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诗文集的译者戈宝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外交家。他于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五日生于江苏省东台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在上海大夏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曾在《时事新报》任编辑，一九三五年二月起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联记者，为国内多种报刊撰写了许多反映苏联建设成就和风土人情的通讯报道。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抗战，一九三八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在武汉和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和《群众》杂志副主编。皖南事变后，他被周恩来派往香港创办文艺通讯社。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戈宝权便于一九四二年回到重庆，继续在《新华日报》工作，并参加了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编委会，还为新知书店编选了《世界文学丛书》和《史诗丛书》。同时他还翻译出版了爱伦堡的《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并于一九四〇年撰写了《苏联文学讲话》。抗战胜利后，戈宝权在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并负责编辑出版《苏联文艺》，同时担任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的编辑，在这一时期他还编选了《普希金文集》、《高尔基研究年刊》（两期）和《俄国大戏剧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一九四九年起，他先是被派往苏联接管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并任临时代办和政务、文化参赞，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驻国外的第一位高级外交官。嗣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

一九五七年起，戈宝权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学术委员，并多次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他曾被莫斯科大学和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还多次获得苏联和国内的各种勋章和奖章。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五日，戈宝权先生不幸病逝于南京。

戈宝权先生从大学时代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而强烈的兴趣并开始了执着的追求。六十多年间，他在中外文学的研究和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文学研究方面，戈宝权先生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开拓者，无论是俄苏文学与中国的因缘，还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外作家交往和影响的研究，他都可以说是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开路先锋，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而他后来结集出版的《中外文学因缘》，就是他几十年来对外国文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在文学翻译方面，戈宝权先生的成绩更是斐然。从一九三一年翻译第一批外国文学作品起，六十多年间，他翻译的俄苏、中东欧和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约五十部，他是中国最著名、最受读者喜爱的翻译家之一。戈宝老（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或称“宝老”）通晓俄、英、法等多种外语，再加上他访问过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是中国唯一考察过苏联十五个加盟国的翻译家，对访问过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都有一定的了解和切身的体验，因此他的翻译便显得更贴切、更传神。在众多的翻译作家作品中，除了谢甫琴科和托尔斯泰外，最受戈宝权尊崇及喜爱的作家就是普希金和高尔基了。他对于这两位作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除了研究成果之外，翻译方面是最能显示出他的成就和才华的。

普希金是戈宝权接触到的第一位俄罗斯诗人，《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是戈宝权读到的第一部普希金作品，美丽的故事和优美的诗句把戈宝权带入了迷人的童话世界，从此戈宝权便和普希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三七年适逢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当时在莫斯科担任记者的戈宝权便参加了当时苏联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他还翻译了普希金的诗篇《致恰阿达耶夫》和《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并为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编辑出版了一期普希金特刊。从此普希金便成了戈宝老一生研究和翻译的作家。一九四七年由他主编的《普希金文集》，为普希金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从此，普希金的名字和诗歌就为广大中国读者所铭记和传诵，而文集也是一版再版，到一九五七年，十年间便再版了十次，究其原因，一是文集汇集了当时我国俄语翻译界的一批精英，他们的译笔为文集增色添彩不小，二是要归功于戈宝老翻译的诗歌。尽管文集只收有戈宝权翻译的四十首抒情诗和两篇童话故事诗，这在普希金的诗歌创作中还不及五分之一，但中国读者正是通过戈宝权的这些译诗感受到了普希金诗歌的优美动人，才对普希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无比的喜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只要是喜欢文学的人，很少有人没有读过普希金的诗歌，而且每逢学校或机关单位举行联欢会，只要有诗歌朗诵，就缺少不了戈宝权译的普希金诗歌。《致恰阿达耶夫》《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等抒情诗，成了中国青年喜爱不已的诗篇。普希金的这些诗歌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我认为原作的优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译文的优劣很关键。戈宝权所译普希金诗，不仅真实可信，而且传神，充分体现出普希金这位诗人的气质和他诗中的优美之处，因而他译的诗，既能形似又能神似，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译诗难就难在这种形神兼备上，而戈宝老做到了。戈宝老本身就具有诗人的气质，加上他曾多次访问普希金的故居和博物馆，对诗人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感情都有详细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再加上他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每逢再版他都要重新校阅一番，使他的译诗更加完美，因此几十年来，虽有众多普希金诗歌译本出现，但依然无法抹杀戈宝老所译普希金诗歌的光辉。

和普希金一样，高尔基也是戈宝老一生最为倾慕的一位作家，也是他研究和翻译很多的一位外国作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戈宝老就阅读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马卡尔·丘德拉》和《伊泽吉尔老太婆》，后来还将它们译成了中文。一九三五年五月，作为《大公报》驻苏联记者的戈宝权，在莫斯科红场上举行的苏联体育大检阅中看见了正在陪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夫妇观礼的高尔基。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戈宝权去工会大厦瞻仰了前一天逝世的高尔基的遗容，并写下了数篇报道，以介绍和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在嗣后的数十年间，戈宝权曾多次参观高尔基的故居和博物馆，并竭尽全力研究和翻译高尔基的作品。在研究方面，他曾于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编选出版了两本《高尔基研究年刊》，编写了《高尔基作品中译文编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戈宝老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深入了一层，写出了《高尔基和中国》《高尔基作品的早期中译和其他》《高尔基和中国革命斗争》等一系列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文章。在翻译方面，五十多年来，戈宝老先后翻译了高尔基的小说、诗歌和文学论文。《我怎样学习写作》一书从一九四五年翻译出版以来，为中国青年学生和青年作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因而一版再版。而他于一九五九年应人民教育出版社之约而翻译的诗歌《海燕》（或译《海燕之歌》）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以来，不知得到多少老师和学生的喜爱，产生过多么巨大的影响。作为译者，戈宝权曾根据读者反馈的意见对译文多次修饰，精益求精，不仅文字更加贴切，而且更加朗朗上口，因而几十年以来一直被教材采用，并长期受到老师们和学生们的无比喜爱，经久不衰。

在这里，作为戈宝权先生的下属和同事，我要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感谢，感谢他们重新出版戈宝权先生这些最脍炙人口的名著名译。

林洪亮
二〇二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