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联手废除新法

毫无疑问，高太后从内心深处不喜欢新法。儿子所谓的变法，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美好，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像商鞅一样让变法深入人心，对国家有利，她怎么会反对变法呢？只是熙宁变法是由他的儿子宋神宗主持的新法，她不能扯后腿，她得全力支持。新法推行以来，高太后没有看到新法为国家带来的好处，反而是先帝（宋英宗）看重的司马光、吕公著、韩琦、文彦博等老臣或因新法致仕，或因新法被贬黜，她能听见的也都是对新法的批评声音。尤其是王安石对反对声音的一些打压政策，着实让高太后吃惊。她还试图挽救过苏轼。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高太后就对新法产生了排斥心理。据说后宫一向不能干政的几位太后，终于看不惯新法种种，干政了一回。当时宋神宗进宫向母亲问好，高太后就蜻蜓点水般给宋神宗说了新法的弊端，还建议将王安石调任外地。但是宋神宗并没有听取她的意见，也就是从那次之后，她不再公然反对新法。 但高太后对新法的排斥，也从那时候起变得异常强烈。

现如今，情况与变法时期大不一样了。她成了主政的人，一切国家政策规划与设计，都将在她的意图中实现。这时候，高太后对新法的排斥心理忽然就从内心冒出来了。这种心理，或许有点报仇的意味。

高太后决定废除新法，恢复宋朝之前的旧制。这是她接受国家重担后不断思谋的事。

可废除新法谈何容易。熙宁变法虽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然而这些年来一些法令已深入人心，此时再废除新法，不是要打破国家目前的稳定平和吗？何况眼下朝中宰辅们都是新党人士，蔡确、章惇等人都不是善茬儿，他们会同意废除新法吗？如果他们不同意，即便高太后有着坚定的决心，依然难以撼动整个朝中宰执群体。显然，想要废除新法困难重重。

但是高太后也不是一般人，她在后宫几十年，早就对一切洞若观火。她马上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得选一个人来替她出面来完成废除新法的事情。高太后在脑海中搜寻着合适人选，很快一个人的名字在她脑海中跳了出来。这个人就是被冷落了很多年的司马光。此时司马光的身份是三朝老臣，编纂了《资治通鉴》，熙宁变法前就与王安石是一个级别……这一连串的履历，像一连串的光环，萦绕在司马光身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司马光相提并论。

想到司马光，高太后的眉头舒展了，再大的困难，只要找到解决办法，一切也就有着落了。然而，解决问题的人找到了，怎么将司马光召来又成了问题。因为此时司马光还在洛阳，宋神宗有生之年都没有召司马光进京。贸然召司马光进宫，不符合礼仪制度，毕竟此时的司马光只有一些虚职头衔。高太后期望借司马光到汴京吊唁宋神宗之机，向司马光咨询治国之道。此时那些旧党官员听闻神宗去世后，均已到了汴京。

高太后相信司马光也一定会来汴京祭奠宋神宗。

那么，司马光如何看待到汴京祭奠宋神宗这件事呢？其实，为神宗送行这个理由本就非常合理，即便当初犯了错误的官员，朝廷也不会为此而拒绝其入京。这一点司马光其实也清楚。但是司马光有顾虑，而且顾虑重重。这些顾虑左右着司马光的抉择。从当初离开汴京到如今，司马光已很多年没有再进京了。他与宋神宗在很多年前见过面，当时朝廷授予司马光枢密副使，但司马光因对改革持有不同意见，拒不受此职。此后，他就一直在洛阳。现在，神宗已经驾崩，司马光老泪纵横，怀念着这位昔日君王。事实上，司马光非常希望进京祭奠宋神宗。但是司马光觉得，在朝廷没有召他进京前，他不能轻易进京。以至于当同时期遭受朝廷冷落的人都进京了，司马光还在观望中。这时候，北宋著名理学家、洛学代表人物程颢建议司马光到汴京去吊唁宋神宗，司马光这才动身前往汴京。 这一路而来，他感触颇深，汴京就在眼前，他却与此相隔了很多年。

