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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六年（1083）二月，西夏在永乐城大败宋军，梁太后觉得西夏打了胜仗，应该乘胜追击。于是，梁太后再次派出了十万西夏军进攻宋朝西北重镇兰州。当时兰州知州叫李浩，他已经探知西夏大军围困兰州。所幸，此前朝廷已意识到兰州的重要性，给兰州派了很多厢军。
李浩觉得西夏军远道而来，势必会选择速战速决。他能做的就是据守兰州不战，等到西夏军粮草殆尽时，他才能乘机有所作为。但李浩据守不出的打算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至少朝廷派给他的钤辖王文郁就不这么认为。在王文郁看来，西夏军刚刚赶来，脚跟未稳，宋军应该正面与西夏军对决，挫其锐气。王文郁还请求带兵出征。王文郁这种想法与李浩的通盘部署不相符，他们驻守在此处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戍边守土。于是，李浩没有直接用权力压王文郁，而是将现实甩给了王文郁：“城中骑兵还不到一百人，怎么与城外西夏铁骑作战？”想不到王文郁似乎胸有成竹，他对李浩说：“如今敌众我寡，更应该主动出击，斩杀西夏将领来安抚我军军心，才能守住兰州，这也是三国时张辽破合肥的打法。”李浩对此不做过多解释。此时，有个叫阎仁武的官员对王文郁说：“我奉诏守在这里，如果你要强行开启城门，我必然会弹劾你。”然而，此时的王文郁似乎与李浩和阎仁武杠上了，故意对李浩和阎仁武说：“如今我们倾城而出，以一抵千，即便是战死也在所不惜，怎么会在乎你的弹劾！况且咱们眼下即便据守不战也不见得能守住城池，果断出击，或许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这一顿数落，让阎仁武哑口无言。然后，王文郁继续劝说李浩，李浩思来想去，也觉得王文郁说的办法可以一试。于是，当天李浩命人在兰州城里招募“敢战士”，准备偷袭城外的西夏军。这次招募了数百人，个个都不怕死。于是，当天夜里，王文郁将这些敢战士整编成了小队，将他们从城墙上吊下去，让他们去偷袭城外的西夏军。此时西夏军正在休整，等待天明之后向兰州发起冲击。敢死队趁着夜色，悄悄靠近已经休息的西夏军。随即，敢死队向西夏军营射火箭，一时间烟火弥漫。西夏军不知偷袭他们的宋军底数，只能溃逃，向黄河北岸而去。由于匆忙过河，很多西夏军士都落入水中被冲走。
兰州城中的宋军一看敢死队偷袭成功，也出城追击，西夏军惨败而逃。
第二天西夏才知道上了当，但这反而激起了西夏军的斗志。那些西夏将领收拾残部，准备再对兰州发动围攻。这次主动出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朝廷，对于这种冒险做法，朝廷不支持。几天后，朝廷对西北地区的几位官员岗位进行了调整。原因是李宪、李浩等人没有及时探知军情，直到西夏军围困兰州西城门时，他们才发现了西夏军。
此时，朝廷也对兰州加强了戒备，似乎所有人都明白。党项人还会来的。果然，三月初，党项军再次扑向了兰州。不过这次宋朝早有准备，李浩等人据守城池，击退了党项进攻。之后，河东路经略司言左藏库使薛义又带着宋军在葭芦西岭击败了西夏军。“河东路经略司言左藏库使薛义出界败贼于葭芦西岭。”
之后，李浩又在一个叫巴义谷的地方击败了前来攻城的西夏军。“是日，李浩败夏人于巴义谷。”
宋军对兰州的防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实，宋朝的防御战比出击战胜利的次数多。不管是在宋与辽的战役中，还是宋与西夏等交战的过程中，常常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主动出击，宋军往往会惨遭失败；若是防御战，宋军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比如雍熙北伐之败和澶渊之战的胜利，以及永乐城之败和眼下的胜利。这似乎成了一种魔咒，即便在以后宋金、宋元战争中都是如此。如此，西夏和宋朝暂时又形成了对峙局面。
西夏进攻多次失败，让他们不得不调整部署。梁太后总想着挑起事端，可战争消耗资源太多，让西夏也面临着物资短缺、百姓生活困顿的问题。在这种压力下，宋夏战事得以缓解。
四月辛亥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延州种谔病故了。
