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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五年（1082）是农历壬戌狗年。这一年，在宋神宗短暂的一生中，发生了几件大事，影响了宋神宗的健康，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正月，朝廷调令一个叫李宪的宦官担任泾原、熙河、兰会经略安抚制置使。
在其他朝代由宦官担任边境长官的情况不多，但这种情况在宋朝屡见不鲜，李宪就是依靠军功不断得到晋升的。李宪还有个义子叫童贯，此人会在以后大放光彩。
三月初，为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疏，这份奏疏刺痛了宋神宗。奏疏里面涉及很多关于变法带来的问题，奏疏内容很长，从多个方面阐述了变法存在的种种问题。
看到刘谊的奏疏后，宋神宗不愉悦。在他和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来，就不断遭受到各种指责，其中韩琦等人可谓动摇了变法根基。如今王安石已经罢相，这些人还是揪住变法的问题不松手。在宋神宗看来，刘谊的这道奏疏洋洋数千言，却不合规矩，他只是选了一些变法中存在的弊端，并没有深入了解变法的实质，刘谊的这种做法是在“上惑朝廷，外摇众听”。这样的风气不能开。于是，宋神宗批复了这样一段话：“刘谊职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见，自合公心陈露。辄敢张皇上书，惟举一二偏僻不齐之事，意欲槩坏大法，公肆诞谩，上惑朝廷，外摇众听，宜加显黜，以儆在位。特勒停。”
从这个批复就能想象宋神宗当时的愤怒。“宜家显黜”就是命令有司草拟文书贬黜刘谊。接着刘谊就被贬黜了。之后，朝廷在新科士子中录用了一千多人。“乙巳，御集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黄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一千四百二十八人。裳。南剑州人也。”
四月初，出现日食。在古人看来，不管是日食还是月食，都是上天的警示。往往发生日食、月食等现象时，朝廷一般都会出台一些政策，体现统治者反思自己德行、怜悯天下的意思。不过这一次朝廷并没有出台什么政策，因为各种政事繁杂。
经过五年改制，有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行政效率，但总体成效不明显，这也严重挫伤了宋神宗的积极性。几天后，朝廷又擢升王珪和蔡确，确立了中书两位宰相。王珪成为首相，参知政事蔡确正式成为次相。“癸酉，银青光禄大夫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王珪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太中大夫、参知政事蔡确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这是宋神宗元丰改制现学现卖的结果，元丰改制将宰相的权力分割为左仆射和右仆射，分别负责门下省和中书省。
关于王珪和蔡确这两个人，需要做简要介绍，因他们作为宰相，会影响宋朝的政局。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王珪少有才名，常常语出惊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高中榜眼，被朝廷派往扬州担任通判。此后，除了为母亲守孝三年外，都在中央任职。王珪性情敦厚，稳重谦和，朝中文武对他的印象较好。
宋神宗继位后，于熙宁三年（1070）将王珪提拔为参知政事，配合王安石和宋神宗开展变法。熙宁九年（1076），王珪正式拜相。但王珪这些美好品行，却给他将来任职宰相时带来麻烦，此处暂且不表。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蔡确小时候聪慧，做事不拘小节，有大丈夫气节。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中进士，正式进入官场。起初，他被调任邠州（治所在新平，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彬州、长武、旬邑、永寿四市县地）司理参军。与王珪不同，蔡确初入官场，就变得狡诈奸邪，在邠州期间贪污受贿被人告发。当时，陕西路都转运使薛向得知这一情况后，打算惩治蔡确。于是，薛向就将蔡确召来询问情况，没想到蔡确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不但说服了薛向，还得到了薛向的赏识。