司马光到了汴京之后，便马不停蹄地进宫去祭奠宋神宗。宫廷的卫士们听闻司马光来了，都翘首以盼，看着司马光从他们眼前走过，直呼司马光为“司马相公”。要知道，相公这一词在宋朝专指位及宰相的大臣，但是司马光自始至终都没有官至宰辅。即便是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一职司马光也没有接任。但是卫士们这样称呼他，就是认定司马光为宰相了。这种称呼让司马光非常惶恐。祭奠了宋神宗，将自己与神宗皇帝的一切“纠葛”都用香化解。之后，司马光往回走。此时，汴京城里的百姓都知道司马光回来了，纷纷站在路边上看着司马光的轿子经过。此时，人群中有人喊道：“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卫士们的称呼，百姓们的苛求，都让司马光惶恐。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他一刻也不想在京城多待了。他只是想来祭奠宋神宗，没有想过要为朝廷干什么。但百姓这样的呼声，给了司马光压力。于是，司马光又悄悄溜回洛阳。

临走前，司马光给朝廷上了《谢宣谕表》，建议朝廷广开言路，要求官员和民间说一些真话，哪怕是批评变法的话。

司马光的这些意见是高太后需要的。当然，司马光这个人也是高太后需要的。凭借司马光的威望，如果让司马光来辅佐自己，相信没有干不成的事。更重要的一点是，司马光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这才是高太后重视司马光的关键。好在通过书信交涉，司马光与高太后之间已经产生了某种默契，这为他们之后合作开了个好头。为了表达诚意，高太后还下了一道诏书，广开言路，又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释放出了朝廷逐渐恢复旧制的信号。这或许是高太后真要广开言路，或许是给司马光看，总之，这道诏书的颁布，结束了以前王安石与宋神宗设置的一些禁止议论朝政的政策。

司马光逃回洛阳，事后才传到了高太后耳朵里。这件事让高太后非常恼火，她一直等着司马光来面见自己，她要向司马光咨询治国之道。可司马光竟然被卫士和百姓的话吓跑了。于是，高太后惩罚了多嘴的卫士，又派出内侍去洛阳面见司马光，慰劳司马光，并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 司马光被高太后的求贤之心感动，给高太后上了一道《乞开言路状》：

……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于所在要闹处出牓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产业人，虑有奸诈，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然后望陛下以听政之暇，略赐省览。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情无隐，陛下虽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为可取，伏乞决自圣意，下学士院草诏书施行。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也。

这份札子的内容还是建议广开言路、广施仁政。司马光给高太后的这些建议很快也传到了其他宰执耳朵里。这时候，有很多人已意识到高太后下一步的计划，尤其是朝中以蔡确为首的宰执们害怕高太后听从司马光的意见，废除新法。于是，四月十一日，朝廷颁布了一道诏书，其诏曰：

恭以先皇帝临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励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泽天下，垂之后世。比闻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当，或过为烦扰，违戾元降诏旨，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或妄意窥测，怠于举职，将恐朝廷成法，因以堕弛。其申谕中外，自今已来，协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称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钦，必底厥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以闻。

这道诏书的态度非常明了，就是表明宋神宗主持的变法没有错误。可以预想到这份诏书是当时以蔡确为首的变法派颁布的，他们颁布这道诏书的目的，自然还是希望朝廷继续推行新法。

但这种态度明显与高太后的治国方略不符，让高太后感觉到了压力。此前，她已经意识到，只要自己迈出废除新法的一步，朝中的新党大臣们必然会反击。这道诏书，其实就是蔡确等人的反击。这时候的高太后比任何人都清楚，必须赶紧将司马光提上来，让司马光来与蔡确等人进行较量，她才能实施废除新法的方略。

