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以考古为基准以逻辑为准绳树立相对正确的文明史观

中国是农耕古国，也就是常说的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近代以前也就是工业化之前，先进的农业国就是先进的国家的象征；人类近代以前的先进文明史，就是以中华农耕为主体的先进文明史；说中华文明是文明古国，也主要体现在中华农耕文明一直引领人类几千年直到近代的先进文明史。如从今天的GDP说，在人类文明以来直到近代的极大部分时间里中华实体就一直占有人类整体GDP的半数以上。中华古代领先于世的天文学，也是从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农耕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其中，二十四节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而先进的农耕文明也必然带来相应先进的手工业的发展，这从先秦著作《考工记》同样可以说明，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手工业同样领先世界到无以复加，其它各方面也是。

在系统学习农耕文明史前，我们先来学习探讨一下“文明”的历史内涵；对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误导做一些剖析，走出西方历史偏向，树立起相对正确的认知文明观。

一、对“文明”的基本理解

从文字起源来理解。 甲骨文“文”字的初始之义，像一个站立着的孔武有力的人伸展着两臂，展示着胸脯上刺着的图案花纹，始义为“文身”……由此又延伸为“美丽”、“文彩”、……这是从祖先在获得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下开始了对美的追求与向往的角度来诠释“文”之意；从逻辑上也契合了人类在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下开始了人类文明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

而“明”昵，这个甲骨文的展示就直白了许多，无论是把左边当成是一扇小窗还是就当成太阳，右边当然就是玉兔月亮了，解释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反正是“光”，大莫若太阳之光辉是为“光明”；而李白那首三岁小孩也许能背诵的《静夜思》里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也很好地诠释了古人造字的意景。

而当古人观察到“日月同辉”的自然现象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惊诧、激动、亢奋和由此产生的对日月光明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

“文明”一词最早的出处。 “文明”一词早见于典籍《周易》与《尚书》。《易经·乾卦》《易传》《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龙”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七宿星象，每岁仲春卯月之初，“龙角星”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故称“龙抬头”。“龙抬头”标示着阳气升发，整体意思就是春生大地，春光明媚，万物生长，春耕开始，光明一片。可见《易经》中说的“文明”，正好非常吻合诠释了中华民族从渔猎、采集走向自主生产发展的农业文明的光明前景。

“文明”又出现在《易经·明夷卦》，曰：利艰贞。《彖传》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这是孔子用周文王、箕子应对暴君商纣王的事例来解卦。《彖辞》说：明夷的内卦为离，离为日；外卦为坤，坤为地，太阳隐没于地中，是明夷的卦象。离为文明，坤为柔顺，明夷的品格是内文明而外柔顺。周文王内秉光明之德，外行柔顺之道，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犹服事于殷，蒙受羑里大难，正与明夷卦象相似。“利艰贞”，就是在艰难之时坚守贞正不失其志。正如太阳隐没地中，晦其光明，然有云开日出之时。箕子内秉光明之德，外处逆境佯装披发以晦其明却不失其志，正与明夷的卦象相似。

《尚书。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白话下就是：查考往事，舜帝名叫重华，辅佐帝尧；他文达谦恭，温文尔雅，充满智慧；他的厚德上传，尧帝授命其位。《尚书。舜典》说的“文明”已经升华到文化底蕴的层面。

西方关于文明的近代脉络。关于文明的定义，是了解西方文明问题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拉丁文中较早有“文明”一词“civils”，意思是指“城市公民的”或“国家的”，然西方但凡古老说法几乎不可靠（原因是其古老文明多为文艺复兴时期研究出来的），则认为西方“文明”一词出现于近代的英国是为确切些。18世纪后半叶，启蒙思想家抨击中世纪的黑暗统治时，使用了“文明”一词，与“野蛮”相对，当为西方对文明一词较准确运用的起始；《韦氏大辞典》确定西文“文明”的定义为“教化的行为”又有了进步。在19世纪，特指开化、文化、文雅，已经具有了现代“文明”的意义。

