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不断召回旧党的大背景下,新党自然也受到了打压。宋徽宗重用韩忠彦,似乎就是为了让他成为自己与新党对抗的一个重要力量。对于这一点,韩忠彦也看到了。当然,除了韩忠彦,台谏官也是宋徽宗手中的一把利刃。如果眼前这帮台谏官如仁宗、神宗朝时期的那些台谏官,宋徽宗本人想要的政治清明状态何愁不会出现!
但是新党根深蒂固,想要在短时间内将新党全部贬黜并不容易。章惇、蔡卞的势力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这时候,已经略懂政治的宋徽宗,打算稳步推进、循序渐进。三月中旬,在一次宰职会议上,宋徽宗故意说起了章惇的情况。这时候,曾布就建议在罢黜章惇之前,应该先将蔡卞罢黜了。在曾布看来,这两个人是新党的支柱,镶嵌在一起支撑着所有新党,只要罢黜了蔡卞,章惇也就独木难支。宋徽宗认为罢免蔡卞不难,重点是如何罢黜章惇。当时曾布对此忧心忡忡,历朝历代罢免首相的情况不一而论。在曾布看来,要想同时罢免两位宰执,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终,关于章惇和蔡卞的罢免也没有讨论出个具体办法。
不过打击新党的办法随即也产生了。虽然立即贬黜章惇、蔡卞等人的可能性不大,即便日后罢黜他们也得花费心思。但是在目前朝政不明朗的情况下,只需要打击几个新党人士,释放出一种新党倒旧党立的信号,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此时不管是旧党还是新党,很多人都在观望,打击几个新党就能盘活整个官场。但是将谁作为首先打击的对象呢?眼下朝臣新旧党参半,尽管最近召回了很多旧党,可新党仍有很多占据朝廷重要岗位,这就得选出几个代表来对付。最终,旧党派人士将目标放在了张商英、蔡京、范镗这三个官员身上。于是,宋徽宗与旧党商议打压张商英、蔡京、范镗的问题。旧党认为张商英是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宋哲宗即位后倡导新法就继续被重用。张商英一直是章惇的追随者。前不久,朝廷也对张商英的岗位进行了调整,让他担任了中书舍人。这是朝廷商议擢升以前的宰执时,现任的宰执们给皇帝推荐的人,很显然推荐张商英有章惇的意思,也有蔡卞的意思,所以张商英被提拔了。现在,朝廷商议打压新党,张商英就是破局的关键。在商议打压张商英时,曾布还想借机打压刘拯。此人在宋徽宗提拔陈瓘时曾阻止过,但宋徽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曾布就是想利用朝廷贬黜张商英的机会,打算将刘拯赶出朝廷去。于是,曾布对宋徽宗说:“张商英和刘拯这两个人几乎天天和章惇在一起。”宋徽宗对于曾布无孔不入打击别人的行为有些反感,没有理会他。于是,曾布也不敢再进言,只是讪讪而退。 最终,朝廷将张商英调出中央,让他到河北担任转运使。
至于蔡京,他有许多面孔,善于钻营,谁也不清楚他到底戴着多少张面具。在王安石变法时代,他就追随王安石。后来司马光主政,他又追随司马光。哲宗即位后,他又变成了新党人士。目前的局势,已经显示他不适宜待在京城。但是蔡京还有个身份很重要,那就是蔡卞的哥哥。要知道这时候蔡卞可是宰执。贬黜蔡京,不就是给蔡卞看吗?当朝廷议定贬黜蔡京的诏书后,蔡卞曾给宋徽宗做过解释,表示自己不愿意去送哥哥都是为了朝廷。宋徽宗对于蔡卞的解释并没有表态。蔡卞自讨没趣,也没有再向哥哥说情。蔡卞似乎非常清楚目前的局势,他也有可能被朝廷罢黜。此时朝廷罢黜蔡京,不过是给他一次小小的警示罢了。