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均衡之道

公元1101年正月，宋朝改元建中靖国。关于在改元的事情，宋徽宗在元符三年（1100）十一月就已经定了。 这时候改元，不过是按照之前的安排。这也是一种惯例，先皇去世，继任者会在次年改元。

在宋代历史上，年号为四个字的情况比较少——宋太宗时期的太平兴国，宋真宗时期的大中祥符、宋徽宗时期的建中靖国。不过从这些少有的四字年号当中，可以看得出皇帝通过改元想到达到的某种目的。

建中靖国就是建立中正之道，以为共同发展为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调停新旧党争，让新旧党都能放下彼此的成见，共同参与国家建设。这是宋徽宗的一种理想。他在刚刚继位的这一年里，所做的重点工作其实都是围绕这一目标来推进的。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皇帝在大殿接受了群臣祝贺。这是宋徽宗亲政以来第一个新年，意义非凡。当日，上天降下异象。有司天鉴人员报告说，半夜里在汴京东北处发现了一股紫气；之后，又在西南方发现了白气。但是，这些异象在散灭前忽然又在旁边出现一团黑气。这种黑气素来都被认为不祥。

之后，台谏官就出动了。闻风而动的台谏官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进言的理由。这次进言的人是右正言任伯雨。此人以直正著称，他认为该做的事情谁也无法阻拦。这也是宋朝士大夫特有的品性。任伯雨借着异象，说有可能是后宫要出事，也有可能是边境要出事。总之，出现这种异象就是上天警示皇帝。任伯雨还扯到了君子小人上。

正岁之始，而赤气起于暮夜。日为阳，夜为阴；东南为阳，西北为阴；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此宫禁阴谋、下干上之证。渐冲西，正西散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窃发之证也。天心仁爱，以灾异为警戒。愿陛下进忠良，黜邪佞，正名分，击奸恶，使小人无得生犯上之心，则灾异可变为休祥矣。

任伯雨劝谏皇帝要辨明忠奸，亲贤臣、远小人。宋徽宗没有回应任伯雨的奏疏，即便预示着不祥之兆，但也没必要因为一个天气就上纲上线。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宋徽宗不想就此挑起事端，要知道这一年朝廷的年号是建中靖国，皇帝要均衡，要平稳，不要各种斗争。

没过几天，汴京再次出现了异象。“癸亥，有星自西南入尾，其光烛地。”这大概是彗星擦着地球而过的异象，这一幕正好被司天鉴的人看见了。在那个朝代，人们尚无法解释这些事，只能将这归结于天有异象。联想到之前天空中出现的各种不同颜色的气，朝中一下子就有了一股紧张气氛。在一些人看来，连着出现这样的异象，必然是朝廷要发生重大的事情了。只是目前还不能确定要发生怎样的事情。

几天后，就传来了名臣范纯仁去世的消息。 范纯仁去世前，宋徽宗希望见他一面，最终还是没见着。弥留之际，范纯仁口授遗表，由他的门生李之仪记录。这位李之仪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但他的一首《卜算子》非常有名：“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李之仪因为是范纯仁的门生，在范纯仁任高官时，他也受重用。在范纯仁被罢黜外调时，他毅然决然跟着范纯仁。尤其是范纯仁最后的一段时间里，李之仪都陪在他的身边。

范纯仁在遗表中做了对宋徽宗的最后一次进言。范纯仁的遗表重点有：“劝帝清心寡欲，约己便民，绝朋党之论，察邪正之归，毋轻议边事，易逐言官。” 要求皇帝要清心寡欲；要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杜绝朋党的言论；要善于察人；不要轻易商议战争事宜；对不适合的言官要及时更换。这些都是范纯仁这些年来不断思索的结果。范纯仁还在遗表中说他的父亲一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来教他做人，现在他就要死了，用最后一口气给皇帝进言，希望皇帝能够听得进去。当这份遗表传到京城时，范纯仁已经去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着范纯仁的遗表，宋徽宗感慨不已。这位老臣在去世前，还不忘向他进言，其中有些意见，宋徽宗打算采纳。最终，朝廷授予范纯仁谥号为忠宣，这个谥号也符合范纯仁的一生。随即，宋徽宗手书“世济忠直之碑”，让范家后人刻于范纯仁的墓碑上。

