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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十一岁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当时我被送到了巴塞尔上大学预科。就这样，我远离了乡村的玩伴，真正进入了“上层社会”，那里有许多有权势的人，权力远大于我父亲，住在富丽堂皇的别墅里，出入乘坐昂贵豪华的马车，谈吐文雅，且讲的皆是德语和法语。他们的子弟衣着讲究，彬彬有礼，身上永远不缺钱，如今都成了我的同学。当听到他们闲聊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经历时，我心头交织着极大的惊异和隐秘可怖的妒忌。他们有的曾攀登过苏黎世附近雪白的闪闪发光的山峰，甚至还领略过大海的风光，后者简直叫我目瞪口呆。我注视着他们，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无法企及的、光辉灿烂的、白雪皑皑的山峰，来自那遥不可及的、不可思议的大海。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家是多么穷，父亲只是个入不敷出的乡村牧师，而我更是一个穷困的牧师的儿子，穿着有破洞的鞋子，没有其他可替换的鞋袜，穿着湿掉的袜子坐在教室板凳上等待放学。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父母，并尝试理解他们的关爱与忧虑。我尤其同情的是父亲，但并不那么同情母亲。在我心里，我总觉得她比父亲和我都要刚强。然而一旦父亲情绪失控，冲她发火，我总是站在她那边。这种必须明确立场的行为不利于我性格的形成。为了从他们的矛盾中解脱，我不得不扮演一个高于他们的仲裁人的角色，自愿或非自愿地对父母的是非进行判决。这导致我产生了某种自我膨胀的情绪；我那容易变化的自信一会儿膨胀，一会儿缩小。
九岁那年，母亲生下一个小女孩。父亲既兴奋又欣喜。“今晚，你有了个小妹妹。”他告诉我。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我没注意到什么变化。母亲开始频繁地卧床，且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可我完全没放在心上。在我看来，她的卧床不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无法辩解的软弱表现。父亲把我带到母亲的床边，她抱着一个看上去叫人失望至极的小生命：脸蛋发红，满是皱纹，活像个小老头；眼睛睁不开，我猜可能就像刚出生的小狗一样看不见东西；背上长着许多根根分明的细长红毛，她难道想长成猴子？我很震惊，不知道该说什么，难道新生的婴儿就长这个样子吗？他们嘟嘟囔囔地谈论着送子鹳。但是猫狗的幼崽们又是怎么回事呢？它们生完一窝崽儿，需要鹳来回飞多少趟啊？那么母牛呢？我无法想象鹳能用嘴叼一整头牛犊。此外，农夫们说牛犊是被母牛生下的，并非由鹳叼来。显然，鹳是强加在我身上的又一个谎言。我肯定这又是件我不该了解的事。
妹妹的突然出生使我产生了一种模糊的不信任感，这使我变得更加好奇且观察得更加仔细。母亲随后的一些古怪行为证实了我的怀疑，说明有些令人遗憾的事与这次生育有关。除此之外，这件事没有太令我感到烦恼，尽管它很可能对强化我十二岁时的一段体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母亲有个令人不愉快的习惯，那就是在我应邀外出时，她总追着我，为我出谋划策。在这些场合，我不仅穿着最得体的衣服，皮鞋鞋尖闪闪发光，而且还很在乎自己在公众面前的高贵形象。因此，让人们听见母亲追着我喊那些不光彩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记得代爸爸妈妈转达问候，擦擦鼻子——有手帕吗？洗手了吗？”诸如此类的建议。当我出于自尊和虚荣心，尽我所能地呈现出一副无可指摘的形象时，那种伴随着自负的自卑感却又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实在是不公平。这些场合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在赴约的路上我便自命不凡且自感高贵，就像是在工作日穿上了节假日才能穿的盛装。但是，一看见我要拜访的那幢房子，情况便急转直下——那房子的豪华和房子背后的权势立刻压倒了我。我对他们感到恐惧，从他们身上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恨不得钻进深深的地缝里。这也是我按门铃时的感觉。从房内传入我耳朵的铃声，如同末日钟声一般。我像丧家犬般胆小、怯懦。母亲事先为我做的周到准备，反而弄巧成拙。然后铃声就在我耳畔回响：“我的鞋肮脏，手也肮脏，我没带手帕，脖子黑乎乎的。”出于逆反心理，我偏不转达父母的问候，或者举手投足间表现出不必要的羞怯和倔强。如果情况变得非常糟糕，我就回想被我藏在阁楼的秘密宝藏，然后我就能重拾自信。当处于孤独绝望的状态时，我牢记自己是“另一个人”，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秘密、黑石块和身穿礼服头戴高帽的小人。
我想不起在少年时究竟有没有想到过，在主耶稣——或是那个穿黑袍的耶稣会会士——那些穿礼服戴高帽站在墓旁的男人们、草地上如同坟墓般的洞穴、放有阳具的地下神庙，以及笔盒里的小人之间，是否有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梦到阴茎形象的神是我的第一个秘密，小人则是第二个。然而，我隐约感觉到，那块“灵魂之石”与代表“我”的那块石头间存有什么联系。
时至今日，在我八十三岁写下回忆录时，也未能厘清童年时代那些记忆的脉络。它们每一个都像地下的单株根茎所生发的嫩芽，像潜意识发展过程中沿途的车站。虽然我越来越不可能对主耶稣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我记得，从我十一岁时起，开始变得对关于上帝的思想感兴趣。我开始向上帝祷告，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满足，因为祷告不存在矛盾。上帝不会因为我不信任他而变得复杂。而且，他不是穿黑袍的人，不像画上人们非常熟悉的穿着华贵服饰的主耶稣。相反，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我听说，人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关于他形象的准确观念。虽然他的形象更接近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老人，但令我非常满意的是，有一条戒律规定：“你不会把自己雕刻成任何塑像或使自己与任何形象相似。”因此，人们对上帝就不会像对绝非“秘密”的主耶稣那般熟悉。这种与我的阁楼秘密相似的某种东西开始使我深受启发。
学校变得使我厌烦。它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超过了我更想要的描画战争场面和玩火的时间。神学课枯燥得难以言喻，而我对数学课感到彻头彻尾的恐惧。老师声称，理解代数是件出自本能的事情，应该把它的发生看作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数字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不是花朵，不是动物，不是化石，不是可以在脑中形成画面的事物，而仅仅是由计算导致的量。令我不解的是，如今这些量用字母来表示，而字母又代表着声音，因此意味着有可能会听见它们的声音。说来奇怪，我的同学们都能够掌握它们，觉得这事不言而喻。但谁也不能为我解答数字是什么，而我甚至也不能把这个问题明确地表达出来。可怕的是，我发现没人理解我的困难。必须承认，我的老师竭尽全力向我解释，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奇特的运算，将可理解的量转化为声音。我终于明白，这是为了形成一种简略的缩写体系，这样一个简略公式能够容纳许多量。但我对这也没能产生一点兴趣。我认为这个体系完全是随意制定的。为什么数字要由声音来表达？人们也可以用苹果树表示a，用箱子表示b，用一个问号表示x。a、b、c、x、y、z并不比苹果树具体，不能体现数字的本质。最令我愤怒的定理是：若a＝b，且b＝c，则a＝c。然而根据定义，a与b截然不同，既然两者不同，那么a也就不可能与b相等，更不可能与c相等。触及等式问题时，我可以接受a＝a，b＝b……但对于a＝b，我只认为它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或骗局。当老师陈述他对于平行线定义的观点时，认为它们在无穷大时相遇，我又感到义愤填膺。对我而言，这与戏弄农夫的愚蠢把戏相差无几，我不能也不愿与它有关。我的想法一直在与这些阻碍我理解数学的矛盾做斗争。一直到老年，我依旧那么觉得：如果我能够像同学那般，没有经过思想斗争就能接受“a＝b”或“太阳＝月亮”“狗＝猫”这种定理，那么或许数学如今已经将我愚弄了无数遍——我直到八十四岁时才领悟到这些。我这一生始终不明白，为何我能够进行正常的运算，但我永远也无法掌握数学正确的方向。最令我不解的则是我自己在道义方面对数学的怀疑。
只有在用具体的数值替代字母，并通过实际运算来验证结果时，我才能够理解等式。通过抄写这些我并不理解的代数公式，熟记黑板上字母的特殊组合，我逐渐适应了数学课的学习。但随后我就再也不可能只通过替换数字取得进展了，因为老师不时就说“我们在这里代入某某公式”，然后往黑板上胡乱画几个字母。我不知道这些字母从哪里来，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理由是——这样的计算能得出他所认为的完美的结论。我的无知使我畏手畏脚，不敢提出任何问题。
数学课对我而言成了纯粹的恐怖和折磨。其他的课程相对容易，并且得益于良好的视觉记忆，我不仅能够长期在数学课上浑水摸鱼，还总能拿高分。但我害怕自己总有一天会失败，并且在面对广阔的未知世界时，认识到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使我不仅对自己感到厌恶，甚至产生了无声的绝望，这两种感觉使我完全丧失了上学的乐趣。除此之外，我还因为没有丝毫绘画的能力，免修了绘画课。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正合我意，因为这使我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但换个角度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失败，因为我自认为还有点绘画的天赋，虽然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画得好与不好，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感受。我只能画出能够激发想象力的东西。但在课堂上，我只能临摹瞎着眼睛的希腊众神，而我画不好时，老师就以为我需要一些更贴近自然的东西，于是让我临摹一张画有山羊头的图片。我再次搞砸了，为我的绘画课画上了句号。
除了在数学和绘画方面的失败外，后来又发生了第三个失败：从一开始我就厌恶体操。我不喜欢别人指导我怎么做动作。我上学的目的是获得知识，而不是重复无用且愚蠢的杂技。此外，因为我小时候的事故，我在心理上产生了某种胆怯，直至很久以后才将其克服。这种胆怯反过来又与我对世界及其可能性的怀疑相关联。诚然，我眼中的世界是美丽又令人满意的，但它同时充满了模糊又难以揣测的危险。因此我总想在最开始就知道，我是否可以信任某物或某人，这可能与我母亲曾抛弃我数月有关。当我开始神经性昏厥后，医生就明令禁止我练体操，这实在令我满意。我如愿地从体操的折磨中得到解脱——同时迎来了第三个失败。
我没有将由此获得的时间完全用于玩耍。它使我更自由地放纵于那种纯粹的渴望——我养成了阅读的习惯，翻阅手中的每一件印刷品。
事实上，1887年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年。十二岁那年的初夏，一天的中午12点，早上的课程结束不久，我在大教堂广场等一位顺路的同学一起回家。突然，我被另外一个男孩猛推了一下，摔倒在地上，脑袋重重地磕在路沿石上，顿时感到神志不清。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始终头晕目眩。在我感觉到撞击的那一瞬间，一个念头从脑中闪过：“从现在开始你不用上学了。”其实我仅仅是半昏迷，没有必要一直躺在那里，不过我还是一动没动，主要是为了报复袭击我的人。之后有人把我抱起来，送到住在附近的两位年长的独身阿姨家里。
从那以后，只要我不得不回学校，或者被父母强迫做功课时，我就开始昏厥。我有将近六个多月远离学校，一切都像是在郊游。我无忧无虑，能够接连几个小时做一个梦，或到林中嬉戏，在水边玩耍、画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又开始画表现战争惨烈的图画，比如遭到攻击燃烧殆尽的古老城堡；或者不厌其烦地画着漫画。直至今日，入睡之前我脑海中还时不时浮现出类似的漫画——咧嘴笑得狰狞的面孔不断地移动、变幻，当中有不少是我认识的人，他们在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总而言之，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神秘的世界。那里有树木、水池、水洼、石头和动物，以及父亲的图书室。但我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我的良知一直能感受到模糊的痛楚。我闲逛、收藏、阅读、玩耍、消磨时光，但并没有因此更快活，我内心隐约明白，我正在逃避自己。
我完全忘了这件事的始末，但我记得自己十分同情我焦虑忧心的父母。他们四处寻医，而医生们只是挠挠头，建议我到温特图尔和亲戚们一起度假。温特图尔有个火车站，在那段时间为我带来了许多欢乐时光。但回到家后，一切又和以前一样。甚至有个医生诊断出我得了癫痫，我清楚癫痫病发作是什么样，暗自嘲笑这个无稽之谈。但父母更加担忧了。之后有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来看望他，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因此他们在花园里交谈时，我躲在了灌木丛后。我听见朋友对父亲说：“你孩子还好吗？”“唉，情况不大好，”父亲回答，“医生也都诊断不出究竟怎么了。有人认为可能是癫痫。要是一直治不好就完了。我那仅有的家当已经不多了，要是将来这孩子没能力自力更生，那可怎么办？”
我顿时感到如雷轰顶，这是自我与现实的冲突。“不行，我必须开始用功了！”我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
于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成了个严肃正经的孩子。我从一旁悄悄离开，从父亲的书房里取出我的拉丁语法书，开始全神贯注地死记硬背。十分钟后我的症状开始出现，使我几乎从椅子上掉下去。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好了一些，又马不停蹄地继续发奋。“见鬼去吧，我不能晕。”我对自己说道，继续坚持下去。之后大概过了十五分钟，第二次晕厥才又发作，并且像第一次那样过去了。“现在你必须继续用功了。”我继续学习，第三次发作一小时后又来了，但我仍然没有放弃，又坚持了一小时，直到认为自己克服了它。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的状态比以前几个月都要好。而且事实上，我再也没晕厥过。那一天以后，每天我都在家自学拉丁语法和其他教科书上的知识。几周后我就返校了，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我都没再发作。所有把戏都结束了，我把它们战胜了！就在这时，我明白了什么是神经症。
