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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近代，中国历史与之前最显著的不同是，它是一个“全球史”。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力量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列强拥入中国，给清朝带来近代经济、科技和制度等，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力量。清王朝再也不能像之前一样关起门来独善其身了。遗憾的是，在近代对外交往中，中国是一个“受害者”。近代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形象，就像那块挂在上海外滩公园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样，傲慢蛮横、欺压中国人、剥夺中国人的尊严，成了寻求变革的中国人要打倒的对象。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很能激发中国人对洋人的愤怒，也折射出洋人形象在中国的变迁。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外滩公园不让中国人进入，同时期禁止中国人进入的外国人专用场所还有不少，著名的跑马场、英国总会、德国总会等娱乐场所都禁止中国人入内，从来没接受过华人做会员。租界的电车也分头等、次等车厢，前者由洋人乘坐，后者专供中国人乘坐。为什么独独外滩公园的这一条规定，燃起中国人的怒火呢？
因为各国总会和跑马场是私人经营性场所，采取会员制，人家不吸收中国人入会，这是人家的权利。但外滩公园是负责租界市政建设的工部局修建的，经费来自租界的税收。华人占公共租界纳税人的多数，也就是说公园修建的经费主要来自华人。同时，外滩公园的英文名称是Public Park，意思是公共花园。既然是“公共”的，它应属于整个租界的居民共有。用中国人的钱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建造的公园，而且还标明是“公共”的，为什么就不能让中国人进入呢？
1885年，工部局打算扩建外滩公园，遭到中国人的第一次抗议。唐茂枝等8人联名给工部局写信：“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使用公共花园方面遭受到不同的对待是令人不满的，希望工部局想些办法来消除这种招人怨恨的矛盾。”他们指出：“工部局拒绝华人入园，仅仅是从种族方面来区别，这不管以权宜之计或国际礼仪作为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熊日之著：《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
唐茂枝等8人的身份很能说明问题。唐茂枝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其余7人或是海关总翻译，或是房地产富商，或是教堂牧师，总之都属于“上等华人”之列。在上海这座由小渔镇发展为远东大都会只花了半个世纪的爆发型城市中，唐茂枝等人是身份尴尬的一群人。他们不属于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任何一类，是传统社会分类以外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和财富来源于洋人的事业，依附于洋人，可又不被洋人所接纳和尊重。最让唐茂枝等8人气恼的是，外滩公园向日本人和朝鲜人开放，就是不允许他们这些喝咖啡吃黄油面包的新派中国人进入！总之，他们迫切希望能在变化的社会中得到认同，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唐茂枝等人在抗议的同时建议工部局给那些“高贵阶层的中国居民”发证，允许他们入园。
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培养了一批处境和唐茂枝类似的社会新力量。他们的抗议得到新兴力量的声援。《申报》连篇累牍报道此事，上海的华商团体也为此联名上书工部局。最终，工部局在压力下同意外滩公园从1886年5月起有条件地向中国人开放，让华人凭券入园。
华人进入公园后，因为素质欠高，做了许多违反公德的事，激起了外国游客的抗议。1890年，管理公园的“上海公共娱乐委员会”向工部局报告说，有中国人在游园券上弄虚作假，更改券面日期（游园券有效期只有一周）。华人入园后，“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中国人入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甚而到于大小便亦不择方向……”在租界的华人公园开放后，有华人游客“一人欲独坐一凳，不肯与人共坐……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骂詈不绝。又有游园诸华人见此人与捕忿争，亦不问事之是非，咸助此人，大有与捕为难之势”。工部局决定收紧入园券发放的范围，限制素质低下的华人入内。为了分流华人游客，工部局将苏州河边一片河滩改建为华人可以随便进的“华人公园”。华人公园虽然设备简陋、环境卫生也差，但此后华人的抗议之声就基本平息了。
这就是整个上海外滩公园接纳中国人入园与否事件的来龙去脉。
1928年，面对中国人汹涌的抗议浪潮，租界工部局宣布：外滩公园对所有中国人开放。但是为时已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恶劣印象已无法从中国人的脑海中抹去了。
必须承认，中国的确兴起了近代经济。先是中国人简单模仿西方，建造星星点点的近代企业，进入20世纪后中国近代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1905年到1911年的7年间，中国近代经济的投资总额同以前30年的总和相等。国内市场的棉纱、造纸、面粉等行业一马当先。从1895年到1913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一个黄金时期，1912年到1920年的发展速度为13.8%。近代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是让中国社会出现一群“新”人，他们抓住中外通商契机进行中外贸易，或兴办近代工商业，或做中外沟通的中介，富裕起来。他们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近代工商业者、绅商或者买办阶层。
