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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虽然极尽一切可能在协调新旧党之间的矛盾，希望达到一种和平状态。他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来改变这一状况，发现事实并没有他预料的那样乐观。新旧党争依然激烈，只是这时候的新旧党，不像章惇主政时期那样不择手段。宋徽宗发现目前朝中不仅仅是新旧党争，新党与新党之间，旧党与旧党之间也存在争斗。这让宋徽宗有些心灰意冷。
现在他极力想要做好的一件事，却成了他最难实现的事情。宋徽宗对曾布说过，他不想再保持中立了，这样下去，国家势必会出大乱子。可是曾布还是表示皇帝应该保持中立，随时调和，这也是皇帝建中靖国的目标。这时，一些朝中臣子也说曾布与旧党派走得很近，这显然不是宋徽宗希望看到的。从建中靖国开始，宋徽宗就希望宰执们和他一条心，做好各种调和工作。对此，曾布也曾解释他一直保持中立，既不偏向旧党，也不会打压新党，做皇帝推行新政最好的帮手。宋徽宗没有与曾布就此事争论。
七月，宋徽宗与曾布商议用人事宜，宋徽宗让宰相将外调人员拟出一个名单，朝廷想办法酌情使用这些人，宋徽宗还询问是否将张商英调回来。曾布对这些人外调人员有顾虑，担心调他们回来会重新掀起党争。曾布表示宋徽宗既然愿意调和新旧党，那就要选择一种合适的办法，不要偏向任何一党，这样一来，才能做到中和的作用。曾布还给宋徽宗建议不要起用苏轼、苏辙等人，也不要起用蔡京、蔡卞等人。
之后，由于曾布已经成了宰相，他的弟弟曾肇避嫌，主动请求外调。于是，朝廷将曾肇调往陈州担任知州。
几天后，朝廷将之前调整为著作郎的陈瓘重新安排在台谏部门。
陈瓘以直言著称，这时候朝廷将陈瓘再次调整在台谏部门，朝臣们也不知道宋徽宗到底意欲何为。之后，朝廷也调整了枢密院的长官，蒋之奇和章楶成为枢密院的新长官，取代原来的长官安焘。
这些任命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皇帝的意图。此时的宋徽宗已经意识到了朝廷面临的问题。在建中靖国这一年当中，宋徽宗所做的就是不断调和新旧两党，他不想让自己的时代出现兄长宋哲宗时期一党独大的情况。所以，兼并使用新旧党，是调和两党最好的策略。虽然目前国家主要的岗位还是旧党占据，但这不影响他起用新党。
八月，曾布再一次被台谏官弹劾了，弹劾曾布的人是陈瓘。这次曾布与陈瓘的争斗，可以看作是旧党之争的一个典型。自从曾布担任次相以来，朝中官员对曾布的弹劾就没有停歇过。宋徽宗更多时候对于官员弹劾曾布的札子都置之不理，用拖字诀来等待着官员们妥协，但是很多谏官就是不妥协。
陈瓘与曾布并没有私人矛盾。陈瓘被贬黜后，曾布还曾给宋徽宗建议将其调回来，宋徽宗也就将陈瓘调回了中央。宋朝的士大夫都有个优点，就是和而不同。这在宋仁宗时期是官场里最稀松平常的事情，很多官员私底下是挚友，但在官场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比如苏轼与章惇，王安石与司马光。曾布与陈瓘也是如此。
众所周知，陈瓘是当初韩忠彦推荐给宋徽宗的。陈瓘到位之后，就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弹劾。朝廷贬黜章惇、蔡卞等人，陈瓘都出了很大力，虽然因弹劾了向太后被罢官，但不久复又召入宫中，担任著作郎。陈瓘和之前的陈次升、邹浩等人一样，性格执拗，认为对的事情不管别人感受，一定会弹劾到底。宋徽宗对于这样的官员很头疼。即便如此，宋徽宗也没有罢黜陈瓘。这种情况就一直持续到了八月份。七月份陈瓘就已经不断给朝廷上书，向宋徽宗提意见，说到了财政问题，还对宋徽宗的一些做法有褒有贬。其奏疏曰：
神宗有为之序，始于修政事，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此国家万世之利，而今日所当继述者也。臣近缘都司职事，看详内降札子，裁减吏员冗费，以防加赋之渐，为民远虑，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计，正以乏财为患，西边虽已罢兵，费用不可卒补，遂至于耗根本之财，坏神考之政，加职之渐，兆于此矣。臣职事所及，理不可默，今撰到《国用须知》一本奏闻。
