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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曾布的担忧并不是无来由的。当初宋徽宗的嫡长子诞生时，曾布就曾提醒过宋徽宗：“目前皇孙已经生下，向太后再无垂帘听政的理由。”但是宋徽宗没有听从曾布的建议。因为宋哲宗安葬在即，只要将宋哲宗好好安葬，想必向太后一定会遵从之前的承诺，主动还政给宋徽宗。对此，曾布不置可否，还是有顾虑。曾布担心向太后垂帘听政再次起用旧党，从而引起新旧党争。如果他担心的这件事真的发生，到时将不仅仅是包括他在内的章惇、蔡卞等人将受到贬黜，国家也会陷入动荡之中，此前高太后主政的元祐更化就是例子。
新党提心吊胆，旧党跃跃欲试，准备复出，再与新党派进行一次较量。新党从上到下都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
然而，此时朝廷暧昧的做法，也让章惇、曾布等人毫无办法。宋徽宗在继位之初就表示要召回曾经被打压流放的官员。这项举措并没有立即施行，因为宋徽宗在观望。眼下他的几位宰执中章惇、蔡卞、曾布都是新党。如果贸然召回那些旧党，新旧党之间势必会展开交火，朝廷的利益会因此受损。这不是宋徽宗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宋徽宗自己也很清楚，目前国家的宰执群体都是哲宗时期的人，宋徽宗与他们不是很熟悉。只要有章惇、曾布、蔡卞等人在，自己就很难实现集权。他又没有大臣基础，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拨中央宰执人员，起用他信得过的人，这样宋徽宗自己的时代才能到来。宋徽宗注意到，这段时间以来，打交道最多的还是两府的长官。章惇的气焰收敛了很多，但曾布的气焰却起来了。蔡卞也不断给他灌耳音，希望他沿着宋神宗时代的路子走。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宋徽宗一边均衡国家、君主、宰执之间的关系，一边搜罗着人才。
召回那些在哲宗时代边缘化的官员，是宋徽宗新政的第一步计划。或许这时候的宋徽宗只是希望召回一些官员，能够与新党人士抗衡，这样一来，朝臣就会处于一种相互制衡的局面，能有效解决一党独大的问题。但是，在召回这些旧党的时候，宋徽宗也是谨慎的。他需要与朝廷新党进行沟通，争取做到平稳召回。因此，宋徽宗先给两府宰执们赏赐了一些哲宗皇帝时期的遗物，
用来稳住他们。
之后，在宰执们的建议下，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寻找宋徽宗生母皇太妃的亲属，宋徽宗要像当年的宋仁宗一样，补偿母亲的亲属。
这个诏书颁布之后，就有人马上找到了皇太妃陈氏的兄长陈永成、陈永清兄弟。宋徽宗授予陈永成内殿承制、閤门祗候，授予陈永清东头供奉官看班祗侯。陈家一应亲戚都得到了朝廷的格外恩宠。就此事，曾布还给宋徽宗提了意见，宋徽宗虚心采纳了。
同一天，朝廷又降了一道诏书，是加封宋徽宗兄长申王赵佖的诏书。这个诏书给了申王极大的荣誉，让他守太傅、京兆尹兼真定尹、永兴成德军节度使，进封陈王。
这两件事是皇帝与宰执们商议好的，现在不过是以朝廷的身份正式确定罢了。
就在处置这些政事的时候，青唐地区传来了一个震惊朝野的消息：宋朝不久前征服的青唐地区再次出现了叛乱，吐蕃族人不断侵扰宋军占领的河湟地区。曾布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宋徽宗之后，毫无战争经验的宋徽宗只能让宰执们“措置”。于是，曾布就乘机给宋徽宗建议，暂时对青唐地区的吐蕃进行安抚，不要与他们发生直接冲突。宋徽宗同意了曾布的建议。
直到这时候，章惇、蔡卞、曾布等人依然看不出皇帝是否真的要起用旧党。曾布甚至感觉皇帝与他之间的信任也在日渐加深。当初拥立宋徽宗的时候，宰执中可是曾布第一个站出来拥护宋徽宗的，一定程度上讲，曾布对宋徽宗有拥立之功。