由于此前司马光的很多头衔都是虚职，没有掌过实权。在高太后看来，首先要给司马光一个实职，一步步将司马光调回中央，辅佐她治理国家。不久之后，朝中一份任命诏书摆在了司马光眼前，是调任司马光到陈州任职知州的诏书。高太后打算让司马光通过地方官职过渡，过一段时间就将司马光调进中央。当然，为了不落人口实，高太后这次不仅仅提拔了司马光一人。

按照礼仪制度，司马光因被授予新职务，要上书感谢皇帝和高太后。当然，如果能够当面感谢，那最有诚意。且高太后还派人到洛阳给司马光传达了口谕，让司马光在去陈州之前，先到汴京去面见高太后。于是，司马光决定进京面见高太后，当面道谢。当司马光到了汴京之后，高太后就召见司马光，当面询问治国之道。这次交流，让高太后更加确信起用司马光是正确的。五月十七日，主持宋神宗皇陵的首相王珪去世，这等于给了司马光机会。但是朝廷因为刚刚皇位交接，一切都还不稳定，所以还不能给司马光高位。这样的情况下，朝廷调整两府班子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司马光，而是让蔡确成了首相，韩缜成了次相。枢密院的长官则由章惇担任。不过朝廷也没有亏待司马光，几天后，朝廷就给司马光又了一道任命书，授门下侍郎，这已经是元丰改制后副宰相的级别。等于说，司马光还没有到陈州去，就已经被任命为副宰相了。此外，朝中提拔了两名副宰相，他们是张璪和李清臣。

此时，满朝文武认为司马光这一次将回到中央，与高太后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朝廷的任命书传到司马光手中的时候，司马光是恐惧的，这种火箭式提拔，让他无所适从。不久，司马光上了一道奏疏，谢绝了朝廷的恩宠，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精力远不如从前，只需要在陈州继续当个地方官即可。对于司马光的表态，高太后显然不满意，于是派出一个叫吴靖方的宦官到司马光家里催促司马光就任副宰相。但这并未让司马光动心，他开始写第二道辞职报告。此时高太后又派人来，催司马光就职，加上此时家里人和亲朋也纷纷规劝司马光，让司马光到中央任职。经不住高太后轮番催促和大家的规劝，司马光到汴京任职了。

司马光正式到中央任职以后，朝廷首先让首相蔡确接替了王珪之前的职务：山陵使。负责宋神宗的皇陵修建工作，这当然是有意支开蔡确，让司马光能够放下顾虑主政。

此后，高太后与司马光开始了他们的“新政”。司马光与高太后开始思考废除新法恢复旧制的计划。需要指出的是，在废除新法这个问题上，司马光与高太后两人目标一致。但仅仅依靠司马光和高太后两人还无法实现废除新法，毕竟新法实施十多年，很多已经深入人心，再要想将一切恢复成新法以前的状态，天下恐很难适应。这种情况下，先得选一批人才，协助他们做这些事情。于是，司马光向高太后建议：可将之前因反对新法而被贬黜的刘挚、范纯仁、李常、傅尧俞、赵彦若、范祖禹、范纯礼等人召回，授以要职，为朝廷废除新法补充人才。与此同时，司马光还建议召回那些因为反对新法而闲居的老臣，这些人中吕公著、文彦博、冯京、韩维、孙固等都曾居高位。他们有威望，关键时刻能够帮助朝廷稳定因废除新法产生的混乱局面。

对于司马光的举荐，高太后全部采纳，这些人纷纷回到汴京。

吕公著回到京城后，首先上了一道札子，里面涉及最要紧的十件事：“是用罄竭愚诚，考论圣道，概举十事，仰赞聪明。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皆随事解释，粗成条贯，不为繁辞，以便观览。”吕公著在札子中还请求朝廷重新选拔谏官，为朝廷开言路。

