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六畜”的形成过程正是人类从采集、渔猎向更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巨大进步；当然，这个进步是逐步的漫长的，“五谷”与“六畜”的形成可谓相辅相成，相对益彰，是为农耕文明形成的两大标志；人类由农耕文明的发端才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发祥，而无论早期的采集、渔猎到农耕文明发展成熟过程中以种殖、畜养为主体的农业文明伴随着适当的渔猎与更适时的采集一直到近代甚至于现代……看看以长江流域中游为主体自古至今流传的“梅山文化”所描述的农耕文明中渔猎畜牧场景：“上峒梅山上山打猎”“中峒梅山掮棚放鸭”“下峒梅山打鱼摸虾”，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更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从考古看到，自上万年到现代，只要条件主要是水源允许，就是高纬度也会水稻耕作与旱作并行。以中国为例，几千年来，无论东北还是西北，只要有水源气候湿润适合种水稻，就会形成以水稻为主旱作并行和农耕为主兼容采集、渔猎等的生产生活模式从众多考古遗址出土也是非常印证了这种逻辑的。史前水稻农耕文明向北向西黄河流域高纬度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宜稻则稻，因地制宜发展黍、栗、麦等其他作物，如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方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形成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甘肃庆阳仰韶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一些学者研究发现贾湖的稻作农业与夹炭陶等因素与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有相同之处，呈现出由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的明显过渡性质。这里列举河南八里岗遗址为例，生产经济模式至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前仰韶时期为代表，其特点是稻作农业与采集经济并存；第二阶段则包括仰韶到龙山晚期，其特点是以稻作为主，粟黍为辅，稻作与旱作并存的农业经济 （王思明、李明主编，《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卷，P158） 。又以江苏青莲岗遗址为例，距今6000~7000年，“从遗址中集中放置的猪下颌骨、牛牙床、鹿角和骨刺鱼镖以及陶网坠，说明了渔猎和采集经济并没有因为农业、牧业的发展而被排挤掉，它作为人们谋取生活资料的一种补充手段，这时仍继续进行并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同上，P117）人类纵或是到了今天，一家人进入深山生存的模式就可能是以小农耕为主体连带些采集、渔猎、畜牧……我们这样回朔一下中国农村百年前或说就是新中国前，一个自然的山村农户，一年的生活场景：毫无疑问，种有“五谷”、养有“六畜”；偶尔因季节山上田野中有生长的野果、竹笋、蘑菇等采挖可吃个鲜；想吃野味下河捞个鱼、上山打个猎捕个鸟什么的（当然今天有了动植物保护法）……总之，人类从采集、渔猎到农耕阶段的广大地区，除了比较纯粹的草原等区域外是无需要产生或过渡到一个“游牧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与实际生产生活需求的；当然若干高原、草原、荒漠等没有条件发展农耕而倾向于游牧化是另一回事。这些地带因非人类文明起源地带也就非天然极早人类适应大量生存地带，故大胆推测中华并人类游牧族形成的时间不会太早，大约距今四千年左右。游牧族来源，一是长久形成的挤压到边沿地带的人口，由于气候、条件难于农耕而游牧化；另一个就是政治打压上的驱使、流放，如中华历史上流放“四凶”等政治打压是边地游牧族群来源的另一个可能。由此可推测，我国历史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等边地民族如匈奴等胡人……他们从先秦开始就长期与中央政权相对生存着，在北地形成游牧社会；如欧洲一些地区、部分高原等地方，不适合大面积农耕，加上又从中心地带转移去了人类，这些人逐步游牧化是逻辑成立的，但这个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是支系…… 换句话说，远古时代之边沿高原地带、西伯利亚、欧洲地望等地方地广人稀，人类难于生存，有少量人类去后也因气候、条件不能农耕于是逐步游牧化 —— 一定地域与阶段形成游牧社会。 又如从中华中心地带挤压走得更北到北极圈生存的被西方学名称为爱斯基摩人就是到今天也还是渔猎生活，除了一般的捕鱼大的是海上捕鲸，海里猎取海豹等，这是由生存条件所决定；长期生存于我国东北森林中的鄂伦春民族直到解放前还是狩猎生活，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民族……这种特定地方的民族生存生活方式分析开来就宽泛而千姿百态了，但这不能由此改变中华并人类中心发展地带主体人群从采集、鱼猎走向农耕期间伴随着畜牧还续带着采集、鱼猎这样符合实际的综合画面，再加上草原、森林、荒漠、冰雪……依附本地条件生存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就如同长江、黄河之主干流经地方千万条河流小溪汇集更加奔腾浩瀚……