二、剖析“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是近代历史的产物，是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近代陨落、西方通过殖民化全球后逐步形成的心理的、文化的、科技的等等诸方面的优越感，其实却是对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和历史的极大误解。 西方中心论从西方的角度自觉或下意识感觉到欧洲对于世界的优越性，认为西方文明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明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文明历史围绕西方文明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明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强烈色彩，是近代以来对历史的短暂误解，是典型的近代西方殖民思潮。近代逐步树立起来的“西方中心论”除了西方骨子里的傲慢外，发展到今天曾经被殖民被奴役化的国家虽然重新独立了解放了，但由于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的曾经的长期奴役化背景、教育、加之近代以来西方实际在各方面的相对先进，直到今天，这些国家的人们挣脱“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并不强烈，这也是今天“西方中心论”仍具有强大社会生存基础的原因。

“西方中心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正当中国的大清皇帝们还沉浸在‘天朝’、世界‘中央之国’的历史陶醉之中时，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的变革，彻底砸碎了近千年来农奴式的封建割据统治和近乎窒息的宗教桎梏，向着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经过二百来年的殖民扩张和掠夺，非洲成了贩卖与屠戮黑人的屠宰场；美洲文明的创造者（实际上也是中华先民的支系）被屠至殆尽；印度与东南亚被掠夺得千疮百孔；最后，中央之国也成为了‘东亚病夫’。这样，西方成了人类文明的‘主宰’，西方人成了‘上帝的骄子’，全球的‘西化’之风从此弥漫开来。今天人们盲目的崇洋迷洋心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是近代以来西方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还远远地走在前面这样的客观现实和西方不断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西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对自己伟大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中所应有的崇高地位缺乏根本认识甚至漠视的恶果。” （刘博：《谈谈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社科与经济信息》2002年第4期）

近代西方“文艺复兴”的本质是什么？ 答案：人为复制出距今近两千年来的神通般的个个是“经 天纬地的学术天才甚至于全才”……这样的情况只能存在于神话里硬是当作历史就是天大的笑话！但 这样的笑话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泛起而使之成为了教科书的结论流传至今……悲呼！

据西方历史记述说，公元13世纪末14世纪初，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在意大利商业城市佛罗伦萨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逐步扩散到各城邦，以后又扩展到西欧各国；当时的人们认为，文艺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高度繁荣，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却衰败湮没，在14、15世纪获得“再生”与“复兴”，于16世纪达到顶峰，因此称为“文艺复兴”。 由于世界其它文明没有如同中华文明自近四千年来就有了国家朝代变更的基本记录，则类似地说希腊、罗马古典时代并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录及后来考古的相应印证，只能是一种“研究”后的说法。而那些所谓“研究”出来或说伪造出来更恰当的说法“来自什么古埃及的‘莎草纸’或两河流域的所谓的‘泥板’居然能记录下几千年前的历史并保存至今”是多么拙劣的笑话居然成了真，这就是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神奇的文明“成果”——没有实际的国家朝代实际的记录与经得起考证的考古的相应论证却杜撰出来子虚乌有的“西方中心论”目的下的古代史并几百年来成为了教科书的结论是时候到应当得到彻底澄清与拨乱反正了。

按“西方中心论”所表述的“文艺复兴”是14到16世纪盛行于欧洲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科学与文化的革命，其影响力在艺术，建筑，哲学，文学，音乐，科学技术，政治，宗教以及智力探究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是欧洲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而这种近代以来累积而成的人类文明文化分类成果却被完全嫁接到了古希腊、罗马那个时代（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时代已经被质疑了几个世纪今天轮到中国的学者来质疑了），伪造出众多天才的全才的古希腊、罗马科学与人文大师，这也实际反证了他们所讲的这些文明的几乎不存在与子虚乌有。

也就是说，杜撰出如此全面高度发达系统的古代文明与芸芸大师一旦被揭露就成了铁的事实的反面 。曾经流行到了中国的西方名言：“言必称希腊”、“条条大路通罗马”，说明了什么？这就是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对被殖民的在西方看来是落后、野蛮的所有地方之“西方中心论”自觉不自觉侵润后的认知形态的突出反映。而无论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复述古希腊神话还是人文历史或科学，都是感觉连今天也不能比的系统之完整、层次之高大上……这个，只要认真的思忖下就觉得不合符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显然与历史、文明、文化本身产生、发展的真相只怕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从而说明这些所谓的“复兴”出来的古希腊和罗马的一切的一切可能是子虚乌有相反证明了其历史的虚假性。