但是蔡京这个人能力比较大,与向太后也有交情。所以宰执们将这次朝廷商议贬黜蔡京的事宜报告给向太后以后,向太后不同意。曾布以辞职相威胁,还说了很多蔡京的坏话,向太后这才勉强同意将蔡京贬出京城。 此后,按说蔡京应该到太原府去上任,但在蔡京离京前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向太后认为蔡京字写得好,建议帮着编一段时间的史书,发挥他的作用。宋徽宗不再坚持,蔡京就被留下了。直到后来章惇被罢免之后,蔡京才最后一个离京上任。
朝廷在贬黜张商英和蔡京之前,就已经将一个叫范镗的官员贬出京城,让他到瀛州去当官了。 范镗在王安石变法时不过是个进士,跟随王安石推行变法。其实,那时候的范镗还年轻,对很多东西都不是很了解。这样一来,他自然被归入新党。
就这样,朝廷在三月份的时候先后贬黜了三位新党力量。旧党蠢蠢欲动,新党磨刀霍霍。一场酝酿已久的新旧党争徐徐拉开帷幕。此时,宋徽宗完全依靠韩忠彦和曾布两个人。虽然他已经在皇帝岗位上干了两个多月,但很多东西都需要学习,需要向这些宰执们借鉴经验。而此时,章惇虽然是山陵使,具体负责宋哲宗陵墓修建工作,但对于朝廷的每一项举动,他都了如指掌。这源自他多年担任宰执时培养各种官员的结果。但是,章惇对于眼前的一切毫无办法。章惇清楚,在京城的曾布、韩忠彦这些人一定在收集他的罪证,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他。章惇已经对这些习以为常了。想想当初他为哲宗重用时,他不也是将旧党都赶出了朝廷吗?
三月底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宋徽宗再次说起了章惇和蔡卞的问题。“翼日,曾布对,帝谓布曰:‘蔡京、张商英、范镗皆已去,只有章惇、刘拯、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稍举职,则此辈亦何可安也!’”
曾布的意见可谓一针见血,皇帝不能直接罢免宰相,除非宰相有重大失误。这时候章惇和蔡卞两个人都极其谨慎,不会给曾布等人留下把柄。曾布的意见是将这些交给台谏官。皇帝不是刚刚任命陈瓘、邹浩、龚夬等人为台谏官吗?这些人标榜自己是廉洁公正的官员,把扳倒章惇和蔡卞的任务交给他们岂不两全其美?宋徽宗对曾布这个人更加另眼相看了,他总能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皇帝遇到的问题。宋徽宗采纳了曾布的建议。
那么,这些台谏官会不会如曾布所料弹劾章惇、蔡卞呢?事实上,陈瓘任职后,就与曾布相处甚密。曾布会将自己的意思传达给陈瓘等人,想利用台谏这把利刃,扳倒章惇、蔡卞等人。
这些台谏官没有让宋徽宗失望,先后对章惇、蔡卞等人发起了弹劾。有一个台谏官弹劾最为激烈,他就是左正言任伯雨。早在二月份的时候,任伯雨就已经向章惇和蔡卞发起了攻击。任伯雨在一份札子中这样形容章惇:
自哲宗皇帝疾势弥留,中外汹惧。惇为宰相,自当引天下大义,乞立陛下为皇太弟,以系人心,以安国势,持危扶颠,辅弼之任。惇怀异意,减不加恤。及至陛下即位,尚敢帘前公肆异议,逆天咈人,轻乱名分,睥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矫蹇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攻,仅乞外补。伏愿早正两观之诛,或从矜容,乞投海外。
任伯雨的言辞相当激烈,痛斥章惇在宋哲宗时期的所作所为,他直接建议将章惇流放海外。当时的宋徽宗接到任伯雨的奏疏后,并没有采取措施。