范纯仁的遗表给宋徽宗留下了深刻影响，范纯仁提出的朋党，是他必须绕开的雷区。宋朝自真宗皇帝开始，就不断涌现出各种朋党。此前，次相曾布也不断告诉宋徽宗，要绕开朋党，不能让朋党左右眼前的朝局，否则一旦形成朋党之祸，势必会让国家置于舆论旋涡，皇帝、臣子都将不得安宁。曾布自己也在践行着这一目标，他开始起用新旧党人士，试图拉拢这些人。但是很多人依然不愿意与曾布站在一起，或许他们觉得与曾布站在一起，不就是新的朋党了吗？此时，朝中很多官员对曾布还是持有看法的。章惇主政时，曾布总是跟在章惇后面跑，现在章惇罢相，曾布却非常果断地与章惇划清界限。曾布的这些行为，完全是一个左右逢源的投机者所为。所以在曾布刚刚被任命为次相的时候，很多人都弹劾曾布。曾布并没有采取措施来打压这些人，而是将问题推给了宋徽宗，让宋徽宗出面解决。宋徽宗对于曾布还是很信任的，否则也不会授予他次相的职位。

祸不单行，就在范纯仁去世后不久，宋徽宗非常爱戴的向太后也去世了。这与之前任伯雨进言有没有关系？任伯雨将天上出现的异象归结于几个方面，其中涉及后宫和大臣的问题。此时的宋徽宗不愿意多想。任伯雨也是出于自己职责才上的札子。且向太后从去年年底，身体就不断出现问题，宋徽宗也时常去看望。一些该做的法事都做了，但病魔还是带走了向太后。这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 朝廷赶紧命人准备向太后安葬事宜。向太后是皇太后，也是宋神宗的皇后，葬礼不能马虎。宋徽宗让曾布担任山陵使，全权负责向太后安葬事宜。

但这时候曾布有顾虑，他想起了当初章惇担任山陵使的事情。章惇离开中央之后，包括他在内的官员，就对章惇进行猛烈地攻击，弹劾章惇的奏疏雪片一样落在了皇帝手里。现在朝廷让他担任山陵使，这样就意味着他将要离开权力中心，到洛阳去住好一段时间。只要他离开之后，那些朝中与他关系不太好的人一定会弹劾他。所以曾布有顾虑，群起弹劾你，你又不在当场，这一切都说不清，等到自己可以解释的时候，或许一切都晚了。临走前，曾布向宋徽宗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宋徽宗却安慰曾布，让他尽管去给向太后修陵墓，不要过于担忧，曾布这才去了洛阳。

就在向太后去世的同一天，辽国皇帝辽道宗也驾崩了。这位辽道宗在辽国历史上算是一位超长待机王，他去世的时候七十岁，在位四十多年。他既没有耶律阿保机的开创之能，也无辽圣宗的中兴之功，是一位平庸的帝王。他在位期间，忠奸不辨，崇尚佛教，让辽国国力逐步下降。他宠幸耶律乙辛，赐死皇后萧观音，软禁太子……将辽国搞得乌烟瘴气。辽道宗去世后，辽国皇位传给了他的孙子耶律延禧继位，是为天祚皇帝。 也就是说，辽宋是同一时期更换了皇帝。这位天祚皇帝以后还会与宋朝发生一连串的故事，这里暂时不述。

一场大雨夹杂着冰雹的异常天气拉开了二月的序幕。 朝中暂时没有多少大事可做。唯一记入史册的就是台谏官任伯雨的弹劾。在宋朝选定的谏官群体当中，任伯雨绝对是个例外。这个人与陈瓘、邹浩等人一样，以刚正不阿著称。但是比起陈瓘和邹浩等人，任伯雨的刚正不阿有时候会过头，这从他不断弹劾别人中可以窥见。

二月中旬，任伯雨先后上了两道札子，继续弹劾已经罢官的章惇，其言辞之犀利，让当朝官员们不敢大声说话。任伯雨在札子中称章惇为：“迷国罔上，毒流搢绅，乘先帝变故仓卒，辄逞异志。” 任伯雨的言辞虽然犀利，却得到了台谏官们的支持。之后陈瓘、陈次升等台谏官继续弹劾章惇。当年章惇打压旧党派人士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要将他们贬黜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这时候，正好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最终，章惇被贬黜到了雷州。