而具体分析起来更是让人目瞪口呆。我们假设说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数学家动辄就是几十上百，而且他们除了数学外还个个不是这个家就是那个家，你信吗？不说是距今近两千年的时代就是说明清时代出现这么多也是不可思议？从夏商周三代起一直到明清几千年累加起来出现这样全面的人才动辄几十上百也是让人不可思议？除了西方文艺复兴能制造出这么多全面的顶尖的古希腊罗马人才外也许全世界两千年累积起来也没有西方这样制造出来的人才的几分之一或十几分之一都可能没有呢？我们来看看今天介绍的古希腊的这些大家，以下列举的是精通数学的杂家，就是说他们在冠以数学家的同时又可能是哲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阿那克萨哥拉、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阿尔希塔斯、老阿里斯泰俄斯、阿里斯塔克斯、阿波罗尼奥斯、 阿基米德 、波伊提乌、卡利普斯、克吕西波、克莱奥迈季斯、科农、特西比乌斯、德谟克利特、丢番图、迪诺斯特拉德斯、埃拉托斯特尼、欧德摩斯、 欧几里德 、欧多克斯、吉米纽斯、喜帕恰斯、希帕索斯、希波克拉底、希帕提娅、许普西克勒斯、米利都的伊西多尔、马里纳斯、纳劳斯、尼科梅彻斯、尼克美狄斯、恩诺皮德斯、帕普斯、波希多尼、普罗克洛斯、托勒密、 毕达哥拉斯 、索西泽尼、泰勒斯、西奥多罗斯、西奥多修斯、色诺克拉底、埃利亚的芝诺、芝诺多罗斯……

这几十来位数学家兼其它学家里，至少我们知道的可能有三位，都是鼎鼎大名：欧几里得被称为“几何之父”，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几何原本》（中国学者质疑并认为其实际是中国明代的作品），奠定了欧洲数学的基础，厉害吧；这个毕达哥拉斯别的不说，不是我国古代有勾股定理么，别急，西方说是毕达哥拉斯发明的，所以勾股定理又叫毕达哥拉斯定理；阿基米德，百科式科学家，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力学家，静态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并且享有“力学之父”的美称，阿基米德和高斯、牛顿并列为世界三大数学家……你马上想起那句如雷贯耳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再来个，德谟克利特，古希腊杰出的全才，一生勤奋钻研学问，知识渊博，在哲学、逻辑学、物理、数学、天文、动植物、医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修辞学、军事、艺术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他还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画家、雕塑家和诗人……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些动辄就是十几个家的桂冠评价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说是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时代一个叫 第欧根尼·拉尔修 的古希腊哲学史家，生平不详，以希腊文写作，编有古希腊哲学史料《名哲言行录》，共10卷，包括200余位哲学家与300余篇作品。西方介绍说，《名哲言行录》在古代流传，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该书开始有印刷本，也有拉丁文译本的出现。原来这些天花乱坠的东西就是这样来的。问题在于当时的这样狭小的地域和相对时间里，突然出现这样多如牛毛的大家都搞写作搞科研出无数辉煌的成果——那些羊皮要用今天的火车从全世界拉到地中海去也不够用哈？什么？用泥板？那全世界都来制造泥板砖来供应这些大家的研究写作也不够用么？再说这些泥板往哪里存放？什么？莎草纸？只怕几十条尼罗河的也不够用么？欧几里德在那个没纸张没印刷术的年代就成了几何之父？一张羊皮上求证演算不打草稿让今天欧洲的小学生搞节乘法演算比起从古就有乘法口诀的中国学生难到不知那里去了是真正的事实。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古希腊的这些大家个个绝顶天才，无比勤奋，著书立说仿佛比今天有计算机写作还来得容易自在……两千多年前西方无笔墨纸张印刷术的时代竟然能在也许羊皮上也许是埃及莎草纸上或还一边造土坯砖一边写的泥板上写下动辄十几二十甚至于几十万字的著作？三大悲剧作家里，索福克勒斯写了120部剧，欧里庇得斯写了92部，埃斯库罗斯写了70部……“古希腊三贤”之一的亚里斯多德之《亚里士多德全集》，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至人文，包罗万象，涉及到人类今天可索的诸如数学、几何、力学、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历史学……以及诗歌、风俗，法律……成了一个穿时空在近代领域里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神化”……而对比同时代的中国的实际历史，老子不就五千言，孔子也就留下还是学生后来编的一部《论语》么，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五百年以国家力量去民间各地收集才留下部文艺的《诗经三百首》（最初是三千来首后被孔子删减成了三百来首）么……但这些只怕就是整体比及古希腊随意拿个什么家都会逊色哩，这能是历史的真本真相吗？……认真分析历史，公元前的世界史，除了中华文明有实实在在的国家文明档案记录，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埃及、古两河、古印度都是没有基本记录的，所谓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更是如此。没有真正的古史记录，后来西方历史学者在近现代“研究”所完善的古史不顾历史的基本形迹与逻辑到如此天花乱坠就是无源之史，也就“死无对证”，可以任意考究编造，甚至于越古老越详细，人物无所不能都是绝顶天才……这个太不符合历史只怕连神话都难符合怎么还成了今天教科书的结论呢？这也是在具体撰写中华农耕文明史纲之时一定要写这个序言的缘由；否则，在中华文明实实在在的文明结论面前，人们随意在度娘上一搜，西方这些近现代杜撰出来的不存在却牛皮冲天的成果出来了，那是极大的不负责任与对历史的天大的笑话，这个本书这里对西方这些所谓教科书的这些结论几乎谢绝。

