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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的不赚钱，杀猪的赚翻天”，这是乡间流传甚广的老话。前半截且不说了，后一句的意思不言而喻，大家都知道杀猪匠一年到头的进账不少，但知道归知道，杀生的行当却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
早些年，农村家家户户有猪圈。上半年，买几只约克夏猪崽投在圈里，每天打猪草、切萝卜、剁番薯，整锅整锅地煨熟，拌进麸皮、米糠，搅匀，把小猪们养得肥肥胖胖。进了腊月，快过年了，主人家提前和杀猪匠约好宰猪的时间。到了那一天，杀猪匠就穿着齐胸的皮裤，骑着永久牌二八自行车上门了。自行车后座上横绑着一只硕大的、椭圆形的深口木桶，后座一侧挂着几样油腻腻的铁家伙：弯钩、尖刀、刮刨、大砍刀、剔骨刀……
猪有灵性。尽管主人家口风很紧，没在它的面前透露半分信息。然而，当杀猪匠踢踢踏踏地靠近猪圈时，它便变得非常狂躁，口吐白沫，目露凶光，摆出攻击的姿势。杀猪匠可不理会这一套，他吃的就是这碗饭，晓得猪的弱点在哪里。他轻轻松松地与愤怒的猪稍稍周旋了一歇歇，手中的弯钩突然甩出，快、准、狠地落在猪拱嘴上。
猪拱嘴娇嫩敏感，一旦被铁钩子命中，它只剩下徒劳惨叫的份儿。主人家请来的两三帮手顺势而上，扯耳朵，拉尾巴，拖猪腿，和杀猪匠一起发力，把猪押上长凳死死按住。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猪匠“点了红”，放尽猪血，在断了气的猪后腿上割出小口子，插入管子，大口大口吹气，直至猪的每一道皱褶都撑开了，平了，再把猪搬入大木桶，泡在没顶的滚水里。热气蒸腾中，杀猪匠的面孔若隐若现，只听见刮刨紧贴着猪皮发出有节奏的嚓嚓声。
刮净毛的猪被吊在木桩上，白得晃眼。开了膛，破了肚，掏出来的五脏六腑还冒着肉眼可见的热气。杀猪匠手持砍刀，将猪劈成两片。厨房那边飘出香喷喷的炒肉片味道。院子这边，主人和杀猪匠交接好猪肉的分量，商谈着猪肉的价钱。
杀猪没有工钱，猪头、猪尾巴、猪下水抵作酬劳。另外，主家客客气气招待一顿。酒足饭饱，杀猪匠摸出口袋里的钞票，一五一十地把猪肉款数给主家，道几句客气话。皆大欢喜。
杀猪匠都有自己的肉案子，宰、收、卖，一条龙。从前，这样的肉案子要么设在村头，要么摆在大路边，没什么讲究。慢慢地，乡镇抓精神文明建设，旧貌换新颜，不允许乱摆野摊了，杀猪匠们统一进驻菜市场，上交定额的租金，集中在“猪肉区”。
邓久九就是猪肉区二十个杀猪匠中的一员。他父亲拿了三十多年的杀猪刀，大概喝了太多酒，吃多了猪下水，一朝中风，半身不遂。没办法！杀猪的大业落到了唯一的儿子肩上。
邓久九子承父业，跟杀猪打交道的那年不过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正年富力强，加上长期耳濡目染，杀猪的活儿于邓久九而言，易如反掌。都说杀生是罪孽，他没这方面的心理负担。这世上的哪样家禽家畜不是为人类而生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苦哈哈，如果连一口猪肉都吃不上，那一辈子还有什么奔头。更何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学打洞。邓久九淘气、贪玩，上学时没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字写得歪歪扭扭，作业错得离谱。从小学到初中，长期班级倒数第二名——倒数第一的是个半傻子。每个任课老师对他都很头疼，尤其是小学教数学的梁老师，不止一次指着他的鼻子感慨道：“唉！邓久九啊，你别的科目学不好没关系，数学还是要抓一抓呀！不然，你日后连账也搞不清，怎么卖肉？”
怎么卖肉？买一只会报数的计算器呗！邓久九勾着脑袋，在心底悄悄地嘀咕。他不敢抬头。他的右眼有毛病，黑眼珠子小，白眼仁大，看人像在翻白眼，不招人喜欢。
多年之后，邓久九在闹哄哄的猪肉区用油亮的手指熟练地揿着计算器时，耳边还时不时会回荡着梁老师那意味深长的叹息声。梁老师退休了，头发花白，额头上的抬头纹像五线谱。小学里的厨师是邓久九的固定客户，他和邓久九闲聊时提到了梁老师。他说梁老师的晚景颇凄凉，丈夫不在了，女儿感情不顺，受了刺激，人变得有点神神道道的，工作也丢了。知晓了这个情况，每次梁老师挎着篮子来菜市场，不管多忙，邓久九都会割一块上好的夹心肉送给她。