我渐渐回想起这一切的始末，清楚地看到是自己促成了这整个可耻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真正埋怨过那个把我推倒的同学；甚至可以说他是受了我的教唆，这事从头至尾都是我主动安排的可怕的阴谋。我也清楚，我不会再允许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愤怒和羞耻，我明白，我辜负了自己，也愚弄了自己。我不应该责怪其他人，我是那个背叛了自己而活该受诅咒的人！从那时起，我无法再忍受父母对我表示担忧，或对我说怜悯安慰的话。
神经症成了我的又一个秘密，但相比之前的秘密，它显得极其不体面，因此被我视为一次失败。然而，它使我变得一丝不苟且勤奋。从那之后，我做什么都认真仔细，而且绝对不是为了有点成绩而去做表面功夫，而是为了自己能够真正成才。我每天5点早起学习，有时干脆从凌晨3点直到早上7点，然后再去上学。
在危机时期致使我误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情有独钟。我眼中的大自然遍布奇观，而我恰恰渴望沉浸在这样的奇迹中。每块石头、每株植物，以及其他一切都生机勃勃，不可思议。我沉浸在自然中，就像在大自然最深沉的内核中缓慢前行，与人类世界渐行渐远。
大概在同一时期，我经历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我从居所克莱恩·惠宁根附近的大路出发，走很远的路去巴塞尔上学。路上，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并对此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像自己刚从浓雾中走出来。我即刻领悟到：现在我是我了！这感觉就像过去我的背后有一面雾形成的墙，而其后没有“我”。直到这时，我遇见了我自己。过去我也存在，但只是身外之物找上了我，碰巧出现在我身上，而现在我找到了我自己。现在我明白了，如今的我就是我，我正存在着。在此之前我一直依据他人的意愿行事，如今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无比重要且新颖。在我身上出现了“权威”。奇怪的是，在我求学和被神经症侵扰的几个月里，我完全忘记了关于阁楼宝藏的一切，不然在那时，我就可能想到，我的权威感同被宝藏激发的价值感之间，有着某种类似的地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笔盒相关的记忆都在我的脑海里销声匿迹了。
大约在这时，我应邀去朋友家度假。他们在卢塞恩湖边有一栋房子。让我高兴的是，那房子恰好坐落在湖畔，还附带一间船屋和一只划艇。房主允许他的儿子和我使用这艘船，但是严厉警告我们不可鲁莽行事。遗憾的是，我知道怎样驾驶一艘威德令船（长平底一类的船），也就是站着划。我家就有一艘平底船，在家时我们就把想得到的玩法都试了一遍。所以我上船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尾，划着一只桨把船驶入湖内。房主本来就很不安，看见后顿时更觉过分了。他吹口哨示意我们回来，然后臭骂了我们一顿。我整个人都灰溜溜的，但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做了不该做的，并且他骂得非常有水平。但同时我心里气愤难平，这个肥胖、粗鲁的乡巴佬竟敢侮辱我。这个我不仅已经长大，而且重要的是，已经成为一种权威，是一位有地位有尊严，理应受到尊重和敬畏的老人。但这一切与现实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致在盛怒中我突然有些迷茫，一个问题来到唇边：“你到底是谁？你表现得好像只有恶魔才知道你的重要性！可是你又认同这个乡巴佬的训斥。你只是个不足十二岁的学生，而他不仅是位父亲，还是个富有、有影响力的人，坐拥两栋房和许多骏马。”
这时，让我深感困惑的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其中一种是个小学生，他学不会代数，对自己没有丝毫的自信；另一种则身世显赫、位高权重，和这个制造商一样强大、有影响力。后者是个老人，生活在18世纪，穿着系扣的鞋，头顶着白色的假发，驾驶着一辆马车，车厢被弹簧和皮带固定悬挂在两个凹而高的后轮之间。
这个想法源于我从前一个不寻常的体验。那时我们一家住在克莱恩·惠宁根，有一天，一辆古老的绿色马车驶过我家门前，它不像是从黑森林开来的，倒像是直接从18世纪来到我的面前。我见到它时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就是它！没错，它来自我的时代。”我认出它和我在自我中驾驶的那辆是同一型号。随后又产生一种奇怪的厌恶感，仿佛被人偷走了什么，或者说仿佛被欺骗了一般——被骗走了我所钟爱的过去。这马车是那个时代的遗物！我无法形容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或者又是什么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种渴望，一种乡愁，或是一种认可在连声说着：“是的，就是这样！是的，就是这样！”
我还有一段回到18世纪的体验。我曾在一个姨妈家里，见到一尊18世纪的小雕像，那是由两个彩色人物组成的古老的赤土陶器。其中一个人物是18世纪末巴塞尔市的一位名人——老斯图克伯格医生，另一个闭着眼睛、伸着舌头的女人则是他的病人。关于雕像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老斯图克伯格医生正穿过莱茵桥，这位讨厌的病人突然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拉着他滔滔不绝地诉苦。老斯图克伯格不耐烦地说：“好吧，好吧，你一定是哪里不舒服。闭上眼睛，舌头伸出来。”女人照做，老斯图克伯格趁机溜走，而女人则一直伸着舌头站在原地，路人们看到都忍俊不禁。我以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认为，小雕像上的老斯图克伯格医生穿着系扣的鞋，和我的是同一双。我确信这就是我以前穿过的鞋，并为这个想法激动得发狂。“这一定是我的鞋！”我仍能感觉到脚上穿着这双鞋，但不能解释这疯狂的感觉。我无法理解自己对18世纪的认同感。那时我经常把1886年错写成1786年，每次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乡愁向我涌来。
因船上的恶作剧受到应有的惩罚后，我开始思索这些孤立的印象，它们又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我分裂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我因此感到困惑，满脑子都是沉重的想法，但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失望的现实，那就是——不管怎样，如今的我只是个小学生，要为与年龄相符的错误行径受罚。而另一种人肯定是无稽之谈，我认为他的形象从某些方面上来源于父母和亲戚口中的我的祖父。但这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他出生于18世纪，生活在19世纪。除此之外，我出生前很久他就已去世。我与他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这些思考大多数时候都以模糊和梦幻的闪念形式出现。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知不知道，自己与歌德是否真的存在传奇般的亲戚关系。我想我并不知道，因为我最初是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听到这个传说的。以防万一，我应该在这里补充一下——有一个烦人的流言，说我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
同年一个晴朗的夏日，中午时分，我走出学校，来到大教堂广场。天空蔚蓝闪亮，多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教堂房顶金光熠熠，阳光在崭新夺目的瓷砖上迸发光彩。我陶醉在眼前的美景中，心想：“上帝创造了美丽的世界，美丽的教堂，以及其他一切，他坐在天堂，那遥远蓝天的一个金色宝座上……”我的思想在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洞，一种被堵塞而窒息的痛苦油然而生。我感到一阵麻木，只知道：“不要再想下去了！某些我不敢想，甚至不愿意与其有一丝联系的事即将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会犯下最骇人的罪过。那是什么？是谋杀吗？不，绝不可能。谋杀是违逆圣灵旨意的罪孽，是不可饶恕之罪。谁做了谁就得下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作为父母的心肝宝贝，如果他们的独生子命中注定要受永恒的诅咒，他们一定会悲恸欲绝。因此，为了父母，我绝不能犯下这样的过错。我需要做的就是别再胡思乱想了。”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学校回家的路很长，一路上我尝试着思考其他形形色色的问题，但我发现自己的思绪总是三番五次回到我情有独钟的大教堂和坐在金色宝座上的上帝上——然后，思绪仿佛遭受了猛烈的电击，再次飞离我的脑海。我不停地自说自话：“别想了，别想了！”到家后我依旧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母亲察觉出我的不对劲，问我：“怎么了，学校出什么事了吗？”我让她宽心，便实话实说，学校什么事也没有。我确实考虑过，如果能把心中翻江倒海的真正原因告诉母亲，也许能对我有帮助。但要是向母亲坦白，我就不得不做那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把所思所想全都吐露出来。我可怜的母亲也完全不会怀疑，也不会察觉我已经陷入犯下不可原谅的罪孽并将自己投入地狱的恐怖的危险之中。我放弃向母亲倾诉，并想方设法把与此有关的思想隐藏得更深。
那天我夜不能寐。虽然我对那个被视为禁忌的思想还一知半解，但当它一次又一次试图冲出脑海中那道封锁线时，我还是拼尽全力阻挡了它。之后的两天就是纯粹的折磨。于是母亲断定我生病了。但最后我还是忍住没有敞开心扉，因为我担心这会令母亲伤心欲绝。
但是，到了第三天夜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继续忍受这种折磨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好不容易睡着，没多久就又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半梦半醒时还在想着大教堂和上帝。我发现自己对此的抵抗力越来越薄弱——我差点就继续想下去了。我吓得冒冷汗，从床上坐起，驱赶睡意。“这事儿要发生了，这可是件危急的事！我必须要好好想想，一定得事先想个答案出来。我为什么非要去想我不理解的事呢？我可以肯定，自己并不是自愿去想。那是谁要求我去想的呢？是谁强迫我去思考自己既搞不懂又不想搞懂的事呢？这可怕的意愿从何而来呢？还有，为什么非得是我受这样的折磨呢？我当时明明只是想赞美创造了这个美丽世界的造物主，感谢他赐予了我不可估量的天赋，我为什么非得去想那些不可思议的邪恶呢？我不理解这邪恶究竟是什么，这是真的，因为我不允许自己随便向这一想法靠近，这意味着当下要冒着去想它的风险，我从没想过要做这件事，更没有做过，它却仿佛梦魇一般降临到我的头上。这事是如何发生的呢？即使我从未做过，但它还是落在了我的头上。为什么呢？总之，我不可能创造自己，而是依照上帝造物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换言之，我按照父母塑造我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难道说是我的父母让我想这些的吗？我善良虔诚的父母绝对不会这么做，这样邪恶的念头他们想都不会想。”
我发现这个想法极其荒唐。然后，我想到了祖父母，我只熟悉画像中的他们。祖父母是那么仁慈又庄严，能够拒斥任何有可能怪罪于他们的观点。我又把所有的祖先都在心中浏览了一遍，最后我想到了亚当和夏娃，随后便产生了一个关键的想法：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祖先，他们没有父母，是上帝直接的创造使他们成了他们的模样，他们除了按照上帝创造的形象生活，没有其他选择；因此，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如何与众不同，因为上帝只创造完美，所以他们无疑是最完美的杰作，可是他们照旧犯了原罪，做了上帝禁止的事。这是为什么呢？假如上帝并不打算让他们做那件事，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做。当然，他们是受了蛇的引诱，但蛇是上帝在创造他二人之前就有了的，目的就是让它诱惑亚当和夏娃犯罪。一切都早在全知全能的上帝安排好的轨道上等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祖先犯罪。因此，他们犯罪，是上帝的本意。
这一想法立刻将我从最痛苦的折磨中解脱出来，因为我现在知道，是上帝将我置于这种状态之中的。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要我犯下这样的罪孽。我不想再通过祷告而获得启示了，因为上帝不会顾及我的个人意愿就把我固定在这个位置上而不管不问了。我确信，我得亲自弄清楚他的意图并独自找到一条出路。就在此刻，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上帝想要什么？我做还是不做？我必须弄清楚他究竟想让我做什么，而且必须马上弄清楚。”当然，我知道依照传统道德标准，必须避免罪恶。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但是我清楚自己也许不能再继续这么做下去了。整个晚上我都在辗转反侧，加上精神上的折磨，我精神颓废，不这样想就会把自己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不能再这样下去。同时，在理解上帝的意志和意图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如今的我坚信，是他提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问题。奇怪的是，我从未想过也许是魔鬼正在戏弄我。因为那时，魔鬼的力量尚且无法强有力地影响我的精神世界，而且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的能力都无法与上帝相提并论。但自打我从迷雾中走出来并对自我有了意识的那一刻，上帝的统一性、伟大以及超人的威严便在我的想象中回荡。从此之后，我心中再没有其他的疑虑，只剩下上帝正为我安排的一场关键的考验。而一切都取决于我是否能正确地理解他。我清楚，最终自己毫无疑问会崩溃并妥协让步，但关乎我永恒灵魂的救赎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我不会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屈服。
“上帝知道，我已经坚持不了多久，马上就要犯那不可饶恕的原罪了，可他就是不来帮我。即使他的全知全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使我摆脱这种煎熬，但他显然并不打算这么做。他是否是自己在通过强迫我做违背个人道德判断和宗教教义的事，甚至是违背他所定下的戒律，考验我对他的忠诚？他迫使我面对他自己为了避免永生诅咒，而正在奋力顽抗的事，面对因为我的信念和理性而出现的死亡和地狱的幽灵，是为了考验我是否愿意遵从他的旨意？这可能就是答案！但这仅仅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不敢肯定自己对此的推理一定正确。我必须再仔细想想。”
