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是以读经为核心的。世世代代的读书人，从童蒙时代开始，就接触“四书五经”，这是他们必须熟悉的功课。直到20世纪初，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垮台，教育改革才轰轰烈烈地进行起来。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家经典原本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新式的多学科教育取代了传统的经学教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弃对学生进行经典阅读的训练。我国几千年积累的丰厚的文化遗产该怎样来继承，在中小学教育里应该怎样把握经典训练的“度”，就成了一个人们争论纷纷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曾经有人发起过几次读经的运动，但是都没有成功。也有一些人尝试用浅显的白话来介绍或翻译古代经典，启发人们对经典的学习兴趣，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这一类型的书中，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非常出色的一种，直到今天仍然深受欢迎。

《经典常谈》一书，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它的写作，是由当时负责统筹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杨振声建议的。编写这类普及传统经典知识的书籍，其思想来源应该是胡适于1923年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

这本小册子分十三个专题介绍了一些主要的古代经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国语》附）、“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可见书中提及的“经典”，并不仅仅限于儒家的“十三经”，而是取其广义，包括了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和一些集部。尤其能够表现作者独到眼光的是，书中还介绍了“小学”的代表性著作《说文解字》。这样，《经典常谈》的选材也就覆盖了古代典籍的几大主要门类了。这就让一般的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我国古籍的基本情况。朱自清对于经典的把握能力还体现在他对各专题比重的处理上。他对最重要的经部著作做了重点介绍；而集部书则用《辞赋》《诗》《文》三篇统一论述，所以这三篇实际上是具体而微的分体文学史。要在这短短的三篇里把我国诗赋文章的源流叙述清楚，实非易事。所谓“厚积薄发”的功夫，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作者就像一个善于说故事的人，把原本很复杂的事情剖析得清清楚楚，然后用通俗简易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让读者在一种很轻松的气氛中学习到知识。朱自清曾经做过中学教师，所以在普及式教育方面比一般的大学教授更有经验，这恐怕是《经典常谈》一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朱自清的着眼点虽然主要在于普及性，但是他也并没有放弃学术性。他在书中吸收了清代以来、直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在自序中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朱先生是很谦虚的。实际上，不管是介绍古人旧说，还是“采择近人新说”，都需要作者有深入广泛的阅读，然后在各种学说之间进行甄别、推敲和选择，这需要长期艰辛的努力，更需要独到的学术眼光。虽然最后写出来的字数只有那么一点，但它后面做支撑的，是作者多年的苦功。正如我们常常拿来做比喻的冰山，真正露出海面的只是其总体量的很小一部分。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清朝后期，今文学派复兴，对古文经进行攻击，说它们是伪作。其中《左传》的真伪问题是争论的核心。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认为《左传》是西汉末年刘歆把古书《左氏春秋》改造而成的。今文学派的代表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1891年刊行）中，认定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博士的《周礼》《逸礼》《左传》《毛诗》，全都是刘歆伪造的，都是“伪经”；而其《孔子改制考》（1898年刊行）则认定《春秋》是孔子为了改制而托古创作的书。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古史辨派”，把今文学派的疑古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是朱自清在北京大学的同学顾颉刚。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1930年又发表重要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也同意刘歆伪造《左传》的说法。而钱穆、杨向奎等学者则撰文反对伪作说。一时之间，争论极其热烈。“古史辨派”受今文学派疑古思想的影响，又在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下，探求古史真相，敢于革新，敢于质疑，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具有打破旧时代思想枷锁，反封建、反保守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疑古过甚，否定了许多古籍的真实性，又难免有偏颇之处。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古史辨派”的主将分散到各地，其思潮也开始渐渐回落，但仍然在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不小，充分地吸收了其学说中有益的部分。他在“《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这三个专题后，都把《古史辨》杂志列为参考资料。但是他对于“古史辨派”过分的疑古，明显是有所保留的。在其“春秋三传第六”中，朱先生并没有采纳今文学家和顾颉刚等人的观点，而是仍然把《左传》当成是可信的经典，只是说明“《左传》的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

所以，被朱自清自称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的《经典常谈》，实际上对于各派学说是狠下了一番斟酌、取舍功夫的。这取舍之间，就体现了朱先生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他的观点基本上是不偏不倚的。这似乎并没有太多出奇之处，然而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却是需要卓越独到的识见才能做得到的。正是因为这一点，《经典常谈》才能够葆有长久的生命力，其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被大家接受。

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认为知识普及性文章的档次低，找一般作者写就好了，不必水平高的人去写。其实写普及文章并不容易，一般人往往写不好。尤其是普及艰深的知识，最需要功力，最需要专家甚至大家来写。只有专家才有深厚的学问，不会犯低级错误；了解治学的门道，知道该如何引导初学者入门。而朱自清先生比其他学问家又多了一个优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顶级的散文家，写得一手最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表达上，他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的，是很便于读者理解的。

当然，那些艰深的学问知识，毕竟还是有门槛的，介绍文字不可能完全明白如话，阅读起来终究还是要费一番精神，否则它们就不能被称作艰深的知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知识都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清楚，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也是大家学习时要注意的一点。学习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要面对困难的，不管哪一科，都是如此。这一点，应该成为常识。

所以，我不会特别强调朱先生这本书的通俗易懂来吸引读者。我反倒想对年轻朋友们说几句“吓唬”的话。一味追求学习的容易，想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捷径，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热爱传统文化，想要了解国学经典的朋友，应该一开始就树立这样一种认识：学习国学不像打游戏、刷视频那么轻松愉快，是要准备攻坚克难的，在大部分的时候，很辛苦乏味。兴趣如果没有恒心和毅力做支撑，是浅薄的，也是无法持久的。阅读《经典常谈》这样入门的普及著作，也并不是一件特别轻易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需要思考和咀嚼。在被它带入门之后，还要去阅读古籍原文，才能真正地亲近经典，更好地领会《经典常谈》画出的理论框架。

我们常常面临两个问题：什么样的国学老师才是好的老师？什么样的书才是好的国学普及著作？就老师来说，我们要看他能不能把一篇古文老老实实逐字逐句解读清楚，把一部古籍的基本面貌言简意赅地说明白，能够正面回答相关理论问题，而且要准确，不能有大的硬伤，不能顾左右而言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才是真正的有学问的好老师。同样，好的国学普及著作也应该如此，知识的准确性应该是第一位的。在文字表达上，既不能太艰深，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能太媚俗，过分追求阅读快感。入门须正，立意须高。有志于学习传统经典的读者，要选择那些能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剔除糟粕、弘扬精华、帮助读者获得真知、打开通向知识殿堂的道路的作品。在这方面，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无疑可算一个标杆。朱先生毕生致力于我国的教育事业，振兴祖国教育的神圣使命感，使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始终保持了严谨负责的态度。即使是写作像《经典常谈》这样的普及著作，他也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保证了学术质量。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得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八十年间不断重印，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这样一本看似简单的小书，倾注了朱自清先生许多的心血和对后学的殷殷关爱。叶圣陶先生在1980年写的《重印〈经典常谈〉序》中这样评论道：“朱先生逝世已经三十二年，重看这本书，他的声音笑貌宛然在面前，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他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追怀不已，痛惜他死得太早了。”他这种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细细体会，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代代传承。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读者通过《经典常谈》来亲近我们的经典古籍和传统文化；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像《经典常谈》这样优秀的普及著作面世。

赵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