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

当我六个月大的时候，父母从康斯坦茨湖边的凯斯威尔移居到莱茵瀑布边的劳芬城堡。那时正值1875年。我开始记事是在两三岁。现在还能回忆起住宅、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名叫沃思的小城堡和教堂司事的农场。这些记忆像是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小岛，彼此孤立，互不相连。

有一个场景浮现在我的脑海，它似乎是我生命中最早的记忆，但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那是一个明媚温暖的夏日，天空蔚蓝，金灿灿的阳光透过绿色的叶子，照射着地面，留下斑驳的树影。我躺在树荫下的一辆婴儿车里，车罩被打开了。眯着惺忪的睡眼，我发现了这光辉灿烂的美景，感觉舒服极了。我看见太阳在树叶和花丛中闪烁。万物都那么美妙、多彩、辉煌。

我记得的另一个情景是：我坐在屋子西边的餐厅里，蹲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用小勺儿舀热牛奶喝。牛奶里泡着碎面包块，味道好极了，气味也很独特。那是我第一次闻出牛奶的味道。可以说，在那一刻，我的嗅觉觉醒了。这个回忆也非常久远了。

我还记得一个令人愉悦的夏日傍晚，姨妈对我说：“现在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她把我从屋里领了出来，走向去往达克森的路。那天傍晚，阿尔卑斯山格外清晰，远方连绵起伏的山脉沐浴在灿烂的夕阳红霞中。“快看，”我听见姨妈用瑞士方言说道，“那山全红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看见了阿尔卑斯山。随后我听说，第二天村里上学的孩子们要去苏黎世附近的于特利贝格山郊游。我也特别想去。然而令我悲伤的是，他们告诉我，像我这么小的孩子不能去，对此我毫无办法。从那时起，那靠近闪闪发光、白雪皑皑的雪山的于特利贝格和苏黎世成了我梦中难以企及的圣地。

过了一段时间，我记得母亲带我去探访朋友。他们在康斯坦茨湖旁有一座城堡。一来到湖边，我就被水迷住了。轮船激起的波浪拍打着河岸，阳光在湖面上闪烁，水面下的沙子被浪花冲击成一个个小垄，湖面向远方延伸。那一望无际的湖水呈现了无可比拟的壮美，给我带来了非凡的乐趣。那时一个想法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我一定要邻湖而居。我认为，没有水，人类就无法生存。

后来，我又记起了一件事：有许多陌生人，他们很喧闹，又显得很兴奋。女仆匆匆跑来嚷道：“渔民发现了一个死人——从瀑布上冲下来的——他们想把他扔到洗衣房里去！”我父亲说：“好吧，好吧！”我当时就等不及去看那具死尸。可母亲把我拉住了，严禁我到花园里去。当所有的大人都离开后，我飞快地溜进花园，来到洗衣房。然而门却锁着。我绕着洗衣房转了一圈，发现房后有一个排水沟，一直通到斜坡下面，血水从排水沟里慢慢地涌出。我觉得这件事好玩极了，那时我还不到四岁。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发着烧但是又很闹腾，晚上睡不着觉。父亲把我搂在怀里，在屋里走来走去，唱着他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歌。有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也特别喜欢，它总能让我安静下来。它是这样开始的：“四处静悄悄，人人入梦乡……”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父亲歌唱的嗓音，在寂静的夜为我响起。

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我得了湿疹。我心中总有种隐约的暗示：父母的婚姻遇到了麻烦。1878年我生的那场病肯定与他们的暂时分居有关。母亲在巴塞尔的一家医院住了几个月，她的病似乎也与婚姻难以为继有着些许联系。我有个姨妈一直没有结婚，比我母亲年长二十多岁，负责照看我。母亲的离去使我悲恸欲绝。从那时起，只要听到“爱”这个词，我总有一种不信任感。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提到“女人”，我就自然地联想到不可靠。而“父亲”则意味着信赖和——无能为力。这是我生命之初所面临的精神障碍。后来，那些最初的印象有了变化：我相信男人，但他们令我失望；我怀疑女人，但她们没令我失望。