之后，任伯雨将弹劾目标集中在了蔡卞身上。当年章惇飞扬跋扈时，蔡卞可是章惇的助手，两个人一唱一和，打击了多少朝中旧党。于是，任伯雨又上了一道札子指责章惇和蔡卞两个人狼狈为奸、惑乱朝纲的六大罪状：

诬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废，一也；凡绍圣以来窜逐臣僚，皆卞启而后行，二也；宫中厌胜事作，卞乞掖庭置狱，只遣内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编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数千人，议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邹浩远谪，又请治其亲故送行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详诉理之义，惇迟疑未应，卞以二心之言胁之，惇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卞阴狡险贼，恶机滔天，门生故吏，遍满中外，今虽薄责，犹如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别，驯致不已，奸人复进，天下安危，殆未可保也。

这六道罪状压在蔡卞和章惇身上时，他们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呢？任伯雨这些故意放大章、蔡二人罪行的意见一旦被朝廷采纳，他们可能再无活着的希望了。所幸宋徽宗没有采纳任伯雨的意见。

任伯雨也是较真的官员，朝廷不处置章惇、蔡卞，他就不断上书。有人做了统计，在任伯雨担任台谏官的近一年时间里，他一个人就写了一百零八份弹劾奏疏。这时候的任伯雨逮谁咬谁，朝臣们都非常恐惧他。宋徽宗也意识到这个情况，将任伯雨调整到给事中岗位上，就是要任伯雨不要再胡乱上札子弹劾其他官员。但是任伯雨根本不听，继续弹劾官员、批评朝政。后来，任伯雨还想弹劾次相曾布。这个消息被曾布得知了。曾布果断采取措施，将任伯雨调任为度支员外郎，这才果断组织了任伯雨弹劾自己。最终，曾布觉得任伯雨这个人过于激烈，将任伯雨调出了朝廷。

五月初一，又下了一场大雨，还伴有冰雹，各处又不同程度受灾。于是宋徽宗降下了诏令：让三省节俭用度，减少开支。用来应对冰雹造成的损失。

之后的丙寅日，是安葬向太后的日子，宋徽宗把向太后安葬在宋神宗永裕陵旁边。 随着向太后正式被安葬，次相曾布手头最重要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曾布再次回到了朝廷。之后，关于章惇和蔡卞的弹劾还是不断。这一次是朝请郎梁宽，他将弹劾的目标放在了蔡卞身上。在梁宽看来，章惇已经到了雷州，那里将是他的孤老之处。但是蔡卞依然还过着好日子，这自然不会让朝臣们心情顺畅。于是，梁宽在一道奏疏中列举了蔡卞一党的种种恶行：

绍圣之初，奸臣特进，是时不唯朝士革面迎合，虽田舍书生，亦怀观望捭阖之术。举人毕渐，廷试对策，欲附会时流以规上第，其言语不顾轻重，有伤事体，传播四夷，所损不细。又如方天若对策，以不诛南窜大臣家属为恨，以不没元祐公相家资为惜。天若，闽中匹夫，于元祐大臣有何宿憾！特以蔡卞用事，欲复其平日私仇。天若者，卞之门人也，鹰犬效力，仆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伏见将来科诏不远，欲乞下礼部司，每遇廷试，戒应举人立为法，无得狂妄，不答所问。有违此者，罪在考官，然后罢黜此流，所贵少厚风俗。