后来，韩绛任陕西宣抚使到处巡视时，蔡确设宴招待韩绛，并在宴会上作诗称赞韩绛，得到了韩绛的赏识。韩绛将蔡确推荐给了时任知开封府的弟弟韩维。韩维见蔡确是大哥推荐的人才，就将蔡确留在身边任职。此后，蔡确结识了王安石，一路高升，蔡确也成了新法的支持者。再后来，蔡确利用职务之便，扳倒了当时的参知政事元绛，代替元绛成为参知政事。
此后几年，蔡确继续混迹于官场，反复无常。元丰五年（1082），他和王珪被朝廷分别授予次相和首相。当时朝廷议定蔡确宰相职务时，在洛阳闲住的前宰相富弼曾给宋神宗上书，说蔡确是小人，不建议起用蔡确为相。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在改制宰相权力分配的时候，蔡确利用王珪的厚道，先给王珪释放了一个烟幕弹，顺利让自己上位了，而王珪还蒙在鼓里。原来在元丰改制之前，按照《唐六典》，三省是分开办公，各负责各的工作，独立分批向皇帝报告。具体就是，朝中的任何事情，都是由中书省负责取旨，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最后执行。三省的中心又在中书省。这时候的蔡确就想当宰相，但是王珪的资历比他老，人气又高。直接与王珪竞争，蔡确没有优势，况且他还有很多之前的“黑档案”。这种情况下，蔡确先想到了稳住王珪，再图发展，毕竟他还是参知政事。于是，蔡确对王珪说：“王公您任职宰相这么久，相信这次朝廷一定会将中书令授予您。”这一顶高帽子被戴上之后，王珪自己也相信了。但是转头蔡确就偷偷面见了宋神宗，并对宋神宗说：“自古以来，三省的长官位高权重，如今既然改制，我认为三省就没必要再设置长官，只需左右仆射分别兼任两省侍郎即可。”听了蔡确的建议之后，宋神宗陷入了沉思。经过反复思量之后，宋神宗觉得蔡确的建议有道理，就采纳了。于是，蔡确也就成了右仆射，也就是次相。
王珪也没有当上中书令。
宋神宗的这一改制看起来与之前宋朝宰执制度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以往国家也会设置首相和次相，处置三省事宜。比如宋真宗时期就设置毕士安和寇准同时为相，毕士安为首相，寇准为次相。再比如，王旦和王钦若两个人同时为宰相。但事实上，这种改制直接改变了宋朝宰相的职权配置。因为之前宋代三省，基本上按照《唐六典》设置。但如果按照蔡确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两个人分管三省，但具体怎么分工，又没有明确。这样一来，蔡确这个善于钻营的人，就能很好掌控时局，让中书的权力落入自己的手中。以后，蔡确和王珪两个人的实际权力的确发生了变化。蔡确虽然是次相，但因主管中书省，得以掌握实权。“故确名为次相，实颛大政，珪以左仆射兼门下，拱手而已。”
数天之后，朝廷还对中书副长官也进行了调整，章惇、张璪守、蒲宗孟等人都得到了擢升。
之后，朝廷对六部长官也都做了调整。这预示着皇帝已经将国家核心权力人员都进行了替换，一届新班子正式运转。
四月底，李宪又给朝廷上书，希望朝廷准许他进攻西夏。宋神宗对李宪提出进攻西夏持支持态度。于是，皇帝召集御前会议，与宰执商议对策。宰相王珪和刚刚提拔的尚书右丞王安礼等人都支持出兵。只有正议大夫、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不同意出兵。不久之后，李宪再次上书，请求出兵，吕公著又劝谏。这就让宋神宗非常恼火。其实此时吕公著身居同知枢密院事，也就是枢密院的长官，完全能够把握眼前的战局，他极力反对宋朝出兵，也是出于对国家安全考虑，但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最终，宋神宗将吕公著罢黜，让他到定州任职。
于是，朝廷各方准备着出兵伐夏。不久之后，驻守在宋夏边境的曲珍、沈括等人利用声东击西战术，一举夺得了被西夏占据的葭芦城。这件事，让宋神宗高兴了一阵子。
五月初，朝廷正式下诏，让左右仆射、丞合联合起来管理三省，这也是元丰改制的另一个特点。
六月，广西安化蛮族首领蒙全圣、罗世念等人鼓动少数民族起义，公开同朝廷叫板。朝廷火速派人镇压这些判民。这些少数民族远不是宋朝正规军的对手，不久就被镇压。但这也给宋神宗敲响了警钟，于是，宋神宗派人到广西地区安抚少数民族。
这些政事总是困扰着宋神宗。事实上，目前最要紧的是宋夏之间的战争。宋朝兵分五路伐夏已成为国策，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这件事。
