过激的事件。因此，这列火车沿途各站的工作人员，包括负责人只知道火车是从绥芬河开出，但谁都不知道车内乘客是些什么人。我们的保密工作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
“我们考虑到这列火车要经过东北大地，要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火车站。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不得不把窗户糊起来。这样一来，不管火车开到什么地方，甚至是临时停车，我们都不必担心会出现意外。
“窗户糊起来，还有一个对外的需要，就是防止小商小贩前来干扰。
“全国刚刚解放，沿途各火车站上的秩序和旧的传统习惯没有任何改变。譬如，客车一进站，就有很多小商小贩跑到车窗下叫卖，有鸡蛋、烧鸡、烧饼、菜包子等地方小吃，应有尽有。而旅客一听窗外有人叫卖，坐在位置上，仅把窗户打开，就可以和小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买卖方式，双方都满意，直到火车开动为止。然而，我们这列火车不能如此开放。为了避免小贩赶来叫卖，我们把窗糊起来。这样就意味着窗子不能开，无法通过窗子进行买卖，那些小贩也就不会跑过来，自讨没趣。况且，我们这些旅客身无分文，也没有必要只看不买，招惹麻烦。从这一点上说，我相信，你们也会支持我们把窗户糊起来的。
“所谓‘对内亦防亦不防’，是什么意思呢？这些日子，朝鲜半岛在打仗，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边境安全。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人民解放军要在边境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在各铁路沿线进行军事物资的运输。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你们也没有必要知道。为此，我们把客车窗户全糊起来，眼不见为净，也可免去一些不必要的猜疑。这就是对内防的用心。但又不是绝对不准往外看。如果你们想往外看，就把头一低，从小缝里往外看，车外的情况，都可以一目了然。这就是为什么说糊窗户是对内亦防亦不防。
“这些话只是对你解释的，不知你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很清楚了，很清楚了。”溥仪说。
“明白了就好。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题外话……”我总觉得溥仪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正确认识，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个有罪之人。有的“大臣”吓得不敢吭声，而他却一再想问一些挑刺性的问题。我想借此机会批评他一句。我接着说：“我是个工作人员，说话也不一定算数。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
“我认为，你当过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代皇帝，又当了几年日本鬼子的傀儡皇帝。我不知道你好事干了些什么，而坏事你却干了不少。你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应该考虑考虑如何面对新中国人民的问题了。你的一些想法和国内人民的想法很不合拍，而且相距甚远。问题已经十分严峻了。现在，你不抓紧时间，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检讨一下自己，却在脑子里琢磨这个窗户，似乎这车厢的安排，有些委屈你了。我这话可能重了一些，只是提醒你考虑考虑而已。”
“不重，不重，我不在意。你说得不错，我服。”
接着，溥仪又问：
“我还想提一个问题，我们这列火车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是刑场，还是天牢？”
我对溥仪的这个问题很不满意，觉得怪怪的。他说是送他去刑场或天牢，简直是屁话。人人皆知，送死刑犯到刑场，也不是外交部门该干的事啊！溥仪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也许是想套我说点什么。
我也就不客气地对溥仪说：“你是明知故问！是不是送你去刑场这个问题，已经答复你了，怎么还问？接收你们从苏联回国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代表；接送你们的是一个客车车厢，没有武装押送；陆代表也向你说明了政府的政策和对你的态度。这些事实和这些话，你该看得清听得明白了吧！
“我们的小王和列车员在你一上火车，就向你表示了欢迎；而且我们又以高标准的伙食招待你，我们还请了有经验的医师，一路上照顾你们，还派了一位模范列车员到本车厢为你们服务。这些事实是说明要送你去刑场、去天牢吗？
“大清王朝的天牢犯人，最起码也要五花大绑吧！这样的鲜明对比，你当‘皇上’的还看不出来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本列车既不是去监狱，也不是去天牢，而是开往沈阳。到沈阳之后，有人会安排你们的住处。我们接你们回国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溥仪听后立即说：“你们说的话和我所看到的事实，我都听得明白，看得清楚。我就是很想听到你们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