六畜，泛指家畜家禽。《周礼·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六畜”又称“六扰”“六牲”。《周礼·天官·冢宰》：“凡王之馈，食之六谷，膻用六牲，饮用六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魏晋杜预注曰：“为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或称“六扰”《逸周书·职方》：“其畜宜六扰。”晋孔晁注：“家所畜曰扰。”《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郑玄注：“六扰，马、牛、羊、豕、犬、鸡。”《汉书·地理志上》：“畜宜六扰。”明·王廷相《刻〈齐民要术〉序》：“其书，播植五谷，畜字六扰，区灌蓏蔬，栽树果实，条贯时宜，靡不该载。”南宋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中也有：“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也有“五畜”之说，如《汉书·地理志》：“民有五畜，山多麋鹿”唐·颜师古注：“五畜：牛、羊、豕、犬、鸡。”《灵枢经》：“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汉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周礼·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集注曰：“六禽，雁、鹑、鷃、雉、鸠、鸽。”
我们结合目前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湖南玉蟾岩上限距今22500年 （董立章，《三皇五帝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P512） 下限超万几千年文明分析，人类驯化家禽与驯化植物的时间可能不相上下。玉蟾岩上万几千年的陶片、上万几千年的驯化稻，上万年的编织物……这些不论，单说玉蟾岩人吃的东西有多丰富，玉蟾岩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遗骸……动物残骸大体分哺乳类、鸟禽类、鱼类、龟鳖类、螺蚌及昆虫等哺乳动物残骸种类多达28种，数量最多的是鹿科动物，有水鹿、梅花鹿、赤鹿、麂、麝等；其次为野猪、牛、竹鼠、豪猪；食肉类动物多为小型动物，种类繁多，如青鼬、狗獾、食蟹蠓、斑灵狸、花面狸、椰子狸、野猫、大灵猫、熊、貉。此外，还有猕猴、羊、兔、食虫目等动物遗骸。鸟禽类动物的遗骸种类有27种，且数量巨大……其中与水泊环境相关的水栖种类达18种，如鹭、雁、天鹅、鸭、鹤、鸳鸯等。鱼类遗骸有鲤鱼、草鱼、青鱼等。龟鳖类有鳖、隐颈龟。螺丝有大型和小型两类。细小螺丝有生活在淡水环境的，也有生活在陆地环境的，大型螺丝则基本上生活在淡水环境，经鉴定螺丝种类在26种以上…… （参见王思明、李明主编，《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卷，P164~165） 真的是“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正是这种长期的与动植物的相依相伴，人类驯化动植物的灵感、过程相机而生。
我们的祖先从远古始，经过长期的生活经验与认知，选择了猪、狗、鸡、牛、马、羊进行饲养驯化，使之逐渐成为家畜家禽。《三字经·训诂》对“此六畜，人所饲”有精辟的评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还有“鸡羊猪，畜之孽生以备食者也”。六畜各有所长，自悠远的农业社会以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六畜”是个泛称，除了马、牛、羊、猪、狗、鸡六种家畜外，还包括骆驼、驴、鸭、鹅等家畜家禽。猪、狗、鸡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马、牛、羊多见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这也间接反映了六畜驯养的时间。六畜概念始见于春秋战国时代文献，六畜在传统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驯化探源。 河北磁山文化遗址除了被确定是五谷黍、粟的起源地和出土的核桃纠正了胡桃来自西方传入外，就是该遗址出土的家鸡骨骸是已知最早的家鸡骨骼。距今9700-10500年的河北南庄头遗址出土了家畜猪、狗等。广西甑皮岩第一期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的猪化石，经鉴定，猪已经过较长时间的驯养，形体已发生变化，可确认为家猪，这是目前所知世界最可靠的最早家猪材料。家猪骨骼标本进行碳14年代测定，数据为距今9100士250年。河南斐李岗遗址，已开始饲养猪、羊、鸡、狗等家畜。北京上宅遗址，距今6000~7000年，出土了做工精细的陶制艺术品，如陶猪头、陶羊头、陶鱼头。