曾布再次提起台谏官的职责,自然会动用那些台谏官的作用,让他们弹劾章惇、蔡卞。不久,台谏官们纷纷上书,弹劾章惇、蔡卞的札子像雪片一样飞向宋徽宗。但是宋徽宗并没有立即做出处理,而是将这些弹劾札子全部都压了下来。他要等待着一个时机,一步步实现罢黜章惇和蔡卞的计划。
四月初,天上发生异象:“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日食发生,在古代中国被视为朝政有重大失误,或者朝廷有奸臣当道。这次日食的原因,自然不会是宋徽宗执政的问题,他刚刚当上皇帝,勤于政事。那么,只能是因为朝中有奸佞之臣。
这次日食是将章惇、蔡卞赶出朝廷的最好理由。稳妥起见,宋徽宗没有立即采取措施。他的第一步是调整宰执人员。韩忠彦、李清臣、蒋之奇三人被提拔。“甲辰,以门下侍郎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礼部尚书李清臣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蒋之奇同知枢密院事。” 三个人都进入两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自然就是朝廷的右相了。朝廷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章惇只是还占据着左仆射(首相)的位子而已。实际上,韩忠彦已经成了实权宰相。即便是李清臣也是副宰相。而蒋之奇成了枢密院的长官。让韩忠彦担、李清臣、蒋之奇三人正式进入宰执团队,可以窥测出朝廷用人的风向。曾布似乎隐隐感觉到了不祥,一直以来,他都是宋徽宗的老师,为宋徽宗出谋划策。但皇帝最终还是让韩忠彦担任了宰相。曾布只能用“宋徽宗对韩忠彦另眼相看”来安慰自己。这时候,曾布不能贬低韩忠彦,这样势必导致徽宗对他不信任。
之后,有人建议将宋徽宗的生日改为天宁节,宋徽宗同意了。于是,每年宋徽宗的生日就成了一年中最为盛大的节日,全国各地都要搞庆贺,其他藩属也要向朝廷进贡。四月,己酉日,皇后王氏诞下皇长子。宋徽宗很高兴,加封皇长子为山南道节度使,大赦天下。
韩忠彦成了次相,自然很多政事也要向皇帝汇报。这样一来,宋徽宗就与韩忠彦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元丰改制以后,次相的职责发生了转变,真正掌握实权。这或许就是宋徽宗故意让韩忠彦担任次相的原因吧。皇帝不再仅仅依靠枢密院长官曾布了,曾布明白自己的处境,但是曾布不会甘心,他还在寻找着自己的机会。这或许是宋徽宗故意为之,对于曾布的一些行为,宋徽宗有时候也不满意。当然,曾布有时候也会遭到一些官员的弹劾,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曾布就向宋徽宗辞职,但宋徽宗始终没有答应。
宋徽宗认为还是韩忠彦这人靠得住。所以,宋徽宗与韩忠彦走得很近。有一次宋徽宗与韩忠彦谈论朝廷开言路的事情时,韩忠彦就曾给宋徽宗建议撤销编类臣僚章疏局。这个部门是宋哲宗时代设立专门收集给朝廷提意见的部门。但这个部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是将朝中收集的意见都压在一起,很多官员因此也被罢官了。现在朝廷已经向全国颁布了广开言路的诏书,就应该让人敢说真话,又不怕被人抓住把柄。中书舍人曾肇也建议察纳雅言,不能打击报复提意见的人。宋徽宗听从了韩忠彦和曾肇的意见,撤销了编类臣僚章疏局。
说来也怪,朝廷刚刚撤销了这个机构,就有人上书,给朝廷提意见。韩忠彦组织人对朝臣们所提的意见进行了整理归纳,发现有些意见对朝廷有用,就赏赐了提意见的人。