“请问，我这个人是不是必死无疑？希望你对我多说说，我很想多听听。”
看来，溥仪对“死”的问题，想得很多，他和陆曦已谈了不少“死”的问题，还没谈够。在我很生硬地说了他两句之后，他又提出了关于“死”的问题，要我表态。
我只好再补充几句，我说：“你从上车开始，就一直围绕着一个‘死’字，提出了很多问题。可见，你在死的问题上，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我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怕死？”
我这样反问，出自藐视和无奈，也只能如此开门见山。这对“皇上”来说，如遭晴天霹雳，有些受不了。
在旧社会，谁敢当面反问皇上这类问题。这是欺君，是诅咒君主，必然招致杀身大祸。而今，溥仪一听，他那张发黄的脸，立即拉得很长，甚至有些发青，眼睛瞪得圆圆的，一声不吭。他这是在发怒，还是满不在乎？我也弄不清楚。
既然他不理睬我的反问，我就接着说，管他爱听不爱听。我说：“怕死？谁也弄不清你为什么怕死。当你跨进祖国国门之后，没有人慢待你，也没有人说要你死。你为什么会担心被杀呢？假如我们想杀你，很简单，只要把你留在苏联，你就会和沙皇一样死于非命，何必还要通过外交途径，把你接回来呢？
“你应该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你就算真的不想死，还没那么容易呢。今天，万万没想到，你一踏入国门，对眼前出现的事实不往心里去，反而没完没了地絮叨着一个‘死’字，实在有些让人琢磨不透。
“谁也没逼你，没惹你。你既然没看到任何要你死的迹象，为什么要纠缠这个‘死’字不放呢？”
逆耳之言，对溥仪这种人来说，是不会没有触动的，但他也不会轻易接受。
溥仪听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旁若无人，不吭一声。
隔了一会儿，溥仪突然掉过头来问陆曦：“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吗？”他似乎想让陆曦确认一下，他还死不了。
陆曦被问愣了，他不知溥仪问的是哪句话，也不知溥仪对哪句话有怀疑。由于溥仪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一直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陆曦也不想再问，于是便脱口而出说：“我们不说假话。我们说的话，都是认真负责的，不是随便说说的。”
溥仪听后，眉开眼笑地说：“我愿意和你多说说话，我想多听听。”陆曦表示说：“好！晚饭后，我们再谈。”
溥仪虽表示了还要找陆曦再谈的愿望，但晚饭之后，他却踏踏实实地盖上毛毯，睡起觉来。
我们和溥仪的谈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溥仪的反应却令人难以揣摩。
对此，我有些恼火。一个卖国皇帝，还那样神秘兮兮的，让人摸不透。
溥仪对我们谈的一些意见，是接受，还是反对，也没表示个态度。究竟他听进去了多少，听懂了多少，谁也弄不清。当时，我就有些看不起这个卖国求荣的皇帝。
我和陆曦认为，溥仪和我们谈话的用心是试探我中央精神，但他却丝毫没有诚意。讲好要在晚饭之后再继续谈，可他却高枕无忧地睡起大觉来了。
于是，我们也没再理他，让他睡吧！
转眼间，火车已经到达沈阳。
那天的沈阳火车站，整洁、寂静，看不到旅客，看不到小商小贩。
我和陆曦准备下车。小王在车厢里大声嘱咐：“我们的列车已经到达沈阳，现在都不要离开座位，听候安排！”
我们刚走下火车，迎面走过来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和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为首的一位负责人一面向陆曦表示对旅途劳累的慰问，一面转达了中央以及林枫同志关于安排这批战俘在沈阳车站暂时休息的指示。这时，石屏等两位公安部的处长也由前面车厢走了过来，一起听听中央有关指示。
这位接站的同志说，指示有三条：
一、拟把溥仪、溥杰与几个年纪大的伪满政府大臣接到交际处，稍事休息，借机向他们宣布一下对他们的学习安排，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二、其他一些伪满政府官员和日本战犯都在车上待命。公安部门要在车站做好周密安排，做到外松内紧，万无一失。
三、溥仪等人和日本战俘全体将送往抚顺“沈阳军区战俘管理所”。将来条件允许，可把溥仪和日本战俘分开管理。
陆曦听后，立即表示，这样安排很好，我们照办。
溥仪等十几人下车后，在我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通过车站左边贵宾室通道走出车站，乘上一辆面包车，去了交际处。
这时，陆曦和我已乘车先到了交际处。
在交际处，陆曦向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栗又文扼要报告了移交战俘的前后经过，陆曦说：“在移交战俘过程中，苏方代表比较合作，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战俘的档案材料，清点移交了溥仪的个人财产，最后和我签订了苏中移交战俘的换文。在来沈阳的火车上，日本战俘平安无事。溥仪及伪满洲国各大臣都听从安排。同时，通过和溥仪等人的接触和交谈，我们也摸到了一些他们的思想动向。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顾虑，都担心会被处以死刑。这些情况，我们将向领导写一份书面报告。”