母亲辞世后，女仆也照料过我。我仍记得她抱起我，将我的头靠在她的肩膀上。她长着乌黑的头发，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大不相同。甚至在今天，我依然记着她的发型、嗓音、耳朵和黝黑的皮肤。对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如此陌生，却又如此熟悉。好似她并不属于我的家庭，而只属于我自己，好似她以某种方式与一些神秘的东西相连，这种类型的姑娘往后成了我潜意识中女性人格化的一部分。她所传达的既陌生又始终为人所知的感觉，具有在我看来象征着整个女性本质形象的特征。

从父母分居时起，我的记忆中还出现过一位年轻、美丽、迷人的女性。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一头柔软的秀发。在一个蓝色的秋日，她引领我来到沃思城堡附近的莱茵瀑布，漫步于一片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阳光在树叶的缝隙中闪耀，黄叶飘落在地面上。这位女性后来成了我的继母。她爱慕我的父亲。直到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才再次见到她。

这些便是我外在的记忆。接下来，我记忆中的形象更加有力，更加引人入胜，而其中一部分，我只有模糊的印象。比如，我记得有一次自己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另一次摔在火炉腿的角上，摔得很疼，还流了血，虽然医生缝合了我头上的伤口，但那伤疤直到我大学预科的最后一年依然清晰可见。母亲还告诉我，有一次在去诺伊豪森的路上，我差点儿从莱茵瀑布桥上掉下去，幸亏女仆及时抓住了我——我的一条腿已滑到栏杆下方并且马上就要滑出去。这些事件暗指了一种潜意识的自杀倾向，或者有可能是对于生命的极度抵抗。

那时，在夜间我对黑暗也有着模糊的恐惧。我总能听见什么东西在屋中来回走动，还能将莱茵瀑布低沉的轰鸣听得一清二楚。瀑布周边是个危险地带，总有淹死的人，尸体被冲到岩石上。附近的墓地里，教堂司事会挖出一个坑——翻出数不清的棕土。一群皮肤黝黑、神情严肃的男子，身穿长袍，头戴高帽，脚踩闪亮的黑靴，合力抬着一个黑色的盒子。父亲站在边上，身着牧师的长袍，声音洪亮地演讲。女人们都在哭泣。听说，有人正被埋葬在这个坑里。有些以前经常出现在这里的人突然间再也见不着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被埋了，主耶稣将他们带到他那里去了。

母亲教给我一个主祷文，我每晚都要以此祷告。我很乐意这么做，因为在深沉不安的夜里，祷告能给予我某种安慰：

慈祥的主耶稣，张开您的双臂，

吞下您的孩子，您的小鸡。

“如果魔鬼要将他吞食，

“没有任何力量将魔鬼阻止。”

请让天使就这样唱吧！

主耶稣能给予人安慰，是位善良仁慈的先生，就像城堡里的维根斯坦先生一样，富有、手握大权、受人尊敬，在晚上特别关心小孩子。但他为什么像鸟一样长着翅膀，则是个谜，不过我已经不再琢磨了。更有意思、更引人深思的是，为什么把小孩子比作小鸡？主耶稣又为什么不情愿地，像吃苦药一样把他们“吃了”。实在让人捉摸不透，不过我还是立刻想到，原来魔鬼也喜欢小鸡，虽然耶稣并不喜欢那味道，但是为了防止魔鬼吃孩子，才不得已这样做。但是现在，我听说主耶稣也“吃”其他人，“吃”就是把他们放进地上的坑里。

这个不祥的类比导致了不幸的后果，我不再信任主耶稣了。他失去了那个高大的、令人安心又慈祥的鸟的形象，而是与那些身穿长袍，头戴高帽，脚踩闪亮黑靴，抬着黑色盒子忙着埋葬死人的黑衣男人相关联。