河南距今7800~8600年的贾湖遗址，“家养或可能家养的哺乳动物有猪、狗、羊、黄牛、水牛等” （参见王思明、李明主编，《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卷，P157）。 从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文物看，男性墓中，多随葬石铲、石镰、石斧等；女性墓中多随葬石磨盘和一定数量的陶器说明这个时期男女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这是由于当时男女双方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造成的，男子主要从事渔猎、农耕和房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而采集、家畜饲养、陶器制作和家务劳动则主要由女性完成。距今7000年之浙江河姆渡、罗家角不仅有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存、稻谷遗存数量之多、木质农具的发现，而饲养家畜的圈栏和家畜猪、狗、水牛骨骼的发现同样极具历史意义。同时期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水牛遗骸的发现，说明当时水牛的人工劳作成为可能。中国是最早开始驯化马匹的国家之一，从黄河下游的山东以及江苏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及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遗物中，都证明距今6000年左右时几个野马变种已被驯化为家畜。
关于“五谷”“六畜”其实也就是中华并人类所驯化的植物、动物，凡是距今两千年以上的从历史逻辑与考古相印证，结论就一个，都起源于中华并从中华所传播。这里要强调的是，公元前后无国家文明实体，那么距今两千年前之越往前走之距今三千年、四千年甚至于五千年……越发不可能有文明实体存在着长久的能驯化动植物并还传播到中国来。从逻辑上讲，上中古时代，只有中国中华这个文明实体这样长久地存在并驯化了“五谷”、“六畜”并逐步传播四方传播到全世界——而相反不可能在公元前人类社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文明国家实体（本就没有）更别说新旧石器时代驯化动植物还传播到中国来——公元前后和后有什么传播中华中国国家朝代多少有了记载。至于今天“西方中心论”误导下的一些历史结论，除了有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有实实在在的考古（西方家庭式考古为了生存为了名利尤其是上中古前的考古极不靠谱）相印证，大多名不副实。
鸡。 雞，从繁体字看倒是很明了，形声，《说文》：雞，知时兽也。从隹，奚声。隹是短尾鸟的总称，字的发展中“隹”变“鸟”。以前认为猪是中华并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随着河北磁山遗址新的研究成果，一是把遗址的上限距今推进到了上万年；一是纠正了以往认为的遗址出土的粮食遗址是粟其实多是黍少量是粟，同时也把家鸡的饲养推进到近万年。至于国际上说的印度的家鸡距今四千年，无论其真假，其年限相对河南斐李岗遗址家鸡的发现也差了几千年，这个是符合实际的。
猪。 在中华大地上，鸡、猪、狗的驯化时间大体都距今万年左右，当为中华并人类最早的驯化动物。古称猪为彘或豕或豚或豨，“猪”本意为烹烤的小猪状。《山海经·南次二经》：浮玉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别看今天的猪如此温驯，则当时祖先待驯的野猪有多彪悍：其头如虎还有獠牙，其声如狗低吼，其尾如牛，动辄咬人……《说文》彘，豕也。后蹏废谓之彘。解释下就是把猪蹄子去掉后的猪就是“彘”——字下面有矢即箭又两把匕首，其实就是射杀了的猪。豕，长嘴猪，也就是大猪；豚。小猪。《方言》说：“（猪）关东西或谓之‘彘’，南楚谓之‘豨’。”如《贾子胎教》：彘者，北方之牲也。
《礼记》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曾参（曾子，孔子的弟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狗。 狗，犬也。大者为犬，小者为狗。《说文》：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县，“悬”（悬）的本字。蹏，古同“蹄”。县蹏，古之注释者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指狗在路边翘起一只后腿拉尿；一说犬在后腿上比狗多了两根不着地的脚趾头。王世襄《獾狗篇》说：“十八个脚趾的为狗，二十个脚趾的为犬。”用北京话说叫“后撩儿”，即指“县蹏”（悬蹄）。看来古人对狗之观察细矣。从考古看，狗与猪的驯化时间差不多近万年。至于西方一些林林总总在什么什么山洞发现的参考报道式的东西不能当真。
牛。 象形，对商代甲骨文牛的解释为：中间一竖表示牛面，上面两竖加弯表示牛角，下面两小撇表示牛耳。 《说文》 ：牛，大牲也。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这么说来，牛很大部分时间里是作为祭品来用的。古代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先饲养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而贾湖、河姆渡、罗家角等遗址牛骨骼的发现，把中华并人类驯化牛的历史推进到距今七、八千年前。