七月，鄜延路的一些官员（如徐禧、沈括等人）给宋神宗上疏，建议朝廷在永乐（今陕西米脂西）修建一座城池，用来防御西夏。一直想在军事上有所突破的宋神宗自然也希望永乐城可以成为宋朝制约西夏的要塞。当看到这些边境将士的上疏后，宋神宗立即答应此事。御前会议中，蔡确和王珪也不敢反对。
于是，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朝廷组织、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始筑城。然而，就在朝廷修建永乐城的时候，西北名将种谔从陕西回到了朝廷，力谏宋神宗不要修建永乐城。在种谔看来，永乐地理位置不佳，尤其是没有水源，实在不是筑城的好地方，徐禧等人建议修建永乐城，不过是劳民伤财之举，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此后，种谔劝谏宋神宗放弃修建永乐城的消息被徐禧知道了，徐禧就上书，状告了种谔，说种谔在西北骄横跋扈，不参与筑城工作。两个人相互攻击，让宋神宗有些担忧，主要参与人员不和自然会造成局势不稳定。于是，朝廷将种谔调往延州任知州。如此，徐禧等人就开始修筑永乐城。
由于投入人力物力较大，修建了十四天，永乐城就修建成了。其间，西夏梁太后也认识到宋朝修建永乐城的用意，曾派出党项人来察看宋朝筑城情况。但是西夏高层怎么也没想到宋朝能在半个月内修筑一座城。八月，永乐城修建完毕，宋神宗非常高兴，给永乐城赐名为银川寨。
此时，宋朝数万大军驻扎在永乐城，还有原先的一些厢军、保甲等人共计二十万。
随着永乐城建成，矛盾也随之激化。西夏太后梁氏听闻永乐城修建完成，也慌了。要知道永乐城一旦囤积大量粮食并驻扎兵马，无疑是给西夏插入一把钢刀。西夏要在永乐城还没有发挥作用之前，就拔掉这把刀。于是，西夏梁太后派遣大将叶悖麻、咩讹埋等人率三十万骑兵强渡东无定河，直逼永乐城。
随即，西夏军与宋军在永乐城下旷野处展开了激战。因党项骑兵对宋朝步兵，加之数量上比宋军多，因此，这次战争中，宋军处于劣势。战争一开始，西夏军就猛烈攻击宋军，但是宋军依然顽强抵抗。然而，由于西夏军数量实在太多，宋军在这一战中被西夏军击溃，只能退守永乐城。此时，西夏军为了击败宋军，也孤注一掷，他们包围住永乐城，截断水源和物资运输之道，永乐城不攻自破。
宋军驻守在永乐城的数万大军基本消亡殆尽，而那些修建永乐城的二十万军民也都死于西夏军的屠刀之下。
相传宋神宗得知宋军失败后，临朝恸哭。此时的宋神宗内心是纠结的，他变法和改制都是为了国富兵强。可这一切，在十多年时光中，并未取得预期成效。悲愤之余的宋神宗，不得不在后宫嫔妃中寻找安慰。事实上，后宫也不得安宁。五月，他的第十子赵伟出生几天后就死了。这个孩子活着的时候没来得及得到皇帝的赐名封爵，他去世之后宋神宗才给他赐名伟。
让宋神宗内心抑郁的是，尽管他的妃子先后给他生下了十个皇子，然而，除了第六子赵煦和第九子赵佖外，长子赵佾、次子赵仅、三子赵俊、四子赵伸、五子赵僩、七子赵价、八子赵倜都早殇。同时早殇的还有很多公主。
总之，三十五岁的宋神宗子嗣不丰。
好在这时候，怀有身孕的御侍陈氏日渐凸起的肚子，让宋神宗多少有些安慰，不管陈氏生下公主还是皇子，都将是大宋之福。陈氏是开封人，父亲叫陈守贵。
陈氏自幼聪颖庄重，长大之后，自然也楚楚动人。在朝廷为皇宫选宫女的时候，陈氏顺利入选，入宫成为宋神宗的御侍。既然是侍女，自然就与皇帝相处的时间多，被皇帝宠幸的机会也多。元丰五年（1082），陈氏就怀孕了。关于陈氏怀宋徽宗之事，在民间还流传着一种轮回的说法。据说有一次宋神宗到秘书省去，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李后主（李煜）的画像，画上的李煜恭敬庄重、气度不凡，对其大为赞赏。宋徽宗当夜宠幸了陈氏，陈氏随后怀孕。陈氏生下宋徽宗前，也梦见李后主给她托梦。因此，各种轮回说法就借着这种记载大做文章，宣扬宋徽宗是李煜转世。
然而，即便陈氏怀孕了，她的身份仍是御侍，是皇帝嫔妃里排在最末位的，与其他嫔妃相比较，陈氏一点优势都没有。而宋神宗对于贤妃邢氏却格外宠爱，这从邢贤妃先后为宋神宗生了四个儿子就能看得出来。
邢贤妃最早进宫时，身份也是御侍，可几年时间就晋升到贤妃了。这已经是嫔妃的第一等级（正一品），往前只排着德妃、淑妃、贵妃三个序列，再往前就是皇后了。
但这并未影响陈氏的生活，一向乐观的她，开始了待产的时光。不管将来她生下公主还是皇子，她的身份都将得到提升。转眼间，几个月过去，陈氏的大肚子越发明显。这也让陈氏悬着的心一点点地落地，毕竟怀孕和最后顺利产下这个孩子是两码事，自古以来，后宫中能怀孕却不能生产的妃子比比皆是，不说其他王朝，就是本朝真宗时代，不也流传着狸猫换太子的流言吗？陈氏对此有着清醒认识，她能做的就是平安生下这个孩子。到时候，她以及家族或许都可能会改变命运。陈氏对肚子里的孩子寄予了厚望。