这些沉思导致了我第一次精神上的创伤。在一个闷热的暑天，我像往常一样，独自坐在房前的路上玩沙子。大路穿过房子通向山冈，消失在山顶的树林中。因此，从房里就能看到大路延伸的方向。我抬起头，看到了戴着一顶巨大帽子，身穿黑色长袍的身影——就像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从树林中跑下来。慢慢地，他离我越来越近，我清晰地看到那是一个身穿黑色及脚长袍的男人。这个黑色的身影使我内心的恐惧迅速演变成极度的惊悚，头脑中闪现出一个悚人的念头：“这人定是耶稣会会士。”不久之前，我曾听到父亲与一位同事谈及基督会信徒的邪恶活动。从父亲谈话时又气愤又害怕的语气中，我猜测“耶稣会会士”非常危险，甚至对父亲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耶稣会会士”是什么，我所了解的耶稣都来自主祷词。

我想，那个从山上下来的男人一定是乔装打扮的，否则他为什么要穿女人的衣服？或许他有什么邪恶的意图。我极度恐慌，仓皇失措地跑入屋内，冲上楼梯，躲在阁楼最暗的一处房梁下。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藏了多久，但时间一定相当长，因为当我壮着胆子下了楼，小心翼翼地将头探出窗外时，那个黑衣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的许多天里，地狱般的恐惧束缚了我的四肢，使我再也不敢走出屋子。即使之后再到那路上玩，树木丛生的山顶依然使我不安与警惕。当然，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那个黑色的身影只是个毫无恶意的天主教神父。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不敢确定，可能比这次经历还要早一些——我有了最早的梦的记忆，一个占据我生命的梦。那时，我也就是三四岁的样子。

我们的牧师住宅孤零零地矗立在劳芬城堡附近，那里有大片草地，一直延伸到教堂司事的农场。我梦见自己就在草地上，突然间，眼前出现一个石砌的长方形的黑洞。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洞。我跑过去，好奇地朝里面瞥了一眼，发现一个通往下面的石阶。我有些迟疑，也有点害怕，不过还是走了下去。洞底的不远处有一个圆形的拱门，门上挂着又大又重的绿色幕帘。那幕帘的材质似乎是加工过的织锦，看上去十分奢华。我很好奇，想知道幕帘后面到底藏着些什么，便掀了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的面前显现了一间约三十英尺长的长方形屋子，屋顶由加工过的石头做成拱形的样子，地面上铺着石板，中央另铺有红色的地毯，从入口一直通向一个低矮的平台。台上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宝座，宝座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垫子。那是一个壮丽的宝座，像极了童话里国王的宝座。宝座上还矗立着什么东西，起初我以为是一个十二到十五英尺高、一英尺半到两英尺宽的树干。那是个庞然大物，几乎触到了屋顶。但是它的成分很奇特：它是由皮和肉组成的，在顶部有个好似圆形人头的东西，没有脸也没有头发；在头部的顶端有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屋顶。

屋里面虽然没有窗户，也没有明显的光源，却显得十分明亮。头顶处一片光辉灿烂。那东西虽然一动不动，但我感觉它随时都有可能像虫子一样从宝座上爬下来，爬向我。我害怕得全身都僵住了。就在那时，我听见外面和屋顶上传来母亲的声音，她喊道：“看看它，那就是吃人的怪物！”母亲的喊声使我更害怕了，我满身大汗着醒来，吓得要死。这以后的好几天晚上，我都不敢入睡，害怕自己再做类似的噩梦。

这个梦纠缠了我很多年。直至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梦中所见的原来是男性生殖器，几十年后我才明白，那是在祭祀仪式中受人崇拜的生殖器。但直至今日我都不明白母亲那句话的意思，是指那东西是吃人的怪物呢，还是指那是个吃人的怪物呢？如果是第一种，那是说吃小孩的不是主耶稣或基督会信徒，而是男性生殖器；第二种则意味着“吃人的怪物”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因此黑暗的主耶稣、基督会信徒和男性生殖器就是同一物了。

男性生殖器的抽象意义由它自立为王的事实表示出来，“直挺挺地” 立在那里。草地上的洞很可能代表一座坟墓，这座坟墓是一座地下神庙。绿色的幕帘象征着草地，换而言之，它象征着遍布绿色植被的地表的神秘。地毯是血红的。圆形拱顶又象征着什么呢？或许我已到过姆诺，见过沙夫豪森的城堡？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谁也不会带三岁的小孩去那里，因此我不可能在记忆中找到线索。相同地，我对于这个解剖学上确凿无疑的男性生殖器从何而来一无所知。把尿道口解释为一只眼睛，上面还有明显的光源，这同样代表了“生殖器”（phallus）在希腊语中的词源意思，也就是“闪耀”“明亮”。