陈瓘在奏疏中明确指出，国家目前财力紧张的根本原因是“坏神考之政，加职之渐”造成的。陈瓘自己专门写了一个叫《国用须知》的建议书，交给了朝廷，希望朝廷认真研读他的建议书。
之后，陈瓘又上书，反对《神宗实录》的选材和记述方式，并借此事再次弹劾宰相曾布。在陈瓘看来，朝廷选用王安石的《日录》来做《神宗实录》纯粹是曾布的意思。这时候陈瓘为什么忽然说起修《神宗实录》的问题呢？原因是在宋哲宗时代，按照宋哲宗的要求，首相章惇要组织修《神宗实录》，但是章惇看了已经编纂的部分后，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章惇觉得很多资料都是道听途说，不宜用于编写《神宗实录》。于是，章惇就给修实录的官员下了一个命令，让他们按照王安石的《日录》来写。后来，章惇被罢，但修《神宗实录》却延续了章惇当时的主张，陈瓘认为这样做还是没有清除章惇留下的“毒瘤”。而曾布就是这一事件的支持者，所以陈瓘将矛头对准了曾布。
“臣闻王安石《日录》七十余卷，具载熙宁中奏对议论之语。此乃人臣私录之书，非朝廷之典也。自绍圣再修《神考实录》，史官请以此书降付史院。凡《日录》《时政记》《神宗御集》之所不载者，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予夺；宗庙之美，以归臣下。故臣愿诏史官别行删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后不闻施行。盖绍圣史官请以《日录》降付史院者，今为宰相故也。臣位下人微，轻议大典，诚以宗庙至重，义不敢默。盖惟神宗皇帝体道用极，宪天有为，自得师臣，授以政柄。虽尹暨汤，咸有一德，无以复异，而嘉谋嘉猷，实出我后。以言乎经术，则微言奥义，皆自得之；以言乎政事，则改法就功，取成于心，是则神考之独志而安石之所以归美者也。用事之臣，闇于此理，讬奉宗庙，独尊安石；假绍述于诏令，寓好恶于刑赏。至于纂记私言，如嗣考事，遂使密赞之语，宣扬于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专美于人臣，不归德于我后，凌压宗庙，以植其私，事之乖谬，莫大于此，岂惟负神考在天之灵，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见撰成《日录辨》一篇，具状奏闻。
陈瓘强烈建议不能用王安石的私人笔记来修《神宗实录》的文字《日录辩》。对于陈瓘发出的责难，曾布并没有接招，这彻底激怒了陈瓘。于是，同一天，陈瓘与另一位台谏官左司员外郎朱彦周到曾布办公的地方去拜谒。帖子随即被呈给曾布。曾布知道陈瓘对自己有看法，但还是见了陈瓘，毕竟当时举荐陈瓘时，曾布也说了话。无论如何，曾布对陈瓘而言有推荐之恩。曾布不相信陈瓘会与他撕破脸皮来论事。之后，曾布打开了陈瓘的拜谒帖子，陈瓘在帖子中开诚布公地斥责曾布：“尊私史而厌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在此二者，而阁下弥缝壅蔽，人未敢议。它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指问于阁下，将何辞以对？阁下于瓘有荐进之恩，瓘不敢负，是以论吉凶之理，献先甲之言，冀有补于阁下。若阁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则今日之言，谓之负恩可也。”
曾布这才彻底意识到修史工作彻底激怒了陈瓘。但是陈瓘这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也让曾布很恼火。陈瓘仗着自己是台谏官，闻风而动，想弹劾谁就弹劾谁。至于修《神宗实录》的问题，以前都是这么搞的。而且目前修订《神宗实录》也没有第一手资料可供借鉴，只能依照王安石当时《日录》里记载的情况。
曾布脸色非常难看，不肯让步。然而，陈瓘的较劲和认真也是一般人所不具有的。最终，陈瓘将自己写的《日录辩》和《国用须知》两份资料扔在了曾布面前，气呼呼地离开了。