皇帝召回旧党的决心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不动手，只是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间。
正月十九日，是宋哲宗的“头七”。宋徽宗为宋哲宗守制。按照礼仪制度，过了头七，宋哲宗就会被安置在侧殿等待着陵墓修好，之后由汴京运往洛阳安葬。这七天里，宋徽宗一面为宋哲宗守孝，一面开始反思自己如何推行新政。同一天，朝廷就颁布了一道诏书：“诏尚书省官权于门下、中书省治事。”
也就是说同级尚书省的官员位置低于门下、中书省的官员。这是一道毫无来由的诏书。元丰改制以前，宋朝的宰辅主要是主管三省的宰相和参知政事、主管枢密院的枢密院使与副使、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后，恢复了三省职能，只是三省由宰相领导。这时候宋徽宗颁布这样一道诏书，其目的何在？
当然，以上只是对三省制度做了稍微调整。从这个轻微调整上来分析，还无法揣摩出宋徽宗下一步将要干什么。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让旧党派人士紧张了。因为皇帝打算召回旧党的行动开始实施了。
就在朝廷颁布三省改制的诏书后，皇帝马上又给三省下了一个批示：让三省尚书及其从官十数人与枢密院一起参议政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要将三省的人员都充入枢密院？朝臣们不敢提出质疑，只能按照皇帝的意思来做，毕竟谁也猜不透这个刚刚继位七天的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宰执们完全没有摸透皇帝的真实意图前，所有人都在观望。紧接着，宋徽宗就召集两府宰执们商议此事。这一次，章惇、曾布、蔡卞等人都参与了会议，三省的长官及其从官共三十余人入了这次考察人员名单。最终大家议定陆佃、曾肇、龚原、郭知章、蒋之奇、叶祖洽、邢恕等官员可以按照皇帝的意思，进入相关部门参政。曾布与蔡卞对叶涛、王古、范纯粹三人的岗位调整意见不统一。
对于意见不统一的人，宋徽宗采取了先放一放的措施，以后再议。
次日，宋徽宗要求宰执们拟定一个以前执政及其从官的人员名单。这时候，章惇、蔡卞等宰执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了皇帝的用意。宋徽宗首先在名单上发现了吕惠卿的名字。至于为什么将吕惠卿的名字放在最前面，其实也大有文章。吕惠卿这个人虽然奸邪，但他是新党人士。只是一直以来，吕惠卿与曾布相处不太和谐，但章惇对吕惠卿还是非常赏识的。这一次将吕惠卿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或许就是章惇的主意。宋徽宗似乎对吕惠卿这个人很熟悉，但是他没有立即表态用不用吕惠卿。然后，宋徽宗开始浏览这份名单上的全部人员。当宋徽宗发现韩忠彦的名字后，指着名单对宰执们说：“韩忠彦这个人应该召回来。”为什么皇帝立即对韩忠彦产生了兴趣？韩忠彦就是韩琦的儿子。韩忠彦和他父亲韩琦一样，对新法持保留意见。与其父不同的是，韩忠彦这个人忠厚老实，不善于心计。宋哲宗亲政前，高太后主政，韩忠彦与新旧党都互不交往，既不表明自己支持新党，也不表明自己是旧党。这样一来，他的政治立场就不鲜明。要知道当时宋哲宗可是一味推崇新党，以恢复父亲宋神宗时期的事业为目标，韩忠彦这种不站队的行为，让宋哲宗有些失望。最终，韩忠彦被外放到了地方为官。
韩忠彦的安置说完了之后，宋徽宗继续沿着名单往下看。这时候，映入眼帘的人是李清臣。当宋徽宗看到李清臣的名字后，还没有表态，曾布却抢先说：“李清臣仅仅是因为妇人的狂言而罢政，他本来也没有什么错误。”之后，宋徽宗就对宰执们说：“马上召集这些人进宫。”