羊。 象形。《说文》： 羊，祥也，象头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 甲骨文解释各有说法，比如说上面是两个羊角，三横中上下两横是其四只脚，中间一短横与竖是代表动物的身躯。笔者理解，把古“羊”字作为羊头更好解释：上面为两角，中间为两耳，竖为头干；后来两角演变为两点，两耳演变为了两横，竖为头干。至于古羊通祥，正体现了羊作为祭品的常用与重要性。羊肉鲜美，故许慎用“羊”释美： 甘也。从羊从大。 羊大为美，“美”源于羊。鱼羊合烹，鱼不腥、羊不膻，味道鲜美，这是中华先民们在长期的饮食生活感知中非常有意思有生活气息的总结。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鲜”字源解释难通却也有新意：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西北多羊而少鱼，其民亦然；二者少而得兼，故字以“鱼”“羊”为“鲜”。关于羊的最早驯化，西方的一些所谓的发现“研究”“结论”都值得警惕，不可乱信。如，查百度，立马这样的信息就出来了：绵羊由欧洲盘羊（Ovis orientalis）驯化而来，大约是在9000～11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长。前面章节已经对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地方所谓的最早文明及大麦的驯化提出过分析，几乎不靠谱的，此其一；其二，纵然就是这个地方出现了绵羊的驯化，也与欧洲何干——这里是西亚——是否欧洲学者在这里还要来一段神话故事从欧洲挪移才能圆通。再如，关于山羊和绵羊的直系祖先，生物学家至今没有找到确切的物证，不过有人说野生羊的祖先就是摩弗伦羊，它也叫欧洲盘羊，是惟一生活在欧洲的绵羊类。根据欧洲各地能发现欧洲盘羊的化石，证明它过去曾在欧洲广泛分布。问题就是化石证明这个羊——欧洲盘羊曾在欧洲广泛分布——在欧洲出现就要扯淡上它是“野生羊的祖先”——即使在目前“山羊和绵羊的直接祖先还没找到的情况下”——幸亏欧洲真没有什么发现否则还不吹上了天。而从斐李岗、贾湖遗址羊的材料的出现，还是把中华并人类驯化羊的时间推进到距今8000年左右了。
马。
《说文》：马，怒也。武也。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白话说就是马之昂头奋蹄鬃展扬尾奔腾之状。一说马的驯化起源，欧洲学者可能又要冥思苦想，但确实发现可以做文章的遗址也不多；主要就两处：乌克兰的德瑞夫卡（Dereivka）遗址和哈萨克斯坦的波泰（Botai）遗址。考古发现，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亚欧草原西部遗址中马的骨骼逐渐多了起来。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处，乌克兰的德瑞夫卡（Dereivka）遗址和哈萨克斯坦的波泰（Botai）遗址。第聂伯河岸边的德瑞夫卡（BC4500-3700年）属于铜石并用时代遗址，发现了大量马匹遗骸，其中还有发现有少数马的牙齿有磨损，CT成像证明是被金属磨出来的，这是马嚼子的证据。不过很快闹了笑话，有人发现该地有一个牙齿磨损的马测年仅BC700~200年。这是有意披露出来，要是刻隐瞒意伪造又怎样呢？总之，西方学者的考古或结论真的值得思考与警惕。
相对其它六畜当中的五畜，马的驯化确实是晚了要用千年纪的时段。关于马的驯化，先来说说甲骨文一字的来源解释，那就是“畜”
。古文表意，表示牵引，牛鼻被牵着，说明是已被人类驯服豢养的家畜。
《说文》
：畜，田畜也。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疏：家养谓之畜，野生谓之兽。所谓“田畜”，不就是在田里放牧么，正是《淮南子》说的“玄田为畜”。实际就是休耕，并放牧家畜积蓄田地的肥力。这方面马最具优势。马没有反刍系统，意味着马吃得多，拉得多，马粪在所有的大型牲畜中营养价值又最大。这也就是说，古人驯化马的动力是这个吗或究竟在哪里？如果说六畜的其它五畜的驯养理由大多顺其自然顺理成章，但马在古代战争与马车大量需求前驯化的动机值得思考。夏人商祖王亥服牛驯马制作交通工具传说了几千年。王亥，子姓，王氏，名亥商丘（今河南商丘）人，夏代商国第七任国君。《管子·轻重戊》中“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的记载，就是指相土发明马车，王亥发明牛车，驯服牛马供人役使的事迹。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促使农业迅速发展，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使商部落得以强大。王亥开创了商业贸易的先河，今“商人”“商品”“商业”那时就有了。夏泄十二年，王亥为了要解决牛、羊过剩的问题，于是跟其弟王恒讨论如何跟其他国以物换物。决定好之后，与王恒选一些有活力的人，一起亲自把这些动物送至有易氏部落。