对于一向忙碌的宋神宗，陈氏临盆这件事他并不在意。此时，只有陈氏迫不及待等待着肚子里新生命的降临。
十月初十，怀胎十月的陈氏生下了小皇子。“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讳佶，神宗第十一子也，母曰钦慈皇后陈氏。元丰五年十月丁巳生于宫中。”
当然，也有说宋徽宗出生于元丰五年五月初五日。此说原因是五月初五不是良辰吉日，按照周密《癸辛杂识》里面的记载，五月五日为毒虫之日（鞋子、黄蜂、蜈蚣、毒蛇、蟾蜍），这一天出生的人是凶命，一生都不得安宁。
宋徽宗是帝王，所以在当了皇帝之后，宋徽宗就将生日更改为十月初十了。这种说法大多存于宋人笔记当中。元好问编纂的《中州集》卷十中记载：“汴梁故老云，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故此诗有重十之句。”南宋周密在他的《齐东野语》卷十一中也记载：“童贯及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皆可以补史阙。”以后，说宋徽宗出生于端午节的说法就有了依据。后来，宋徽宗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成了元丰五年十月初十，所以各类史籍资料中宋徽宗的生日都是十月十日，但是这种说法有待考证。《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中记载，宋徽宗生于十月初十，“丁巳，皇第十一子生”。这部书成书时间要比元好问的《中州集》早。因此，本书遵从《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标明宋徽宗赵佶生于元丰五年十月初十。
小皇子出生后，皇帝没有立即给他赐名。这也是一种惯例，皇帝需要等到孩子长到一定年岁时，才会正式赐名。此间，对皇子都只以次序称呼。这个皇子的出生的确改变了他母亲的命运。为皇家生出皇子和生出公主，其命运完全不一样。所以，陈氏被加封为才人，从神宗嫔妃序列最末位的御侍向前排了五个次序。这时候的小皇子就在他亲生母亲陈氏的呵护下，一点点成长着。
不过这也仅仅是提升了陈氏的地位，小皇子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没有改变，如果这个小皇子是由皇后所生，那地位就完全不一样了。在中国古代，皇后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嫡出，也叫嫡长子，如果不出意外，将来是要继承皇位的。可偏偏宋徽宗只是个御侍生下的孩子，是庶出，还不是长子，他前面还排着生于熙宁九年（1076）的六皇子。
此时，宋神宗的皇后是向氏，她是前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向皇后只为宋神宗生过一个女儿延禧公主，只是这位公主也于元封元年（1078）去世。此后，两人再无子女。但是向氏的皇后地位一旦确定，只要没有犯错误，宋神宗这一生，她都将是皇后。宋仁宗时代那种废后的举动，宋神宗不会做，也不敢做。正如范仲淹说：“废后是昏君所为。”事实也是这样，宋朝的江山社稷，还得仰仗这位皇后呢！
朝廷还有一位皇太后，她就是宋英宗的皇后高氏。此人原是宋仁宗皇后曹氏为宋英宗选择的皇后，也算是曹氏的内侄女。只是宋英宗在位仅仅三年就忽然驾崩，宋神宗登基后，就将高氏尊为皇太后。
元丰六年（1083）正月，按照祖制，皇帝要为小皇子赐名。自从太宗朝起，皇帝为皇子们赐名的时候，都会用单字来赐名，这样就能与其他宗室子弟区分开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惯例，宋神宗为小皇子赐名为“佶”。“明年正月赐名，十月授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
回望历史，元丰五年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宋神宗第十一皇子出生，而是宋朝与西夏在永乐城的战争。战争之前，宋神宗信心满满，五路大军，意图消灭西夏，重新夺回定难地区。但永乐城之败后，宋神宗开疆拓土的信心遭到重挫。他期望出现的国家繁荣富强局面还是一个梦。这就更加让宋神宗心里产生了某种遗憾。
宋夏关系也彻底扭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