此后,关于旧党的召回工作还在继续。朝廷对范纯仁等旧臣及苏轼召回事宜做了专门的安排。朝廷让苏轼继续内迁,范纯仁等人可直接回到汴京。 范纯仁在宋神宗、宋哲宗时代都是能臣,只是后来新旧党争,被外放了。宋徽宗对范纯仁向往已久。宋徽宗继位时,范纯仁在永州任职,宋徽宗就曾派人带着汤药到永州问候范纯仁。侍从给范纯仁宣读了皇帝圣谕:“皇帝还是藩王、向太后在后宫的时候,就知道范公在先朝忠正。如今国家已经给你留下相位等待着你归来。不如如今眼疾是否改善?所用何人医治?”范纯仁向着皇帝所在位置叩首谢恩。 这是宋徽宗即位后第一次派人去看望范纯仁。但是当时范纯仁眼疾严重,一时半会还回不了朝堂。于是,皇帝就再次下了一道圣旨,让范纯仁到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任职。范纯仁一行人在去往邓州的道上,皇帝又降下圣旨,授予范纯仁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职位。范纯仁除了感恩还是感恩。但是这时候的范纯仁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宋徽宗许诺的宰相高位他难以胜任。如此,范纯仁就只能在处所继续修养。宋徽宗迟迟见不到范纯仁,非常思念,常常对身边的人说:“只要能见一面范纯仁,此生的愿望也足矣!” 范纯仁不能再担任宰相之位后,宋徽宗才考虑到了韩忠彦。
苏轼则“饱经”朝廷贬黜。他本来是个中立的人,但往往中立的人会受到那些党派的诋毁,不管是乌台诗案还是车盖亭诗案,苏轼都是受害者。但是苏轼的才名又让宋徽宗很向往。要知道,在苏轼之前,还没有一个宋代士大夫能做到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苏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宋徽宗还是端王时也拜读过,非常喜欢。现在调回苏轼,不过是借了召回旧党的名义。
苏轼《前赤壁赋》(局部)
苏轼《西湖诗卷》(局部)
紧接着,对新党安惇的罢职也被提上了日程。安惇这个人在宋哲宗时期依附章惇,到处兴起新党整治旧党的文字狱,很多旧党人士都遭到安惇的打压。当时章惇、安惇二人被称之为“二惇”,可见人们对章惇和安惇两个人的憎恨。现在旧党纷纷进入朝中,安惇的好日子也到头了。此时安惇的岗位是御史中丞,即台谏的长官。当初朝廷商议起用邹浩的时候,安惇曾建议不要用邹浩,宋徽宗没有听从意见。邹浩就成了台谏官。不过弹劾安惇的不是邹浩,而是陈瓘。陈瓘给宋徽宗提了一个意见:“陛下欲开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诖惑主听,规骋其私。若明示好恶,当自惇始。” 这时候的朝廷大策是召回旧党,贬黜新党,安惇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最终,朝廷将安惇调往润州。
安惇被罢后,旧党的主要大员就剩下章惇和蔡卞两个人了。从二月开始,官员们弹劾章惇和蔡卞的奏折就没有断过。一些札子里的话语,简直成了人身攻击。《续资治通鉴》里评价章惇和蔡卞说:“尚书右丞蔡卞,专托绍述之说,中伤善类,皆密疏建白,然后请帝亲札付外行之。章惇虽巨奸,然犹在其术中。惇轻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论议之际,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启齿。一时论者,以为惇迹易明,卞心难见。” 这些可看作旧党对章惇和蔡卞两个人的攻击总结。宋徽宗只是将这些奏折收集起来,没有告诉章惇、蔡卞,也没有处置他们。