无论如何，这个梦里的生殖器好似地下一尊“不具名”的神，一直在我青年时代的记忆里占据一席之地，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过于强调主耶稣，那个地下的“神”的形象就会在我脑海重现。主耶稣在我心中从未变成真真切切的形象，从未被我完全接受，更从未使我倍感亲切，因为我总是屡次联想到它在地下的那个对等物。这个可怕的启示不请自来地降临到我身上。耶稣会会士的“伪装”的阴影笼罩在人们教我的基督教教义上。我常常觉得它像一场庄严的假面舞会，仿佛是在一个葬礼上，哀悼的人脸色严肃，面带悲伤，但是一会儿又在一旁偷笑起来，一点悲伤的样子都没有了。在某些方面，主耶稣似乎是死神，只有在驱散黑夜的恐惧时才有益于我。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秘的、血淋淋的尸体。人们常常谈起他的仁爱和善良，可我对此暗暗怀疑，这主要是因为，那些经常说起“亲爱的主耶稣”的人一律穿着黑色的礼服和闪亮的黑靴，他们总让我想起一场场葬礼。他们之中有我的父亲和我的八个叔叔（他们都是牧师）的同事。他们在我心中激起的恐惧持续了多年，更别提偶然见到的天主教神父了，他们让我想起那可怕的耶稣会会士，这些耶稣会会士曾激怒过父亲，甚至使父亲惶恐不安。直到后来行坚信礼时，我曾想方设法迫使自己对基督采取应有的积极态度，可是我做不到，无论如何也无法战胜内心深处的不信任感。

每个孩子都体会过对“黑衣人”的恐惧。但那并非关键；相反，关键在于一种深深印刻在我脑海里的认识：“那就是耶稣会会士。”因此在那个梦中，那具备象征意义的场景和离奇的解释——“那就是吃人的怪物”，才是至关重要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吓唬小孩的食人魔，而是如此这般的事实：吃人的怪物端坐在地下室的一个金色宝座上。在我不成熟的想象中，首先只有国王才有资格坐在金色的宝座上，其次，在无边的蓝天中，在更美、更高、更金碧辉煌的宝座上，坐着头戴金冠、身穿白袍的上帝和主耶稣，从这位主耶稣的身上，我看到了“耶稣会会士”：他穿着黑色的女人服装，戴着宽大的黑帽子，从树木茂密的山坡上走下来。我常常窥视山顶处，唯恐又有别的危险走近。我在梦中走进的那个地下洞穴，所见的宝座上的那东西与我以为的相去甚远，那是一种非人类的、不属于人世间的东西，它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上方，以人肉为食粮。直至五十年后，在一篇研究宗教仪式的论文中，有一段关于食人的习性的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强调了弥撒的象征意义。那时我才理解，儿时那两次经历中进入我脑中的思想不仅毫不幼稚，恰恰相反，它们很复杂，甚至过分复杂。究竟是谁在我的心中讲话？究竟是谁的意识创造了这些景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高智商在起作用？我知道很多愚者只会将“黑衣人”和“吃人的怪物”，以及“巧合”和“事后的解释”翻来覆去地挂在嘴上，以使那些“邪恶有害”的思想远离孩子无邪的心灵。哦，这是些多么善良、高效、思想健康的正常人呀！他们使我想起在小水洼里晒太阳的、无忧无虑的蝌蚪，它们聚集在许多水洼中最浅的那一个里，彼此亲切地摆动着尾巴，谁也不知道这水洼里的水第二天就会一滴不剩，而它们将无处可去。

谁会预先告诉我这些事呢？谁会谈起这些超出我认知范围的问题呢？谁能结合天上和地下，为我后半生充满激情的生活奠定基础？除了那个来自天上和地下的陌生客人，还会有谁呢？

因为这个童年时的梦，我开始了解尘世的秘密。那时候所发生的其实是一种地下的埋葬，我花了许多年才从中解脱。如今我才了解，这是进入黑暗领域的开始，它的发生是将尽可能多的光引进黑暗中。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的理智生活才随着潜意识的萌发开始了。