我又仔细地考虑了一遍，得到的结论却是相同的。“上帝显然也想要我鼓起勇气，”我想着，“假如他的想法正如我所想，而我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他最终会赐给我恩典和启示。”
我鼓足勇气，仿佛时刻准备飞跃跳入地狱烈火中，于是我的眼前便出现了这样的画面：还是那座大教堂和那蔚蓝的天空，上帝坐在那高出天际的金色宝座上——而从那宝座的下面，掉下一块巨大无比的粪，落在那崭新的明光闪烁的屋顶上，屋顶在强烈的冲击下四分五裂，大教堂的四壁也被砸个粉碎。
啊，原来如此！我体验到了一种极大的解脱，这感觉如此强烈，难以形容。那不是原先预想的诅咒，而是恩典，随恩典而来的，则是从未体验过的、难以言喻的幸福。我流下了幸福和感激的泪水。既然我已经服从了上帝那不可违背的命令，他的智慧和仁爱便显露出来，使我醍醐灌顶，明白了许多以前不理解的事情。其中包括了我父亲所不理解的事，我想道：“他没有体会到上帝的旨意，还凭借最坚定的信念以最完美且不可反驳的理由反对它。因此，他从未体验过恩典的奇迹，这恩典能够治愈一切，使万物易于理解。他始终将《圣经》的‘十诫’作为自己的指导方针，他只以《圣经》的指示和先人传教的标准信仰上帝。可是父亲从未了解到，上帝是自由的、万能的、活生生的，一直站在他的《圣经》和教堂之上，号召人们分享他的自由，并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信仰，以便毫无保留地遵从上帝的指令。在上帝进行勇气的试炼时，无论传统多么神圣不可侵犯，他都反对墨守成规。他全知全能，因此会考虑到，在勇气的试炼中不会产生真正的邪恶。一个人要是遵从上帝的旨意，便可以放心自己做的是正确的。”
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同样迫使他们去思考自己不愿思考的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定亚当、夏娃是否顺服。他也可以指示我做某些违背传统的宗教教义的事。是我的顺服为我带来了恩典，而这次经历之后，我便了解了上帝恩典的内涵。一个人必须完全将自己的意志献给上帝，目空一切，将执行上帝的意志放在首位，否则，一切都是愚蠢且无意义的。从接受恩典的那时起，我开始有了真正的责任感。我开始思考上帝为什么要弄脏他的大教堂这件可怕的事。随后，我得出了模糊的结论：上帝可以是可怕的。我发现了一个黑暗可怕的秘密，而它的阴影贯穿且笼罩了我的一生，使我变得忧郁少言。
这一体验使我更感自卑。在我的眼中，自己极为堕落，自贬不是魔鬼，便是蠢猪。但是之后，我开始翻阅起《圣经·新约》，不管是法利赛人和收税官的部分，还是堕落的人其实是上帝选民的部分，都使我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让我终生难忘的部分是：不义的管家得到了称赞，以及摇摆不定的彼得却被委以重任。
我自卑得愈厉害，上帝的恩典在我看来就愈发难以理解。总之，我对自己从来都没有确切的把握。比如，我总觉得自己是最堕落且卑微的人，所以当母亲对我说“你一直是个好孩子”时，我完全不理解她在说什么。我，一个好孩子？在我看来这太稀奇了。
经历了上帝和大教堂的考验后，我终于获得了某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它成了我巨大秘密的一部分——就像我一直在谈论从天上落下来的石子，而如今我的口袋里就有一个。虽然实际上，这是一次令人羞耻的经历，我陷入了某种糟糕的、邪恶的、阴险的境地中，但同时，这又是光荣的。有时，我非常渴望对着某人一吐为快，不是具体谈论我的秘密，而只是向他暗示我曾经历过某些不为人知的、古怪的事。我很想在别人身上找到相似的经历，可是一无所获。最后，我得出结论：我既是不得恩宠的，又是被选中的；既受诅咒，又受祝福。
我绝对不会公开提到自己的经历，关于地下神庙里的男性生殖器，关于我的木雕小人。事实上，直至六十五岁，我才在和妻子的关于其他经历的谈话中提及梦中生殖器的事，但也限于晚年。我一直遵循从我的童年延续至今的严格的禁忌，对所有这些事情都守口如瓶，就算是朋友也绝不会谈起。
依据这个秘密，便可理解我整个的青春期。它造就了我身上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在这些年中，我成功地与想要和别人探讨它的诱惑顽抗。因此，这就预设了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孤独者，知道些许隐秘的事，且时刻都在向不知情者或不愿知情者加以暗示。
我母亲的家庭里有六个牧师，而在我父亲这边，不仅我父亲是牧师，两个叔父也是。因此，我有许多机会听到有关宗教的谈话、神学的讨论和布道。当我听着他们的谈话时，便在心里想：“是，是，你们说得都好极了。但我的秘密怎么办？这个秘密同样关乎恩典。但你们所有人都毫不知情，完全不知道上帝想强迫我做不道德的事，强迫我去思考令人厌恶的事，以便让我得到他的恩典。”其他人所说的一切都偏离了主题。我想着：“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一定还是有人了解一点真相的，真理一定存在。”我在父亲的书房里翻找，不放过任何一本涉及上帝、三位一体、灵魂、意识的书，找到便狼吞虎咽地阅读，但读完后总觉得一无所获。我总在想：“他们也不知道。”我甚至翻阅了父亲的路德派《圣经》。遗憾的是，约伯所作的传统“教诲式”解说使我失去了对它细细研究的欲望。否则我或许还能从中获得些许的慰藉，特别是《约伯记》第九章第三十节和第三十一节写道：“尽管我用雪水洗身……你还要扔我在坑里。”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时候我经常显得非常沮丧。其实恰好相反，此时，我正在努力琢磨这个秘密，坐在石头上，心里只有出奇的安慰与平静。不知为什么，思索的过程总能消除我所有的疑虑。每当我想到自己就是石头，一切冲突便立刻停止了。“石头没有不确定性，没有沟通的欲望，以不变的姿态存在几千年，”我这么想道，“而我只是一种像火焰一样会消逝的现象，一瞬间爆发成各种各样的情感，点亮后即刻便熄灭了。”我只是我情感的总和，而我身上的别人却是永恒不灭的石头。
那时候，我对父亲所说的一切产生了种种深切的怀疑。我一听到他布道称颂上帝的恩惠，便总是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在我看来，他口中的一切听来都那么迂腐而空泛，如同一个人在转述道听途说的，连自己都不笃信的故事。我很想帮他，但不知道怎么做。而且，我耻于向他坦白自己的秘密，也不愿意干涉他个人的事。我一方面觉得自己不够年长，另一方面害怕使用被“第二人格”激发出来的权威。
我十八岁时，曾与父亲讨论过许多事，总是暗暗希望能从谈话中让他对恩典的奇迹有所了解，从而使他减轻良心上的种种痛苦。我深信，假如他服从上帝的旨意，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我们总是不欢而散。我们的讨论刺痛了他的心，并让他难过。“唉，瞎说，”他总这么说，“你总在想。人不应该想，要去信。”于是我就会想：“没有体验就没有经验。”但说出嘴的却是：“那请给我这样的信仰吧。”随后，他就会耸耸肩膀，无奈地离开。
我开始广泛交友，朋友大都是样子腼腆、家风淳朴的男孩。我的成绩渐渐有了起色，在之后的几年里甚至名列榜首。然而，我察觉到，许多成绩不如我且心怀妒忌的同学，会抓住每一次机会想方设法赶上我。这使我感到很不高兴。因为我讨厌一切竞争，如果有人把游戏变得太具竞争性，我会毫不犹豫地退出。此后，我的成绩保持在全班第二，并且我发现这样更快乐。不管怎么说，学校功课已经很讨厌了，我不想通过竞争让它变得更难。有几位老师对我特别有信心，我至今都在感谢他们。其中有一位老师，每每想起都使我心怀极大的愉快。他是一名拉丁语教师，一位十分聪明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教过我拉丁文，于是，这位老师认为我不需要一直坐在班里听课，便经常让我去大学的图书馆帮他借书，我当然非常高兴，还尽可能地拖延回去的时间，以便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
多数老师认为我既蠢笨又狡猾。学校一有什么事，我便是第一嫌疑人。要是有人在吵架，他们便判定是受了我的挑唆。但事实上，只有一次是我真正地被迫卷入争执中，也是那次我发现一些同学对我有敌意。他们七个人埋伏起来对我发起突然袭击。那时候我已经年满十五，长得又高又壮，而且很容易暴躁。我被激怒，面红耳赤，抓住一个男孩的两只胳膊，把他抡起来转圈，借他的两条腿绊倒其余几个。老师们查明了缘由，但我只能朦胧记得几条针对我的公平的处罚。从那时候起，就没人与我做伴了，当然也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我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被人嫉恨，还会遭受不公正的指责，但不知为什么，我并不觉得这难以理解。所有指责我的事都使我恼火，但我不能否认这些指责。因为我对自己知之甚少，而在少有的了解中又充满了矛盾，以至我无法否认任何指责。事实上，我总感良心有愧，并能意识到种种已经发生了的和潜在的过失。出于以上原因，我对来自别人的指责尤其敏感，因为这些指责多少戳到了我的痛处。尽管多数时候我没做过那些他们口中我犯下的错误，但其实我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确实有可能会这么做。我甚至还在表格中列举了各种托词，以防别人指责我做了什么事时无话可辩。假如我确实做了什么错事，我反而如释重负，因为至少这时候，我能明白自己为什么内疚。
我会自然而然地通过外在的稳重表现来弥补内心的不安——说得更好听点就是，缺陷不需要自我意识的干预就能自行弥补。换而言之，我知道自己有罪，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清白无辜。在私底下，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拥有两个人格。一个是我父母的儿子，他上学读书，虽然不那么聪明，但是学习刻苦且一心一意，或许在仪表上还胜过许多别的男孩。而另一个则是大人——事实上更接近老人，他多疑，多虑，远离喧嚣人世间，但亲近大自然，例如土地、太阳、月亮、气候、众生，最重要的是接近夜晚，接近美梦，接近“上帝”直接作用于他的一切。我在这里把“上帝”加了双引号，因为大自然和我一样，虽然由上帝创造，并借它来表达自己，却被当作非神圣的东西抛弃了。谁也不能让我信服只有人是“依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事实上我相信，比起人类，湖光山色、锦花绣草及各种飞禽走兽能更好地体现上帝的本质。从我的第一人格——一个1890年的学生的角度——就能看到穿着滑稽衣服的人们身上的卑鄙、虚荣、虚伪以及令人厌恶的自负，这些实在是人类再熟悉不过的低下品格。除了第一人格的世界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如同神殿般的领域，每个进入其中的人都会发生变化，并被突然出现的整个宇宙的景象征服，只能惊叹、称赞，忘乎自我。这里是“另一个人”的居所，他知道上帝是一个隐蔽的、私人的，同时又超人的秘密。在这里，没有什么能把人与上帝分开，这就堪比人心同时和上帝一起俯视天地万物。
我在这里逐句展开的一切，虽是我在当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东西，但我以一种强烈的预感和感觉捕捉到了它。在这样的时刻里，我知道我配得上自己，我就是真实的自我。只要独自一人，我就可以逐渐进入这种状态。因此，我渴望并追求着“另一个人”，即第二种人格身上独有的孤独与平静。
两个人格之间的博弈贯穿了我的一生，但我认为这与“精神分裂”或一般医学意义上的多重人格无关。正相反，这种情况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体现。第二种人格在我的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而我总是尽力为想要从内心深处来到我身边的一切腾出地方。第二人格是如此典型，却只能被极少数人感知，大多数人的理解力都无法使他们认识到第二人格和他们是一样的存在。
教堂逐渐成了使我痛苦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人竟无耻地大声传播有关上帝意旨和行为的道义。在那里，人们被劝诫，被告知自己应有那样的感觉并相信这样的秘密，我知道，这就是一种最内在、最深刻的确定性，是一个字都不会泄露的确定性。最后我只能推断，显然没人理解这一秘密，连牧师也一样，因为反过来说，没有人敢公然泄露上帝的神秘，用迂腐的、煽情的布道亵渎这些超越语言限制的感情。除此之外，我坚信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接近上帝，因为凭借我的经验，我知道恩典只会降临在毫无保留地遵循上帝意志的人身上。这一点也是布道所鼓吹的，但是人们总是假设，启示能使上帝的道理浅显易懂。但是对我来说，这却是最晦涩难懂的事情。在我看来，这使得每天探求上帝的意志成了一个人的责任。我没有这样做，不过我敢肯定，如果有一个迫切的理由呈现在我面前，我便会去做。第一人格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它让我发现一个出乎意料且令人担忧的事实，即宗教戒律正在取代上帝的意志，它唯一的目的在于告诉人们，理解上帝的意志已变得没有必要。我变得越来越多疑，经常觉得父亲及其他牧师的布道词使我非常难堪。而周围的信徒们似乎都认为这些莫名其妙的布道用语以及其中的艰深晦涩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想都不想便囫囵吞下这些矛盾的说法，比如上帝的全知全能使他预知了整个人类史，再比如他确实创造了人类，并且禁止人类犯罪，却又使他们不得不犯罪，一旦他们犯了罪又以地狱之火的永世诅咒来加以惩罚。
说来也奇怪，魔鬼很久都没影响过我的思考。在我看来，魔鬼不过是被铁链拴起来的看门狗，再凶狠也顺服于它强有力的主人。除了上帝，没人对世界负有任何责任，而且我很清楚，上帝可能是很可怕的。每当我听到父亲在他具有感染力的布道词中提及“上帝的仁慈”，赞美上帝对人的大爱，并劝导人们以爱回报时，我的怀疑和忧虑都会以指数形式增长。“他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我真是怀疑，“他会像亚伯拉罕用刀杀死以撒一样，把我献祭给上帝吗，或把我移交至一个不公正的法庭，像对待耶稣那样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会的，他做不到。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他不可能毫无保留地贯彻上帝的旨意。因为正如《圣经》里所展示的，这些事都相当可怕。”我很清楚，人们受到劝诫时，首先服从的是上帝而不是人，这种话只不过是不加思考的随口一说。显然，我们对上帝的旨意一无所知，因为要是我们知道，我们就会以敬畏的态度对待这个核心问题，好像只是单纯害怕上帝的权威，害怕他将可怕的权威强加在弱小无助的人身上，就像他这么对我一样。那些假装洞悉上帝旨意的人中，有谁能预见上帝强迫我做的事呢？在《圣经·新约》里，没有任何类似的事。《圣经·旧约》，尤其是《约伯记》，本可以使我开阔眼界，但可惜那时候我对它不够熟悉。在接受坚信礼的时候，也没有听说过任何类似的教导。当然，虽然提到过对上帝的敬畏，但被视为“犹太人的”过时的东西，早在很久以前就被基督福音（上帝的大爱和仁慈）取代了。
童年经历的象征意义及其意象中的暴力使我非常不安。我自问：“是谁那样说话的呢？是谁这样厚颜无耻，在神庙中展示赤裸裸的阳具？是谁让我认为，上帝就是以这种可恶的方式摧毁了自己的教堂？”最后，我自问：“这难道是魔鬼的勾当？”我坚信只有上帝或魔鬼才会这么说、这么做。我非常肯定，绝不是我创造了这种思想和形象。
