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手边有一封妻子寄给丈夫的信。

给孩子爸爸：

好久（不到两周）没有见面了呢。不过，看你精神似乎还好，我就放心了！你说会给我写信，我一直盼着信来呢。孩子爸爸是不是也盼着我给你写信哪？

之前我还有点期待，以为你四月份说不定就能回家。看样子是不行啦。（中略）很难熬吧？虽然难熬，但也要以早日回家为目标哟。否则会撑不下去的！五月有我们重要的纪念日，还有孩子上小学后的第一次运动会呢！

没有你，这个家果然很寂寞呢。（中略）我很想哭，但不想在孩子面前哭，所以会等到晚上。我现在的精神寄托，大概就是会面时能看到你十五分钟，和你说说话吧。尽管我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中略）这样的我，你还愿意继续等吗？还是说，这样的我，你宁可不要也罢？

我试探着问了问孩子们的意思……他们都说：“我最喜欢爸爸了，所以会等爸爸和妈妈的！”孩子们比我还懂事呢。（中略）真希望一家人早点过上幸福的生活呀……虽然（孩子）爸爸老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可是现在的我和孩子们都是因为（孩子）爸爸的努力，才成了一家人嘛！如果你不在了，我们都不会幸福的呀！（后略）

这对夫妻和六个孩子及宠物一起，居住在东京都内一间两室一厅的公寓里。然而，丈夫因一些事情不得不离开家一段时间。信中提到的五月份的“重要的纪念日”大概是夫妻二人相识的日子，“运动会”指的是当时刚上小学的长女所在的学校办的活动。

读到这样一封信，想必多数读者都感受到了这个家中的温暖爱意，有一股温情将这家人牢牢地系在一起。

丈夫回家后，也确实遵照信中的约定，和全家人一起参加了女儿的运动会，还用数码摄像机拍下女儿在比赛中大显身手的模样。我看了那段视频，画面中的女儿铆足力气在操场上赛跑，父母开心地为她加油鼓劲。

然而，在写下这封信大约两年后，这对夫妻被警方逮捕。理由是他们存在虐待亲生子女、杀人、抛尸等犯罪嫌疑。

几乎是刚刚结束通信，这对夫妻便将三岁的次子关进养兔子用的笼子长达三个月，致使其死亡，随后抛弃了他的尸体。他们还用宠物狗的牵引绳拴住次女，剥夺她的自由并对她拳打脚踢。在医院的救助下，孩子身上的伤两周后才痊愈。他们几乎不给这两个可怜的孩子食物，孩子被监禁在房间里，无法出门。

媒体异口同声称这对夫妇为“恶魔”，将其行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在报道背后，这一家人的生活确实曾像信里写的那样，从夫妻和亲子的对话中足以感到他们对彼此的疼爱。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报告，二〇一三年因虐待死亡的儿童为六十九人（其中三十六人是虐待致死的，三十三人是被父母拉着寻死的）。往前一年是九十人，再往前一年是九十九人。

但这只是根据警方证实的虐待致死案件统计出的数据，日本小儿科学会的“儿童死亡登记、查证委员会”认为，真实数据应为报告数据的三倍到五倍，即将近三百五十人。

这些孩子被送到医院时，大部分的送医理由是“遭遇了事故”。即使死者身上多多少少存在可疑的外伤，医生也不便开口询问悲恸欲绝的父母是否虐待过他们的孩子。这样做可能招致父母的怨恨，若判断失误，则等同于在父母的伤口上撒盐。出于这些原因，若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医生便不会向警方通报，而是直接按照“事故致死”“病死”等死因来处理。我就曾听一位儿科医生讲述过类似的经历。

本书中介绍的三起案件被警方察觉时，均已发生超过一年，会呈现这样的规律，也许和上述情况不无关系。“下田市婴儿连环杀害案”“足立区兔笼监禁虐待致死案”都是如此，“厚木市幼童饿死白骨化案”更是在黑暗中隐藏了七年有余才公之于世。

媒体报道这类案件时，无一不是大肆披露父母用残忍方式杀害孩子的事实。它们将加害者比喻为没有人性的恶魔，世人也照搬媒体的宣传，谴责这些父母。

但若直接和加害者，也就是孩子的父母交流，他们的话里却流露着对孩子坚定不移的爱。孩子是我的宝贝，我是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大的，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幸福——如此这般。

请再读一次本书开头的那封信。有谁能断言那是加害者的谎言呢？他们毕竟是曾为孩子着想过的。

我采访过的许多虐待儿童的父母都是这样。至少没有人对我说过，自己是恨孩子恨得不得了，所以把孩子杀了的。

那么，这些父母为何爱着孩子，又对其施暴或忽视（育儿放弃）呢？这些孩子为何被夺去了性命呢？我认为，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

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与我的交流中，书中提到的三起案件的父母，都曾异口同声地说出这样的话：

“我是爱孩子的，却杀了他。”

只是，他们的前半句话要做一点补充：“我已经尽我所能去爱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