晚清人从此知道，地球不是方的而是圆的、打雷不是雷公在发威而是异种电荷相互摩擦发生放电的物理现象，清朝只是世界上的一国而不是全部，等等。他们又知道，妇女是可以不缠足的，有的国家是没有皇帝的，国家和王朝是两码事，人生下来虽然物质上不平等但在精神上是绝对平等的，等等。闻所未闻的思想文化冲击着中国人的心灵，加上新式教育的推广，中国出现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这些读书人不再像祖父辈那样苦读四书五经、钻研八股文，自然也就不再以科举考试和做官为唯一的出路。他们有的参与新式事业，有的陆续出国留学，有的成为买办或者官员的对外幕僚。因为中国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是在新政之后，所以事实上，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多数都还是学生——想一下，短短的十年时间，刚好可以把一个懵懂的少年儿童教育成为独自思考的青年，却来不及让他们进行社会角色的分化。他们比新兴富裕阶层年轻，思想活跃，更容易接受变革。
新的富裕阶层和新的读书人的出现，表明一向高度官僚化的中国社会松动了，出现了传统体制不曾囊括的新力量。他们的财富和知识不是依附朝廷得来的，这让朝廷非常担心。更让朝廷担心的是，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比如抗议外滩公园不向华人开放的那批“上等华人”头脑中就有“反抗不公”和“正当权益”的概念，进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对坚持绝对权力的清朝统治来说无疑是个噩耗。最终，这些富裕阶层和读书人，不能被传统体制所包容，自身权益又得不到舒张和保障，都走到朝廷的对立面去了。我们会发现，改良也好，革命也好，新兴阶层都是运动的精英。
话说西方势力在中国客观上催生了新兴的社会力量，传播了近代科学文化，带来了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新生活，有很多中国人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抱有好感。比如，开风气之先的上海人在19世纪都以西化为时髦。1883年，上海《申报》刊登《论引见验看代以照相说》一文，主张把朝廷选拔官吏时不必再让候选者亲自到北京“验明正身”，改为查看候选者的照片即可，希望以此杜绝官场上的行贿受贿现象。
然而，进入20世纪，情况大不相同。洋人的形象大幅贬损。
这完全是西方人咎由自取。西方势力的进入，刺激中国社会进步只是“副产品”，他们是带着枪炮、抱着获利的目的来的。西方列强在对华问题上坚持两点：第一是坚持维持和扩大在华特权利益，包括广被中国仁人志士诟病的治外法权、租借地和耀武扬威的驻军权，等等；第二是欧美始终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平等的中国崛起，幻想中国永远被他们剥削、掠夺和“教导”。这就导致国内排外情绪在逐渐累积。依靠西方势力产生的新兴阶层如今走到抨击洋人的队伍前列。
根据畅销的政论小册子《猛回头》改编的弹词唱本中，写出留学日本的新知识分子陈天华激愤地列举列强罪行：“海禁大开，风云益急，来了什么英吉利、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到我们中国通商，不上五十年，弄得中国民穷财尽。这还罢了，他们又时时地兴兵动马，来犯我邦。他们连战连胜，我国屡战皆败，日本占了台湾，俄国占了旅顺，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德国占了胶州湾，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圈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又有那一班传教的教士，如狼似虎，一点儿待他不好，使办起教案来，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中国虽说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可怜北京一带，被八国杀得尸体遍野，血流成河，足足杀了数百万。俄国乘势占了东三省，无故地把六千人赶入黑龙江。”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西方势力不仅不思考如何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平息中国人的愤怒，反而变本加厉地从中国窃取利益。租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一批批的矿藏和宝物被装船运往海外，一队队中国人被捆绑着押上海外苦役的道路。
《猛回头》作者陈天华
主管开平矿务局的张翼原本在醇亲王府饲马，是两代醇亲王奕譞、载沣信任的人。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北方局势动荡，开平煤矿不稳，张翼忧心忡忡。英国人利用张翼不懂洋务，采取坑蒙拐骗的手法，骗得张翼将矿产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英国人，“得以保全”。舆论大哗。朝廷也逼张翼去伦敦诉讼，要求收回开平煤矿。载沣监国后，张翼仗着载沣的信任，颠倒黑白，吹嘘自己“中外合办”煤矿的功劳，还进一步将开平附近的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等处地脉相接的矿产以及秦皇岛通商口岸附近的土地，承平、建平等地金矿银矿，都交给英国公司经营。河北士绅联名反对，要求惩办卖国贼张翼。载沣念旧，加上老福晋在一旁说张翼的好话，他非但没有惩处张翼，还追认了张翼的卖国行为。清朝自办矿务以来，开平周边矿产获利最多，最后竟然被英国人侵吞，有识之士莫不扼腕叹息。
20世纪初的世界，是一个殖民的世界。西方列强争相瓜分殖民地，弱国坠入苦难的深渊。有识之士放眼望去，不能不对中国的前途忧虑万分——尤其是东亚邻国纷纷成为列强殖民地后，也断不会对西方列强产生好感——谁能保证列强明日不会瓜分中国呢？随着欺辱凌掠日重，国家危机日深，洋人成了新的斗争对象。洋人乘坐洋车，用“文明棍”敲打被大车压弯身子的中国车夫的后脊梁骨，催逼加快脚步的镜头，成了洋人欺凌中国人的铁证。
革命党人疾呼：“以吾四万万之同胞，脑量不减于人，强力不弱于人，文化不后于人，乃由人而降为奴，是稍有人血人性者所不甘，而谓我志士而忍受之耶？以此原因，睹外患之迫在燃眉，遂不能不赴汤蹈火，摩顶断脰，以谋于将死未死之时。”（朱宣著：《发刊之旨趣》，《河南》第1号）最终，西方势力遭到中国人的了反抗。1903年，广东人温生才在南洋锡矿做工，一次他遭到技师无理鞭打。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温生才挥拳将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回忆自己1905年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时的情景说：“十五岁的时候，我考入一所享受公费待遇的中学，并开始接触一些新的知识，逐渐知道一些国家大事。如从看地图中，知道过去常常谈论的‘洋鬼子’国家就是英、美、德、法、意、日、俄、奥等国，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清廷的媚外……开始有了一点爱国观念，知道爱国了。”（李达著：《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这种敌视、反抗情绪伴随着中国人度过20世纪的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