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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立后，在海外华人中爆发一场到底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争论。这场思想争论蔓延到国内，对中国人起到了类似思想启蒙的作用。
激进的革命力量汇集后，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首先发动思想进攻。他在《新民丛报》上与《民报》上的革命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中国要救亡图强，路在何方？立宪派不赞成革命，主张和平的改革；革命者认为和平的改革已经救不了中国了，只能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
梁启超重提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政治能力的观点，认为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从理论上说，民主政治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人民素质的支撑。共和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对国民的素质能力要求不同。大体上，民主制下国家大权和社会发展都取决于国民的认知和选择，而且每个人要在自由多元的环境中充分竞争，独立满足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民主政体对每个国民的素质和能力要求很高；在专制政体下，国民只要按照统治者设定的规范去行动和生活就可以了。专制社会不需要百姓有独立的思想，也不愿让百姓有创造性，结果造成人人循规蹈矩、没有尊严但却安稳地生活着的现状。所以，素质低下的人群比较适合生活在专制政体之下。梁启超对中国人素质的判断比较悲观，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自治、自理的能力，也没有民主宪政的迫切要求。如果中国骤然变成民主共和国，人们对民主共和制度都不了解，更谈不上当家做主的能力，如果骤行民主，只怕会引起国家的混乱。革命者也承认这一点，但认为革命可以提高国民素质，普及政治。不能说一个人素质低，就剥夺他享受优良制度的权利，更不能消极地等待这个人素质慢慢提高。革命本身可以大大提升国民素质，推动大家对民主共和的认同。章太炎就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6月《苏报》）
立宪派又认为，革命的激烈形式和暴力行为会对社会造成破坏，而中国社会承受不了大的破坏。一来，他们怕革命给濒临绝境的百姓生活雪上加霜，担心革命威胁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引起社会紊乱；二来，立宪派担心中国革命给列强提供干涉的借口，引起列强侵略，进一步丧权辱国甚至是国家灭亡。然而，在革命者眼中，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革命打破的是旧枷锁，带来的是新秩序；百姓付出的是血汗和财产，得到的是全新的国家和宽松自由的空气。为了美好的明天，必要的破坏成本是值得的。很多革命者着迷于革命中间“凤凰涅槃”的神奇和美丽。旧体制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了，打碎了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立宪派中许多人是新兴的富裕阶层和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担心革命的巨大破坏性）章太炎就说：“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康有为著：《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
章士钊像
双方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革命者鼓吹的革命到底是种族革命还是民主革命。清王朝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多数革命者在宣传革命的时候将推翻清朝统治等同于“排满复汉”，宣称要推翻满族，光复汉室。梁启超就批评这种排满理论是狭隘的种族革命。他说，中国的问题是君主专制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如果仅仅是推翻满族王朝，那么这个革命也是狭隘的，成果是可疑的。
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问题，很复杂。一方面，垄断政权的满族和专制保守的清王朝是融合在一起的，很难区分清楚。在普通百姓看来，二者就是一回事，而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对满族人的特权统治早已不满。所以，以种族革命相号召，革命者就容易动员群众，赢得支持。种族革命的宣传比民主革命的宣传要简单得多。比如，章士钊说：“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章士钊著：《读〈革命军〉》）革命宣传中，排满复汉和民主共和是合二为一的。蔡元培在《释仇满》中说：“然而满人之名词，则赫然揭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非种族之争也……盖世界之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另一方面，诚如梁启超所言，多数革命者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存在偏颇。三民主义是由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可革命者最关注的、着力最多的只是其中的“民族主义”。比如，辛亥年前后湖北的报刊在揭露清政府的腐败落后方面刊登了大量的文章，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局限在民族主义的反清宣传，几乎没有涉及民权、民生的内容。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宣传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在清王朝推翻之后会马上显现出来。一来，如果革命仅仅是推翻一个旧的王朝，那和老式的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呢？二来，当民族独立的任务宣告完成，国家进入民主改革和民生建设时期，人们的思想毫无准备，行动怎么能跟上呢？三来，要知道，集中在反清民族主义大旗下的革命者不一定是赞同民主共和、建设均富民生的同道中人。这些问题在同盟会的宣传动员工作上没有加以考虑，革命胜利后三民主义偏废的后果就将显现了出来。
蔡元培像
综合种种问题，梁启超力主最适合中国的是“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立宪派盛赞光绪皇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他们捧出一个旷世明君来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以此对抗革命。针对立宪派捧出来的“圣主明君”，革命者攻击所有的皇帝都是独裁者，所谓的“开明专制”本身就是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至于在立宪派眼中十全十美的光绪皇帝，则是虚构的神话。不能因为光绪皇帝无权，没做过什么伤害百姓、愚昧保守的事情，就想当然地认为他是爱护百姓、开明豁达的好皇帝。章太炎就直斥光绪皇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
平心静气地讲，孙中山和梁启超两派各有道理。梁启超一派缺乏革命热情，而为革命热情所左右的革命者们没有认真深入地研究中国国情和民心。两派争论的客观结果是，多数留学生血气方刚，接受了孙中山的理论。因为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径，不仅可以赶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过西方。他不像梁启超那样麻烦，要掌握中国的历史，还要尽培训公民知识的义务。”（[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同时，梁启超和立宪派在争论中提出的一些远见卓识也为革命的热情所忽视。
这场争论起源于海外，很快就被引入国内，并不局限于新式学生群体中。即便如此，革命与改良争论所涉及的对象还仅仅是占中国人口极小比例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是影响所及，基本上限于知识阶层。下层民众对于革命的理解，极易误会为反清复明。同时，革命党也难以跟会党划清界限……多数革命党人其实自己也往往更在乎排满，而对共和理想不甚了了，甚至有人在进行革命鼓动时，居然操着跟会党差不多的话语……对于会党自己和旁观的老百姓来说，革命对他们更多的意味着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一次汉人取代满人的朝代更迭。”（张鸣著：《民意与天意》，载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底层百姓对此闻所未闻，没有受到思想的洗礼和组织动员。他们还生活在日复一日的艰难之中，对前途没有什么设想。同时，这场争论是粗线条的思想论证，并没有深入到具体的国计民生内容。它所争的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至于“如何革命、如何改良”则没有涉及。比如，孙中山“平均地权”的重要主张，就没有得到宣传推广。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曾希望革命力量强盛的广东革命政府予以实施。广东省都督府向省议会提交了包含有平均地权政策的换契案，财政司司长廖仲恺专门向省议会做说明，结果还是被省议会否决。中国的问题层层叠叠，千丝万缕，不是一两次争论能够说清楚，更不是争论本身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