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曾布的担忧并不是无来由的。当初宋徽宗的嫡长子诞生时,曾布就曾提醒过宋徽宗:“目前皇孙已经生下,向太后再无垂帘听政的理由。”但是宋徽宗没有听从曾布的建议。因为宋哲宗安葬在即,只要将宋哲宗好好安葬,想必向太后一定会遵从之前的承诺,主动还政给宋徽宗。对此,曾布不置可否,还是有顾虑。曾布担心向太后垂帘听政再次起用旧党,从而引起新旧党争。如果他担心的这件事真的发生,到时将不仅仅是包括他在内的章惇、蔡卞等人将受到贬黜,国家也会陷入动荡之中,此前高太后主政的元祐更化就是例子。
新党提心吊胆,旧党跃跃欲试,准备复出,再与新党派进行一次较量。新党从上到下都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
然而,此时朝廷暧昧的做法,也让章惇、曾布等人毫无办法。宋徽宗在继位之初就表示要召回曾经被打压流放的官员。这项举措并没有立即施行,因为宋徽宗在观望。眼下他的几位宰执中章惇、蔡卞、曾布都是新党。如果贸然召回那些旧党,新旧党之间势必会展开交火,朝廷的利益会因此受损。这不是宋徽宗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宋徽宗自己也很清楚,目前国家的宰执群体都是哲宗时期的人,宋徽宗与他们不是很熟悉。只要有章惇、曾布、蔡卞等人在,自己就很难实现集权。他又没有大臣基础,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拨中央宰执人员,起用他信得过的人,这样宋徽宗自己的时代才能到来。宋徽宗注意到,这段时间以来,打交道最多的还是两府的长官。章惇的气焰收敛了很多,但曾布的气焰却起来了。蔡卞也不断给他灌耳音,希望他沿着宋神宗时代的路子走。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宋徽宗一边均衡国家、君主、宰执之间的关系,一边搜罗着人才。
召回那些在哲宗时代边缘化的官员,是宋徽宗新政的第一步计划。或许这时候的宋徽宗只是希望召回一些官员,能够与新党人士抗衡,这样一来,朝臣就会处于一种相互制衡的局面,能有效解决一党独大的问题。但是,在召回这些旧党的时候,宋徽宗也是谨慎的。他需要与朝廷新党进行沟通,争取做到平稳召回。因此,宋徽宗先给两府宰执们赏赐了一些哲宗皇帝时期的遗物,
用来稳住他们。
之后,在宰执们的建议下,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寻找宋徽宗生母皇太妃的亲属,宋徽宗要像当年的宋仁宗一样,补偿母亲的亲属。
这个诏书颁布之后,就有人马上找到了皇太妃陈氏的兄长陈永成、陈永清兄弟。宋徽宗授予陈永成内殿承制、閤门祗候,授予陈永清东头供奉官看班祗侯。陈家一应亲戚都得到了朝廷的格外恩宠。就此事,曾布还给宋徽宗提了意见,宋徽宗虚心采纳了。
同一天,朝廷又降了一道诏书,是加封宋徽宗兄长申王赵佖的诏书。这个诏书给了申王极大的荣誉,让他守太傅、京兆尹兼真定尹、永兴成德军节度使,进封陈王。
这两件事是皇帝与宰执们商议好的,现在不过是以朝廷的身份正式确定罢了。
就在处置这些政事的时候,青唐地区传来了一个震惊朝野的消息:宋朝不久前征服的青唐地区再次出现了叛乱,吐蕃族人不断侵扰宋军占领的河湟地区。曾布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宋徽宗之后,毫无战争经验的宋徽宗只能让宰执们“措置”。于是,曾布就乘机给宋徽宗建议,暂时对青唐地区的吐蕃进行安抚,不要与他们发生直接冲突。宋徽宗同意了曾布的建议。
直到这时候,章惇、蔡卞、曾布等人依然看不出皇帝是否真的要起用旧党。曾布甚至感觉皇帝与他之间的信任也在日渐加深。当初拥立宋徽宗的时候,宰执中可是曾布第一个站出来拥护宋徽宗的,一定程度上讲,曾布对宋徽宗有拥立之功。
皇帝召回旧党的决心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不动手,只是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间。
正月十九日,是宋哲宗的“头七”。宋徽宗为宋哲宗守制。按照礼仪制度,过了头七,宋哲宗就会被安置在侧殿等待着陵墓修好,之后由汴京运往洛阳安葬。这七天里,宋徽宗一面为宋哲宗守孝,一面开始反思自己如何推行新政。同一天,朝廷就颁布了一道诏书:“诏尚书省官权于门下、中书省治事。”
也就是说同级尚书省的官员位置低于门下、中书省的官员。这是一道毫无来由的诏书。元丰改制以前,宋朝的宰辅主要是主管三省的宰相和参知政事、主管枢密院的枢密院使与副使、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后,恢复了三省职能,只是三省由宰相领导。这时候宋徽宗颁布这样一道诏书,其目的何在?