吕公著的这份奏折中，对谏官选拔任用提出了建议，这与司马光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时候，司马光给朝廷举荐了一些台谏官人选，如苏辙、范祖禹、朱光庭、唐淑问、范纯仁等人。但这些人选遭到了枢密使章惇的极力反对。最终，司马光与章惇之间的争论变成了一种派系之争。而在这场争论中，章惇以自己的聪慧、思维的敏捷胜利了。此后，这种派系斗争并未结束，苏轼作为中间人曾经调停两派。为什么这时候苏轼主动站出来呢？主要是因为苏轼这个人身份特殊，他自认司马光的弟子，又与章惇关系很好，所以他才做了这个调停之人。但两派似乎都不买苏轼的账，让苏轼左右为难。

随着这种派系斗争深入，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凸显出来，这就是废除新法已成为定势。但是如何在保全宋神宗名誉的前提下废掉新法，却难住了高太后，毕竟熙宁变法就是宋神宗主导的，如果否定变法，不就是否定宋神宗吗？这时候，司马光给高太后出了个主意：以母改子。所谓的以母改子，就是承认新法是王安石蛊惑宋神宗推行的，责任在王安石，而不是在宋神宗。现在高太后能做的，就是帮着已故宋神宗废止变法，改回宋神宗的错误。

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的观念现在看来有点滑稽，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废除新法名义确定后，首先要将新党派人士赶走，司马光等旧党派才能恢复旧制。于是，弹劾章惇和蔡确的札子不断传到朝廷，御史刘挚更是铁了心要赶走章惇和蔡确。但是蔡确和章惇是何等人物，想赶走就能赶走吗？

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从废除新法上下手，毕竟章惇和蔡确都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这是他们的命门所在。

于是，废除新法的行动正式开始。司马光先后给朝廷上了很多札子，如《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等。司马光将变法称为贻害国民的毒药，制造废除新法的声势。当时很多人对新法都持有保留意见，只是很多人猜不透神宗去世后朝廷的态度，当司马光的这些札子内容流传出朝廷后，那些观望的人也都蠢蠢欲动。之后，司马光就请求朝廷立即制止新法，恢复旧制。司马光在给朝廷上的一道数千言的札子中，先请求废除保甲、免役两法。 高太后竟然同意了。这两项新法随即被废除。

朝臣们一看司马光的这架势，马上就联想到了当初王安石实施变法时的不顾一切。司马光在札子中释放出的信号是要全部废除王安石新法。巧合的是，当初王安石以副宰相的身份推行变法，现在司马光也以副宰相的身份废除变法。

那些旧党派人士确信司马光要废止新法。此时，朝中旧党再次得势。很多旧党派人士从此平步青云，反观新党派的一些官员就要倒霉了，司马光的那些举动，让他们心慌。当初他们打压旧党派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此时，新党派人士，也都陆续遭到贬黜。舆论也向着旧党派一方倒，全国各地批评新法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很多官员都在向司马相公和高太后献媚。

司马光将目标聚焦在了保甲法上。所谓的保甲法就是“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这是王安石为了节省费用出台的政策。但在司马光看来，这纯粹是扰民的东西，不适宜。于是，一场废除保甲法的行动开始在全国上演。

1086年，是哲宗即位的第一个年头，年初改元元祐。这个元祐需要隆重介绍一下，所谓的元祐，意为“继承自元丰，大佑于斯”。这一年年初，朝廷就废除了保甲法。之后，朝廷商议废除免疫法。废除免疫法这个大动作，可不像保甲法那样顺利，当司马光等人提出废除免疫法时，遭到了章惇、蔡确等人的抵制，不过，这种抵制也为他们罢相种下了隐患，章惇、蔡确等人都是因为免疫法被罢黜。

随着废除新法的深入，司马光一刀切的政策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国民。但是没有人敢去劝司马光。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等新法被废除。

此时，因丧子而苍老许多的王安石听到司马光正在全力以赴废除新法的消息后，心情非常复杂。他或许想到了当初他与司马光的斗争，但他怎么也没有预料到司马光废除新法的行动比他推行新法还要雷厉风行。次年，王安石就在郁郁寡欢中去世了。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去世后，他的盖棺论定文字是由曾受他打压的苏轼来写的。苏轼客观公正地评价了王安石对朝廷的贡献，这就是《王安石赠太傅制》。苏轼的这篇文章看似充满赞美和褒奖，但在字里行间仍能窥见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