据《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帝泄十二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从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有易氏的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这样写道：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这样就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使这个部落很快兴旺起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也相应地扩大了。因此，商氏族与其他部落之间的交换也是比较活跃的。因冥（王亥父）子王亥的时候，开始利用牛作为负重的工具，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有易氏夺取了王亥的牛，杀死王亥，双方因此冲突起来。王亥子上甲微借助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氏，杀了有易氏国君绵臣，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王亥在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上甲微也受到隆重的祭祀。《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将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养鸡的国家；犬又名狗，是中国最早驯养的家畜；马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役畜之一；牛是中国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包括黄牛、水牛、牦牛三大类；羊也是中国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包括绵羊和山羊，中国是家羊起源地之一。这代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农史学界对六畜起源的基本看法：猪、狗、鸡是中国最早驯化的，马、牛、羊也不是外来的。笔者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六畜的人文意义。 人类在驯养动物的同时也促进人类自身发展。人类与家养动物可以说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在帮助动物生存的同时充分利用动物改善自己的生存。家养动物史实质上是人类文明进步史的缩影之一，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的进程。六畜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中包含六畜；古人甚至把六畜定为过年的日期，如正月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是猪日、初四是羊日、初五是牛日、初六是马日、初七是人日。六畜在传统文化中已深入生活方方面面，六畜在中国传统中已凝固成文化符号之一，源远流长……六畜冠名于姓氏、山河、人物等，《百家姓》中有马、牛、羊，还有司马，巫马、羊舌、公羊等复姓；历代以六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之一，亦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荀子·王制》：“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
关于六畜谁为首，伟人有信说得有理。毛主席关于养猪的这封信写于1959年10月31日。信中提出，要把养猪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要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厂，如果能做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肥料的来源就解决了。这封信今天读来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毛主席为何会写这封信呢？又是写给谁呢？原来，此前不久，主席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
附伟人《关于养猪业发展的一封信》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踏踏，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
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
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 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
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祝你开心，望采纳，谢谢
（来源，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第2929期排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