这些都是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经历。就在那时，它使我明白：我必须对自己负起责任，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过去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必须亲自找到答案。那么是谁提出了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我。我知道，我必须从内心最深处挖掘这个答案：我孤身一人面对上帝，而上帝只问了我一人这些可怕的问题。
我从一开始便感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仿佛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命运为我指定的，而我必须接受。这使我感到安心，虽然我从来无法向自己证明它，它却向我证明了它自己。我不曾拥有这种肯定性，但它却拥有了我。没有人能剥夺我的信念：我奉命去做上帝想让我做的事，而不是自己想做的事。这给予我以自己的方式行事的勇气和力量。我经常产生这种感觉：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上，我不再和众人同在，而是同上帝独处。而当我在“那里”时，我便不再孤单，我处在时间之外，同时属于好几个世纪，而那个给我答案的他是向来就存在的，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他，永远存在的他就在那儿。这些与“另一个人”的谈话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为深刻的体验，一方面是血腥的搏斗，另一方面是至高无上的狂喜。
自然，我不能和任何人谈起这些事情。大概除了母亲，我不知道还能与谁交心。她思考的方式与我有几分相似。但我很快意识到，她在交谈中跟不上我。大体上，她对我的态度首先是钦佩，而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我就把这些想法藏在心里。总而言之，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我享受独处，一个人做白日梦或在林中漫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天地。
我眼中的母亲是个善良贤惠的女人。她的心中充满了真挚得如同动物般的温暖，还做得一手好菜，热爱交友，性格开朗，长得高大壮实。她是个忠实的听众，也喜欢说话，一聊起来声音就像喷泉欢快的喷水声。她的文艺天赋横溢，品味高雅并有一定深度。但是这样的品质从未能适当地展露，而是始终隐藏在一个善良和蔼、体态臃肿的老妇人背后。她非常热情好客并十分幽默风趣。她的身上还留有一个人所必须拥有的传统观念，但有时，她潜意识当中那个意外强有力的个性会突然展现在人们面前，那是一个城府颇深、面露威严的人物，而且毫无疑问，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我推断她拥有两种人格，一种善良温柔并充满人情味，另一种则神秘怪异。这另一种人格只是偶尔出现，但每次出现都令人意外且不安。那时，她会自言自语地说话，但内容是针对我的，并经常深深地打动我，使我吃惊得哑口无言。
还记得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大概六岁。那时候，我的邻居们都相当富裕。其中有一家有三个孩子，最大的那个与我年纪相仿，他还有两个妹妹。他们是城里人，衣着打扮常常使我觉得可笑，尤其是在星期天的时候——脚上穿着漆皮鞋，衣服带上有白色褶边，手上戴着白手套。甚至在工作日的时候，他们也要细致地擦洗梳头。他们举止优雅，恨不得赶紧跟我这个穿着破烂裤子，踩着破洞旧鞋，双手脏兮兮的粗鲁固执的男孩子划清界限。母亲不但拿我同他们相比，还严厉地训斥我：“你看看人家那些漂亮的孩子，既有教养，又懂礼貌。看看你自己，就像一个小傻瓜。”这种训斥羞辱了我，使我很恼火。于是我决定痛揍那个男孩一顿。我也确实这么干了。他母亲气坏了，急忙赶到我家，针对我的暴力行为大吵大闹了一番。母亲吓得够呛，狠狠地训斥了我一番，而且声泪俱下，我从没被她这么长时间地训话，也没见过她如此情绪激动。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相反，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我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对村子里这一家陌生人不和谐的存在做了补救。我对母亲的激动感到深深敬畏，便带着忏悔回到家中，在那架古旧竖式钢琴后的桌子旁玩起我的砖头来。好长时间房间里充满平静。母亲坐在平日里常坐的靠窗位置上打毛衣，然后我就听到她自言自语地嘟囔起来，从偶尔的几句话里，我猜想她是在思考这件事，但现在她在思考另一种观点。突然间，她大声地说：“一个人不应该生那么大一窝狗崽子！”我马上反应出她是在说那些“沐猴而冠”的人。她的兄弟中最受她青睐的是个猎人，养了好些狗，总是张口不离“养狗”“杂种狗”“纯种狗”和“狗崽子”。我长舒一口气，意识到，母亲也认为这些讨厌的小孩是劣种的狗崽。因此，对她给我的训斥不需要按表面意思来理解。但即使是那么小的年纪，我也知道这时必须不漏声色地保持冷静而不应得意扬扬地表露出来：“您知道，您跟我想的一样！”她会愤怒地反驳这种观点：“你这个招人厌的孩子啊，你怎么敢装作知道在这方面和你母亲心意相通！”我从这件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一定在更早之前经历过和这件事性质类似的体验，只不过现在不记得了。
我提到故事，是为了引出另一件发生在我对宗教的怀疑与日俱增时的事，它更能体现出母亲人格的两重性。一天，我们围桌座谈时，话题转向了某些赞美诗沉闷乏味的曲调，有人提出是否有可能重新修订赞美诗集。听到这里，母亲喃喃道：“呵，您，我爱中之爱；您，被诅咒的幸福。”
我和过去一样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尽管内心感到胜利的喜悦，但还是尽量不露声色，避免高兴得叫起来。
母亲的两种人格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会经常做一些关于她的焦虑的梦。白天，她是个慈爱的母亲，但在晚上，她便有点神秘可怕。然后，她便像那些预言家（预言家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一样，又像生活在熊洞里的女祭司——古香古色又残酷无情，仿佛真理和大自然。在这种时候，她就是我所谓“自然精神”
的代表。
我也有这种古典的天性，而在我身上，它与我的天赋息息相关——虽然并不总是令人愉快——那就是看到人和万物的本质的天赋。当我不想承认某些内心其实一清二楚的事情时，就会乐于接受这种表面上的事实。在这时，我就像一条狗——可以被欺骗，但最后总能嗅出谎言底下的东西。这种“洞察力”的基础是直觉，或是与其他人“分享神秘”。它躲在我看不见的感知行为中，用一只“隐蔽的眼睛”观看着一切。
直到很久以后，一些怪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才认识到自己的天赋。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详述某个人的生活故事，但事实上，我不认识他。例如，我和妻子参加她朋友的婚礼，而我对新娘及其家人一无所知。在婚礼上，我的对面坐着在一位蓄着长长胡须的中年绅士，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位律师。我俩热烈地讨论着犯罪心理学。为了回答他的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信口胡说了一个故事辅以说明，并加上许多细节润饰。正讲得起劲时，我注意到他的脸上露出十分怪异的表情，桌上一片寂静。我感到十分窘迫，赶紧停了下来。谢天谢地，那时我们已经开始吃饭后甜点了，于是我马上站起来离开了，躲进饭店的休息室。我退到一个角落里，点燃一支雪茄，尽力把刚才的状况从头到尾回想一遍。这时候，另一位同桌吃饭的客人走过来，责备地问道：“您怎会犯如此可怕轻率的错误呢？”“轻率？”“是呀，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故事。”“但那全是我编造的啊！”
使我觉得惊愕和恐怖的是，我编造的故事恰恰发生在坐在我对面的那人身上，准确得所有细节都丝毫不差。就在此刻，我却发觉自己竟然想不起这个故事的任何情节——甚至到现在，我也没有一点头绪。在《自我启示》这本书里，佐克
描述了一件类似的事：有一次，在一个小酒馆里，他竟能揭露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其实是贼的事实，因为他内心的眼睛目睹了整个偷窃的过程。
在我的一生中，我经常会突然知道一件确实毫不知情的事。这种信息自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它本来就属于我。我母亲也是这样。她说着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就像一个声音掌握了绝对的权威，所说的恰好与现实对应。
我母亲通常认为，我的心智远超出我的年纪，因此她经常把我当作成人与我进行对话。很显然，因为她早就把我当作了知心朋友，所以她把所有不愿意向我父亲倾诉的事，以及她所遇到的麻烦事都向我一一吐露。在我大约十一岁的时候，她向我透露了某件与我父亲有关的事，而这件事使我感到相当震惊。我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必须请教一下我父亲的某个朋友，我听说他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于是，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没有事先跟母亲打招呼，就进城到他家里拜访。给我开门的是女仆，她告诉我主人出门了不在家。我只好既失望又沮丧地回了家。但正是上帝保佑了我，才使他没有在家。因为不久以后，我母亲再次和我提起了这件事，但这次她口中的事件与前一次的截然不同，甚至要温和许多，于是整件事情就这么云消雾散了。这件事触及我灵魂的深处，我想：“你真是个蠢货，竟然就这么相信这件事，你愚蠢得一本正经，差点引发一场灾难。”从那时起，我便决定一分为二地对待母亲说的话。这件事严重影响到了我对她的信任，因此我不再向她吐露内心深处的秘密。
但之后偶尔，她的第二人格会突然爆发，她在这种状态下所说的一切如此真实，以致令我战栗。假如当时我能压制住母亲，那我大概就能有一个完美的对话者了。
对于我父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原本乐于向他请教自己在宗教上遇到的麻烦事，并且征求他的意见，但我没有那样做，因为事前就知道，他会出于对本职的尊敬而选择不做回答。不久之后，事实便向我证明我的这个猜想非常正确。我父亲亲自教导我有关坚信礼的事，这使我无比厌烦。一天，我浏览着教义问答书，希望找到不太多愁善感，不太难理解，又不太无聊的，关于主耶稣的内容。我偶然读到一段关于三位一体的文章。其中有些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体性同时又是三位性。我为这个问题内在的矛盾性倾倒，迫不及待想要学习这个问题。但当我们真正谈到那里时，父亲却对我说：“现在我们翻了到三位一体，不过让我们跳过它，因为我自己对它一点也不懂。”我钦佩父亲的诚实，但在另一方面感到极其失望，并对自己说：“问题就在那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不打算仔细思考。那我又怎么能谈论我的秘密呢？”
我曾试着请教过几个我认为善于思考的同学，结果都无功而返。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甚至，相反地，他们的麻木不仁使我疏远了他们。
尽管有些厌烦，我还是尽最大努力忽视不理解的部分，选择去相信——这种态度似乎使我父亲满意，并且我做好了准备，领受我寄予最后希望的圣餐。我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周年纪念性质的餐会，用来记住我主耶稣是在一千八百九十年减去三十年，也就是一千八百六十年前去世的。但他仍留下了某些具有暗示性的话，比如：“你们拿着吃吧，这是我的身体。”意思是，我们吃圣餐面包时，要把这当作他的身体，毕竟说到底，这原本是他的肉。同样地，我们要喝的葡萄酒原本是他的血。我很清楚这意味着，我们以这种方式，把他嵌入自己的身体中。我认为这着实荒诞而且绝无可能，于是我更坚信在这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巨大的神秘物质，而我会在父亲给予极高评价的圣餐仪式中领悟到它的神秘。
按照传统，一个教会委员会的成员做了我的教父。他是一位和蔼、沉默寡言的老人，是个车轮修造工，我常常站在他的铺子里，看着他灵活地摆弄车床和斧头。现在他来了，穿着大衣，戴着高帽，一脸庄严地把我带到教堂，而我父亲站在祭坛后面，穿着那件我非常熟悉的教袍，朗读《公祷文》中的主祷词。在铺着雪白餐布的祭坛上，放着几个堆满了小片面包的大盘子。我能看出来这面包出自我们那位面包师之手，他的所有面包一般都寡淡得没有味道。葡萄酒从一个白锡酒壶斟进一个白锡杯。父亲咽下一片面包，又吞下一口酒——我知道这酒是从哪个小酒馆里买的——然后把杯子递给其中一位老人。所有人都站得拘谨、表情严肃，我却兴味索然。我疑惑地看着他们，却看不出也猜不到在这几位老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与众不同的事情。这种气氛与在教堂举行的其他仪式，比如洗礼、葬礼等相差无几，给我留下“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合乎传统意义的正确仪式”的印象。看来我父亲最主要关心的只是仪式是否能按规矩从头到尾地顺利执行，他所着重强调的适宜的用词也只是规矩的一部分，但对于耶稣已经死去一千八百六十年一事却只字不提。而在其他所有纪念性的宗教仪式中，都会着重强调耶稣去世的日期。我看不出这次圣餐有什么值得伤心或高兴的地方，考虑到所纪念的耶稣本人的非凡意义，我认为这次圣餐从任何方面而言都非常无趣乏味，更无法与世俗的宴会相比。
突然间，就轮到我了。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我吃下的面包没什么味道。至于那酒，我只抿了一小口，味道又淡又酸，显然不是什么好酒。接着就是最后的祷告，仪式结束后人们便走出教堂，既没有消沉，也没有快活得红光满面，只是脸上流露出“哦，就是这样”的神情。
我和父亲一起走回家，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正戴着一顶崭新的黑色毛毡帽，一套新的黑礼服，这件衣服已经成了我的大衣。这是件加长的夹克，在臀部的地方分成小小的两翼，左胸是一个用来塞手帕的口袋的开口（口袋里塞着手帕在我看来是成熟男子该有的姿态）。我自认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也就是被男人的社交圈接受了。那一天是周日，晚餐的饭菜异常可口，白天的时候，我可以一直穿着这件新礼服到处闲逛。然而在别的方面，我却感到空虚，不清楚自己内心的想法。
直到几天过后，我才渐渐明白，从那以后无事发生。我已经到了宗教启蒙的顶点，本来我所期待着的预想不到的事，一件也没有发生。我知道，上帝可能会给我惊人的启示，比如说一场大火或是一束超脱尘世的光。但这次的仪式没有见到丝毫上帝的踪影——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当然，他们肯定谈到过他，但都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罢了。我在其他人身上看不出极大的绝望、难以抑制的狂喜，以及在我看来是构成上帝本质的倾泻的天恩。我观察不到丝毫“内心交流”“统一”“与……融为一体”的迹象。与谁融为一体？与主耶稣吗？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已经在一千八百六十年前去世的人啊。为什么一个人要与他融为一体？他被称为“上帝之子”——因此他和希腊神话里的各路英雄一样，只是半神，那么，一个普通人怎么能与他融为一体呢？这样的宗教被称为“基督教”，但它与我体验过的上帝没有任何关联。另一方面，耶稣这个人，确实与上帝有关联，他曾在客西马尼