我已经不记得在1879年我们家搬到巴塞尔附近的克莱恩·惠宁根的事了，但记得之后几年发生的事。夜里，我被父亲从床上抱起，他搂着我来到朝西的门廊。他指给我看夕阳西下的天空，那里正燃烧着一片灿烂的绿光。那是1883年，正是喀拉喀托火山爆发之后不久。

另一次，他把我带到外面，让我看东边地平线上的一颗大彗星。

后来，克莱恩·惠宁根发了一次大水，流经许多村庄的维瑟河泛滥成灾，冲垮了大坝和位于上游的一座桥。十四个人淹死后，尸体随着黄色浑浊的洪水涌入莱茵河。洪水退去，其中几具尸体被埋进了泥沙。我听闻了这件事后，便兴奋得不能自持，不顾阻拦地跑去看。我的的确确看见了一名中年男子的尸体，身上穿着黑色礼服，显然是刚从教堂里出来。尸体的一半埋在沙子里，胳膊放在眼睛上。我还同样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宰猪的整个过程，并且全神贯注。对于我的行为，母亲觉得非常可怕，但杀生和死尸于我而言不过是个兴趣爱好而已。

我对艺术的最早记忆要追溯到在克莱恩·惠宁根生活的那些年。当时父母住在一幢18世纪的牧师住宅，其中有一间常年昏暗的屋子。陈设在屋子里的家具质量很好，墙上挂着许多老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幅关于大卫和歌利亚的意大利画作。这是一幅来自基多·雷尼画室的复制品，原作保存于卢浮宫。我不知道这幅画是怎么出现在我家的。那间屋子里还有一幅老画，如今挂在我儿子的卧室，画的是19世纪早期巴塞尔的风光。我时不时溜进那间昏暗幽静的屋子里，在那些画面前一坐就是好几小时，对着它们的美出神，那是我当时懂得的唯一美好的东西。

大约在我不到六岁时，一位姨妈带我到巴塞尔的博物馆里看那些用稻草填充的动物。我们在那里待了很久，因为我想细致地欣赏每一件展品。下午4点的时候，铃声响了，意味着博物馆将要闭馆。姨妈在我的耳边唠叨催促，可我紧贴着橱窗，就是不想走。这时展厅的门已经锁上了，我们只好另寻他路，从古代画廊经过，来到楼梯处。突然，我看见了一幅美丽绝伦的画像！我从未见过那么美的事物，睁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姨妈又拉又拽，好不容易把我拉到出口，我只能不情不愿地跟着她离开。她边走边嚷：“坏孩子，闭上你的眼睛；坏孩子，闭上你的眼睛！”那是我最早见识到的裸体，仅由几片无花果叶子遮盖着。在这之前我从没意识到裸体的美，这就是我与美术的初次邂逅。但是姨妈表现得怒气冲天，仿佛有谁拖着她游荡了一圈妓院。

六岁那年，父母带我去阿勒斯海姆旅行。那次母亲的衣着令我终生难忘，那是唯一一条能让我回忆起来的裙子：布料是黑色的，上面全是绿色的月牙。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母亲是个年轻苗条、穿着这种裙子的女性，其余的所有记忆中她都是衰老肥胖的。

我们进到一座教堂，母亲告诉我：“这是一座天主教堂。”我既害怕，又好奇，悄悄离开母亲身边，躲在开着的门后，往里面窥探，正好瞥见装饰华丽的祭坛上点着一支支大蜡烛（时值复活节期间）。突然，我在台梯上摔了一跤，下巴撞上了铁片。被父母抱起时，伤口正血流不止。我当时的想法不同寻常：一方面，因为自己的尖叫引起了正在礼拜的信徒们的注意而觉得羞愧；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做了违禁的事。“耶稣会会士——绿色的幕帘——吃人的怪物的秘密……这就是和耶稣会会士有关的天主教堂。我摔倒、疼得喊叫全都是他们的错。”