之后，朝廷商议免役法的废除事宜。在这次商议大会上，司马光与苏轼又吵起来了。其实，从王安石变法的本质上来说，变法的一些项目是有益于当时国家发展的。即便要废除，也只需要将那些不符合国家发展实际的条款予以废除，将有益于国家发展的项目予以保留，这样才能让百姓真正受益，让国家在大政不变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可在司马光看来，这是毒药在毒害整个国家，不废除新法，他这个宰执就毫无作用。其他的宰辅也不敢劝谏，只能任由司马光废除新法。很多人更多想到的是明哲保身。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沉默不语，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反对一刀切地废除新法的措施。这个人就是苏轼。此前苏轼已经被朝廷调回中央，任礼部郎中。苏轼对于司马光的所作所为有清醒的认识，他觉得很多新法对国家有益，劝司马光不要搞一刀切。况且差役法的的确确让国家受益，让百姓受益了。这种好的法令，实在不应该被废除，但这时候的司马光哪里能听得进不同的声音。司马光与苏轼大吵一架。苏轼非常气愤，在家里大骂司马光是“司马牛”。之后，那些旧党派人士就弹劾苏轼，看不惯司马光这种行为的苏轼只能请求外调。

反对全面废除新法的还有范纯仁。他是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儿子，自小就受到范仲淹的熏陶，对于仁人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职责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始终践行着父亲的教诲。当司马光提出全面废除新法的建议后，范纯仁是不同意的。范纯仁也认为王安石变法并非全都是不好的，也有一些能够促进国家发展。但是，范纯仁的话并没有动摇朝廷废除新法的打算。新法还是陆续被废除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朝廷下了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的诏令，要求各地几天之内要全部恢复差役法。中央诏令下发到地方需要好几天，司马光完全忽略了下达诏命和完成任务是两回事，他给的时限明显太短。但有一个人却在既定时限内完成了这项工作——权知开封蔡京。司马光听说蔡京在既定时限内完成这项工作之后，非常高兴地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废除新法的行动在持续进行着，但也正是因为苏轼等人的劝谏，差役法的废除暂时没有得到施行。在司马光为相的这一年多时间里，王安石新法基本上都被废除了，只剩下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等法令。此后，司马光因为身体原因，很难再主持废除新法活动，为此，司马光非常伤感，遗憾自己在有生之年没有全部废除新法。有一次吕公著去看望司马光，司马光就将废除新法的重任寄托在了吕公著身上，希望自己死后，吕公著能继续废除新法。 之后司马光就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希望可以安享晚年。但是此时高太后对司马光非常倚重，不同意司马光辞职，还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只能继续干。

此后，王安石变法彻底被司马光废除，朝政也被旧派掌握。不过问题来了，这时候的宋哲宗虽然年纪小，但他似乎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朝中旧党得势带来的问题。

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司马光病逝，朝廷给他的谥号是“文正”。这个谥号是文人极高的哀荣，在司马光之前，也只有李舫、王旦、王曾、范仲淹四人得了这个谥号。

随着司马光的去世，废除新法的举动看似画上了一个句号，国家的一切看似趋于稳定，但事实上，这场旧党得势掀起的政治风波才刚刚拉开帷幕。

司马光去世后，吕公著顺利成为接班人。 这是司马光去世前特别交代的，高太后自然也重用吕公著。吕公著为相，继续对还未彻底废除的新法进行废除，直至新法全部废除。旧党派人士与新党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这一过程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三年（1088），吕公著以年老辞相，这时候，朝廷任命吕大防、范纯仁分任左、右相。虽然范纯仁算是旧党派，在王安石实施变法时强烈反对过，但随着新法实施十多年，范纯仁也看到了新法对国家的好处，很多有益于国家的新法着实不应该被废弃。但旧党派并不给范纯仁这样的机会。