次日，陈瓘联合其他台谏官拿着自己之前写的《日录辩》《国用须知》，再次弹劾三省和御史台长官。陈瓘的矛头当然直指曾布。三省长官将这份札子上交给宋徽宗。看到陈瓘在札子里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宋徽宗笑着问曾布：“陈瓘就是这样报答他的举荐之人？”反而是曾布很淡定地说：“关于陈瓘弹劾臣的两件事，这里需要说明。其一，绍圣初年我曾在史馆担任修史工作，但臣在史馆的时候，前前后后不到两个月。不过臣对于那些修史工作还是很熟悉的，当时修史若需要参照王安石《日录》等资料，都是经过群臣们商议之后，再报经哲宗皇帝同意，才将一些事实加入《神宗实录》里，这是大家公议公论的结果。其后，就由章惇、蔡卞、韩忠彦等人编纂《神宗实录》。陈瓘说臣尊王安石私人笔记，欺宗庙纯粹是诬陷。其二，关于财政问题。神宗善于理财，让国库充盈。但后元祐年间的各种非理性花费，加上用兵西夏、吐蕃等，导致国库空虚。如今陈瓘说朝廷三十年的积蓄被我一人挥霍一空，恐怕有失公允。”
听完曾布的解释，宋徽宗也觉得的确就是那么回事儿。陈瓘这种弹劾曾布的举动实在有过分。但既然他弹劾了，曾布也解释了，结果是曾布没有陈瓘说得那么坏，陈瓘就要受到惩罚。尽管陈瓘是台谏官，有监督官员的职权，但是诬陷官员就不应该了。历朝历代对于这种诬陷都不能容忍，何况曾布还是宰相。
宋徽宗饶有兴致地对曾布说：“当年你还举荐他到更重要的部门任职，幸亏朕当时拦住了，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宋徽宗大有看曾布笑话的意思：这人不是你推荐来的吗？怎么还会跳出来反对你？曾布只能报之以微笑，表示自己看错了人。这时候，韩忠彦也觉得陈瓘的这些做法不成熟，应该将他外调。不过，宰执们认为陈瓘在官员中素有威望，他直言弹劾曾布也是出于对朝廷的衷心，所以应该给他一个州管理。宋徽宗认为应当对陈瓘贬黜，打压一下。韩忠彦却说：“陈瓘虽然言论过当，但被陈瓘弹劾的曾布都能容下他。”言外之意是曾布都能容下陈瓘，你是皇帝怎么还容不下一个讲真话的谏官呢？宋徽宗自然听出了韩忠彦没有说完的后半句话。于是，朝廷打算让陈瓘到泰州任知州。
事后，曾布也意识到这样打击陈瓘，势必会引起台谏官对他的不满。尤其是他将再次与陈瓘结下梁子，此后说不定会被陈瓘使绊子。于是，曾布想到了补救措施，希望化解这段恩怨。曾布让人给陈瓘传话，表示自己愿意以高官相许，从此化干戈为玉帛。不承想这陈瓘并不买账，还写了一封信，让儿子交给曾布。这样一来，彻底激怒了曾布，陈瓘被外调已成定局。此时，同为台谏官的邹浩、陈次升等人纷纷上书，希望宋徽宗留下陈瓘，但是宋徽宗没有同意。
虽然陈瓘被贬黜了，但是陈瓘的进言宋徽宗也听进去了。鉴于陈瓘说到了财政问题，宋徽宗也想搞清楚目前财政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于是，九月份的时候，朝廷就给各路转运、提举司及诸州下了一道诏书，让这些人就财政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经过陈瓘与曾布这样一闹，谁还敢上书呢？
十月初，朝廷罢了李清臣的副宰相门下侍郎职位，让李清臣到大名府担任知州。
关于李清臣与曾布之间的斗争，之前已经说过。此时，罢黜李清臣，与曾布有着很大关系。李清臣是副宰相，经常与曾布在一起办公。而曾布与李清臣两个人又是不同阵营里的人，两个人在治国理政上见解迥异。曾布曾经试图拉拢李清臣，但是李清臣的反响很激烈，他不愿意与曾布这个投机者有什么瓜葛。于是，两人的关系恶化。曾布和章惇搭班子的那些年，把章惇的霸道也学到了，他不愿意身边全是威胁。既然李清臣不愿意和自己站在一起，那就只能将他踢出权力中枢。于是，曾布设计构陷李清臣。李清臣哪里会意识到曾布先下手，果然着了曾布的道。
十一月初一，朝廷再次调整了陆佃和温益的岗位。“十一月，庚申，以陆佃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温益为尚书右丞。”
这是朝廷故意释放的一种信号。陆佃这个人本来不愿意参与新旧党争，但依然被标榜为元祐党，也就是旧党人士。而温益这个人则善于钻营，是八面玲珑的人物。从对这两人的使用来看，此时的宋徽宗还是不能完全掌握朝政，他必须依靠曾布、韩忠彦这些人。
十一月中旬，宋徽宗与群臣举行了南郊圜丘祭祀活动。这是宋徽宗即位以来第一次举行南郊祭祀天地的活动。宋徽宗在宋哲宗时代已经参与过类似的活动，所以对此并不陌生，只是很多细节需要敲定。礼官和宰执们就郊祀活动需要注意的事项展开了讨论，最终，宋徽宗将多方意见进行了综合，拟定了郊祀的流程。当天，宋徽宗带着众人，在礼官的指引下，一步步走上了祭台，祭祀天地、祖先，然后是各种赏赐、大赦天下。
