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外的变革路径

晚晴至此，中国社会不变是不行了。围绕着“变多变少”“怎么变”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为四大派别。

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他们也承认国家出了问题，需要变革，但是只愿意在保证皇室绝对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可以控制的、有限的变革。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大权，指挥着灾难深重的中国蹒跚前行。

被载沣斥退的袁世凯则代表了王朝体制内寻求变革的开明势力。他们认为小修小补已经挽救不了危局，因此要进行大规模的、深层次的变革。袁世凯掌权时期，就推动废除了科举制、鼓励民间办厂、改革官吏考核制度，还推动官制改革，企图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开明和保守两派势力的争斗权衡中，有些变革启动了，有些变革则夭折了，但阻止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开明势力的阵营。这其中有和袁世凯一样在仕途上摸爬滚打的实干人物，更包括许多新兴的富裕阶层。国内工商业阶层多数人支持开明势力。毕竟，旧体制进行改革更新，总比用暴力手段锻造一个新体制对社会的损害要少得多，也符合工商业发展的利益。比如，著名实业家张謇就支持袁世凯，他是开明势力的重要成员。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一个普通人家，早年曾在吴长庆军中做幕僚，因此短期做过袁世凯的老师，后来离开军营回乡应试。他文名出众，科场却不得意。翁同龢、潘祖荫等人对张謇一心提携，多次想在科举考试中拔他为状元，不料都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的卷子，反而让张謇蹉跎了几年。1894年，张謇终于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争中，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萌发“实业救国”的念头，创办大生纱厂。从此，他弃官经商，一口气创办多家实业，兴建港口，资本不断积累。南通因此成为我国早期的工商业基地，城市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张謇等新兴力量和袁世凯等实权人物相互结合，使得开明势力虽然不能掌权，但社会影响不降反升，始终是潜伏在体制内部的暗流。在他们看来，国家贫弱的根源在于“宪法未立”“民权未伸”，而解决之道就是“立宪”，建立国会奉行宪法，让中国成为宪政国家。对于皇室，他们不反对，更不会推翻，因为当时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君主国家。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富强的国家，比如英国和日本都是君主国家，所以张謇他们希望中国也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发展。这一派因此也可以被称为“立宪派”。

载沣、袁世凯两派都是提倡在体制内进行变革的力量。而在王朝体制之外，梁启超等人要求和平改良，孙中山则代表对清王朝完全失望、要求用革命推翻旧有体制的力量。他们两派因为和朝廷有直接冲突，在国内难以立足。1904年，清政府允诺在国内实行改革，以慈禧七旬万寿的名义下诏赦免了一大批人。诏书说：“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体开释。”（朱寿明：《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光绪三十五年五月丙戌”条）

在三个“罪大恶极”的人物中，康有为和梁启超先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他们二人都是“半新不旧”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研习儒家经典思想转向学习西方政治思潮的一代人。康有为，1858年生，广东南海人。他在20多岁后开始接触西方学说的中译文，又亲身游历香港，有感于西方的强盛和优越，开始钻研西学，提倡变法图强。梁启超，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人。梁家是耕读世家，梁启超从小聪明好学，有“神童”之美誉，他12岁就中了秀才，17岁又中了举人。因为仰慕康有为，中了举人后的梁启超不顾世俗偏见，拜还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跟随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从此，“康梁”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和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戊戌变法中，康梁和慈禧太后爆发了激烈的权力冲突，导致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就义。康有为和梁启超难以在国内立足，不得不流亡海外。他们的政治主张其实与立宪派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比立宪派激进、高调，又被排斥到体制之外，因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流亡后，康有为影响降低，梁启超后来居上，成为体制外立宪改良势力的领袖。

康有为恃才傲物，自信、自负到刚愎自用。康有为的文章、言行多有夸张，章士钊认为这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五卷，第325页）变法的时候流亡海外后，康有为对光绪皇帝感恩戴德，在海外组织保皇会，鼓吹保皇，又把自己包装成当代孔子、圣人，逐渐失去人心。梁启超不再热心保皇，和老师分道扬镳。他花大量精力研究西方政治，提倡君主立宪制。梁启超着眼于普通中国人的素质提高，认为国民文明程度的高低决定国家的兴亡。当时中国人智慧不开，缺乏现代意识，迫切需要进行教育提高。“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于是，梁启超创办和主持《新民丛报》，批判中国人思想落后、素质低下的同时，普及近代政治文化思想。他是支持君主立宪的，但觉得中国人还没有实行宪政的心理和能力准备。

