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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倾向具体如何呢？
之前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专门的工商业者群体的，即便是少数人通过工商业暴富了，他也会选择将财富消耗在购买田地和建造园林豪宅方面，自我改造为一个大地主。朝廷也将工商业视作“盆景”，赏玩而已，断然不会让“盆景”成长为参天大树。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朝廷镇压大工商业主的案例。但是，如今新兴的富裕群体是通过近代工商业致富的，要想转身去做地主，难度很大。而且接受了新思潮的他们也不愿意像祖辈那样做个地主。比如，江浙是鱼米之乡，自古盛产巨富。在光绪朝之前，江浙财阀闷头发财，不多说话，不过问政治，衙门吩咐什么事情就恭敬地听着。而成长于光绪朝的江浙财阀们，思想新潮，发现自己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不尽一致，又感慨国事日非，开始小心翼翼地涉足政治，在戊戌变法、创办新式学堂等活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参与的政治实践越多，对清朝的所作所为就越不满，胆子也就越大。比如，出生在19世纪后期的张静江就是浙江南浔巨富子弟，资助孙中山起义。同是南浔巨富的长辈庞云鏳望子成龙，向清廷献银十万两“报效”，给儿子庞青臣买来了朝廷的嘉奖和官职。庞青臣拒领奖赏，对顶戴花翎不屑一顾，还改名为“青城”，表示不做清朝的臣民。后来，庞青城也走上了资助革命的道路。大革命发生的时候，上海周边的起义军军械和物资，多半是由江浙巨富们资助的。
如果说新兴富裕阶层还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地“反叛”朝廷，那么年轻学生们的离经叛道就显得直白、激烈和沸腾得多了。
新政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后，中国的年轻人多数进入新式学堂，或者漂洋过海，去学习近代知识。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10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将近30万人；而在中国留学生最多的日本，中国学生在高峰时维持在七八千人的规模。他们是中国人数最多的新力量。这些洋学生接受了西方思潮，不可能再按照朝廷所希望的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生活了。国家的贫弱和危亡，使得反叛情绪和革命思想在年轻人中间半公开地传播——在官办的新式学堂中、在留学监督的眼皮底下传播。1910年前后，年轻学生们传阅的是《中国日报》（香港）、《国民报》（日本东京）、《苏报》（上海）、《警钟日报》（上海）、《湖北学生界》（东京）、《浙江潮》（东京）、《江苏》（东京）等报刊以及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鼓吹革命的小册子。一队队少年，满怀美好的憧憬进入学堂，毕业时大多是新锐激愤的清朝反叛者了。
1900年，年仅13岁的福州少年林觉民在科举考卷上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毅然决然地退场。进入全闽大学堂后，林觉民不止一次地声称：“中国非革命就不能自强。”有一天晚上，林觉民慷慨激昂地当众评述时局，说到沉痛之处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听众无不动容。该校的学监恰好听到，忧心忡忡地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留学生们在国外，做得就明目张胆多了。日本留学生监督姚某，拖着一条辫子对学生颐指气使，管束很多。他的保守思想和留学生们格格不入。青年学生们就想寻机惩治他。一天，学生们堵住姚监督，邹容抱住他的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剪下了姚监督的辫子。三个血气方刚的青年，顿时成了留学生眼中的英雄。
1903年的“拒俄事件”让留学生们对朝廷普遍失去了信心。事情的起因是：沙俄趁八国联军侵华，趁火打劫，出兵占领东北地区，赖在那里迟迟不肯撤兵。1903年，东京留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抗议沙俄霸占中国领土，还选派代表回国运动。此时的留学生还对清政府多少抱有希望，希望政府能够支持他们的爱国举动。不想，上海的《苏报》刊载了一封密电以及清廷的一道密谕。在密电里，驻日公使蔡钧指称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造反”。那道密谕更电令两江总督端方严密查拿归国留学生，“取消派留日学生”。官府对留学生组织这样新生事物心怀疑虑，采取镇压态度，彻底冷了年轻学生的心。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因此，尽管清政府也意识到要笼络留学生，为朝廷所用，尤其是要拉拢留学生中的精英分子，朝廷每年举行考试，对通过考试的留学生授予等同翰林、进士、举人等的出身，但并没有招揽到什么人才。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没有，也拒绝进入王朝体制，拒绝为朝廷所用。除了少数信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混入王朝体制中的革命者，比如徐锡麟、吴禄贞等人外，多数为清政府任用的留学生是滥竽充数的平庸之才。北京曾出现过翰林不识字的笑话。光绪末年，一位留学生归国被授予翰林职位，竟然将“秋辇”读为“秋辈”，“奸宄”读为“奸究”，其真实学问如何可想而知。
必须指出的是，留学国外的读书人也好，国内兴起的富裕阶层也好，几乎都没有对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政治有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研究了。留学欧美的中国人以学习理工科为主，留学日本的中国人虽然很多进入法政专业，但一来日本为了接收中国留学生专门设立的各类“速成学校”的教育质量很成问题，二来大多数留学生不是流连在勾栏酒肆中，就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活动和激烈的批评中，没有沉下心来认真学习、思考和研究。国内依靠西方势力富裕起来的群体，都是从直观的接触中认识到西方器物文化的好处，痛陈国内的黑暗与落后，但对中外制度的深层次利弊、对中国到底应该走向何方，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认识。除了极少数人对西方政治真正有研究外，比如孙中山和宋教仁等，多数人只是接触了西方政治的皮毛而已。另一方面，近代工商业者也好、新式教育下的年轻人也好，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不像他们从土地中走出来又回归土地的祖父辈，工商业群体的事业是近代的、西方的；不像读着四书五经去考试做官最后回乡当绅士的前辈读书人，新一批的读书人旧学根底薄弱了许多，加上年轻，也谈不上有什么社会阅历。他们可能知道土壤的酸碱度问题，却不了解土地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他们可能知道京杭大运河的长度，却不明白有多少人（漕帮、盐商、水手、商贩，等等）靠着这条河吃饭；他们可能同情干旱地区农民的极端贫困，却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排斥去帮助他们的神父和修女们。中国的实际情况错综复杂，身处其中几十年的聪明人，如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感叹没有真正了解实情。接触了几年洋人或者读过几年洋学堂的新人们，更不能说了解中国实情了。最后，这些新兴群体游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两边都不靠，成了没有根的人。而这些人中恰恰产生了革命的领袖和精英。
对于一个体制来说，不能包容新出现的社会力量，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这些新兴力量走到旧体制的对立面去，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清王朝不能赢得新兴力量的支持，于是社会呼唤着一场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