四月,一切事宜都安排妥当之后,宋徽宗觉得处置这两个人的时机已到。宋徽宗在与曾布商议章惇和蔡卞的问题时,告诉曾布他身边有一百多封札子都是弹劾章惇的,还有一百多封札子弹劾蔡卞。曾布当然鼓励宋徽宗贬黜章惇和蔡卞。但是,宋徽宗觉得,这件事还欠火候,需要等着台谏官再次轮番上书,朝廷才能做出安排。
章惇和蔡卞集中被弹劾是五月初开始的。这一次是殿中侍御史龚夬带头。龚夬在札子中说:“昔日权臣丁谓当国的时候,非常骄横,被人称之恣睢。即便这样,丁谓也只是构陷了寇莱公(寇准)一人。但到了章惇的时候,他已经不管不顾,朝廷的故老、元辅、侍从、台省等大臣,只要是贤能之人,一夜之间都被贬黜到最边远的地方去了。这种事情在大宋立国一百多年来还从未有过。而蔡卞则对皇帝不衷心,在章惇干这些事情时,为其出谋划策,与其是一丘之貉。希望陛下采纳臣等意见,将他们进行罢黜。” 不过这道札子并没有立即上报给宋徽宗。因为这时候,陈师锡、陈次升、陈瓘、任伯雨、张庭坚等台谏官就章惇和蔡卞罢黜事宜还在商讨,大家意见不统一。最终,龚夬和其他台谏官的弹劾意见都报给了宋徽宗。这一次,宋徽宗没有再退却,罢免了蔡卞,将他调往江宁府担任知府。之后,蔡卞一党的比部员外郎董必调往兴国军,知无为军舒亶,监潭州南岳庙。
蔡卞被贬后,宋徽宗并没有打算立即罢免章惇,这时候,章惇还在修建皇陵。皇帝不罢免章惇,台谏官们就继续给宋徽宗上札子,弹劾章惇。宋徽宗最终还是没有做出罢免章惇的决定。
为什么宋徽宗对章惇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呢?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宋徽宗对召回的一些旧党,尤其是对朝廷高官有所不满。这些人上位后,没有为国家前途着想,反而热衷于新旧党争,这是宋徽宗不愿意看到的。他罢黜新党,尽可能地将旧党调回朝廷,不过是在寻求新旧党之间的一种平衡。所以,章惇这时候不能罢免。其二是因为宋哲宗此时还没有下葬,这么急着贬黜哲宗时期的旧臣,就是对宋哲宗的不敬。
不贬黜章惇,台谏官们不会罢休。他们继续向章惇发动攻击,弹劾的札子再次飞入中书,再由中书转交给宋徽宗。宋徽宗依然没有采取措施。对于朝廷中发生的这一切,章惇早有耳闻。他其实也想到了这个结果。之前很多次,章惇都装作不知道,但是现在看来,他装作不知道,只能给宋徽宗施加压力。这位曾经他最不看好的皇帝,面对台谏官们轮番进攻,竟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章惇再也不能装傻充愣了。这本来是他与旧党之间的纠葛,现在将皇帝也牵扯其中,实在不应该。于是,章惇向宋徽宗递交了辞呈,表示愿意辞去宰相职位,但宋徽宗不同意。
七月对宋徽宗而言是个重要的月份。这一个月发生了很多事。七月初一,向太后就表示不再听政了,将国家大权交给宋徽宗。 虽然一下子接过国家的重担让宋徽宗有些慌乱,他毕竟是个刚刚成年的青年,但这吓不倒他,他的父亲宋神宗、兄长宋哲宗不都是刚刚成年就担起国家重任?经过半年的历练,宋徽宗成熟了很多,对一些事情也有了不同认识。
首先是宋哲宗的陵墓已经修好。当章惇给朝廷上了札子,表示安葬宋哲宗的永泰陵完工后,宋哲宗的安葬事宜也成了七月份国家最大的一件事来处理。宋徽宗事必躬亲,询问宰执们关于安葬哲宗的事宜。礼官们把以前的一些典章制度说给宋徽宗听。比如,对于宋哲宗入太庙的画像,宋徽宗有些不满意,不得不找人重新画。我们今天看到的宋哲宗画像,就是宋徽宗要求官员组织画家重新画的。