和十字架上感受过绝望，因为他一直教导人们一个观念，即上帝是位和蔼仁慈的父亲。那么，他当时一定也目睹了上帝的可怕。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举行这种讨厌的纪念性仪式，让人们吃无味的面包，喝酸牙的酒？我慢慢地明白，这种交流对我来说是一种灾难性的体验。事实证明，它不仅是空洞的，还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我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参加这类纪念仪式。“呵，那根本不是宗教，”我想，“那仪式中没有上帝，教堂也不是一个我该去的地方。那里没有生命，有的只是死亡。”
我陷入了对父亲的强烈怜悯之中。突然之间，我明白了他职业和生活的悲哀。他与死亡纠缠在一起，却不承认死亡的存在。我和他之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深渊，大到无法逾越。我那亲爱慷慨的父亲在许多事上都让我自己做主，从来不向我施以权威，我不能使他陷入绝望的、亵渎神明的罪孽之中，即使这些是体验神圣恩典所必须经历的。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这事。我没有这样的权力，这是不人道的。我认为，上帝可以是不人道的，这就是他的伟大性之所在，所有人性的东西都不能阻碍他。他是善良的，也是可怕的（两种特性同时存在），因此是一种巨大的危险，而每一个人为了拯救自己，自然会竭力规避这种风险。人们只是片面地依赖着上帝的善良慈爱，因为他们害怕成为诱惑者和毁灭者的牺牲品。主耶稣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教导人们：“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
我与教会以及人类世界合为一体的感觉彻底破碎了。在我看来，我已经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我所设想的宗教观解体了，它曾构成我与这个宇宙唯一有意义的联系，我不可能再参与到这普遍的信仰中了，而是突然觉得自己被卷入某种无法表达的事物，卷入自己的秘密当中，而我却无法与任何人分享这一切。这种事很可怕，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也相当庸俗可笑，如同魔鬼般的嘲讽。
我开始思索：人类应该怎样看待上帝？我并没有要发现上帝和大教堂的想法，更不用说我三岁时的那个梦了。一个比我的意志更强大的意志把对这两个问题的想法强加给我。这是大自然的责任吗？自然也不过是造物主意志的体现而已。为此指责魔鬼也毫无帮助，因为它也是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才是真切的——他是熄灭的火焰，是难以言喻的恩典。
圣餐仪式的失败对我有怎样的影响呢？那是我自身的失败吗？我为了它一丝不苟地做准备，也希望体验到天恩和启示，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上帝也没有降临。因为上帝，我发现自己已经与教会断绝了联系，也不愿再接受父亲和他人的信仰。只要他们仍然代表着基督教，我便永远只是个局外人。这样的想法使我伤心欲绝，以致大学前我一直被笼罩在这层阴影当中。
我开始在父亲相对简陋的藏书室——这个藏书室似乎在那些日子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搜寻关于上帝的图书。起初，我只发现了一些论述传统观念的书，而我的目标是由思想独立的作家所作的书。最后，我偶然发现了比德曼在1869年出版的《基督教教义》。看得出，他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会在书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宗教是“一种存在于人与上帝的关系之中的精神行为”。但我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我所理解的宗教是某种上帝强行作用在我身上的东西；这是上帝的行为，因为他是强者，我必须屈服。我的“宗教”不承认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我不认为有谁能同像上帝那样鲜为人知的事物建立联系。我必须尽我所能地更加了解上帝，才能与他建立联系。我发现比德曼的书中《上帝的本质》那一章中写道，上帝将自己呈现为一个“通过类比人类的自我方能理解的人格，是独一无二、超凡脱俗的自我，可以将整个宇宙环抱”。
就我对《圣经》的了解，这一定义似乎是恰当的。上帝是有人格的，他的人格就是宇宙的自我，类似于我自己是我的精神与物质存在的自我。但在理解这一定义上，我却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毕竟，人格意味着个性，而个性并不是模棱两可的事物，也就是说，它涉及某些特殊的属性。但是上帝代表着一切，那他怎么还会具有一种可辨别的个性呢？另一方面，即使他的确具有一种个性，他也只能是一个主观的、有限世界的自我。此外，他又具有什么个性，或是什么人格呢？这是一切的关键，假如一个人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就无法与上帝建立联系。
我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抵触情绪，反感通过类比我的自我来想象上帝。在我看来，这如果还不算彻头彻尾的亵渎神明，那必然是不着边际的狂妄自大。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轻易把握我的自我意识。因为我知道，首先，它包括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也就是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其次，在这两个方面中，我的自我受到了极度的限制，受限于所有可能的自我欺骗、错误、情绪、情感、激情和原罪等。自我所遭受的失败要远远多于成功，它幼稚、爱慕虚荣、自私自利、藐视一切、贪婪、渴望被爱、有失公允、敏感、懒惰、不负责任等。令我伤心的是，它所欠缺的许多美德和才能，正是别人所拥有的，这使我无比羡慕嫉妒。我们怎么能根据这种类比来想象上帝的本质呢？
我急切地想要找到上帝的其他特征，但是发现它们都被以一种我熟悉的方式列了出来，这种方式是我从坚信礼的教导中得来的。我发现，根据第一百七十二条，“上帝的超凡脱俗性最直接的表现是：一、否定性的，人们看不见他，等等；二、肯定性的，他在天堂的居所，等等”。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亵渎神明的幻象立刻涌入我的脑海，上帝直接或间接地（即通过魔鬼）将这种幻象强加于我的意志。
第一百八十三条告诉我，“上帝在道德世界中的超凡脱俗”在于他的“公道”，这种“公道”不只是“公正的”，而且是“他神圣存在的体现”。我本来希望在这一段谈到给我带来许多烦恼的上帝的阴暗面：他记仇，愤怒起来极为危险，他使用全知全能创造生灵，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样通过全知全能对那些生命的缺陷心知肚明；但他却以把生命引入歧途为乐，或至少以试炼他们为乐，尽管他其实早就知道试炼的结果。那么上帝的个性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怎样形容一个如此行事的人格呢？我实在不敢深究这个问题。然后我又读到，尽管上帝“本身已经自给自足，且除自身之外一无所求”，但他还是“为了使自己满意”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他使自然世界充满了自己的仁慈，使道德世界充满了自己的爱”。
最初，我反复琢磨着那个令人费解的词——满意。对何人满意或对何事满意？显然他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他所看到的自己的创造是好的。但这一点恰好是我无法理解的。当然了，世界无限美丽，但同时又十分恐怖。在乡下一个人烟稀少的小村子里从来都是无事发生，比起别的地方，“衰老、疾病和死亡”在这里更加显眼，细节更加具体，人们的体验也更加深刻。尽管那时我还不到十六岁，却目睹了大量关于人畜生命的现实，关于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腐败，我也在教堂和学校听到了太多太多。上帝至多对天堂感到“满意”，为了使天堂的荣耀与欢乐不至太长久，便小心翼翼地在天堂中放置了一条蛇，也就是魔鬼。他也对此满意吗？我敢肯定比德曼并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他只是以宗教教导的特有方式，随意地说个没完，甚至都没察觉出自己写的全是一派胡言。正如我所看到的一样，上帝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充斥着矛盾的世界，一个生灵自相残杀的，有生必有死的世界，但他没有从人、兽不应得的痛苦中产生任何残酷的“满意”。这种假设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我看来，自然法则中“美妙的和谐”更像是依靠可怕的力量来制服一片混乱，而沿着既定轨道运行的“永恒”星星显然更像是一群随意堆砌的天体，毫无秩序意义可言。因为没人能够真正看见人们口中的各种星座，它们只是些随意的轮廓而已。
对上帝将自己的仁慈充满自然世界这种看法，我既不理解也深感怀疑。这显然是这些观点中的另一个观点，只能相信，不能质疑。实际上，如果上帝是至善的，那为什么他所创造的世界如此不完美、腐败、可怜呢？“它显然是受到了魔鬼的感染并陷入了混乱之中。”我这么想。但是魔鬼也是上帝创造的呀！我只好加紧攻读有关魔鬼的书。不管怎么说，魔鬼似乎到底还是极其重要的。我再次打开了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为这个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寻找答案。为何要忍受痛苦、缺陷和邪恶呢？结果我还是什么也没找到，我的努力成了一场徒劳。
这下我算完蛋了。论述教义的大部头巨著，不过是些出于想象的胡言乱语，更糟糕的是，它就是一场骗局，或者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愚蠢的典型，其唯一目的就是掩盖真理。我的希望幻灭了，我甚至感到愤愤不平，为再一次对父亲产生了强烈的怜悯感到痛苦，因为他已经为这些繁文缛节牺牲了自己。
但在某时某地，一定曾有像我一样寻求真理的人，他们理智地思考，不希望自欺欺人，否认世界令人伤感的现实。大约就在这时，母亲或者说她的第二人格，在没有任何预示的情况下突然对我说：“总有一天你要抽空读读歌德的《浮士德》。”我们家正好有一版不错的《歌德集》，于是我把它找了出来。它像一阵神奇的芳香沁人心脾。我想：“这里终于有个人能严肃地对待魔鬼啦，甚至还与他订下可怕的契约——这是与魔鬼这样能够力挫上帝的计划，阻碍世界尽善尽美的敌人订下契约的人。”我对浮士德的行为感到遗憾，因为在我看来，他过于片面，太容易上当受骗。他应该更加聪明、更有道德。他如此轻浮地拿自己的灵魂打赌实在是太幼稚了！很明显，浮士德有些夸夸其谈。我感觉这部剧的分量和意义主要在于靡菲斯特这一方面。就算浮士德的灵魂真的进入地狱，我也不会为之难过。他是罪有应得！我并不喜欢结尾处“魔鬼受骗”的情节，因为说到底，靡菲斯特根本不是个愚蠢的魔鬼，而他却被傻乎乎的小天使欺骗，显然不合逻辑。在我看来，靡菲斯特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被骗的：他并没有得到曾经允诺他的权利，因为浮士德这个平凡的家伙一直将他的骗局进行到来世。必须承认，到了来世，他的幼稚便暴露无遗了。但正如我理解的那样，他不配受到启发，去那儿探究伟大的神秘。我倒觉得应该让他尝一下炼狱之火的滋味。就我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靡菲斯特，他的整个形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此外，我朦朦胧胧地感到，他还与种种神秘事物的本源有关联。不管怎样，靡菲斯特及结尾处上帝伟大的指引，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种接近我意识世界边缘的、奇妙神秘的经历。
最后，我终于找到证据证明，还是有人会理解邪恶及其无穷威力的，更重要的是，魔鬼在使人摆脱黑暗和苦难时，发挥了神秘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歌德成了我心中的预言者。但是我无法原谅，他通过纯粹的诡计，小小的欺骗，就打发走了靡菲斯特。对我来说，这太神学，太轻率，太不负责任了，歌德竟也堕落到使用狡猾的诡计，把邪恶变成无害。这不禁令我扼腕叹息。
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我发现尽管浮士德厌恶哲学，但他归根结底多少还算是个哲学家。他显然还是学到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真理。实际上，我到目前为止都对哲学一无所知，于是，一个新的希望诞生了。我想，也许会有一些苦心研究这些问题的哲学家，他们能使我得到启示。
由于我父亲的藏书室里没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因思考成了可疑的人——所以我只好满足于克鲁格1832年出版的《哲学科学通用词典》（第二版）了。我径直翻到了有关上帝的条目。令我非常不满的是，它的第一个词源便是“上帝”，说这个词“毋庸置疑地”源自“善”这个字，代表着“最高的存在”或“完美”。它继续说道：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观念的固有性都是无法证明的。如果后者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那么它便可以先验地存在于人类当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的“智力”一定“在它能够提出如此崇高的观点之前就已经发展到某种程度了”。
