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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开始理政的时候，那些早年间的爱好还继续维持着。有一次，皇帝在宫中放纸鸢，这件事就被言官们知道了。于是，言官们纷纷上疏批评皇帝不务正业。宋徽宗当面表示自己检点行为，以后一定以国家大事为重。但私底下，宋徽宗却打算调查是谁将他放纸鸢的消息传出去了。这时候，曾布劝谏宋徽宗不要调查，这件事既然已经过去，皇帝大可充耳不闻。最终，宋徽宗听从了曾布的建议。
时间进入元符三年（1100）二月。此时，宋哲宗去世已经快二十天。宋哲宗的小祥、二七均已过去。宋徽宗正式推行他的新政。也就是这时候，向太后的垂帘听政正式开始。“二月，己亥，始听政。”
朝廷恢复了早朝。只是大臣们的眼前会有两个人，一个是向太后，一个是宋徽宗。不过与刘娥、高滔滔垂帘听政不一样。向太后只是听大家奏事，并不表态。很多政事也都由宋徽宗自己做出判断。向太后似乎只是陪着宋徽宗，给他底气而已。
新皇帝主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尊他的生母陈氏为圣端皇太妃。这也是之前就议定的事情，只是一月份的时候忙于宋哲宗丧事，很多政事列出计划，并没有积极实施。尊完宋徽宗的生母，还得将他的夫人也尊为皇后，毕竟此时皇帝是宋徽宗。于是，宋徽宗的夫人王氏被尊为皇后。
群臣向皇帝祝贺，向皇后祝贺。此时的王皇后已经挺着大肚子，行动多有不便。
之后，很多政事也都徐徐启动，第一件事就是对之前那些议定官员召回的事宜。其实早在一月份的时候，有司已将任命诏书拟好，并在请示了宋徽宗和向太后之后，将这些诏书发给官员们任职处所。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静静等待了。宋徽宗最渴望见到的人是韩忠彦。他还是端王的时候，就听过韩忠彦的大名。在召回的这些人当中，韩忠彦是第一个回到朝廷的。之后就是黄履。朝廷对于韩忠彦和黄履都授予了高官，“庚申，以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资政殿大学士黄履为尚书右丞”。
与韩忠彦一起被调进中央的还有李清臣。李清臣被授予礼部尚书，黄履被授予尚书左丞。这是朝臣们多次讨论决定的。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官员的集体意识倾向。
其实，就韩忠彦调回中央的问题，当时的给事中刘拯持反对意见。在刘拯看来，韩忠彦是驸马都尉韩嘉彦的兄长，在元祐年间一直担任尚书右丞，后来因为被人弹劾而调离中央。如今授予其门下侍郎，此风一开，恐怕中枢成为外戚的弄权之地。
刘拯的话牵扯到了外戚弄权，宋朝对外戚有着特别的警惕，但是宋徽宗并没有听从刘拯的话。宋徽宗看来，他使用韩忠彦与他是不是外戚毫无关系，只是欣赏韩忠彦的名节。既然皇帝不听，刘拯也不再说话。至少刘拯自己尽到了一个做臣子的职责，以后如果发生他所预料的事情，也无憾了。
按照惯例，这种之前担任过宰执的朝臣在被召回后，要给国家提出一些有用的措施，为皇帝治国理政做参议。比如当初宋神宗去世，高太后将司马光召回，在委以重任前，高太后曾多次向司马光求教治国之策。此时的韩忠彦虽然没有当时的司马光有资历，但也是老臣，对国家目前运行状况一定有自己的看法。韩忠彦没有让宋徽宗失望，他在正式回到汴京以后，就向宋徽宗提出了四条意见：“一曰广仁恩，二曰开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
在韩忠彦看来，他提出的这四条措施就是解决目前国家各种问题最有效的办法。这四条意见中，第一条广仁恩，就是要朝廷广施仁政，让天下心安。这是韩忠彦在地方任职时思考的问题。宋哲宗亲政后，恢复新法的同时，国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些新法触及百姓的利益，民间苦不堪言。所以新皇帝上位后，要广施仁政，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第二条开言路，就是广开言路，听所有人说真话，哪怕是对朝廷的批评，这样才能知道国家有哪些问题，朝廷能够及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当初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后，司马光被重用后的第一道策略也是建议朝廷要开言路，因为在王安石和宋神宗时代，人们的言论被严格控制，这就让很多人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第三条就是要解决目前朝廷的疑惑。