许多年过去后，我一进到天主教堂，就会想到摔跤、流血和耶稣会会士，似乎这就是天主教堂的气氛，也正是这种气氛深深地吸引着我。但要是一个天主教神父想要靠近我，我肯定会非常不安。直至三十多岁以后，我第一次去维也纳圣史蒂芬大教堂，才克服了这种压迫感。

刚过六岁，父亲就开始给我上拉丁文课，同时我也开始上学。我并不怕上学，因为在上学之前，我就学会了阅读，而且在学校里成绩也总是出类拔萃，所以没有什么压力。记得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就缠着母亲为我大声朗读《世界图解》，那是一本有大量插图的、古老的儿童读物，里面提到不少异国宗教，尤其是印度教，有梵天、毗湿奴、湿婆等插图，使我感到乐趣无穷。后来母亲告诉我，我总是不停地回头翻看这些插图。当我欣赏这些插图时，心中总会涌现一种朦胧的感觉，认为它们与我那从未对人说起过的“原始的启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将永远保守这个秘密。母亲间接地印证了我的感觉，我总是能感觉到，谈起“异教徒”时，她语调中带有淡淡的轻蔑。我知道，假如我向她表露一丝半点有关我的“启示”的故事，她一定会惊恐万分，连忙驳斥。我自然不可能自讨没趣。

这并不孩子气的举止，一方面与我内心强烈的敏感和脆弱有关，另一方面尤其与我早年的孤独有关（我妹妹比我晚出生九年）。我只能按自己的想法自己和自己玩。可惜，当时我玩的是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只记得我不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来打扰我。我让游戏迷住了，既不愿被看见，也不愿被评头论足。七八岁时，我第一次对玩的游戏有了清楚的记忆。我对玩砖头情有独钟，把砖垒成塔，然后再兴高采烈地用“地震”摧毁它们。在八岁到十一岁那几年，我画了无数有关战斗、围攻、轰击和海战的画。我涂满了整个练习册，同时为自己的精妙解释感到愉悦。我之所以愿意上学，就是因为在学校我终于找到了缺失已久的玩伴。

在学校，我还发现了其他东西。不过，在谈及学校的事之前，我想首先提一下夜里的事。夜的氛围开始变得浓厚起来，在夜里发生的各种事，也都令人费解又疑惑。父母睡在不同的房间，而我在父亲的房间。从母亲的卧室里传来骇人的响动。入夜后，母亲就变得古怪、神秘。有天夜里，我瞧见从她的房门出来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它的头与脖子分离开来，在空中浮动，仿佛一轮缩小了的月亮。突然，又有另一个头从门后出来，那头也与脖子分离开来。这种过程重复了六七次。我总是做这些令人担忧的梦，梦中的事物忽大忽小。例如，我发现远处有一个小球，那球缓缓朝我滚来，越滚越大，最后成了一个可怕的、令人窒息的庞然大物。或是我梦见落满了鸟的电线，然后那电线突然间开始逐渐变粗，直至恐惧使我从睡眠中惊醒。

这些梦预示了我生理上的改变。而青春期的发育，也在我七岁的时候拉开了序幕。那时，我患上了假性哮喘，并伴有窒息。有天夜里突然发病，我站在床脚，脑袋靠在床栏杆上，而父亲把我抱进怀中。我看见我的头上有一个满月那么大的蓝色的光圈，其中有许多金色的小人在不停地旋转，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天使。这样的幻觉多次出现，每次都能抚平伴随窒息而来的恐惧。但只要焦虑的梦出现，窒息就又来了。我认为这里面存在一种精神性的内在因素：房内的空气变得不宜呼吸了。

我厌恶上教堂，唯一的例外是圣诞节。圣诞颂歌《上帝创造了这一天》使我感到身心愉悦。并且，晚上会有圣诞树，这就更棒了。只有在圣诞节我才会发自内心地热烈庆祝，对其余的基督教节日我都无法心生喜悦。除夕虽然也有某种比肩圣诞节的魅力，但与圣诞节相差甚远；圣灵降临节也不错，但不知为何，总是与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格格不入，它总使人联想到夜晚、暴风雪、狂风、弥漫在屋中的黑暗，总能让我听到窃窃私语，总会发生离奇古怪的事。