宋徽宗对梁宽的奏疏没有做出回应。梁宽暂时也没有再次上书。

几天后，朝廷罢黜右司谏陈祐，调他到滁州去任通判。 主要的原因是陈祐不断弹劾曾布，惹恼了皇帝。这时候的宋徽宗对曾布还是非常依靠的，不能罢免曾布是底线。但陈祐就不信这个邪，他给宋徽宗进言：“山陵使素来都被人称之为凶相，治平时代的韩琦和元丰时代的王珪都是这样。”之后，陈祐又列举出了曾布罢相的三条理由：“布有当去者三：一，自山陵还；二，虞主不在，腰舆而行；三，不当先与属官推恩。” 这样的奏疏并不能弹倒曾布，反而给自己增添了一个麻烦。随着罢黜陈祐的诏书颁布，台谏系统里的人炸了窝，他们不能坐视不理。两天后，另一名台谏官陈次升上了札子，打算让皇帝改变主意，不要将陈祐外调。宋徽宗没有搭理陈次升。之后，谏官江公望也给宋徽宗上书，请求宋徽宗不要罢黜陈祐。这时候，宋徽宗才对江公望说了实话。原来宋徽宗罢免陈祐的原因不是他弹劾了曾布，而是陈祐与另一位宰辅李清臣联合起来挤兑曾布，打算将曾布赶出朝廷后，由李清臣来担任次相。这显然不是宋徽宗希望的。宋徽宗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说服江公望，他继续对宋徽宗进言：“自从陛下您登基以来，调离了三个言官，驱逐了七位谏臣。如今陈祐作为言官，不过是按照他的职责给皇帝提意见罢了，怎么会别有用心呢？”宋徽宗并不理会，于是，陈祐被贬黜到滁州去担任通判。

从中能看出当时的政治形态。之后，宋徽宗对向太后的家人进行了加封，授予他们王爵。 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宋朝的政治基本处于一种平衡中。这种平衡也是短暂的，因为斗争接踵而至了。这次参与斗争的人是范纯仁的弟弟范纯礼和驸马都尉王诜。范纯礼继承了范家的刚正不阿。宋徽宗一直想用范纯礼的哥哥范纯仁，但是范纯仁在宋徽宗亲政时疾病缠身，最终去世，宋徽宗就重用了范纯礼。然而，范纯礼到了中央之后，他的品性依然不改，这就得罪了驸马都尉王诜。要知道王诜与宋徽宗的关系可不一般，在宋徽宗还是王爷的时候，两个人就志趣相同，范纯礼得罪了他，王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王诜设计诬陷范纯礼，宋徽宗对范纯礼的态度显然不如对范纯仁好，随即范纯礼被罢黜。

就在范纯礼被罢黜后，左司谏江公望给朝廷上了一道札子，从绍圣时代的事实入手，分析眼前国家面临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指出，宋徽宗若要恢复元祐时期旧制，必然再次激起新旧党争，希望宋徽宗慎重。 宋徽宗对于江公望的建议没有表态。但是宋徽宗无疑不希望再次引起新旧党争。

江公望看到宋徽宗没有回应自己，就弹劾宋徽宗犯了端王时期轻佻的毛病，又开始收集奇珍异兽，并指出这与明君之道截然相反。宋徽宗被人揭了短，当下非常心虚。事实上，在宋徽宗担任皇帝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虽然勤于政事，但是年轻时的那些爱好，如书法、绘画、收藏等一样不落，甚至比做王爷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朝臣们都知道，却没有人站出来批评宋徽宗，君臣之间心照不宣。这时候，江公望再次提起这件事，就等于将皇帝的这些爱好公之于众了。最终，宋徽宗割爱舍弃那些豢养的动物。毕竟比起至高无上的皇权，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作为陪衬而存在。在宋徽宗释放奇珍异兽的时候还有一件趣事值得记下。据说江公望上了奏疏批评宋徽宗不务正业玩物丧志之后，开始释放珍奇鸟兽，很多鸟都飞走了，只有一只白鹇因为豢养时间较久，当宋徽宗打开笼子之后，这只白鹇还是不愿离去，宋徽宗就用竹仗驱赶，但白鹇还是不愿意离去，继续在皇宫盘旋。宋徽宗生了恻隐之心，就命人在竹仗上写上了江公望的名字，还对白鹇说这是江公望直谏，他也不得不释放所有珍奇鸟兽。这只白鹇听了宋徽宗的话，才飞走了。 这件事虽然具有一定的戏说成分，但也能反映出执政初期宋徽宗治理好国家的决心。

这段时间宋徽宗与台谏官之间的一次较量，让宋徽宗感受到了这支力量的顽强性。虽然他可以罢免台谏官，但只要有人担任台谏官，就一定会履行台谏官的职责。起初选择台谏官，不过是为了打击新党，现在看来，台谏官的职责是监督皇帝和宰相。

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部门，一定会是他执政期间的一支监督他的团队。这时候宋徽宗有些反感台谏官了，只是要调停新旧党，也用得着台谏官。 ns3vu4BSC1b/izmZSsTQjDCyjFNhVOKLPZNsSxLshWyZ26PjnBA70C7psBt3f7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