这种解释着实令我目瞪口呆。这些“哲学家”到底怎么了？我实在想不通。很明显，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仅限于道听途说。然而在这方面，神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们对上帝的论述自相矛盾，但至少他们还确信上帝的存在。词典编辑克鲁格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成见，因而很容易看出他喜欢断言，坚信上帝的存在。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呢？为什么要伪装成这副样子呢？好像他确实认为，是我们“提出”了上帝的观念，而且提出之前还必须先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据我所知，甚至在原始森林里赤身裸体游荡的野蛮人也会产生这些观念。而他们肯定不是“哲学家”，肯定不会坐下来“提出‘上帝’这一观念”。我就从未产生过有关上帝的观念。当然，我们不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比如说，一只衣蛾吃的虽然是澳大利亚羊毛，但它怎样向别的蛾子证明澳大利亚的存在呢？可见上帝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我们的证明。那么，我如何得出上帝确实存在这一观点呢？人们告诉我关于他的种种故事，但我什么也不相信，因为没有一件事能真正说服我。我的想法不是从那里来的。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什么想法——它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得来的。它的发生并不是想象有某事，对它进行思考，然后加以确信这样的过程。比如说，我一直怀疑有关主耶稣的一切，并且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地相信过它，尽管它留给我的印象远比上帝深刻，因为上帝往往只是含含糊糊地暗示而已。我凭什么认为上帝就是理所应当存在的呢？那些哲学家为何遮遮掩掩，说上帝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他们能提出或不能提出的任意假设呢？事实上，上帝的存在如此简单，简单得就像一块砖头砸到你头上。
突然间，我明白了，至少对我来说，上帝是最确定、最直接的体验之一。毕竟，我并没有捏造有关大教堂的恐怖意象。相反，是它强加在我身上，才使我被迫以最大限度的恶意去思考它，后来，那种获得天恩后难以言喻的感觉便出现在我身上。我根本支配不了这些事情，我慢慢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些哲学家一定有什么问题，才会提出如此怪异的看法，将上帝看作一种可以讨论的假设。令我极为不满的还有，这些哲学家对上帝的阴暗行为既不发表看法又不做任何解释。我认为哲学恰恰应该特别注意并考虑这些东西，因为我认为它们构成了一个哲学家认为十分棘手的问题。更令我失望的是，我发现哲学家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因此，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使我感兴趣的主题，即有关魔鬼的词条。我读到，如果我们认为魔鬼本来就是邪恶的，我们就会深陷许多明显的矛盾之中，换而言之，就会落入二元论中。因此，我们最好假设魔鬼最开始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善良的生物，只是由于他的高傲才堕落了。我很高兴他能指出这一点。他在这一假设中，预先假定了一个他试图解释的邪恶，即高傲。至于其他的生物，他继续写道，邪恶的起源“无法解释、无法说明”——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他同神学家们一样，并不想思考这一问题。有关魔鬼及其起源的条目同样无法给人启示。
我在这里所做出的叙述总结了我一系列的思想以及观念的发展变化，这个过程断断续续持续了好几年。它们只发生在我的第二人格当中，并且是极为私密的。我未经父亲的允许便偷偷地利用他的藏书室进行这些研究。不久之后，我的第一人格便公开地阅读格斯塔克所有的小说，以及德语译本的英国经典小说。这时我同样开始阅读德国的文学作品，尤其关注经典作品。在学校里，老师总是费力地对那些浅显易懂之处做着毫无必要的解说，不过这并没有使我失去兴趣。我漫无目的地广泛阅读，戏剧、诗歌、历史全部涵盖其中，后来也读自然科学的著作。读书不仅有趣，而且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又大有裨益的消遣方式，它将我从对第二人格的成见中释放出来，而后者正使我在沮丧中越陷越深。在宗教的领域中，我随处遇到的都是紧锁的大门，如果碰巧有某道门对我打开了，门内的事物也会令我大失所望。其他人的关注点似乎都与我大相径庭。在我所认为非常确定的事情上，我却感到完全的孤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与人交谈，但找不到任何共同话题，相反，我却在别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疏离、猜疑和恐惧，我只好欲言又止。这也令我十分沮丧，对此我不知如何是好。为什么没有人有与我相似的经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呢？难道只有我一人有过这种经历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疯掉了，因为我认为虽然上帝的光明和黑暗令我感到压抑，但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实。
我感觉自己怪异的思想对别人造成了威胁，而这意味着遭受孤立。我经常被不公平地当作替罪羔羊，而这令我更加不开心了。此外，学校里发生的另一件事加剧了我的孤独感。因为德文课的内容——特别是德语语法和句法——一点儿都提不起我的兴趣，老师说我在德文课方面表现平平，因此德文使我又懒又烦；德文作文题目也常常显得浅薄愚蠢，于是我的作文写得不是随心所欲就是矫揉造作。我的德文成绩一直在中等水平浮动，但这很令我满意，因为一般来说我不想引人注目。大体上，我同情出身贫穷的同学，因为他们也像我一样来自默默无闻的家庭，我喜欢不太聪明的同学——虽然他们的愚蠢和无知常常令我愤怒——因为他们能向我提供我极为渴求的东西：他们简单淳朴，看不出我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我的“不同寻常”逐渐开始给我一种令人不愉快甚至相当可怕的感觉：我一定是拥有某种排他性气质，它使我的老师同学们疏远了我，而我自己却全然不知。
在这些成见之中，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如晴天霹雳般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有一天我们的作业是一篇命题作文，它第一次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我铆足劲儿写了起来，最后写出一篇我自认为成功的作文。我希望至少能拿九十多分——当然不会是一百分，因为那样会使我引人注目，一个接近一百分的分数就刚好。
我们的老师习惯根据作文的优劣来进行点评。第一篇自然是全班成绩最好的男生写的。接下来是其他人的作文，我等了又等，可是白等一场，没有听到我的名字。“怎么可能，”我想道，“我的作文竟差到比不上他提的那些可怜虫的作文吗？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不适合参加比赛？”而这意味着遭受孤立并以可怕的方式吸引注意力。
当老师评点完所有的文章后，停顿了片刻，然后说道：“现在，还有一篇文章，是荣格写的。他写得最好，我本应给他打一百分。但遗憾的是，这不是他写的。老实交代，你是从哪儿抄来的？”
我猛地站了起来，面目狰狞，火冒三丈，大声嚷道：“我不是抄的！我费了老半天劲儿才写成一篇好作文。”老师却对我怒吼：“你在撒谎！你永远不可能写出这么好的作文。没人会相信你。好了，说吧，你是从哪儿抄来的？”
我发誓自己是被冤枉了，但无济于事。老师固执己见并吓唬我说：“我告诉你，要是让我查出来你是从哪儿抄的，我就开除你的学籍。”然后，他就离开了。同学们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我惊恐地意识到，他们肯定在想：“啊，原来如此。”而对我的抗议，他们充耳不闻。
我感觉从此时起，自己就被打上了罪犯的烙印，而且原本有可能使我摆脱“与众不同”的所有道路也全被切断了。我深感沮丧与耻辱，发誓一定要好好报复这个老师，要是有机会，我很可能会做出违犯法律的事情来。可是我到底怎样才能证实，我不是从别处抄来这篇文章的呢？
一连好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但是一再得出结论：我是无能为力的，盲目而愚蠢的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在我身上打下了骗子和作弊的印记。现在，我认识到许多以前无法理解的事——比如说，当我父亲问到我在学校的表现时，有的老师就会说：“哎呀，他就是中等水平，不过他很用功。”他们认为我有点儿笨还有点儿肤浅，这确实使我气恼。但令我愤怒的是，他们竟认为我是骗子，这无异于在道德上否定了我的全部。
我的悲愤马上就要失控了。随后，出现了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在这之前就已经有过好几次了：我的内心突然陷入了沉寂，仿佛一道隔音门把一间嘈杂的屋子关上了，一种冷漠而新奇的情绪突然落到了我的身上，于是我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吧，你激动了。那老师当然是个蠢货，他不了解你的本性，或者说，不像你了解得那么透彻。因此，他和你一样多疑。你不相信自己和他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与那些天真、淳朴和单纯的人格格不入。当人对事物不理解的时候，他便会激动起来。”
鉴于这些既不愤怒又不高深的思考，我的内心又翻涌着一系列与之类似的想法，在我不愿思考那被禁止思考的观点时，它却坚实有力地铭刻在我的心上。在那时，尽管我根本看不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的差别，并且始终宣称第二人格的世界就是我个人的世界，但私下里，我却总是感到，这个世界除了自己之外，还涉及其他的东西。仿佛由浩瀚宇宙组成的广袤世界触碰到了我，又像一个灵魂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房间——这个灵魂的肉体虽然已经死去很久了，但其灵魂永恒地存在着，直到很遥远的未来。这类人往往在守护神光环的包围之中。
当然了，那时候我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我也没有把自己现在的意识状况归咎于当时并不存在的事情上。我只是试图表达当时的感觉，并借助我现在了解的一切照亮那个朦胧的世界。
这件事情发生的几个月后，我的同学便给我起了个绰号叫“亚伯拉罕神父”。第一人格不知原因何在，认为这愚蠢可笑。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却觉得，它正中要害。对这一背景所做的一切暗示对我来说都非常痛苦，因为我读得越多，对城市生活就越熟悉，我的印象也就越深刻。我现在慢慢了解到，真实属于事物的秩序，与我从小长大的乡村世界景象不同。我生活在沐浴着阳光的小山村，生活在溪流与树丛中，生活在人群与动物中。天空飘浮着白云，微风吹拂着面庞，黑夜笼罩大地时某些事情便会发生。它不只是存在于地图上的一个地点，而是“上帝的世界”，并且是由他安排的、充满了神秘的地方。但很显然人们并不懂得这一点，甚至连动物也多少失去了感受它的知觉。比如说，从母牛悲伤迷失的神情中，从马顺从的双眼中，从狗对人的忠心耿耿和极度依赖中，甚至从猫（选择房屋及谷仓作为它居住及狩猎的场所）自信的步伐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人也像动物那样，看起来毫无意识，低头看地或抬头望树，为的就是看看有什么可以利用，能用来干什么。他们也像动物那样群居、择偶和斗争，却觉察不出彼此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宇宙里，生活在上帝的世界里，生活在一切都已诞生以及一切都已死去的永恒里。
因为它们与我们如此相似，也像我们那样不知不觉，因此我喜爱所有的热血动物。它们有着和我们相同的灵魂，而且我想，与它们在一起时我们就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力。我们和动物都体验过同样的欢乐与悲伤、热爱与憎恨、饥饿与口渴、恐惧与信任——这些都是生命的本质特征，我们与动物的区别只在于我们拥有语言、敏锐的意识以及科学。我虽然以传统的方式赞美科学，但是这不影响我看出，它会使我们疏远并脱离上帝的世界，从而导致动物不会发生堕落，它们可爱、忠诚、永不变心并值得信赖。
我认为昆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冷血的脊椎动物是一个相当低等的中间阶段，而更低等的阶段便是昆虫。这一类生物中可供观察和搜集的实物，只是奇珍罢了，它们在人类之外，与人类的性质不同，它们是非人类生命的表现，更接近于植物而非人类。
“上帝的世界”在地球上的表现形式起始于植物领域，这是与上帝进行直接沟通的方式。就像有人从上帝的肩膀上向下窥探一样，上帝自以为是隐身的，于是便制造各种玩具和装饰品。另一方面，人和严格意义上的动物都是上帝身上微小的部分，只不过独立出来罢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选择自己的居所。而植物注定只能待在原地，不论该地的好坏。它们的存在不但体现美，还体现了上帝的世界观，而它们自身却没有欲望和背叛的意识。树木尤其神秘，它们直接体现了不可理解的生命含义。因此，我认为树林最接近生命的最本质的意义，也是最能激发人对生命的敬畏的地方。
当我更加熟悉哥特式大教堂后，这样的印象变得越发深刻。但是宇宙的无穷性、有无意义的混沌、客观目的与机械法则的纷乱，都被包裹在石头中。这包含了深不可测的神秘感，也体现了某种精神。我朦胧地感到，自己与石头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在于生死之事物的神性。
正如我以前提到的，在那时，以形象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感觉和直觉，的确超出了我的能力，因为它们全都以第二人格的形式出现，我的自我虽然具有主动性和理解力，但一直处在被动状态，还融入了属于好几个世纪的“老人”的范畴之中。我以奇怪的、不假思索的方式体验到了他和他的影响力，当他在场时，第一人格就会变得暗淡，甚至到了几乎不存在的地步，当我的自我越来越与第一人格无异，并掌控了全局时，那老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仿佛成了一个遥远又虚幻的梦。
在十六岁到十九岁之间的三年里，使我进退两难的迷雾慢慢消散了，我沮丧的情绪也有所好转。第一人格在自我中越来越清晰完整。学校和社会生活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而不断丰富的知识则逐渐或渗透或抑制了我的直觉的预感世界。我开始系统地研究自己有意设计的问题。我读了一本哲学史简论，并对这一领域的观点有了全面的了解。令我满意的是，我发现自己的许多直觉都能在历史上找到对应的相似物。最重要的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及柏拉图的思想使我着迷。尽管他们的思想论述都有点儿苏格拉底式的冗长啰唆，但他们的观点既美好又有学术气息，犹如画廊里的名画，同时这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遥不可及，只有梅斯特·埃克哈特使我感到平易近人、充满生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读懂了他。经院学者让我感觉冷冰冰的，而圣·托马斯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智主义比沙漠还要死气沉沉。我心里想：“他们全都希望运用逻辑的把戏，使那些他们无权获得也并非真正懂得的事物自见其义。他们想向自己证明的是一种信仰，然而它实际上关乎经验。”就如同他们听说大象存在，实际上一头也没见过，还想论证说明，按逻辑来说大象一定存在，而且形体也跟实际的一样。显然，一开始我对18世纪的批判哲学根本没有兴趣。在19世纪的哲学家中，黑格尔，由于其作品的语言和内容傲慢艰深，也令我敬而远之，完全无法对他产生信任。在我看来，他仿佛被困在由自己的词语筑造的牢笼般的大厦中，并在其中装腔作势。