对于曾布为李清臣的辩解，另一位宰执蔡卞不以为然，蔡卞说：“李清臣不可能是因为这一件事而被削职的。”曾布看到蔡卞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就开始对宋徽宗解释：“李清臣除了没有呈明氏状之外，再无其他污点。”
看着两位宰执就李清臣的问题争论不休，宋徽宗没有制止，继续看着名单。当宋徽宗看到黄履的名字之后，才问眼前的宰执们：“这三个人是否同时召回？”这时候，曾布没有直接回答宋徽宗的话，而是指着安焘的名字问宋徽宗：“不知道陛下您识得此人吗？元丰末年旧党人士都被朝廷罢黜，只有安焘这个人没有受影响，一直到元祐四年才因为丁忧而解职。”曾布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安焘这个人本来是旧党，却善于钻营，游走于新旧党之间，提示皇帝对这样的人要谨慎。宋徽宗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宋徽宗继续沿着名单往下翻，看到林希的名字时没有表态。在看到蒋之奇的时候，宋徽宗才说：“蒋之奇这个人应该召回，并让他兼任学士身份来朝觐见。”等看到叶祖洽的时候，皇帝没开口，曾布再次抢先说：“叶祖洽这个人之前不依附任何党派，也能召回使用。”宋徽宗点了点头。
当看到叶涛这个名字的时候，宋徽宗还是没说话，他等着曾布来解释。曾布当仁不让，对皇帝说：“叶涛这个人以前担任中书舍人，为人有气节，不畏权贵，敢说真话，可用。”
在皇帝看这份名单的时候，首相章惇一直没有说话。或许是章惇对自己的处境有深刻认识，害怕说错话；或许是章惇没有等到合适的时机。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人是否召回问题上，章惇再也忍不住了。这三个人就是叶涛、邢恕、朱服。章惇说：“这三个人当中，只有叶涛可以起用。”宋徽宗并没有接话茬，继续往下看名单。等到宋徽宗看到陆佃、郭知章、龚原、曾肇等人时，才说：“这些人都能提拔使用。”但是宋徽宗的话遭到了所有宰执的反对，他们反对的是曾肇。宰执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曾肇不久前刚刚被提拔到了馆阁任职，这次人事调整就不适宜再次提拔了。”曾布却不同意，他说：“曾肇因为修史而获罪，并不是元祐一党人士。”宋徽宗也同意曾布的说法。这个曾肇其实就是曾布的弟弟。曾家多出人才，此前说过的曾巩位居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有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四人，与曾巩、曾布、曾肇合称“南丰七曾”。按照宋朝的惯例，如果亲戚中有位居宰执的就要避嫌，不能进入重要岗位，这在宋真宗时期王旦与赵昌言就是例子。但是到了这时候，曾布反而向朝廷举荐弟弟，也能看出此时的士大夫群体已与宋朝早期的不一样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份名单之所以会出现吕惠卿和曾肇两个有争议的人，极有可能是曾布与章惇推荐的。不过，最终还是曾布胜了。因为之后吕惠卿并没有被召回，而曾肇则被朝廷重用了。
至此，这次关于召回之前执政大臣的议事才结束。皇帝在宰执面前研究前执政大臣任用事宜，让章惇、蔡卞等人很不安。只有曾布像个得势的小人，处处争宠。这场议事让宋徽宗收获不小，他在看到这些人员的时候，只是对自己熟悉的一些人做了召回指令，其他人则听从宰执们的意见。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可以听听宰执们对这些人员的看法，由此能够分析出宰执们对于朝廷召回这些人的态度。比如曾布与蔡卞的争议，还有章惇躲躲闪闪的建议。这些宋徽宗都看在眼里，他召集亲王和宰执们一起商议这件事，更重要的目的似乎也在于此。当然，这一切做得滴水不漏，宋徽宗表现出的是自己真诚求教的一面。从这一点来看，宋徽宗虽然只有十八九岁，却已经懂得了集权的重要性。他不动声色，观察着新旧党之间的纠葛。