第四条更简单，就是尽量减少战争，使民休养生息。宋哲宗穷兵黩武，让国家陷入战争的旋涡，虽然击败了西夏，打退了青唐地区吐蕃，但战争给国家带来财政紧缺、边境百姓流离失所等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宋徽宗继位之后，青唐地区的吐蕃又开始生事，章惇力主实施打击，曾布则反对对青唐地区用兵。最终，宋徽宗听从了曾布的建议。事实上，青唐地区的吐蕃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青唐地区的反攻，两个月之后，宋徽宗不得不下令让边境将士放弃驻守鄯州、湟州，以此来安抚青唐吐蕃势力。
其实只要分析韩忠彦的这四条建议，就能发现每一条矛头都直指新法。
对于韩忠彦的意见，宋徽宗全部听从。这时候的韩忠彦或许比曾布更受宋徽宗的信任。这样的意见，还得到向太后的支持。向太后没有高太后那样高超的行政才能，但是对国家的一些事情还是看在眼里的。在向太后看来，韩忠彦的意见与当初司马光所提的非常相似。
韩忠彦给高太后和宋徽宗都留下了深刻印象。韩忠彦至此开始了京官生涯。宋徽宗有时候也会向韩忠彦征求意见，询问治国之道。在韩忠彦看来，要想治理国家，首先应该恢复台谏制度。宋哲宗时期，台谏制度遭到了破坏。现在徽宗应该挑选一些有道德、有公心、有正义的官员来担任台谏官，让国家风清气正，政令畅通。韩忠彦的建议，也是宋徽宗需要的。于是，韩忠彦乘机为宋徽宗推荐了几个台谏官。“甲戌，召权发遣卫州陈瓘为左正言，监袁州酒税邹浩为右正言，知洺州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韩忠彦、曾存荐之也。”
陈瓘不善言谈，但是遇到国家大事的时候，他却毫不退缩。每次议论政事的时候，陈瓘也有自己的原则，“瓘论议持平，务存大体，不以细故借口，未尝及人晻昧之过”，不会找一些诬陷、把柄之类的东西弹劾官员，他的出发点都是国家利益。《宋史》赞誉他“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
。龚夬这个人原来是跟着曾布的，但是宋哲宗推行新法的时候，曾布附和章惇。龚夬有君子之风，觉得曾布这样为了前程转换立场的人，不值得再跟随，于是，龚夬主动请求外调，朝廷先后让他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与河北省临漳县一带）、洺州（今河北省永年区广府镇）等地任职。
这时候，宋徽宗已经意识到选一些有德行的台谏官很重要，三月初，朝廷召集执政大臣们商议台谏官人选。
但是两府宰执对台谏有种抵触心理，只有曾布推荐过一个邹浩，绝口不提其他人。好在这时候韩忠彦已经给宋徽宗推荐了陈瓘、龚夬两位非常有德行的官员，由他们出任谏官，必然会改变目前朝堂的风气。
陈瓘一旦接受了谏官职责，就开始向朝廷进言。陈瓘在给朝廷的建言中说：
世之论孝，必曰绍复神考。夫前后异宜，法亦随变，而必纤悉必复，则法将敝于一偏，久则必有不便于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谓之孝，可乎？司马光因时变革，以便百姓，人心所归，不为无补于国家；陈瓘执议论诤，将以去小人，士论所推，不为无益于宫禁。乞尽复光赠典以悦人心，召还瓘言职以慰士论。
陈瓘在他的进言中，也说到了朝廷改革变化的都是因时而制，不可能一成不变。最核心的部分当然是希望朝廷恢复司马光时代的制度，广开言路，让士子们说话。陈瓘的这份奏疏原稿已经丢失，上述为整理后的精要部分。从这短短几句话当中，就能够反映出陈瓘这个人对司马光时期朝廷推行政策的推崇。
不久以后，陈瓘在奏疏中建议要将邹浩调回来。
龚夬也给皇帝上书，要求皇帝明白是非，善于察人。对于谏官们提出的意见，宋徽宗全部虚心采纳了。邹浩本身就在宰执们考察的人员里面。朝廷让陈瓘任左正言，让邹浩任右正言。“至是瓘为左正言，邹浩为右正言。”
之后，朝廷对陈瓘、邹浩、龚夬等台谏官的岗位进行调整，朝廷授予陈瓘左思谏，
龚夬为殿中侍御史。
这两人被授予谏官中的重要岗位，朝廷这些人事调整让官员觉得宋徽宗可能要厉行改革。
事实上，宋徽宗的改革已开始了，这可以他在三月二十四日发出了一道诏书中找到依据，诏书表明朝廷广开言路的态度，其诏曰：