祭祀完毕之后，皇帝还改变了几个地方行政区的名字。比如，改彰信军为兴仁军，照德军为隆德军。
随即，朝廷还出台了一道公告，向天下宣布：明年改元崇宁；从明年起，由次相曾布负责继续推行宋神宗时期的新法。
这个看起来是简单的两个提前预告，但事实上已经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宋徽宗要恢复父兄的事业了。崇宁就是崇尚熙宁之意，而熙宁正好是王安石变法时宋神宗的年号。
很多人陷入了深思。皇帝在刚刚即位这一年当中，尽管贬黜了很多新党，同时召回了很多旧党。但是他并没有表态倾支持那一党，反而是这一年多时间里，皇帝一直做的事情就是不断调停新旧党之间的斗争。宋徽宗期望新旧党能够停下争斗，放下对彼此的成见，共同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但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这种调停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皇帝的均衡之道似乎也落空了。心里受到打击的宋徽宗自然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了，既然无法调停，既然必须要在新旧两党之中做出选择。宋徽宗最终还想要恢复父兄基业，也就是继续沿着宋神宗和宋哲宗时代的路线走。
现在反过头来看朝廷在建中靖国元年后半年做的这些事，很多都是既定动作，是符合朝廷律令的。非要在这些事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就是陈瓘和李清臣被贬这两件事。这应该是曾布一手促成的。李清臣与曾布之间的斗争，属于派系斗争。
这道诏书，也向天下释放了一个信号。可惜，建中靖国这个年号仅仅持续了一年，宋徽宗就坚持不住了。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既然崇尚熙宁时代的路线，必然预示着朝廷要大换血了。曾布对此有什么担忧呢？要知道曾布可是公认的旧党派，包括韩忠彦也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得想办法了。
当然，此时的曾布作为次相，虽然中书的职权主要集中在他的手中，但他还没有能力一权独大，因为他上面还有个首相韩忠彦。尽管韩忠彦这个人以厚道著称，但是他要给宋徽宗提意见，宋徽宗还是会听。曾布这时候自然希望自己能够主宰朝政，这样一来，曾布就得想办法排挤韩忠彦。
韩忠彦也不是轻易能排挤的。首先曾布自己不能与韩忠彦起冲突，需要借助外力赶走韩忠彦，让自己正式登上首相位置。曾布在宋朝官僚系统里寻找着能帮助他的人，最终，曾布想到了蔡京。对于蔡京，曾布其实挺讨厌的，但是蔡京的确有很多官员都不具有的能力。利用蔡京，或许能够赶走韩忠彦。
可是怎么才能将蔡京引进朝廷呢？要知道蔡京和蔡卞兄弟两人都是因为新法被贬黜的。蔡卞只是新法的支持者，而蔡京的人品素来遭受朝臣的诟病。元符元年（1100），朝廷打击新党，蔡京是蔡卞的兄弟，人品又不好，被朝廷贬出朝廷，到太原当知州。但蔡京因为巴结向太后，最终被向太后留在皇宫中修史。史书编完后，蔡京还赖在汴京。这段时间里，蔡京交接内臣，想为将来自己的复出打基础。蔡京的这一做法被人识破，于是有人弹劾蔡京结交内臣事发，蔡京又被贬黜至杭州，但是蔡京就是不愿意离开京城，一直扭扭捏捏不去就职。
这时，陈瓘等人就弹劾蔡京这种行为，使蔡京被罢官，朝廷让他领一份俸禄任洞霄宫提举。
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惩罚了，等于是朝廷给了一碗饭吃，却没有任何地位和身份，蔡京的日子可想而知。曾布知道蔡京的情况，自然不能主动提出将蔡京召回，他需要采取一个巧妙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的。
这时候，邓洵武就正式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