当然,以上只是对三省制度做了稍微调整。从这个轻微调整上来分析,还无法揣摩出宋徽宗下一步将要干什么。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让旧党派人士紧张了。因为皇帝打算召回旧党的行动开始实施了。
就在朝廷颁布三省改制的诏书后,皇帝马上又给三省下了一个批示:让三省尚书及其从官十数人与枢密院一起参议政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要将三省的人员都充入枢密院?朝臣们不敢提出质疑,只能按照皇帝的意思来做,毕竟谁也猜不透这个刚刚继位七天的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宰执们完全没有摸透皇帝的真实意图前,所有人都在观望。紧接着,宋徽宗就召集两府宰执们商议此事。这一次,章惇、曾布、蔡卞等人都参与了会议,三省的长官及其从官共三十余人入了这次考察人员名单。最终大家议定陆佃、曾肇、龚原、郭知章、蒋之奇、叶祖洽、邢恕等官员可以按照皇帝的意思,进入相关部门参政。曾布与蔡卞对叶涛、王古、范纯粹三人的岗位调整意见不统一。
对于意见不统一的人,宋徽宗采取了先放一放的措施,以后再议。
次日,宋徽宗要求宰执们拟定一个以前执政及其从官的人员名单。这时候,章惇、蔡卞等宰执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了皇帝的用意。宋徽宗首先在名单上发现了吕惠卿的名字。至于为什么将吕惠卿的名字放在最前面,其实也大有文章。吕惠卿这个人虽然奸邪,但他是新党人士。只是一直以来,吕惠卿与曾布相处不太和谐,但章惇对吕惠卿还是非常赏识的。这一次将吕惠卿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或许就是章惇的主意。宋徽宗似乎对吕惠卿这个人很熟悉,但是他没有立即表态用不用吕惠卿。然后,宋徽宗开始浏览这份名单上的全部人员。当宋徽宗发现韩忠彦的名字后,指着名单对宰执们说:“韩忠彦这个人应该召回来。”为什么皇帝立即对韩忠彦产生了兴趣?韩忠彦就是韩琦的儿子。韩忠彦和他父亲韩琦一样,对新法持保留意见。与其父不同的是,韩忠彦这个人忠厚老实,不善于心计。宋哲宗亲政前,高太后主政,韩忠彦与新旧党都互不交往,既不表明自己支持新党,也不表明自己是旧党。这样一来,他的政治立场就不鲜明。要知道当时宋哲宗可是一味推崇新党,以恢复父亲宋神宗时期的事业为目标,韩忠彦这种不站队的行为,让宋哲宗有些失望。最终,韩忠彦被外放到了地方为官。
韩忠彦的安置说完了之后,宋徽宗继续沿着名单往下看。这时候,映入眼帘的人是李清臣。当宋徽宗看到李清臣的名字后,还没有表态,曾布却抢先说:“李清臣仅仅是因为妇人的狂言而罢政,他本来也没有什么错误。”之后,宋徽宗就对宰执们说:“马上召集这些人进宫。”
对于曾布为李清臣的辩解,另一位宰执蔡卞不以为然,蔡卞说:“李清臣不可能是因为这一件事而被削职的。”曾布看到蔡卞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就开始对宋徽宗解释:“李清臣除了没有呈明氏状之外,再无其他污点。”