关于种谔这个人，现代人最熟悉的就是《水浒传》中鲁智深常说的“老种经略相公”。鲁智深曾经在种谔手下当护卫，这也成了他的一个资历，常常向外界宣传。种谔是因为父亲种世衡恩荫被朝廷授予官职。种家在宋朝是一个望族，世代为宋朝镇守西北。他们这一族人当中出现过很多厉害的武将，种谔并不是最优秀的。相传，种谔身上却有几分戾气，他狡诈狂诞而残忍，嗜杀成性，惩罚违反军纪的下属手段残忍。据说他惩罚属下的手段是挖心肝，由此军中对他褒贬不一。他也有几分悍将的轻浮，不能与其他官员搞好关系，比如与徐禧之间就有很深的矛盾。此前，在宋夏永乐城之战中，种谔本可以援救永乐城，但他因为与徐禧不合而故意不援救，导致宋军数万人在永乐城战役中丧命。但是种谔报效国家的忠心与其父辈一样不容置疑。他在战场上屡立奇功，让西夏畏惧。
想起种谔，宋神宗就不由得想起了永乐城之败，内心纠结更加深几分。当然，种谔的去世，也让宋神宗内心生出几分悲凉感。
事实上，在元丰五年（1082），除了种谔之外，还有两个在宋朝历史上大放光彩的人离世。他们是曾巩和富弼。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幼文名远播。十八岁时跟随父亲入京，结识了欧阳修、范仲淹、杜衍、王安石等当朝权贵，与他们书信来往，谈论时政，交流人生感悟，在京城名声大噪。后来，曾巩与苏轼、苏辙等人参加科考，顺利过关，成为新科进士，被朝廷授予官职。以后，他在地方为官时，整肃吏治、发展农桑，管理的地方风清气正。遗憾的是，曾巩这样有才干的人，最终没能进入到宋朝核心层，真正为国家出谋划策。但这又为曾巩在文学领域打开了一扇窗。他在处置好工作之余，善于学习，在宋代散文和诗词领域成就斐然。曾巩的诗文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他学习韩愈、司马迁的文风，诗词文俱佳。尤其是在散文领域，成为宋代文风改革的重要力量。因此，他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但是富弼就不一样了，他是宋仁宗时期的名相，一生的亮点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政治，他也可以被称为政治家。元丰六年（1083）闰六月二十二日，富弼因病去世。“丙申，武宁军节度使、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致仕、韩国公富弼卒。”
宋仁宗时期，是富弼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富弼一生为宋朝做了很多政事，他最为显著的两件事可以归纳为出使辽国、与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这两件事在宋仁宗时期，都是可以在史书中大书特书的事情。仁宗后期，富弼因身体原因已多次请辞，宋仁宗都不许，富弼陪着宋仁宗走完了最后的时光。宋英宗登基后，富弼觉得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上了二十多道奏疏，请求辞职。宋英宗让富弼在洛阳静养。宋神宗即位后，寻找主持改革的大臣，他首先想到了司马光，但是司马光给他上了一堂高深的政治课。宋神宗在失望之余，才将目光投在主持过庆历新政的富弼身上，向富弼询问西北战事，但富弼却建议宋神宗二十年内不要起战事。富弼与司马光的话给年轻的宋神宗泼了一盆冷水，心有不甘的宋神宗最终找到了变法强臣王安石，与王安石一起开启了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富弼因为与王安石不合，主动请求朝廷罢免自己，让自己到洛阳静养。此后，富弼虽然在洛阳，但时刻关心着国家。王安石变法以来，他也看到变法的种种弊端，成了反对变法的人。直到元丰五年（1082），富弼深感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就写了一份奏疏，上报给了朝廷，表达了自己忧心国家的殷殷之心。富比在奏疏中建议宋神宗广开言路，与西夏互保和平，亲贤臣远小人。这份奏疏情真意切，让宋神宗非常动容。
不久，富弼就病逝了。司马光、范仁纯等人也都吊唁。宋神宗辍朝三日纪念富弼，还写了祭文祭奠，追赠富弼为太尉，谥号为文忠。“帝览奏震悼，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曰文忠。”
看着身边这些大臣相继去世，宋神宗心里也会时常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悲凉感。富弼在宋朝声名很大，最终也落个惨淡去世的结果。