尽管身处体制内外，国内立宪派和海外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本质是相同的。从1903年开始，国内有张謇，海外有梁启超，发起了君主立宪运动。1905年底，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五个人考察了一圈，不知道如何写考察报告，竟然找上朝廷的通缉要犯梁启超，请梁启超做枪手起草考察报告。梁启超欣然接受，系统地提出实行两院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同时指出：中国人民智未开，立宪过程不宜过快，新宪法的程度不能太高，可以缓慢推进。这份报告得到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最高层的认同，之后清廷的“预备君主立宪”基本照搬梁启超的建议，只是在速度上更加缓慢，释放的民权更加微弱而已。朝廷钦犯竟然主导国家政治改革，这可以说明晚清历史是多么复杂，多么有趣，也表明立宪派的主张很有“市场”。

另一个朝廷钦犯孙中山，似乎在各方面都更像是“钦犯”。

孙中山生于1866年11月，广东香山（现中山市）人。他原名孙文，字逸仙，流亡日本期间曾化名“中山樵”，后来就用化名作为称呼，被人称为“孙中山”。孙中山出身农家，小时候没有条件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却在13岁时因为哥哥孙眉在美国檀香山务农致富而移居檀香山生活。从此，孙中山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深信民主共和，一度还准备加入基督教。他是全新的知识分子，在之前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类似的群体。连孙眉都对弟弟的西化倾向感到担忧，将孙中山强行送回国内。

返回家乡后，孙中山对故乡的落后和同胞们的愚昧无法忍受，他和好友陆皓东一起捣毁了家乡庙里的神像。结果，孙中山两人为父老乡亲所不容，被迫避走香港。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结束学业，专业是西医，此后在港澳和广州等地行医和活动。年长后的他，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孙中山一度倾慕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但因为康有为自大自狂，要求孙中山拜为门生，两人才没有进一步接触。孙中山又寄希望于朝廷权臣主动改革。1894年初，孙中山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希望国家“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说：“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是年春夏之交，孙中山和陆皓东一起从广州北上，费尽周折找到关系，把建议书交到李鸿章手上。李鸿章当时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握重兵，正忙于一触即发的中日战争。他并没有接见默默无闻的年轻孙中山。上书的建议也就如石沉大海。孙中山正失望之际，清军在中日战争中溃败的消息再次袭来，他对朝廷的自我变革彻底失去了信心。孙中山悄然前往檀香山，着手组织革命团体，开始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秘密誓词。朝廷不可救了，那就推翻它再造一个新天地。先后加入兴中会的有126人，大多是富裕华侨，身家顾虑较重。他们有爱国心，也同情革命，但不赞成孙中山采取激烈行动。第二年初，孙中山来到香港，同杨衢云的辅仁文社联合，成立兴中会总会。它的成员主要是新式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会党分子，态度比较激进，开始采取实际行动：武装反叛朝廷。此后的十多年，孙中山筹措经费，组织武装，发动起义，屡败屡战。孙中山曾对蔡元培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这种无畏的坚持，让孙中山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也使他在革命团队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孙中山起义的一再失败，表面看是革命武装太弱，完全与清朝军队不成比例。他往往购买几百条枪支，联络绿林好汉就敢进攻官府。比如，第一次广州起义，孙中山以为从香港运送几百人到广州，就能一举占领广州。由于计划泄露，起义未及发动即告失败，好友陆皓东被杀，他也被迫流亡日本。深入分析，孙中山的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获得国内多数人的支持。支持他起义的基本是海外华人，国内精英分子热衷于立宪、改良政治，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武装革命。在传统语境下，孙中山更多的是一个“江洋大盗”。他只能孤独无援地飘荡海外。期间，孙中山于1896年9月被中国驻英国公使馆诱捕。他在英国同情者的支持下获释，将坏事变成好事，营造了著名的“伦敦蒙难”事件，让自己和中国革命党的名声传遍欧洲。

1905年7月，孙中山抵达日本东京。留日学生将他视为革命领袖，兴奋地围绕在他周围。当时日本聚集着许多从国内流亡而来的革命者，有许多革命组织。孙中山便主张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黄兴等人的华兴会力量是华中地区最大的革命组织，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光复会则是江浙地区的主要革命组织，他们都同意统一。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内外的革命者成立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行动纲领。众人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协助总理主持工作。黄兴，字克强，湖南长沙人，1874年生，是官派留学日本的秀才。1903年，黄兴参加拒俄活动，并回国在长沙邀集陈天华、宋教仁等人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被公推为会长。随后，他联络会党，计划次年秋趁慈禧70岁大寿之机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研究军事。黄兴结识孙中山后，大力支持孙中山筹组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此后“孙黄”并称于世。同盟会总部的主要职员则有章炳麟（章太炎）、汪精卫、宋教仁等人。

同盟会建立了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系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理论纲领。他以中国的现代化为方向，认为民族要独立，政治要民主，社会要均富，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奋斗目标。

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革命势力的成熟和联合。这对朝廷来说，实在是个坏消息——因为要推翻它的人越来越强大了。 jSoSr1MfDX/jN+9WHQAOYY6ygvX4ceLZmre8Vt6d7Lf7OWc8Pd/hqON3EK1On9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