不过我的研究还是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叔本华。叔本华是提及世上苦难的第一人，这种痛苦触目惊心地围绕在我们身边。他还提到了混乱、激情、邪恶——这所有的苦难，其他人几乎从未觉察，还总是极力将其纳入无所不包的和谐与可理解性中。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位哲学家，敢于承认在宇宙的山川湖海等自然事物中，并非一切都完美无缺。他既不提造物主至善至美和全知全能的天意，也不提宇宙的和谐友好，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人类充斥着悲怆的历史进程中，以及大自然的残酷无情中，隐藏着一种根本性的缺陷：创造世界的意志具有盲目性。我先前观察过病死的鱼、冻僵或饿死的鸟、患疥癣的狐狸以及藏匿在鲜花盛开的草丛中的无情悲剧：蚂蚁将蚯蚓折磨致死，昆虫相互撕来扯去……以上种种都证实了这意志的盲目性。与人相处的体验也教会了我一件事：千万不能只相信人类本性的善良与正直。我足够了解自己，所以也明白我只是正在渐渐地将自己同动物区分开来。
我完全赞同叔本华对世界所做的阴暗描述，但不喜欢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敢肯定，他所指的“意愿”这个词，实际上意味着造物者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盲目的。因为就我的经验而言，上帝并不因任何亵渎神明的行为而感到被冒犯；甚至相反，他可能鼓励这样的行为，因为他不仅希望引出人类光明积极的一面，而且还希望引出他们阴险邪恶的一面。因此，叔本华的观点不会令我烦恼，我认为这是一个由事实证明的结论。但是他又提出：理智只需用自身形象面对盲目的意志，就能使后者做出改变。这一理论令我大失所望，因为意志既然是盲目的，又怎么能够看得见这一形象呢？既然形象能精确地展现意志的内容，那么即便意志看得见，为什么还要说服自己进行改变呢？另外，理智是什么？它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功能，不是一整面镜子，而是无穷小的镜子碎片，就像小孩拿着它面向太阳，期望着太阳因此晃眼一样。叔本华竟对这样一个没有说服力的回答感到心满意足，这着实令我不解。
正是它驱使我更彻底地研究叔本华，对于他与康德的关系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开始阅读康德的哲学著作，尤其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使我陷入了沉思。我的付出获得了回报，我自认为发现了叔本华哲学体系中根本性的缺陷。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一个形而上学的主张具体化了，并且赋予一个纯粹的本体——自在之物——以种种特性。我从康德的知识论中认识到这一点，而它可能使我获得比叔本华“悲观的”世界观更大的启发。
这种哲学上的进步从我十七岁起一直延续到我在医学院就读的那段时间。它使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前我一直羞涩、胆小、多疑、脸色苍白、身材瘦小，健康状况显然不稳定；而现在，我开始对方方面面产生极大的求知欲，我了解自己的需求并开始追寻它。我也明显变得易于接近，且善于交谈。我发现贫困并不是障碍，也不是造成痛苦的主要因素，富家子弟并不比衣衫褴褛的穷孩子优越。幸福与否取决于更深层的原因，而不是一个人口袋里有多少钱。我结交的朋友比以前更多、更要好。我感到脚下的土地更加坚实，甚至鼓起勇气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我很快发现，我的行为造成了一些人对我的误解，这也令我感到后悔。因为我不但因此遭受了尴尬和嘲讽，而且还受到了充满敌意的排斥。使我倍感惊愕和狼狈的是，某些人认为我是个骗子，喜欢夸夸其谈、装腔作势。以前对于我是骗子的指控死灰复燃，只不过这次的形式比较温和罢了。这一次，仍然和一个引起我兴趣的作文题目有关。我认真仔细地写了出来，绞尽脑汁地加以润饰，没想到结果却是毁灭性的。“这是一篇荣格的作文，”老师说道，“写得的确文采飞扬，却粗心大意地一挥而就，很明显，没下什么功夫用心去写。荣格，我可以告诉你，以这种粗心的态度，你成不了大事。生活需要严肃认真、尽职尽责和勤奋刻苦。你看D君的作文，虽然他没有你华丽的文采，但他诚实、认真，下了一番功夫。这才是生活中的成功之路。”
这一次我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受到严重的伤害，因为不管老师怎么说，他还是对我的文章印象深刻，而且没有指责我抄袭他人。我反驳了他的指责，但他却以这样的评论总结道：“《诗学》主张，最优秀的诗歌能够掩盖创作的艰辛。但在这一点上，你的作文无法令我信服，因为它没有费什么力气，是草率的，是一挥而就的。”我知道，我的文章确实有一些精辟的见解，只是老师懒得讨论罢了。
这件事只是令我感到有些难过，而同学们的怀疑则更为严重，因为他们威胁我，要像从前那样孤立我，这让我萎靡不振。我绞尽脑汁，竭尽全力想弄清楚我到底做了什么，招致了他们的诽谤。经过仔细打听，我才知道，他们讨厌我是因为我经常对自己可能也不清楚的事妄加评论与暗示。比如说，我假装对康德和叔本华有所了解，甚至对学校尚未开设的古生物学也略知一二。这些惊人的发现向我表明，事实上，所有激烈争论的问题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干，它们就像我内心深处的秘密，属于“上帝的世界”，因此最好对它只字不提。
从那以后，我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不再跟同学和熟识的成年人提及这些深奥晦涩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不管对象是谁，都有可能会给我扣上吹牛与欺骗的帽子。而最令我苦不堪言的莫过于难以克服内心分裂的挫败感，也就是我的内心分裂成了两个世界。由于事情屡次发生，我不得不脱离日常生活而进入无边无际的“上帝的世界”。
“上帝的世界”这种表达在某些人听来可能略显伤感，但我根本不这样认为。一切超人的事物都属于“上帝的世界”——比如炫目的光芒、黑暗的深渊、冷漠无情的无限时空，以及神秘、古怪、无理的巧合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常被父母和他人问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说实话，我还没有想清楚。我被兴趣引向不同的领域。一方面，科学将我深深吸引，因为科学的真理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有关比较宗教学的一切又令我心醉神迷。在自然科学方面，吸引我的主要是动物学、古生物学及地理学；在人文科学方面则是希腊、罗马、埃及以及史前考古。当然那时我尚未意识到，这些广泛的学科选择是多么符合我内心的双重人格。科学中的具体事实和其历史背景对我极具吸引力，而比较宗教学中的精神性问题令我着迷，其中还涉及哲学。在科学上，我忽略了意义这个因素；而在宗教学中，我忽略了经验主义这个因素。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第一人格的需求，而对人类或历史的研究则为我的第二人格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我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好久都拿不定主意。我注意到，母亲家的一家之主——舅舅，巴塞尔圣·奥尔本教堂的牧师，正在不动声色地将我拉向神学。有一次，他正在和他的一个儿子——他的儿子们都是神学院的学生——讨论一个宗教问题，我恰好坐在桌边倾听。他捕捉到了我那专心致志的神情。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他们与象牙塔中令人炫目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学识比我父亲还要渊博，总之，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并不关心真实的经历，当然更不关心与我的经历相似的经历。他们讨论的内容仅限于《圣经》中叙述的教义观点，所有这些观点都令我感到十分难受，因为《圣经》里有太多难以令人信服的奇迹故事了。
我每周四去高中上课时，便有机会到这位舅舅家吃午饭。我非常感激他，不但因为午饭丰盛，还因为我难得有机会能够偶尔听到成年人理性的交谈。弄清楚这类东西是否存在，成为我妙不可言的体验，因为在我家周边，我从未听到任何人讨论过学术问题。令我困惑不解的是，有时候我确实想与父亲进行严肃的谈话，但父亲总是不耐烦，还匆匆忙忙地躲开我。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渐渐了解，我那可怜的父亲原来是害怕思考，因为他的内心也充满了疑惑。他需要躲进自己的世界里，因此才坚信盲目的信仰。他无法将信仰当成恩典，因为他认为需要“通过斗争来赢得信仰”，要下一番功夫迫使它到来。
我舅舅和表兄们可以平静地讨论历代教皇的教条和教义以及现代神学家们的种种观点。他们似乎安居于一种不言自明的世界秩序中，其中，尼采的名字根本不会出现，而雅各布·布克哈特也只能得到一点吝啬的恭维。布克哈特是“自由派”“一个激进的自由思想家”，因此我猜想，在事物的永恒秩序中，他的立场有失偏颇。我知道，舅舅向来认为我与神学相隔遥远，我也非常遗憾，自己不得不令他失望。我向来不敢把自己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会给我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也不必赘言来替自己辩护。相反，第一人格很快一马当先，于是尽管我的科学知识仍然很贫乏，却彻底受到了当时科学唯物主义的浸染。历史的见证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牢牢牵制着我，令我苦不堪言，而在我周围，居然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尽管身为神学家的舅舅和表兄们对康德称赞有加，但他们只用康德的原理反击反对性观点，却绝对不会用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对此，我从未发表任何意见。
结果，当我和舅舅一家人围桌吃饭时，我开始逐渐感到不适。由于我习惯性的内疚心理，星期四就成了晦气的日子。在这个社会生活安定、精神安逸的世界里，虽然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偶尔滴出的、刺激智力的甘露，但我还是感到越来越不自在。我觉得既可耻又不诚实，因此我不得不自我认罪，“没错，你是个骗子。你说谎，欺骗对你心怀善意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稳定、理智健全的世界里，根本不懂什么是贫穷，他们的宗教是一份获得薪水的工作，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可以使一个人脱离井然有序的精神世界，并因亵渎神灵而遭受万人唾骂。这一切都不能怪他们。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我必须学会自己承受这份恶名”。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我的这一努力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效。
随着道德冲突的紧张程度日益增加，我对第二人格越来越怀疑、憎恶，而我再也无法对自己掩盖这一事实了。我试图消灭第二人格，但这一努力并没有成功。在学校以及朋友面前，我可以将他抛在脑后，在我学习科学时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只要我在家中或去乡下独处时，叔本华和康德就又伴随着庄严的“上帝的世界”，再次猛烈地回到我的脑海中。我的科学知识也构成了这世界的一部分，并用色彩和人物使这宏伟画卷充满生机。这时，第一人格消失了，有关职业选择的忧虑也不见了踪影，这是我在19世纪最后十年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当我从过去几个世纪的远征重返现实的时候，我会同时带回一种不适感。我，也就是第一人格，肉体活在此时此地，迟早都要对希望从事的职业形成确切的想法。
父亲与我严肃地谈了几次。他说，我当然有自由学习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的权利，但如果我想听听他的忠告，那我就不应选择神学。“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当神学家。”他语重心长地说。在这时，我们之间已然达成了一种默契，我可以说也可以做某些事情，而且还不会遭到他的指责。他不再责备我，我能不去教堂就不去教堂，也不用参加圣餐仪式。离教会越远，我就越觉得舒服。唯一令我留恋的当然不是“宗教团体”，而是管风琴和合唱音乐。“宗教团体”这个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觉得，比起“俗人”，经常上教堂的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团体”。“俗人”可能不那么有德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更加友好，他们的感情自然，更为热心、真诚、欢快、健谈。
我可以向父亲保证，自己一点也没有想当神学家的想法。但我仍然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摇摆不定，二者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逐渐意识到，第二人格中没有时空的概念。在第二人格中，我超越了此时此地，感觉自己是千眼宇宙中的一只眼，却像地球上的石子那样不能经常移动。第一人格不想袖手旁观，于是奋起反抗这种被动性，但到目前为止，他却陷入了棘手的矛盾之中。很明显，我只能等待静观，看以后会发生什么。如果有人问我想做什么，我会习惯性地回答：语言学家。虽然表面上这么说了，但是私下里，我指的却是亚洲和埃及考古学。然而，实际上，我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科学和哲学，假期里更是如此了。假期我都与母亲和妹妹待在家里。我跑去跟母亲抱怨“我好无聊，我该做些什么”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假期成了我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时光，我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享受一个人的时光了。另外，假期的时候，至少在暑假期间，父亲便会像往常一样，离家前往萨克森度假。
我只经历过一次假日旅行。当时我十四岁，跟医生做了预约，于是便被送往恩特勒布赫进行治疗，以此希望改善我时好时坏的胃口以及当时不稳定的健康状况。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只身处于陌生的成年人之间。我住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家中，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可怕又迷人的冒险之旅。我几乎看不到这位神父的身影，他的那位管家虽然算不上吓人，但很容易生气。在这里，没有发生一件具有威胁性的事。一位乡村老医生照看着我，他经营着一家旅店式的疗养院，供形形色色的康复期病人入院治疗。病人们的职业可谓五花八门，有农民、小官员、商人，还有几个来自巴塞尔的有教养的人，其中有一位是化学家，荣耀登峰造极——获得了博士称号。我父亲也拥有哲学的博士称号，但他只不过是个文献学家和语言学家。这位化学家对我来说是个新奇的发现——这里终于有一位科学家啦！也许他就是一个懂得石头秘密的人。他很年轻，还会教我打槌球，但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而我却太害羞、太笨拙、太无知了，结果什么也没问他。我很尊敬他，认为他是我亲眼见过的第一个已经了解大自然的秘密，至少是部分秘密的人。他与我坐同一张桌子吃饭，吃的是跟我一样的饭菜，偶尔也与我聊上两句。这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成年人更为庄严的领域。之后我又参加了为寄宿者安排的郊游活动，这种地位的上升便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一次郊游中，我们参观了一个酿酒厂，主人还邀请我们品尝了样酒。我想用两行诗来表达当时的心情：