八月，宋神宗与执政大臣一起开展过一次人才讨论会，与会人员有宰辅王珪、蔡确、王安礼、蒲宗孟等人。在这次讨论会上，宋神宗感叹朝廷人才凋零，没有真正能为国效力的人。这时候，几位宰执似乎都没有表态，皇帝这么说，不就是说他们毫无能力吗？此时，有个人站出来反驳皇帝的话。这个人就是中大夫、尚书左丞蒲宗孟。蒲宗孟听到皇帝这样说，就用司马光的事例来劝说皇帝：“如今，朝廷内外人才都追捧司马光，被他的邪说所迷惑。”宋神宗听完蒲宗孟的话之后，没有反驳蒲宗孟，而是直勾勾盯着蒲宗孟。宋神宗的这个举动，让蒲宗孟非常不安。看到蒲宗孟惶恐的样子，宋神宗才对蒲宗孟说：“你敢瞧不起司马光？司马光这个人自从辞去枢密副使后，一心在洛阳编书，从不给朝廷提意见，也给不朝廷找麻烦。从朕即位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像司马光这样具有高洁的品质呢！”
这一通劈头盖脸的训斥之后，蒲宗孟更加惶恐了。他当时以邪说论司马光的理论时，其实还是有几分为朝中大臣辩解的意思，可是等到他说出了这话以后，发现这帮宰辅都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替他说话。官场的人都是见风使舵的，他们只会瞅准时势，对自己无益的话绝不会多说。其实，蒲宗孟的这话一出口，就已经引起了宋神宗的反感。此时，宋神宗又就想起之前有一次他与臣子们商谈古今伟人，蒲宗孟竟然大言不惭地赞赏杨雄，当时宋神宗很瞧不起蒲宗孟。现在看来，蒲宗孟这个人毫无行政才能，更无城府，完全不适合在中枢任职。再联系司马光之事，宋神宗就对蒲宗孟不满意了。不久之后，蒲宗孟就以原职出任汝州知州。同时其他执政大臣，也被宋神宗处罚。
十一月，宋神宗举行了郊祀大典。这场郊祀大典从皇帝到大臣，再到负责跑腿的人，都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态来完成。“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始罢合祭天地也。还御宣德门，大赦天下。故事，将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辂以出；至景灵宫，止大次，衮冕而行事；至太庙、圜丘亦然。还则御太平辇，冠袍如初。至是，始自大次加服大裘，而被以衮冕行事。”之后，这一年就完了。
元丰七年（1084），赵佶两岁，继续在深宫大院中成长着，他见不到自己的父亲宋神宗，因为宋神宗总有很多政事要处理。况且自从永乐城之败后，宋神宗的身体时好时坏，也没有时间陪孩子们。
即便这样，宋神宗还是劳神苦思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这一年，最为要紧的事情还是宋夏之间的战争。因为之前宋夏各有胜负，这时候的梁太后不甘心，继续组织对宋朝兰州、定西进攻，妄图隔断宋朝与吐蕃之间的联系，进而完全掌控河潢地区。正月，西夏先组织人向兰州发起来进攻。“癸丑，夏人寇兰州，李宪等击走之。”
四月，西夏又进攻延州安塞堡，被宋将吕真击败。“癸巳，夏人寇延州安塞堡，将官吕真败之。”
六月，西夏再次进攻宋朝，宋将战死。“丙子，夏人寇德顺军，巡检王友死之。”
九月，西夏组织大部队进攻定西，被宋朝守将秦贵击败。“乙丑，夏人围定西城，烧龛谷族帐，熙河将秦贵败之。”
十月底和十一月初，西夏再次进攻宋朝边境，均被宋军击败。“乙未，夏人寇静边砦，泾原钤辖彭孙败之。十一月，丁酉朔，寇清边砦，队将白玉、李贵死之。”
之后，西夏也陷入战争旋涡，生活生产本就贫困的西夏面临内忧外患，国内人民生活穷困，对宋战争又没有取得实质胜利。这时候，西夏国王就开始派使者出使宋朝，希望建立和谈关系。“甲辰，夏国主秉常遣使来贡。”
如此，宋夏之间暂时有了一段稳定期。
这一年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一直在洛阳修书的司马光，历时十九年终于完成了巨著，并将成稿上报给了朝廷。宋神宗认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书名《资治通鉴》。之后，朝廷就给编书的司马光、范祖禹都授予新职，让他们为国家效力。
司马光向朝廷推荐了范祖禹，但是司马光并没回京城，因为他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反对者。司马光认为，他既然没有能力阻止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他就远离汴京这个是非之地，一直在洛阳编书，做一个局外人，对变法之事不再过问。这一走就是十来年。况且这一次宋神宗也只是给了司马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资政殿学士等头衔，并没有重用司马光的意思。