邓久九的收入相当可以。他读书不灵的脑子，转到猪肉生意这块，风生水起。菜市场一周期投一次标，他舍得下本钱。角落里的、偏的、不起眼的摊位，即使价格便宜，他看也不看。通道入口的第一个摊位价格最高，每年租金近十万，别人尚在犹犹豫豫，他干净利落地拿下。摊位显眼，已占先机，再则就是态度热忱。顾客走到近处，他立刻绽开笑脸，若是女性，大姐长大姐短，亲切得恰到好处；若是男性，开口招呼之前，过滤嘴香烟先递过去了——他自己不抽烟，却总揣着一包二十块左右的香烟。人家一接客烟，等于接上话了，还能不买肉嘛。他有远见，考虑周全，偌大的猪肉区，他第一个购置大功率的电动绞肉机。切片、切丝、绞成肉糜，开关按下，呜呜一阵响，方便快捷。这样一来，镇上那些早点摊子、农家乐小饭馆、学校食堂就省去了剁肉的麻烦。别的肉案子一早上不过卖了半头猪，人来人往的节假日，顶破天了卖一头。邓久九半天能销光两头。特殊情况下，还要超出这个量。
手上有了积蓄，邓久九拆掉了老屋，翻盖了三上三下的楼房，欧式田园风，彩钢琉璃瓦。新居里，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一应俱全。
有手艺，有人缘，有钱，眼睛的一点瑕疵也可以忽略不计了。邓久九二十八岁成家，妻子白净丰腴、眉眼带笑。结婚前，她在镇上的小五金厂做车工。嫁到邓家，她没再去上班了。邓久九不让她去，说，家里不缺她那份薄薄的薪水。他还说，只有没出息的男人才要老婆到社会上抛头露面，自己虽然是个卖肉的，但养得起吃闲饭的老婆。
这话——怎么说呢？很入女人的耳。隔了年把，妻子为他生了个八斤重的胖娃娃。脸盘子和爸爸的一模一样，两只眼睛水灵灵、圆溜溜。邓久九大大地松了口气，说：“儿子，你将来多努力呦，老爸攒钱供你上大学！”
邓久九的信誉变坏源于他学会赌钱。
猪肉区有个黑瘦的杀猪匠，老光棍一条，嗜赌成性，收了摊常常不回家，纠结了镇上几个以打牌为业的街溜子在肉案子边斗地主。邓久九收摊也迟，绞肉机什么的冲洗干净，总比别人晚走几步。起初，他对那些打牌的人并不在意，听到他们一浪高一浪的欢呼声，还觉得刺耳。有一回，他被黑瘦的杀猪匠拉过去看牌。碍于情面，他没拒绝。没想到这一看，勾起了他的兴致。试着坐下来玩了两把，经过老光棍的点拨，竟然赢了好几百。
这来钱的速度比起早贪黑地卖肉快多了！
从那次起，邓久九渐渐迷恋上了你来我往的下注。卖肉的当儿，心早飞到斗地主、炸金花和叠骰子上去了。他卖肉的进账没变，变的是出账。赌博是个魔性的无底洞，赢了还想赢，输了更想扳本。上了牌桌，赢的钱有数，输的钱没数。于是他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用猪肉款垫赌资。日复一日，窟窿越来越大，欠了一屁股的债。父母骂，妻子劝，他一律当成耳旁风，通宵达旦地和那些牌搭子混在一起。实在债台高筑了，就跑出去避风头。老主顾们来菜市场，看不到他的人影，肉案子上空荡荡，不解地问相邻摊位的杀猪匠：“阿九去哪里了？他不卖肉了吗？”
被问的杀猪匠龇牙一笑，并不多言。
邓久九的老婆在镇上的工业园区找了一份装配的工作，一个月三千五。有什么办法呢？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不要开销？丈夫三天两头跑得不知去向，没有钱拿回家，还要帮他应付上门的债主。她也很难熬，想一走了之，可她走了，老人怎么办？孩子谁照顾？
邓久九一个人在外省待了七八年，他的妻子对外说丈夫是去打工，做生意。也有知情人说邓久九在牌桌上勾搭了个小他六岁的女人，跟着人家跑去了江西，在那边的建筑工地做门卫。
重返镇上菜市场时，邓久九的变化大得惊人。干瘦、憔悴、面色蜡黄，那只原本有瑕疵的右眼，黑眼球似乎萎缩得更厉害了。他重操旧业，还是卖肉，只不过，他与最好的摊位无缘了。他投中的摊位在猪肉区第二条通道的里半边，顾客们从前面的肉案子挨个儿走到他这里，手上差不多都拎好一块肉了。他的客源少得可怜，不要说整猪了，就是卖半头猪都很困难。
年前年后的那段日子，猪肉区其他杀猪匠的老婆全出场了，戴上袖套、围裙，在自家的肉案子上给丈夫递递接接，打打下手，收收钱。邓久九的老婆一次也没露面。邓久九懒洋洋地靠在一张灰扑扑的竹椅子上，指缝里夹着一支烟——他现在烟瘾很大，一天两三包，牙齿熏得黑黄黑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