今天如此全面、高大上的古希腊大师们的著作突然在文艺复兴的这段时间里集中“复兴”出来了，当然不可能如同类似中国的先秦著作，总是有从那时到后来要么连续的传承或总是或多或少一些史籍的记录或甚至于还会有考古从古墓什么遗址中发现……因为西方或是其它地方的文明绝非中华文明有如此绵延连续的国家历史——说是两千年前后的历史其实呢前无继承后无延续——包括四大文明除中国外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更别说这个希腊罗马了——但由于西欧近代的这个“文艺复兴”——天啦——两千多年时候冲天盖地无所不包包罗万象万象“复兴”到比今天的文明文化还要先进全面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灿烂光辉到“不要不要”的了……这样看来，这些吹嘘到神乎其神的所谓古希腊、罗马之圣人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或是牛皮科学家之如欧几里德、阿基米德、毕达哥拉斯……等等等等只怕是都要打上深深的问号？由此看来，这些近代随着“西方中心论”盛极一时直到今天还是世界教科书结论的公众的常识未必就是真的真相，因其最基本的逻辑漏洞逻辑悖理终究经不起历史的考验，露出致命的破绽是必然的。所以说文明造假信口开河没了基本的逻辑和底线，却还成了近代以来教科书的结论——如今思忖开来只能是哭笑不得的悲哀！当这样高大上全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文化以教科书式的定论在全球灌输几十上百甚至于两百年来，中国的学者能不为之折服？这样的教科书教授出来的学生能不对西方崇拜？今天该是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三、四大文明古国古史靠谱的只有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但为何西方世界史又刻意把中华文明归结到四大文明古国的末位甚至一些西方学者写的书还有意无意把中华文明放到了另外一些文明之后……这些这么做的理由还似乎“理直气壮”：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其实只有不到四千年，四大文明古国连印度都有四千年以上，所以是这样；而且这样的理由中国的主流历史学者直到今天很少有提出疑义来的，除了那时候还有个梁启超当时大声疾呼：中国应当排到四大文明古国之首位，但在其时，如同一个勇士在沙漠中呐喊……那么，我在这里要反问啰，中华文明国家朝代记录就连续达近四千多年，请问历史学者们，人类对上中古的历史记录除了中华文明之外，其他地方包括西方还有什么国家莫说有近四千就是连续达二千年的国家记录吗？靠谱的历史只怕连续上千年也是很少有的了……有人当然说有，古代埃及文明从距今七千年到两千年时代的王朝年代是这样的：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五三OO年～前三OOO年）——早期王朝时期（公元前三OOO ～前二六八六年）——古王国超期（公元前二六八六～前二一六O年）——第一中间期（公元前二一六O ～前二O五五年）——中王国时期（公元前二O五五年～前一六五O年）——第二中间期（公元前一六五O ～前一五五O年）——新王国时期（公元前一五五O年～前一O六九年）——第三中间期（公元前一O六九～前六六四年）——后王朝时期（公元前六六四～前三三二年）——希腊罗马统治时期之马期顿-托勒密时期（公元前三三二～前三O年）——罗马统治时期（公元前三O ～公元三九五年）。但这种如此学术的对称的没有什么变化的距今两千年前的历史划分的依据源自哪里？这种越古老就越明晰的历史划分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么？难道因为上中古历史越是没国家历史档案就越发可以肆意臆造么？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从近四千年到今天一直连续着国家历史档案清清楚楚的国家；当然，先秦著作中对中华中上古文明的记录也即五千年甚至于更久远的记录也是有的，只是只言片语，十分简练、模糊罢了。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便开始了简单模糊，遑论三代以往之三皇五帝的历史，这是完全合符合历史规律与实际的。那么上面这个关于古埃及的五千多年的历史，纵然说那个罗马统治的几百年除外，基本就如同中华的先秦历史了——况且中华历史从三代始还是有一些国家官方的记录的只是越往中上古越简单粗陋罢了而至于中华口口相传的“三皇五帝”及更古老的历史也只能是在先秦典籍中偶有所提及或是民间传说中说道了——如果也如同上面古埃及文明研究整理成这样的甚至于对称发展的地步岂不是自欺欺人和如同西方这样没了底线造假历史自己打自己的脸了么？但结合考古，今天以长江流域为中华并世界人工栽培水稻发源地上万年遗址的不少发现，证明神农时代至少距今上万年了，这样的研究结论是能成立的……但因为中华文明是实实在在的，即或三代以往（甚至于夏朝）的更多信息典籍史料太少然结合考古完全可以做出相应的一些对应结论；正因为中华文明史是进入三代及后几千年记录有国家档案连续清晰，而此前文明与少量先秦记录、流传、神话等又多与后来到现在的考古能吻合，从而证明了一些今天当成为神话的其实是当时历史的反映……