看着两位宰执就李清臣的问题争论不休,宋徽宗没有制止,继续看着名单。当宋徽宗看到黄履的名字之后,才问眼前的宰执们:“这三个人是否同时召回?”这时候,曾布没有直接回答宋徽宗的话,而是指着安焘的名字问宋徽宗:“不知道陛下您识得此人吗?元丰末年旧党人士都被朝廷罢黜,只有安焘这个人没有受影响,一直到元祐四年才因为丁忧而解职。”曾布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安焘这个人本来是旧党,却善于钻营,游走于新旧党之间,提示皇帝对这样的人要谨慎。宋徽宗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宋徽宗继续沿着名单往下翻,看到林希的名字时没有表态。在看到蒋之奇的时候,宋徽宗才说:“蒋之奇这个人应该召回,并让他兼任学士身份来朝觐见。”等看到叶祖洽的时候,皇帝没开口,曾布再次抢先说:“叶祖洽这个人之前不依附任何党派,也能召回使用。”宋徽宗点了点头。
当看到叶涛这个名字的时候,宋徽宗还是没说话,他等着曾布来解释。曾布当仁不让,对皇帝说:“叶涛这个人以前担任中书舍人,为人有气节,不畏权贵,敢说真话,可用。”
在皇帝看这份名单的时候,首相章惇一直没有说话。或许是章惇对自己的处境有深刻认识,害怕说错话;或许是章惇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人是否召回问题上,章惇再也忍不住了。这三个人就是叶涛、邢恕、朱服。章惇说:“这三个人当中,只有叶涛可以起用。”宋徽宗并没有接话茬,继续往下看名单。等到宋徽宗看到陆佃、郭知章、龚原、曾肇等人时,才说:“这些人都能提拔使用。”但是宋徽宗的话遭到了所有宰执的反对,他们反对的是曾肇。宰执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曾肇不久前刚刚被提拔到了馆阁任职,这次人事调整就不适宜再次提拔了。”曾布却不同意,他说:“曾肇因为修史而获罪,并不是元祐一党人士。”宋徽宗也同意曾布的说法。这个曾肇其实就是曾布的弟弟。曾家多出人才,此前说过的曾巩位居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有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四人,与曾巩、曾布、曾肇合称“南丰七曾”。按照宋朝的惯例,如果亲戚中有位居宰执的就要避嫌,不能进入重要岗位,这在宋真宗时期王旦与赵昌言就是例子。但是到了这时候,曾布反而向朝廷举荐弟弟,也能看出此时的士大夫群体已与宋朝早期的不一样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份名单之所以会出现吕惠卿和曾肇两个有争议的人,极有可能是曾布与章惇推荐的。不过,最终还是曾布胜了。因为之后吕惠卿并没有被召回,而曾肇则被朝廷重用了。
至此,这次关于召回之前执政大臣的议事才结束。皇帝在宰执面前研究前执政大臣任用事宜,让章惇、蔡卞等人很不安。只有曾布像个得势的小人,处处争宠。这场议事让宋徽宗收获不小,他在看到这些人员的时候,只是对自己熟悉的一些人做了召回指令,其他人则听从宰执们的意见。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可以听听宰执们对这些人员的看法,由此能够分析出宰执们对于朝廷召回这些人的态度。比如曾布与蔡卞的争议,还有章惇躲躲闪闪的建议。这些宋徽宗都看在眼里,他召集亲王和宰执们一起商议这件事,更重要的目的似乎也在于此。当然,这一切做得滴水不漏,宋徽宗表现出的是自己真诚求教的一面。从这一点来看,宋徽宗虽然只有十八九岁,却已经懂得了集权的重要性。他不动声色,观察着新旧党之间的纠葛。
议事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但这个结果还得报送给向太后来审核。看着眼前的人员名单,向太后对其他人员没有异议,只对安焘的提拔任用有不同见解,向太后说:“元丰末年,旧党人士都被贬黜,只有安焘例外,确实不应该。但是具体如何取舍,还是请宰执们与陛下商议,不需要再给我汇报了。”这等于将人事考察、任用权再次递给了宋徽宗和宰执群体。这时,曾布又见缝插针夸赞向太后识人,他们自愧不如。