栗又文听后很满意，他说：“对溥仪等几个人的安排，中央很重视。我们准备送他们去抚顺，在那里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看来，这些人的疑虑还不小，主要是担心会不会把他们处死。这一点好办。等到了抚顺，生活学习上了轨道，他们那些疑虑就会自动烟消云散了。现在你抓紧时间向抚顺来的人做个交代，能说多少，就说多少，说不完，以后可给他们送个材料。抚顺来人的任务是，接收这批战俘，安全带走。”
当我们走进交际处二楼大会客厅时，溥仪已经坐在沙发上，在自由自在地忙着吃苹果。这也难怪，他在苏联五个年头里就没见过苹果。
陆曦在会客厅里抓紧时间，悄悄地向抚顺来的同志把所知道的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这就算办完了内部的移交工作。
这时，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负责人在会客厅的沙发上对溥仪等人说了几句，他说：“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这些人还是比较关注的，经过外交途径，把你们由苏联方面接了回来。你们一路上也都很累，等稍微休息之后，我们将送你们去抚顺。在那里，你们可以安下心来学习。今天把你们几个人接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让你们稍微解除一下旅途的疲劳，另一方面，借此机会，我把对你们的安排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听了之后，也不要再有什么疑虑了。希望你们的神经不要再那样紧张，不用再担心害怕了。等到了抚顺，我们会帮助你们把生活、学习安排好。你们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
溥仪等人对这位中共公安部门领导人的讲话和对他们的安排，都出乎意料。他们原以为到沈阳之后，他们会被立即送进军事法庭或押赴刑场，至少会被戴上手铐，丢进监狱。万万没想到，他们竟被接到原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二楼大厅（即交际处），享受了这番非同寻常的招待。
交际处二楼大会客厅改装得富丽堂皇。大门一开，大厅内豁然开朗。迎面的玻璃墙壁，让整个大厅更显明亮而宽敞；一幅一幅落地式黄绒窗帘，衬托出礼堂的宏伟典雅；大厅顶部的吊灯，虽然有些陈旧，但能烘托出会客厅的大方和壮丽；在大厅四周排满了沙发和茶几，装点得会客厅和谐而温馨；茶几上摆满了水果、糕点和东北古瓷牌高级香烟（当时恒大牌香烟两角钱一包，而古瓷牌香烟九角钱一包）。
几位伪满洲国大臣，听了公安部领导人的这番讲话，立即眉头舒展，心花怒放。他们那些毫无根据的猜疑，也随之而去。于是，他们就毫无拘束地动手抓起香烟、拿起水果，急忙吃上一口家乡的水果、糕点，抽上一口家乡的香烟。临走的时候，有的伪满洲国大臣还“顺”走了不少香烟和水果。
溥仪忙着吃苹果的同时，得知要送他们去抚顺学习，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他对中央政府如此慷慨的安排，难以理解。
我们把溥仪等人送上火车，目送这列满载日伪战俘的专车离开沈阳。之后，除溥杰外，我和溥仪等人没有任何接触。
1959年9月17日，国庆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宣布特赦令。这是溥仪等人被释放的一个大好机会，谁会被特赦？这59人心里都没底，溥仪更甚。他在自述里写道，谁都可以获得特赦，唯独他不能被特赦。如果特赦名单中没有他，他也不会闹情绪。
当溥仪最终接过对他的特赦通知时，他哭成了泪人。
遗憾的是，这些感人的场面，只能在文件上了解一二。
1983年，我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其间，每次在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开会时，都会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任职的溥仪的胞弟溥杰相遇。我们二人不免交谈一些彼此感兴趣的往事，其中有两个有关溥仪思想进步的故事，我至今难忘。
其一，溥仪离开抚顺之后，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工作。在植物园，他既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又可以休养，偶尔也可以乘公共汽车到城里转转，到处走走，散散心，多了解一些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变化。
有一次，溥仪乘公共汽车从城里回到植物园，当他下车后，站台上正好有五六个“旗人”，他们见到溥仪下车，立即双腿跪下，领头的一位头也不抬就大声喊道：“万岁爷，万岁万寿无疆！”溥仪面对此景，很不高兴，立刻说：“快起来，快起来，什么时候了，还来这个，快快回去做些有用的事！”溥仪一面走一面说，头也不回，急忙进入了植物园职工宿舍大门。
其二，有一次，溥仪住在崇内旅馆。他的住处尚属保密，但万没想到，消息不胫而走。
有一天，溥仪正在学习，服务员通知他：外面有两位身穿长袍马褂的老人“求见”。
溥仪纳闷，是什么人？服务员递上来一个用大红纸、以楷体字书写的“请安帖”，帖上还注明了来人在大清王朝的官衔，一位是前翰林院编修陈云浩，一位是前度支部主事孙中亮。溥仪见到这一“恭请圣安”的请安帖，很不高兴，立即对服务员说：“就告诉他们我不在！”
这些事实给我留下了印象，正如民间的一句俗语所说：“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末代皇帝的思想变化，不仅在中国十分感人，十分轰动，在世界各国也被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