当然，古埃及是没有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的，但参照中华几千年朝代更替，经几百年的努力，起先是欧洲人，到后来埃及人自己也加入进来“研究”完成这样一个完整的“王朝时期”划分，也着实不容易……因为没有实际内容，所以才有了这些似乎设计好的“前朝时期”、“早期王朝时期”，其实这两个名称上就有点雷同哈；接着“古王国时期”，难道“王朝”不就是“王国”吗？可见制造历史也不容易；呵呵，还什么“第一中间期”，看看中华从秦始皇统一到明清两千多年，不同的王朝出现，且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尽管杜撰的王朝史参考中华古史，但毕竟没有史实，只好“古”呀再来个“新”，“中间期”还来了个“三”，历史再长点就有“第四中间期”了你可别不信……

当然自人类文明发祥到如今，也只有中华文明有这样几千年且连续不断到今天的国家朝代文明国家记录，除此之外，因为在地球除中国外的地方确实没有这样的这么早就形成国家（朝代）并一直更迭至今天，当然所以就没有这样的记录么。那么，我更要质问了，怎么本是实实在在有国家文明史记录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反而被认定为没有这些国家朝代更迭也就当然没有记录的诸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长了呢？哦，这些历史学者的理由是说考古在尼罗河发现了金字塔等遗址、在两河流域也发现了一些遗址、在印度的某些地方也发现了遗址，这些遗址距今在四千年以上，所以就有理由“理直气壮”排在中华文明前面，是这样吗？我看呢，也只能是这个理由，还能有其它什么理由呢？问题是这些历史学家也好历史学者也罢，难道思考问题不用逻辑的吗？难道衡量的标准不能是统一的吗？如果同样用遗址为衡量标准，还有什么文明能超过中华文明的吗？尼罗河流域是发现了以金字塔为代表的一些文明遗址（但这些金字塔距今的时间究竟上了千年还是中世纪或近代的建筑已经很值得研究了……），可是中华大地能代表当时人类文明最高标准的遗址可以说从上万几千年的出土了人工栽培水稻到距今九、八千年具精美玉器、白陶、骨笛出品到距今七千年的人类最早的城市再到什么距今六、五、四千年的文明遗址那就是太多太多了……这样说来就明白了，原来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唯一具有几千年连续国家文明史且记录在案的文明国家，而其它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其它三大文明古国有些可能具有四千年以上文明遗址的发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些考古非常不靠谱甚至于作假），而要用遗址来衡量文明的长短，更是没什么文明能超过中华文明更是只能望尘莫及了。