向太后的实际意思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她不想管太多,一切大事都由宰执们与皇帝商议,给她通个气就成。
章惇不敢多说话,蔡卞也不敢多争辩。就此,曾布还曾宽慰过蔡卞,表示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将苏轼、苏辙兄弟调回京城。要知道,苏辙可不如苏轼光明磊落,他完全是一个政治家。但是宋徽宗并不想将苏轼、苏辙召回来。问题就卡在了这里。
随着人事议事结束,召回那些人也指日可待。只是要对这些人的岗位进行在讨论,还要拟定任命书,加上任命书从汴京发出,到这些外放官员的处所也需要时间。所以,很多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地准备中。在召回旧党前,宋徽宗先安抚了朝中宰执,对他们都进行了或擢升或赏赐的恩赐。
在就朝廷擢升两府宰执的时候,宋徽宗还给枢密院下了一道手诏,要求枢密院上报一份近年涌现出的武将名单。曾布就给皇帝提交了一份名单,对名单上的人进行了逐一分析。曾布建议对之前因边事罢免的王愍重新启用,宋徽宗也同意。不过曾布对于折可适、刘安、张存、姚雄、姚古这些武将都持有怀疑态度,不建议重用。他倒是给朝廷推荐了苗履。
朝廷还提拔了一个叫张商英的官员,让他担任中书舍人。
此后,皇帝与宰执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皇帝在揣摩着宰执,宰执们也在揣摩着皇帝。一场博弈正式开始了。这段时间以来,皇帝召集宰辅议事的时候,往往都是曾布控制着朝廷言论走向。宋徽宗会不时向曾布询问一些他不熟悉的事宜,当然,这也不一定就说明宋徽宗非常信任曾布,而是眼下这帮宰执中,唯有曾布让宋徽宗感到亲近。章惇是个善于博弈的人,他清楚宋徽宗不喜欢他。所以,章惇频频到洛阳去查看哲宗陵墓修建情况。这是他主抓的工作,绝对不能出现半点纰漏而被人抓住把柄。蔡卞继续待在京城,不过他与善于钻营的曾布在一起,始终不是对手。
曾布人生得意,尤其这段时间以来与宋徽宗的关系更近一步。有事没事的时候,宋徽宗都会召见曾布,与曾布商讨一些政事。曾布一看皇帝对他信任有加,自然喜从中来。他会在最适宜的时候,给皇帝最适宜的建议。官僚系统里面那种宰执与皇帝相处的学问,被曾布玩成了一种艺术。而这恰恰又是宋徽宗最欠缺的,所以宋徽宗与曾布就相互依存了。曾布还给宋徽宗推荐了一个叫邹浩的人担任言官,宋徽宗也答应了。
随着皇帝对自己信任程度的加深,曾布心里已经生出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此时曾布的目标是当上宰相,现在他不过是枢密院的长官。虽然也是宰执,但与宰相职位相比,还是有差距的,真正位居宰相才算位极人臣。但是当上宰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情况下,曾布也没有急着向上爬,而是采取了更加稳妥的办法,曾布会有意无意在宋徽宗面前说宰相章惇的坏话,引起宋徽宗对章惇的反感。有趣的是,曾布这个人有写日记的习惯,总是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事情记在日记里。后人可以利用这些日记,了解当时社会、国家的情况以及曾布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