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责重，罔知攸济，永惟四海之远，百机之烦，岂予一人，所能遍察，必赖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辅予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将动威。日有食之，其在正月，变异甚巨，殆不虚生。夙夜以思，未烛厥理，将以弥纶初政，消弭天灾，非药石之规，孰开朕德。况今周行之内，人有所怀。刍荛之中，言亦可采。凡朕躬之缺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臧否，风俗之媺恶，朝廷之德泽，有不下究？闾阎之疾苦，有不上闻？威听直言，毋有忌讳。朕方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其于鲠论嘉谋，惟恐不闻，而行之惟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毋悼后害。应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许实封言事。在京于合属去处，在外于所在州军，附递以闻，布告迩遐，咸知朕意。
宋徽宗在这份诏书中表达了朝廷开言路的决心，也希望士大夫们对国家运行提出建议。所谓“周行之内，人有所怀。刍荛之中，言亦可采”。表明百姓的意见朝廷也会采纳。这样的决心，给了士大夫信心。当时很多士大夫还陷在王安石变法和宋哲宗亲政时打击言论的旋涡里。王安石听不进去别人对新法的不同意见，还专门在京城设立了一些监控民间批评新法的部门，一些人整天在汴京游荡，像特务一样收集信息。这个情况在宋神宗去世后有所改善。高太后撤销了相关部门，在司马光等人的建议下，高太后和宋哲宗也广开言路，要求朝臣们给国家提建议，哪怕是负面的。当时很多人也都提了建议，指出了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宋哲宗亲政后，就对一些提意见的人进行了处置。很多人自此三缄其口，不再公然发表关于朝廷问题的言论。官员们也游走于新旧党争的夹缝中，寻求自己的发展。
现在朝廷再次表示要开言路，很多官员还是持观望状态。因为自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朝廷总是在新旧党之间转换着，没有充分吸收两党最好的部分，没有摒弃两党中最不值得借鉴的部分。来回折腾新旧党，谁也不敢轻易发声。大家都处于一种观望当中。
宋徽宗对此有所担忧，他害怕情况变得不受控制。不过并不意味所有人都持观望状态。就在朝廷大开言路的时候，一些人开始进言，甚至有人将这一段时间称为“小元祐”。
但是细细想想，小元祐这个评价不符宋徽宗的初衷。宋徽宗刚刚即位的时候，朝廷的态度是依照嘉祐、治平时代垂帘听政的故事推行。现在冒出来小元祐，自然指的是高太后时期的摄政，与最初设计背道而驰。
同时，为了表示朝廷的态度，体现朝廷对元祐、绍圣、元符年间路线的矫正，也从贬黜之地调回了纯仁、刘奉世、吕希纯、王觌、吴安诗、韩川、唐义问等人，给他们重新安置了处所。但是朝廷没有明确表示召他们回到中央。对于之前的激进派吕希哲、希绩、吕陶、郑祐等人，朝廷也给予了照顾，给他们赐予房舍，让他们方便居住。对于苏轼、苏辙、刘安世、秦观、程颐等名人，朝廷下令让他们从贬所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任职。王古、杨畏、王钦臣、范纯礼、范纯粹这些名人也都被调往其他州担任官员。晁补之、张耒、刘唐老等人分别到河中府、黄州、武胜担任通判。邹浩、黄隐、黄庭坚、贾易、王回等人也都被召回。
这些人不管在史学界还是在文学界、书法界以及学术流派中，都有着很高的地位。程颐是宋朝理学的重要人物，也是洛学派的重要人物，黄庭坚和张耒都是苏轼的好朋友，与苏辙关系也很好。但是宋徽宗本人对苏轼、苏辙兄弟不是很感兴趣，而程颐也不过是个治学之人，完全达不到帮宋徽宗整肃朝纲的要求。
朝廷召回他们，似乎释放出一种信号，也给了士子们希望，尤其是那些旧派士子，毕竟没有多少人像苏轼一样，不论走到哪里都能保持积极的心态，很多人在被朝廷或贬黜或监视的这些年，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挫伤。
之后，朝廷又对之前旧党诸如刘挚、王珪、吕大防、范祖禹、王岩叟、刘安世、朱光庭等人的处置也进行了纠错。只是这时候，这些人均已谢世，对他们如何追赠已经意义不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朝廷的恩泽惠及他们的后人，这样一来，对于这些已经亡故的旧党人士也是个安慰。于是，朝廷当即表明不再按照宋哲宗时期的路线处置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弟。以后，他们子弟可以正常参加科考，进入官场。“寻诏刘挚、梁焘许归葬，挚、焘、王珪、吕大防、范祖禹、王岩叟、刘安世、朱光庭诸子并许叙复。”
随着宋徽宗各项制度和政策的深入推进，旧党人士似乎看到了他们的春天。又一场新旧党争正在酝酿，而皇帝对此还不是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