英国的崔瑞德（D. Twitchett）与美国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共同担任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书中“总编辑序”说：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功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这样的理由对我们来说与其说是耻辱与讥笑，还不如将其作为鞭策而奋起。

四、用文明遗址来判断文明的先后符合逻辑

1、人类唯一有古文明史连续记录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中国是最古老的国家，当其它地方还在原始或奴隶制下蹒跚徘徊时，一直引领人类前行的中华民族却早早进入了封建帝国时代，故连续封建帝国文明记录史就长达二千多年；与之相反的是，其它古国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却几乎是没有古文明史记录的文明，更别说有上千年的连续国家历史记录更遑论有封建帝国史的连续记录了——因为本身就没有么。

2、另三大古文明怎么推演而来。那么，这几个所谓的古文明史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原来随着近代考古的兴起，这些地方发现了一些突显文明的古遗迹或遗址，如埃及地方金字塔、神庙的发现等。故另三大文明古国就是在考古发现中依据所发现的古遗址年代再反推其文明历史，这几个文明体就是这么推演来的——即把其某个古遗址的年代如距今四或五千年来断定当时其国家文明史的状态，并认其为此文明或国家之文明年代。但这样的判断是有逻辑漏洞的：正因为没有基本的连续的文明史记录，而在某个时段突然有了比较高的文明出现，那么这些文明到底是怎么来，是本土的还是外来，都值得研究；因为这些突然的文明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其它更先进的文明所带来。并且这么久以来直到现在学者们却很自然地把这个由遗址断定出来的年限——如古埃及金字塔距今四千年或四千五百年比近四千年（这些都没有实际的靠谱的证据）的中华封建国家文明史记录长，由此推断古埃及（其它如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类比中华文明也以类似推理）早于中华文明，这岂不本是天大的逻辑笑话却成了今天教科书的结论。因为同样按所发现的文明遗址来推断文明，则中华文明上万年更能证明为人类文明的源头无疑。

这里重点补叙下关于埃及金字塔的真伪问题。 1840年埃及战败，被迫签订《英埃协定》，埃及成为英国殖民地；一批英国人来到埃及进行关于金字塔的“研究”，其中霍华德·维斯（Richard William Howard Howard-Vyse,1784.7.25-1853.6.8）最为积极卖力，他的外祖父是陆军元帅乔治·霍华德，父亲是理查德·维斯将军，1840年升为上校；他非常勤奋，很快出版了《1837年，在吉萨金字塔的行动》（《Operations carried on at the pyramids of Gizeh in 1837》），这套书分三册，分别在1840年、1841年、1842年出版。从书名理解，好象是要建金字塔的意思……首先，笔者要说的是，古埃及是有金字塔的，早期的金字塔体量小，顶端多半不是尖的，类似美洲的金字塔，只是没有那么雄伟壮丽了。美洲金字塔的来源与周武王攻破朝歌，商王朝二十五万军民在东部作战没了退路，直接沿海岸线北上过北令海峡一带去了美洲相吻合这里不表。奇怪的是《1837年，在吉萨金字塔的行动》里的图，为什么和现在的图很不同呢？有学者认为那书里的一些图是设计图或类似于今天的效果图，当然与后来实际建造或后来逐步改造有不同么。

对比插图1后发现，当时设计的四处，第1处放弃了，第2、3处实现了，当时设计图第4处没画金字塔，后来这里反倒是建立了几座相对小点的金字塔。对比插图2，很明显，这是当时还没定型的人面相——不能说狮身因为还没有，头像像个胖娃。事实上，还早在十六世纪时候，欧洲这些所谓的考古学者、画家或是旅行家去这些地方寻找古迹，然后制画出集子，最初的目的也许是为钱为名气；没想最后形成一种风气，把猜想臆想的画作弄假成真。如1544年德国制图家蒙斯特（Sebastian Munster）画《宇宙志》（Cosmographia）中的插图：