于是，司马光就继续在洛阳闲居。
元丰八年（1085）正月初一，群臣老早在大殿中等着皇帝上早朝。每年这时候，皇帝都会在大殿接受群臣祝贺，赏赐群臣礼品，但今年这已无法实现，因为皇帝病重，已无法上朝。“春正月戊戌，上寝疾。”
当内侍宣布早朝取消的时候，朝臣们震惊万分。因为宋神宗一向以勤政著称，即便他有时候身体不适，只要能坚持，他还是会上早朝。如今内侍来宣布早朝取消，自然说明皇帝病得不轻。朝臣们议论纷纷。大家在猜疑着皇帝的身体状况。下午，三省、枢密院的长官们从内东门进入皇宫，询问皇帝的病情，但是他们没有见到皇帝。“日昃，三省、枢密院诣内东门请入问圣体，遣勾当御药院梁从政、刘惟简传宣放。”这时候，宰相王珪等人再次请求面见皇帝。不得已，宋神宗在福宁殿召见了几位宰执，给宰执群体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毕竟皇帝虽然病了，但意识还清醒。“宰臣王珪等再附从政奏，乃令从政等引入，见上于福宁殿东寝閤，自是问圣体皆如之。”
几位宰相向皇帝问安之后，就退了出来。以后五天，宋神宗身体依然不见好转。此时，负责处置政事的两府宰执群体开始商议对策。在中国古代，这时候除了让御医给皇帝看病之外，宰执们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皇宫内设消灾祈福道场，为皇帝祈福，这是历朝历代皇帝生病后都要举行的一种仪式。于是，王珪等人再次求见宋神宗，给宋神宗说明这个情况。对于宰相的建议，宋神宗的求生欲望更加强烈，马上同意了王珪的建议。于是，马上有人开始在皇宫内设置道场，准备为皇帝祈福七天七夜。同时，中书省还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京城各个寺院道观也要为皇帝设道场，祈福七天七夜。于是，正月初，宫内宫外都在为皇帝祈福。
这一系列的操作完成之后，宋神宗的病还是没有好起来，上天似乎也不愿意眷顾这位胸怀大志的帝王。此后，宰辅们继续商议对策，决定颁布大赦天下的圣旨，来为皇上祈福。“甲辰，大赦天下，其赦法用第二等。”
数日后，王珪等人再次进宫探望神宗病情，得到的消息是皇帝病情好转，相信过不了几天就能够临朝处置政事了。这个消息无疑让朝臣欣喜不已。“丁巳，王珪等言圣体向安，御殿有期，臣等不胜欣喜。上欣然首肯之。”
然而，宋神宗刚刚有所好转，却没有静养，坚持要自己下床行走。众人劝不住，只能任由皇帝行走。宋神宗感觉身体在恢复，就不断行走，还出了一身汗。然而，就是这次出汗，带来了严重后果，因为又着凉了，风寒入侵了宋神宗的身体，病情再次加重。“上昨日行步多，体劳有汗，再感寒气。”王珪等人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非常惶恐，第二天再次进宫询问宋神宗身体情况。“珪等欲复日入问候，又以适得间日诏旨，遽复日入，恐人心惊忧，故且间入。”
宋神宗再一次病倒了。这时，宰执们不敢轻易打扰皇帝，只能将大事归纳整理后，向皇帝请示。宋神宗只能用点头或者摇头来表示自己是否同意。宫中的御医束手无策，此时，也不知是何人推荐了一个民间的游医，有人火速将此游医接进宫给宋神宗诊治。“壬申，诏宣德郎河东相度坑冶孙宰乘驿赴阙，以宰通医术也。”
但这位游医也无计可施。
几天后的另一件事，进一步加重了宋神宗的病情。这就是宋神宗的第五女忽然病死了。宋神宗在身体健康时，对于生死之事倒也看得比较开，可他在病重时，听见自己的七岁的女儿病故，悲痛不已。宋神宗追封女儿为惠国公主。“甲申，上第五女卒，母朱德妃也，生始七岁，追封惠国公主。”皇帝的身体出现了严重不适。“癸巳，上疾甚，迁御福宁殿东閤之西间。”
宰执们只能再次进宫面见皇帝，请求皇帝及早册立太子，并请求皇帝同意让高太后听政，等到皇帝康复后，一切如旧。宋神宗点头默许。“王珪言去冬尝奉圣旨，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閤，愿早建东宫。凡三奏，上三顾，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权同听政，候康复日依旧，上亦顾视肯首。”
但当王珪等人将此事汇报给高太后，高太后却不愿意听政。宰执们只能再三恳求，请高太后出面主持大局，她才同意这么做。
然而，就在宋神宗病重的时候，朝廷内部也不安定。次相蔡确在为自己谋后路。蔡确与一个叫邢恕的官员正在谋划着一个大计划。邢恕打听到皇帝病重，或大限将至。蔡确知道，一旦神宗驾崩，一向讨厌新法的高太后必然会重用司马光，到时候他会因为支持新法而让自己的宰相之位不保。眼下，虽然首相是王珪，事实上中书的权力基本在他手中，一旦宋神宗去世，高太后任用旧党，他将会是另一个苏轼，或被贬黜，或被放逐。