现在回过头来聊聊我那些乡下同学的事。我发现他们使我从内部发生了变化。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会表现得和在家里时不一样。有时我会加入他们的恶作剧，有时我会发明一些在家时永远不会想到的恶作剧。虽然我清楚，我在家一个人时也完全能策划出这些恶作剧。但我认为，发生在我内部的变化主要源于我的同学们，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误导甚至强迫我，使我变得与心中想象的自己不同。这个父母缺位却涵盖了他者的广阔世界对我产生的影响，即使不是完全可疑，至少也对我有着朦胧的敌意。虽然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能体会到白日世界的美，在那里“金色的日光穿梭于绿叶丛”，同时我也预感到一个无法逃避的影子世界，在那里到处都有令人不安的、无法解答的问题，它们将我控制在魔爪之下。当然，夜祷能给予我仪式上的庇护，因为它为白天画上句号，又及时地将夜和睡眠迎入我的屋内，但白天又是危机四伏。我仿佛处在分裂之中，并为此时刻忧虑。我内心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我还记得这段喜欢玩火的时期，那时我七到九岁。我们家的花园里有一面用大石块垒成的老墙，经年累月下来，缝隙逐渐形成了奇特的洞，我在其中一个洞里生一小堆火，为了不使火熄灭，我让其他孩子帮我四处找木头，不间断地往里添柴。这个洞里的火只属于我一个人，其他孩子可以另寻别处，他们的火亵渎神灵，也与我无关。只有我的火像是有生命的一样，它的周围确有一圈不容置疑的神圣光辉。

这堵墙的前方延伸出一道斜坡，里面嵌着一块石头，向上露出一面，它也属于我。我常常独自坐在上面，开始天马行空的想象：“我在石头上，石头在我下。”但石头也能说“我”，也能思考：“我在斜坡上，人在我之上。”疑问跟着来了：我是坐在石头上的人，还是被坐着的石头？为此我总感到困惑，每次都从石头上站起来，企图弄清谁是谁。我一直没理清思绪，并且我的迷茫总是伴随着一股神秘又迷人的黑暗。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与这块石头有着某种未知神秘的联系，我一坐就是好几小时，在它提出的谜一样的问题中迷失了方向。

三十年后，我再次站在斜坡上，此时我已成家，有了孩子和房子，也有了地位，头脑中充满各种想法和规划。但站在斜坡上的这一刻，我再次成了原来的那个孩子：在石洞里点燃拥有神秘意义的火焰，坐在石头上搜肠刮肚，思索着我是石头，还是石头是我。随即，我想起生活在苏黎世的那段时光，仿佛是从遥远时空传来的信号，如同从未经历过。这使我不寒而栗，因为刚刚我所沉溺的童年世界是永恒的，如今自己被时间强行拽出永恒，随着不断滚滚向前的时间越走越远。永恒世界的拉力如此之强，迫使我只能将自己从其中拽走，避免丧失未来的无限可能。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它像一道闪电，为我照亮了童年时光的永恒性。其意义在我十岁那年显示出来。自我身份的割裂和对世界的捉摸不透，致使我做出的行为连我自己也难以理解。当时我有一个普通小学生都会有的笔盒，外表涂了黄漆并带有一把小锁，里面放着一把普通的尺子。我在尺子的一头刻了一个约两英寸高、穿着礼服、戴着高帽子的小矮人，他的脚上还踩着一双闪亮的黑靴子。我用黑墨水给他染色，然后把他锯下来，放在笔盒里。我还给他做了一张床，用一小撮羊毛给他做了件外套。我从莱茵河畔为他挑选了一块光滑的长方形黑石块，并涂上水彩，力图使它看起来像一块裂成两半的石头。它被我随身携带了好些日子，最后才被放进笔盒。那是他的石头。这是我的秘密。我偷偷地把笔盒藏在房顶上的阁楼禁地，把它藏在那儿的一处房梁上（因为地板已经被虫子啃食或自然朽坏），谁也不会发现！谁也不会摧毁它。我倍感安全，因为内心矛盾所产生的痛苦也随之不见了。每当我犯错，或遭受情感上的伤害，每当父亲怒不可遏，或母亲的病情使我感到压抑，总之，这些艰难时刻之后，我总会想起那个平躺的、被小心翼翼包裹着的小人，以及他那光滑的、染得十分美观的石块。我时不时地——每隔几个礼拜——躲开人们的视线，偷偷爬上阁楼的横梁，打开笔盒，看着我的小人和他的石头。每次我还会在盒子里放一个小纸卷，里面写着只有我自己能看懂的秘密语言。放入小纸卷的行为带着某种仪式的庄严感，可惜，我想不起那些语言代表着些什么。我只知道，我的这些“信件”组成了小人的一座图书馆，我猜那些“藏书”里可能包含着特别令我开心的话。