三座金字塔变尖了挤在一起，与人体相比塔也不高。再十年后也即1554年法国画家所罗门（ Bernard Salomon）画的《东方宇宙志》中的埃及金字塔不仅是尖的开始复杂化，但显然与什么狮身人面还没挂上钩，感觉是一幅热火朝天建设的场景：

再过十八年后，突出金字塔与人面的图画出现了，这就是1572年霍根伯格/布劳恩（Hogenberg&Braun）画的金字塔，不是处于沙漠中，而是建于削去顶部的山丘上，画作简朴第一次塔旁边出现雕像——好像是一尊女头雕像。

同年，希姆斯科克（M. van Heemskerck）画的金字塔旁边，却是一座男子头像，这是他当时画“世界七大奇迹”书里的插图。

而1579年，赫尔弗雷希（Johannes Helfreich）画的塔旁雕像是一尊半身裸女，看来画家们各有爱好……那么，出现狮身的画图是什么时候呢？大约已经是十七世纪中叶了，1665年，荷兰人文学者旅行家达佩尔的（Olfert Dapper）《描述非洲》，其中插图描绘金字塔，金字塔旁第一次出现了狮身人面兽。

其中还有不少画家画了不少……到了十八世纪的1724年，德国地理学家豪曼（J. B. Homann）承袭了前面画家的遗风，也画了一个人头，一只带翅膀狮身人面兽。只是“人面”（红色标注1）比“狮兽”（红色标注2）小了不少。

更有意思的是，1755年，丹麦旅行家、绘图师诺登（F. L. Norden）出版《埃及与努比亚行记》，所画“无狮身”的人面像，已缺了鼻子。

想一想，经过近一两个世纪的渲染，应能解释当时拿破仑出征埃及时，居然带这么多画家、考古学家的原因了。只是这样一来，居然说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是拿破仑一怒开炮轰掉了……跟随远征的，有一位著名画家维旺·德农（Vivant Denon），负责绘制埃及的古迹。他是拿破仑的御用画家，卢浮宫的首任馆长。现在卢浮宫主要馆区南楼就叫“德农馆”。

德农的画作说明当时的金字塔还只是高出地基不算太高的土堆，且直到拿破仑死后几十年的杰罗姆的创作也还是没有狮身的……总之，今天吹嘘过头的金字塔群及狮身人面像极大可能就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即近现代的产物（当然不排除埃及其它地方有相对年代久远点的金字塔）。据说这个狮身直到1930年法国的一位埃及考古学家埃米尔巴雷兹经过十多年挖掘才使下面卧底狮身露出，就是今天的样子——但这种圆场还是有漏洞——脖子或半胸下面的狮子的双腿可以从下面挖露出来，但后面狮身是高出地面是隆起的部分至少与半节胸脖子一样高并不需要挖或说是被黄沙埋住了？或说经过十多年下面假如没有也可以“模样”出来了……

3、 用发端遗址文明判断文明的先后符合逻辑。 本来以相同条件的比对，如以能代表当地当时文明发展的遗址来进行类比，这是完全合理的符合逻辑的。如以能代表文明发祥的古文明遗址的年代来演绎中华文明，如长江流域发现人工栽培水稻、陶器上万年的遗址不少且集中，如湖南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广东牛栏洞、浙江上山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华文明已经能开始人工栽培稻的种植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陶器的烧制等——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上万年，而后来延续不断的距今九千、八千……的文明遗址连绵不断、比比皆是，那时另三大文明古国的地方还几乎是文明的零界点，更别说其它文明了。

文明发祥三要素——破解人类最早文明发端

我在《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以下简称《源》）一书中曾对人类文明发祥作出推理：作为人类文明的总发源地，必然有着最早的文明基因、环环相扣的文明积淀、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具体说，要确认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为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从地域上向周边具有扩散性。按“西方中心论”炮制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最早文明，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但这个文明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真正可靠的考古来证明其结论，但炮制方法也是在考古上下“功夫”——伪造采用了可笑的什么挖掘出几千年前还保存着的无数泥板——比如最著名的“苏美尔王表”然后那些所谓的西方学者、专家解读、研究出上面的内容再来成就这个所谓的“泥板文明”。同样，能证明有古埃及文明的考古操作是在尼罗河入海口发现的“罗塞塔碑”，问题是这个碑发现的地方一两千多年前是为海水淹着的；同样，天花乱坠炮制出来的什么亚历山大城也只能在海里的，于是再一推断，什么马其顿王国、什么亚历山大帝……再什么什么都是子虚乌有了……可见，当时的人只顾造假，却没有考虑到古地理的变化这一层，终究会成为笑话。现在查究起来，许多西方人搞的考古研究，与其说是在考古，更多的可能是在为达到什么目的而考古造假罢了。