所以，在宋神宗驾崩之前，蔡确和他的同党正在为他们寻找后路。但是目前形势并不明朗，一是宋神宗身体还没有到糟糕至极的地步，二是不知道神宗会册立哪位皇子为太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宋神宗的皇后向氏没有生出皇子，所以只能从庶出的皇子中寻找合适人选。眼下，宋神宗最大的儿子六皇子才九岁，压根不能处置朝政。如果选他即位，高太后必然垂帘听政。
这时候，蔡确和邢恕打算拥立其他皇子。如此一来，他们就有策立之功。于是，蔡确授意邢恕拉拢高太后的内侄高公绘、高公纪，希望这二人为他们效力。不承想这只是蔡确的一厢情愿，高公绘、高公纪并不买账。蔡确、邢恕一看事情即将败露，就诬告高太后和首相王珪意欲废掉六皇子而另立神宗弟弟雍王赵颢。
这件事在宋神宗病重的关键时刻发生，也使宋神宗的病情加重。因为此时，宋神宗还是没有确定皇太子。神宗有很多儿子，具体传位给谁，自己尚且没定，相信母亲不会那么做，但是这件事透露出来的问题是，国家高层不稳定。这将会给他去世后的皇位传递带来麻烦。
而此时，蔡确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打算从首相王珪那儿下手，拉王珪下马，由他自己执掌中书。于是，蔡确采纳了邢恕的建议，打算约王珪进宫去向皇帝问安，顺便说说立皇子之事，套王珪的话，一旦发现有问题，就让蔡京埋伏在周围，将王珪诛杀。想不到，王珪力主拥立六皇子。蔡确无计可施，只能到处扬言自己支持拥立六皇子。
三月一日，高太后垂帘听政，王珪等人进宫奏事。高太后向宰执们夸赞六皇子性格稳重，一直在为宋神宗抄佛经祈福，是个孝顺的孩子。群臣也都夸赞六皇子懂事，向高太后祝贺。看到群臣都对六皇子赞赏有加，于是，同一天，六皇子被立为皇太子，赐名煦。这样，才稳住了宰执之间明争暗斗的局面。
朝廷政局逐渐稳定，宋神宗的病情却迅速恶化，几天之后的戊戌日（三月初八），宋神宗驾崩。
宋神宗这一生都在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他试图改变国家现状，重现汉唐盛世。不管是重用王安石变法，还是自己主持元丰改制，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是这些宏图大业到他去世都没有变成现实。宋神宗是带着遗憾离开的，他还有很多目标没有实现。
宋神宗去世后，在高太后和宰执群体的帮助下，九岁的赵煦登基，是为宋哲宗。之后，神宗皇帝的母亲高太后、皇后向氏和小皇帝的生母朱氏都被授予尊号。“戊戌，上崩于福宁殿，宰臣王珪读遗制。哲宗即皇帝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应军国事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如向来典礼有所阙失，命有司更加讨论。”
这道册封书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是太皇太后高氏有权处置军国大事。
高太后怎么也没想到，宋王朝的重担最终还是落在了她的头上，但是她责无旁贷。她是宋英宗的皇后，从小见识了皇宫中的很多事，又陪着宋神宗十多年，是朝中最有权威处置政事的人。一旦执掌大权，高太后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实施国家改革了。
其实，高太后早就对新法不满了，她的不满演变为对于王珪、蔡确、章惇、蔡京等这些新党人士的不满。此前，她之所以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是因为在宋神宗时期，她没有实权。她也时刻铭记后宫不能干政的祖宗之法。可现在不一样了，孙子只有九岁，而她则是儿子神宗授权的听政之人，完全有权力处置国家大事，调整重要的人事。
高太后并没有立即动手，高太后与宋真宗时期的刘娥还不一样，刘娥在宋真宗生病期间，处理了十多年的政事，经验丰富。而高太后却没有多少治国理政的经验。宋英宗时期，她没有陪着英宗处置政事；宋神宗时期，由于神宗胸怀大志，她几乎不涉大政。这就让她对很多政事或见过或听过，但从未处置过。如此，她自己规划的治国之道，不能操之过急，还得一步步来。
宋哲宗坐像
首先摆在眼前的事情，就是宋神宗的安葬问题。按照之前的祖宗之法，老皇帝去世后，首相要负责安葬事宜，于是，首相王珪被授予山陵使，全权负责此事。至于蔡确等人暂时还不能全部罢黜，因为高太后还没有找到可以接替他们的人。
垂帘听政后，高太后一边在朝中物色帮她治国理政的人选，一边在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