安葬之日,宋哲宗的灵柩被车拉着,由汴京向洛阳而去。北宋的皇陵在现在的河南巩义,与其他朝代皇陵不同的是,北宋的皇陵都集中在这里,而且除了皇陵周围的建筑,镇守皇陵的石像也成了一种特色存在。在今天河南巩义宋皇陵遗址上,依然可见那些雕刻栩栩如生的石像。
章惇是宋哲宗安葬事宜的总指挥。他前后调动着各种力量,运送宋哲宗棺椁。运输宋哲宗灵柩的车子在途中遇到了暴雨,车子陷入泥沼,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们从泥沼中拉了出来。这件事也成了台谏官们弹劾章惇的理由。之后,宋哲宗就被安葬在永泰陵。 与宋神宗去世时不同的是,宋哲宗安葬的时候,没有妃子愿意留下来陪着宋哲宗。宋徽宗会时不时想起自己的母亲陈氏,虽然他对陈氏印象模糊,但是陈氏对父亲宋神宗的感情,还是让宋徽宗很感动。
随着宋哲宗安葬事宜结束,章惇再次迎来了被弹劾的日子。此前,安葬宋哲宗的时候,章惇竟然让宋哲宗的灵柩在水坑当中待了一夜,这就是对宋哲宗的不尊重。就此事,台谏官们开始轮番向章惇进攻。陈瓘的奏疏更是要求将章惇贬黜到岭南。 宋徽宗对于这些弹劾置之不理。这时候,章惇认清了眼前的局势,给宋徽宗再次上了札子,表示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已经干完了,请求朝廷准许他致仕。宋徽宗还是不允许。章惇则直接离开家,住在了寺院里,等待着皇帝的罢免。 之后,章惇连着上了五道札子,宋徽宗才勉强同意章惇辞职。 对于答应章惇致仕的原因,宋徽宗对几位宰执做了说明。在宋徽宗看来,他不会使用党争的原因罢免章惇,而是用没有处置好先帝安葬事宜来罢黜章惇,这样就不会给人留有口实。 但是,尽管章惇已经致仕,那些旧党依然不愿意放过他,最终,章惇被贬黜到了越州。 几个月后,章惇病逝于处所。
随着章惇被贬出朝廷,新党基本被赶出了朝廷。旧党自此得势。那些台谏官则更是处处在挑朝廷的毛病。比如陈瓘这个人在弹劾倒章惇之后,就将矛头对准了向太后,指责向太后的亲属专权。此事让向太后非常委屈,想不到她垂帘听政的事情,最终还是给台谏官们留下了口实。宋徽宗安慰向太后,也对陈瓘这个人生出了厌恶之情。后来,陈瓘被罢官外调。但是宋徽宗对陈瓘还是很欣赏的,不管怎么样,这个人都帮着自己走过了最艰难的一年。
十月,朝廷调整了宰执群体。这一次韩忠彦成了首相,曾布被授予次相职位。
十一月的时候,朝廷就绍圣得失问题召集臣僚进行商议。曾布给宋徽宗陈述了很多绍圣年间的事宜,尤其说到了新旧党争的问题,请求皇帝予以处置。宋徽宗一时无法做出决策,就询问给事中徐勣。徐勣听完宋徽宗的叙述后,觉得宋徽宗平衡新旧党的做法不对。在徐勣看来,宋徽宗至少要在新旧党之间做出抉择,起用其中一方即可,这两党不可能共存。 最终,朝廷在充分论证之后,觉得应该以公正的心态来消除朝廷朋党之争。
十一月底,台谏官陈次升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疏,弹劾次相曾布专权,曾布让亲信担任台谏官,其子弟也贪权,影响到了朝廷风气,请求朝廷对其予以处置。“右仆射曾布,顷居枢府,阿顺宰臣,进用匪人,大开边衅。近登宰辅,独擅国权,轻视同僚,威福由己。进拔亲故,罗列京局,以为耳目;任用门人,置之台谏,以为腹心;子弟招权,交通宾客,其门如市。伏望特正典刑,以谢天下。” 这份奏疏矛头直指曾布,但宋徽宗对于陈次升的弹劾置之不理。十二月,向太后生病了。宋徽宗命人在宫观、祠庙、岳渎等人祈祷,为向太后祈福。
元符三年在紧张的工作中结束了。宋徽宗在这一年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随着这一年的结束,宋徽宗迎来了自己亲政的时刻,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