一个谎言，又要多少谎言与操作去圆场。比如西方说的“阿拉伯翻译运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大师们的海量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其中一个来源就是谎话了什么古希腊著作是从阿位伯文翻译过来的；言下之意是海量的古希腊、罗马著作消失了千多年，突然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前夕来了个“阿拉伯翻译运动”，如是，伟大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无数两千年前的人文的自然的天才全才人物全活了……据现在通行的说法，中世纪的阿拉伯翻译运动起于阿拉伯倭马亚王朝 （ 公元661一公元750年） 时期，于阿拔斯王朝 （ 公元750一公元1258年）达到鼎盛，在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西征之下结束。这么看起来，实际这个翻译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连贯起来的。虽然说这个翻译运动可能翻译了一些印度、波斯的典籍，但翻译的重点中心却是大量地把中世纪及以前早已遗失的古希腊著作翻译了过来……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逻辑问题：既然都已经消失了，怎么阿拉伯人就找到了呢？阿拉伯人能翻译过来，说明当时是有古希腊语或拉丁语或其它什么语之著作版本（不说原本）的么……但今天一寻本，即找不到哪怕是阿拉伯翻译时期一本什么古希腊或拉丁语的更别说是更早点或公元前的更无可能也找不到一本所谓“阿拉伯翻译运动”时的阿拉伯文文本——这也太不符合逻辑了么——当然反正所谓的古希腊、罗马大师们及其海量著作从此就又重新出山纵横世界了。

4、 长江流域上万年文明生生不息 。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 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以玉蟾岩农耕稻作文明为起点向四周延续扩散：向东向南产生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广东英德牛栏洞、浙江浦江上山等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长江流域一带水稻农耕文明星罗棋布，如距今9000年之间的湖南常德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75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等。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北向西黄河流域高纬度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宜稻则稻，因地制宜发展栗、黍、麦等其它作物，如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方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形成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这个文明向印度半岛延续扩散发展有距今7000年的阿萨姆邦水稻文明，向东亚、东南亚延续扩散形成距今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更是比比皆是。

纵观中华并人类文明史，从考古来说中华从上万几千年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发端后中华大地农耕文明延续上万年至今且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开始了国家文明史朝代更替的记录是世界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实体；而除此外任何其它文明都没有从考古验证说连续几千年更别说上万年了然后在距今两千年后基本不存在什么国家实体且又还连续莫说至今就是连续几百年的文明实体也是不多的， 因此近代史以前的文明扩散只能是中华文明向周边向世界其它地方的扩散而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同样的逻辑，两千年以前的天文、数理的发现研究，也只能是中华文明这样的大实体下长期研究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其它什么子虚乌有的特别是文艺复兴时候西方学者借古代而把后来的东西或中国的东西“研究”成是西方这那的发现了——这就是所讲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伪造其中还精心去伪造包装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文明——目的还是为伪造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无与伦比做嫁妆……

英国人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文明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古代一百条重要的发明，在1986年出版《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总结了“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概述了中国人的发明和发现，说明了中国人是“现代世界”共同的技术创造者。书的前言《西方欠中国的债》写道： “历史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最大的秘密，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乃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现代世界以之为基础的发明和发现，可能多半来自中国。但是这个事实却不为世人所知，对此，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的无知。从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中国人被西方的技术所震惊，犯了对自己成就的健忘症。” 罗伯特·坦普尔的意思就是，近代前的发明发现，可能多半来自中国——这些发明创造奠定现代文明的基础，这个论断才是世界历史的真相。 ObL2UIh3diDL8Wby3gJ+e0BrGgY7Ysio1fCt9OSgZehDz4/juRI56ycGtobwd2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