议事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但这个结果还得报送给向太后来审核。看着眼前的人员名单，向太后对其他人员没有异议，只对安焘的提拔任用有不同见解，向太后说：“元丰末年，旧党人士都被贬黜，只有安焘例外，确实不应该。但是具体如何取舍，还是请宰执们与陛下商议，不需要再给我汇报了。”这等于将人事考察、任用权再次递给了宋徽宗和宰执群体。这时，曾布又见缝插针夸赞向太后识人，他们自愧不如。
向太后的实际意思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她不想管太多，一切大事都由宰执们与皇帝商议，给她通个气就成。
章惇不敢多说话，蔡卞也不敢多争辩。就此，曾布还曾宽慰过蔡卞，表示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将苏轼、苏辙兄弟调回京城。要知道，苏辙可不如苏轼光明磊落，他完全是一个政治家。但是宋徽宗并不想将苏轼、苏辙召回来。问题就卡在了这里。
随着人事议事结束，召回那些人也指日可待。只是要对这些人的岗位进行在讨论，还要拟定任命书，加上任命书从汴京发出，到这些外放官员的处所也需要时间。所以，很多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地准备中。在召回旧党前，宋徽宗先安抚了朝中宰执，对他们都进行了或擢升或赏赐的恩赐。
在就朝廷擢升两府宰执的时候，宋徽宗还给枢密院下了一道手诏，要求枢密院上报一份近年涌现出的武将名单。曾布就给皇帝提交了一份名单，对名单上的人进行了逐一分析。曾布建议对之前因边事罢免的王愍重新启用，宋徽宗也同意。不过曾布对于折可适、刘安、张存、姚雄、姚古这些武将都持有怀疑态度，不建议重用。他倒是给朝廷推荐了苗履。
朝廷还提拔了一个叫张商英的官员，让他担任中书舍人。
此后，皇帝与宰执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皇帝在揣摩着宰执，宰执们也在揣摩着皇帝。一场博弈正式开始了。这段时间以来，皇帝召集宰辅议事的时候，往往都是曾布控制着朝廷言论走向。宋徽宗会不时向曾布询问一些他不熟悉的事宜，当然，这也不一定就说明宋徽宗非常信任曾布，而是眼下这帮宰执中，唯有曾布让宋徽宗感到亲近。章惇是个善于博弈的人，他清楚宋徽宗不喜欢他。所以，章惇频频到洛阳去查看哲宗陵墓修建情况。这是他主抓的工作，绝对不能出现半点纰漏而被人抓住把柄。蔡卞继续待在京城，不过他与善于钻营的曾布在一起，始终不是对手。
曾布人生得意，尤其这段时间以来与宋徽宗的关系更近一步。有事没事的时候，宋徽宗都会召见曾布，与曾布商讨一些政事。曾布一看皇帝对他信任有加，自然喜从中来。他会在最适宜的时候，给皇帝最适宜的建议。官僚系统里面那种宰执与皇帝相处的学问，被曾布玩成了一种艺术。而这恰恰又是宋徽宗最欠缺的，所以宋徽宗与曾布就相互依存了。曾布还给宋徽宗推荐了一个叫邹浩的人担任言官，宋徽宗也答应了。
随着皇帝对自己信任程度的加深，曾布心里已经生出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此时曾布的目标是当上宰相，现在他不过是枢密院的长官。虽然也是宰执，但与宰相职位相比，还是有差距的，真正位居宰相才算位极人臣。但是当上宰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情况下，曾布也没有急着向上爬，而是采取了更加稳妥的办法，曾布会有意无意在宋徽宗面前说宰相章惇的坏话，引起宋徽宗对章惇的反感。有趣的是，曾布这个人有写日记的习惯，总是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事情记在日记里。后人可以利用这些日记，了解当时社会、国家的情况以及曾布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