之后，旧党派人士开始对新党章惇、苏轼、韩稹、吕惠卿等人弹劾，朝廷也对他们极尽贬黜，甚至大有将他们贬黜到边缘地方永远无法回朝的打算。对此范纯仁进行过阻拦，建议不要过分处置这些新党派人士。但是他一个人的声音总是很微弱，加之范纯仁不是那种霸道的宰相，自然也不能左右旧党打压新党。

元祐四年（1089），朝廷对蔡确实施打压，进而引发了车盖亭诗案。蔡确之前因为抵触高太后全面废除新法，而遭到朝廷的贬黜，出任陈州。 蔡确这个人虽然有些奸猾，但他在拥护新法问题上，还不算彻底的坏人。蔡确到陈州之后，等待他的将是朝廷的一贬再贬，旧党派人士不可能再给蔡确返回汴京的机会。次年，蔡确的弟弟蔡硕在任上受贿被人告发 ，最终蔡确也因此遭受牵连被调往安州（今湖北安陆）。

这样连着降级，让蔡确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在安陆期间，蔡确难以压制自己内心的愤懑，到车盖亭闲游。途中，蔡确面对大好山河，悲愤不已，写下了十首诗来寄托自己的感情，诗中不免有讥讽之语。这其实是一种郁郁不得志时的排解，但是蔡确忽略了一个事实，此时他虽然远离中枢，可朝廷仍监视着他。“确在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知汉阳军吴处厚上之，以为皆涉讥讪，其用郝处俊上元间谏高宗欲传位天后事，以斥东朝，语尤切害。”蔡确的这十首诗很快被人发现。那些闻风而动的旧党谏官开始给朝廷上书，指责蔡确在诗中非议朝廷。这一顶大帽子盖在蔡确头上之后，蔡确毫无还手之力。 即便如此，蔡确还是为自己做了辩解，表示自己毫无讥讽朝廷的意思，只是排遣心中的愤懑罢了。可那些谏官怎么会放过蔡确，他们将蔡确诗进行摘录，逐字逐句进行分析，自然发现很多蔡确含沙射影讥讽朝政的证据。 之后，蔡确在贬所郁郁不得志，最终死在了贬地。

如果说车盖亭诗案就此过去，倒也没有多少损害，旧党派打压的也只是蔡确一个人，况且蔡确主政的时候，也曾对旧党派人士进行打压，这算是一报还一报。可“车盖亭诗案”并未结束。那些谏官和旧党派人士，要想尽一切办法将新党置之死地，打压一个蔡确远远不够。这样一来，王安石与宋神宗时期的那些新党均遭到了清洗。新党派人士遭到贬黜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很多人因此丧命。

这期间，掀起最大风波的清洗活动当属洛、蜀、朔三党争论。洛党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一些文臣，他们的领袖是程颐，追随者有朱光庭、贾易等人；蜀党自然是指以蜀中地区的文臣形成的一派，其首领是苏轼，追随者有苏辙、吕陶等人；朔党主要是朝廷执政的旧派人士，他们队伍庞大，其中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人为主。这三党在元祐更化的时候也相互争论，甚至相互诋毁。

这时候，已经对政治有了深入了解的宋哲宗却对朝廷这种斗争采取了充耳不闻的态度，因为此时的朝中大权还在高太后手里。先帝让高太后权同听政，他就只能服从这一安排。当然，这倒不是说高太后就是一个揽权者，她似乎对小皇帝还是不放心。所以，高太后事必躬亲，一定要将宋朝的各种政事处置妥当才能放心。

一直以来，赵佶对祖母高太后都有些畏惧。其实对于强势的女人谁会不畏惧呢？ IaU9YHJ4LmeRFvExxBbEzjAlvc66wupIpAHcrwt49IB+2HICVLq2KowId/i8uv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