我从不忧虑这些行为有何意义，或该如何解释它们。我满足于刚得到不久的安全感，满足于占有某种因无知而无获的事物。这是一种永远不能背叛的神圣的秘密，因为我的生命安全完全依赖于它。为何如此，我从未自我诘问。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秘密强烈地影响着我的性格，我把它看作童年时代必不可少的本质因素。同样，我从未向任何人提及那个关于生殖器的梦，有关耶稣会会士的事也只属于我闭口不谈的神秘领域。小人和他的石头是我的首次尝试，虽然这种尝试是无意识的、孩子气的，但我希望赋予这个秘密以具体的形态。我沉溺于其中，并认为有义务对它追根溯源，探索它的意义，但对于自己想要表达的一无所知。我总希望能从中——可能是在大自然中——获得些什么，得到一些线索，让我找到那秘密的藏身处，以及它是什么。在那时，我对动植物和石头的兴趣增加了。我总是不断地密切注意着某些神秘的东西。我自发地产生了基督教意识，虽然总是相当保守，“事情根本不是那么肯定！”或者“地下的那个东西又是怎么回事？”当人们把宗教教义灌输给我时，便对我说：“是的，这是美好的，善良的。”但我却告诫自己：“没错，可还有些别的什么，还有一些非常隐秘的、人们不懂的东西。”

雕刻木头小人的逸事是我童年的高潮，也为它画上了句号。这事持续了大约一年，之后就被我彻底遗忘。直至我三十五岁时，儿时记忆的碎片才重新从迷雾中浮现出来，显得既质朴又清晰。当时我正沉浸于我的《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一书的初期研究中，我研读了有关阿尔勒斯海姆附近窖藏的灵魂石和澳大利亚的护身符的文章。虽然我并没有见过它们的复制品，但我发现自己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真切的石头形象，它是黑色的、被涂成上下两部分的长方形，而笔盒和小人的形象与这一形象相呼应。小人是古时候披着小斗篷的神，如同阿斯克勒斯庇俄斯纪念碑旁为众人读羊皮纸卷轴的泰莱斯福鲁斯。伴随这段记忆，我第一次确信古老的精神已在没有任何直接传承的情况下深入人心。之后我查阅了父亲的图书室，没找到一本关于这类信息的书；而且，父亲也没看过这类书，对此一无所知。

1920年时，我在英国不借助儿时的经验，用木头雕刻了两尊与儿时小人类似的人像。后来以大比例复刻了其中一个，目前放置在我奎斯纳赫特的花园里。只有在我雕刻时，脑海中的潜意识才为我提供了一个姓名——阿特马维克图，意为“生命的呼吸”。童年梦中可怕的树进一步发展，如今看来正是“生命的呼吸”，创造的冲动。最终，那小人成了神物，穿着小礼服，躲在盒子里，长方形的黑石为他提供生命力。但这之中的联系都是在我的晚年时期才变得清晰起来。孩提时，我像非洲居民那样，参加一些祭祀活动，采取行动，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至多年后才幡然醒悟。 F1ziDEWcr6TOwOtpaTWHeKKKWXggqNoNx4VpSkEQoVbE8zmSQ7vM/wHOJqF6lJ6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