可是现在遭遇了忧愁，
来吧，让我们畅饮这美酒。
我受到了各式各样小玻璃瓶的强烈启发，于是飘飘欲仙，进入了一个让我出乎意料的全新的意识状态。再也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了，再也没有“我”和“他人”了，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消失了，谨慎和胆怯也无影无踪了，天地、宇宙和在宇宙中爬行、飞行、转动、上升或下降的一切，全部合而为一了。唉，真丢脸，我竟然得意扬扬地喝醉了。我仿佛沉浸在一片充满喜悦的冥想海洋里，但由于汹涌的波浪，我只好将眼睛和手脚紧贴在所有坚实的物体上，在摇摆的街道和晃动的房屋树木间保持平衡。“棒极了，”我想道，“只可惜多喝了那么一点点。”然而这一体验却导致了一个相当不幸的结局，但不管怎么说它仍然是一种发现，一种对美和意义的预见，只是我的愚笨把它破坏了。
疗养快结束时，父亲过来接我，随后我们便坐上轮船，一起到卢塞恩旅行。多么美妙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轮船呢。蒸汽机的运转我怎么都看不够，然后突然就有人告诉我们说菲茨瑙到了。我们看到一座大山雄踞在这个村落之上，父亲向我解释说，那就是瑞吉峰；一条齿轮铁路盘山而上。我们去了一个小型的火车站，那里停靠着世界上最古怪的火车头，锅炉虽然是直立的，但倾斜角却很异常。父亲把一张火车票塞进我手里说：“你可以一个人坐到山顶。我就在这儿等着，两个人坐太贵了。千万要小心，别摔下来了。”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我站在这座雄壮的大山山脚下，它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座都高，并感觉它特别像我遥远的孩童时代所见的火红山峰。确实，到现在我差不多是大人啦。为这次旅行，我买了一根竹做的拐杖和一顶英伦骑士帽——对一个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来说，这些都是最合适不过的物品了。现在我马上就要登上这座雄伟的山峰啦！我不知道谁更雄伟，是我，还是这座大山？伴随着扑哧扑哧的轰鸣声，这奇妙的机车咔嚓咔嚓地晃动起来，将我一路拉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山顶。我向下俯瞰深渊，一幅连续变幻的崭新景象尽收眼底，直到最后，我站上了空气十分稀薄的山巅，放眼眺望难以想象的远方。“没错，”我想，“就是它，这就是我的世界，真实的世界，这就是我的秘密，这里没有老师、学校，以及无法回答的问题，不用求靠任何东西便可存在。”悬崖峭壁环绕，我小心翼翼地沿着小径行走。一切都很庄严，我觉得人在山巅就要优雅谦恭、沉默无言，因为他已进入上帝的世界。山巅是有形的存在。这是父亲送给我的最美好、最珍贵的礼物。
山巅的美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上帝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从我记忆中被抹去了。但在这次旅行中，第一人格又显现出来，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使我永生难忘。我还是看见了自己，长大成人，独立自主，头戴一顶坚硬的黑帽，手握一根昂贵的手杖，来到一间极为优雅的宫殿式大饭店。像这样的饭店，卢塞恩湖边还有很多。我坐在饭店的露台上，要么就坐在菲茨瑙市美丽的花园里，头上则是洒满了阳光的条形凉棚。我坐在一张小巧的、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旁边，喝着清晨的咖啡，吃着涂满金色黄油和各式果酱的牛角面包，考虑着可以填满整个漫长夏日的远足计划。喝过咖啡之后，我可以镇定自若地踱步到汽船上，既不激动，也不匆忙。这条船载着我驶向圣哥达，驶向大山山脚下，那里有白雪皑皑、银光闪闪的山顶。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劳累过度，想寻觅憩息之处时，这种形象便会浮现于脑海。在现实生活中，我一次次向自己许诺，某一天要再见到这样的辉煌，但从未能如愿。
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旅行，过了一两年之后，我又进行了第二次旅行。家人同意我去看望在萨克森度假的父亲。我从他那里得知了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消息：他与当地的天主教神父成了朋友。这在我看来绝对是一种大胆的行为，我不由得暗地里敬佩起父亲的勇气来。在萨克森，我参观了弗鲁埃利的隐居之处以及克劳斯修士的遗物，听说后者此时已经升入天堂了。我好奇天主教徒们怎么会知道他已经处于一种极臻幸福的状态，也许是他四处游荡告诉人们的？这位当地的守护神令我久久难以忘怀，我不但能够想象一种完全献身上帝的生活，甚至还理解了这种生活。当我这样想时，心里却在微微颤抖，还产生了一个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他的妻子和孩子怎么生来就有一位圣人丈夫和圣人父亲呢，而我那么喜爱父亲不正是因为他有不足有缺陷吗？“对啊，”我想，“谁能和一个圣人一起生活呢？”他当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便只好去当隐士了。尽管如此，他隐修的小屋离家其实并不太远。我觉得这个主意倒是相当不错：让家人住一间屋子，而我则住在距之不远的小屋里，码放一堆书，置办一张写字台，再点燃一团明火，可以用它烤栗子吃，再用三脚架煲一锅汤喝喝。作为一位神圣的隐士，我再也不用上教堂了，因为我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教堂。
我从修士的居所向山上漫步，陷入了沉思，正当打算掉头下山时，我的左侧山路上，出现了一位年轻姑娘的纤细身影。她面容姣好，穿着当地服装，跟我打了个招呼，蓝色的眼睛善意地闪烁着。我们一起走向下面的山谷，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她与我年纪相仿。由于除了堂姐之外我不认识什么女孩，所以我感到十分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她说话。于是我开始犹豫地解释说，我来这里度几天假，在巴塞尔读高中，希望以后能进入大学学习之类的。正说着时，一种命里注定的奇妙情感涌上我心头。“她在此时此刻出现，”我心想，“并且很自然地随我一同前行，好像我俩是天生的一对。”我斜着瞟了她一眼，她的脸上交织着既羞涩又钦佩的神情，这使我有些狼狈，有些激动。我琢磨着，难道这便是命运的安排？我与她的邂逅只是偶然吗？一个乡下姑娘——有可能吗？她是个天主教徒，或许她的神父正是我父亲在此结交的朋友？她不知道我是谁。我自然不能跟她聊叔本华，聊意志的盲目性。然而，她看起来一点也不邪恶。也许她的神父并不是穿着黑色长袍躲躲闪闪的耶稣会会士。但我也不能告诉她，我父亲是个新教教士，这可能会吓跑或得罪她。跟她谈哲学？谈魔鬼？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虽然魔鬼比浮士德还重要，而歌德又把魔鬼塑造成了一个容易上当的大笨蛋。她仍然居住在天真遥远的地方，可是我却重重地落入了现实之中，落入了世界的壮丽和残酷之中，她怎么受得了这些呢？我们之间阻隔着一面无法穿越的高墙，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
我感到一阵伤心，于是在心理上退缩了，把谈话转向不那么危险的话题上。她要去萨克森吗，天气真好呀，风景真美呀，等等。
表面上看，这次邂逅完全没有意义。但从内心看，它却举足轻重，不但好几天都占据了我的思想，而且还像路边的神龛一样，永远占据着我记忆中的一席之地。那时，我仍然处在天真烂漫的状态中，认为生活是由单一的、不相关的经历组成的。毕竟有谁能发现命运的线索竟会从克劳斯修士关联到这位漂亮姑娘身上呢？
这个时期的生活充斥了我的种种自相矛盾的想法。首先，叔本华和基督教就无法达成一致；其次，第一人格也渴望从第二人格的压制和感伤中解脱出来。当第一人格想起第二人格的时候，感到沮丧的并不是第二人格，而是第一人格。而就在此时，由于对立的双方产生了冲突，我人生中第一个系统性的幻想就此诞生了。它一点一点地出现，据我所知，它起源于一次令我激动不已的经历。
有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将莱茵河刮得波浪起伏，泡沫荡漾。我上学时正好经过河边。突然间，我看见一艘船从北边驶了过来，船上扬起一面巨大的主帆，想趁暴风雨来临之前向莱茵河上游驶去。这是一个全新的经历——莱茵河上出现了一艘帆船！这使我开始纵情想象。如果这不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如果整个阿尔萨斯变成了一个湖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帆船和大轮船了。那时，巴塞尔就变成了一个港口，那感觉就像住在大海边一样美妙。然后，一切都将变得不同，我们也将会生活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世界里。那就没有了高中，不用走一段长路去上学，我很快就能长大，如愿以偿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湖中会突起一座石山，由一道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地峡被一条宽阔的运河拦腰截断，运河上架着一座木桥，通向一道两侧矗立高塔的大门，门内是建在四面斜坡上的中世纪小城。岩石上矗立着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城堡上有一座高塔和一座瞭望塔——那是我的家。城堡里没有华美的大厅或任何富丽堂皇的迹象，所有房间都非常小，镶嵌着木板，简单朴素。其中有一间特别引人注目的图书室，你会发现所有的藏书都值得一读；图书室还收集了各种武器。堡垒上架着大炮。除此之外，城堡里还有一支由五十位武装人员组成的戍卫部队。这座小城市有几百户居民，由市长和元老组成的市议会共同治理。我兼职治安法官、仲裁人和顾问，偶尔才在开庭时露面。小城镇朝向陆地的那边有一个港口，港内停靠着我的一只双桅纵帆船，船上备有几门小炮。
整个布局的核心及存在的理由便是城堡塔楼的秘密，而且只有我一个人知晓。这个想法像电击一般涌上心头。因为塔楼内部，一根铜柱或者像胳膊一样粗的重型电缆从雉堞墙一直延伸至拱形地下室。铜柱的顶部分成许多极细小的分支，如同树冠，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带有小细根的主根倒立过来伸向天空一样。铜柱的分支从空气中汲取某种神秘的物质，并引导着它们沿着铜柱进入地下室。在地下室里我还有一种同样让人难以想象的装置，它看起来像个实验室，我就在这里用铜柱从空气中汲取的神秘物质制造金子。这的确是一个奥秘，对于它的性质，我既没有概念也不想形成任何概念，我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象过这种炼金过程的性质。我的想象力巧妙地、略有些紧张地回避了实际上正在进行的实验。实验室中还有一个禁忌：最好不要太深究，也不要问从空气中汲取的神秘物质是什么。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提到母亲时说：“甚至连提起她，都会使勇者丧胆。”
当然，我认为“精神”意味着某种难以形容的东西，不过在内心中，我不认为它与纯净的空气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这些分支吸收并送往铜柱的，是一种精神性的实质，它在地下室里变成了具体的、金黄色的硬币。这当然不是什么念咒驱鬼的把戏，而是大自然庄严、重要的秘密。我不知道如何获悉的这一秘密，但是我要将它掩藏起来不让市议会元老们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能让我自己发现。
我高兴地发现，以前上下学要走的又长又烦的路，现在大大缩短了。我一走出学校大门就马上进入了那座城堡，里面的组织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市议会会议如期召开，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了惩罚，争端得到了裁决，大炮也开火发射了。纵帆船的甲板已经清理干净，船帆扬起来了，随后船在微风的吹送下小心地驶离了港口，从岩石背后驶出，直直地向西北方向驶去。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家门口，好像刚刚只走了几分钟。我从白日梦中走了出来，轻松得仿佛是从一辆将我送回家的马车上走下来。这种令人无比享受的消遣一连持续了好几个月，后来才变得让人厌倦。这时，我觉得这样的白日梦既愚蠢又荒唐。为了代替它，我开始用小石子、泥土和灰泥建造城堡和严防死守的炮台——惠宁根要塞。当时它依然完好无损，所以便成了我的一个模型。我研究了伏班
有可能采取的一切防御手段，因此很快就熟悉了所有的防御技术。我又从伏班的防御手段转向现代的防卫方式，尝试用有限的手段建造不同类型的模型。这件事占据了我两年多来的所有业余时间。在此期间，我稳步地丰富了关于自然科学和具体事物的知识，这一切都建立在牺牲第二人格的基础上。
我想，既然我对实实在在的事物知之甚少，那对它们进行思考也毫无意义。谁都可以想象，但掌握实际知识又是另一回事了。父母允许我订阅一份科学期刊，我拿着期刊饶有兴致地读了起来。我寻找并收集了在侏罗山脉能找到的各种化石和矿物，还有各种昆虫以及猛犸和人类的骨头——我在莱茵兰平原的采砾场里找到了猛犸的骨头；而人类的骨头是从靠近惠宁根的乱葬岗里找到的，可追溯到1811年。各种植物同样激发了我的兴趣，但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植物深深吸引住了，总之我强烈认为它们不该因为被连根拔起而死，它们是有生命的，只有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才有意义。那是一种隐秘的意义，一种上帝的想法。我们应该以哲学式的好奇深思它们，敬畏它们。生物学家对它们的看法很有意思，但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又无法向自己解释。比如说，植物与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又与意志的否定有什么关系？对此我理解不透。它们显然带有天真无邪的神圣状态，我们最好不要去破坏它。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昆虫是变性的植物，用长满了花果的腿脚四处爬行，或用花瓣般的翅膀到处飞舞，忙于捕食各种植物。它们因为这种荒唐的行为受到了大规模的杀害，六月甲虫和毛毛虫是遭受讨伐的典型对象。我对“所有生物的同情”严格限于热血动物。青蛙和蛤蟆是冷血脊椎动物中唯一的例外，因为它们与人类有某些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