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之后,我终于如愿以偿离家出走了。在这一年里,尽管家人曾多次建议我干点正事,但我就是顽固不化,完全听不进他们的意见。而且我还老是与父母纠缠,要他们尊重我的意愿,允许我离家远航。有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当时,我还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但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朋友,他说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并怂恿我和他们一起去。他用水手们惯用的伎俩劝诱我——我不必付船费。我没有征询父母的意见,甚至连个口信都没捎给他们,至于他们能不能得到我的消息,也只能听天由命了。没有上帝的保佑,也没有父亲的祝福,可以说,我完全没有考虑各种可能遭遇的情况以及后果。于是,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这一天——一个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倒霉日子,我登上了去伦敦的那艘船。我敢说,没有哪一位年轻的冒险家会像我这样一出门就遭遇不幸,而且久久难以摆脱。我乘坐的那艘船刚刚驶出亨伯河口湾 ,就不幸遇上了狂风巨浪。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出过海,所以浑身莫名地难受,心里也非常害怕。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上帝对我抛弃家人、推脱责任的行径做出了惩罚,这个惩罚是多么公正啊。父亲悲伤的眼泪、母亲苦苦的哀求,以及他们孜孜不倦的教诲,此刻在我的脑海中一一浮现,我的良心(当时的我还不像后来那样心如磐石)开始谴责自己当初不应该轻视别人的忠告,不应该逃避对上帝以及父亲的责任。
这时,狂风越刮越大,巨浪也越涌越高。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景,虽然它与我后来遭遇的很多次风浪相比不值一提,甚至还不如我几天后见到的情形可怕,但已经足以让我心惊胆战了,毕竟此时的我只是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我感觉巨浪随时会将我们吞没。每当船身陷入浪谷时,我就会想:这艘船随时可能倾覆,也许我们会永远沉入海底。在这种惶恐不安中,我曾多次发誓并下定决心:如果上帝能在这次航海中留给我一条生路,如果我能再次踏上陆地,我就马上回到父亲身边,今生今世再也不乘船出海了;我将接受父亲的忠告,再也不会像这样自寻烦恼了。现在,我终于幡然醒悟,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看法确实句句在理。就拿父亲自己来说吧,他这辈子从未遭遇过海上的惊涛骇浪或者陆上的艰难困苦,这种生活是多么悠闲,多么舒适啊。所以,我决心回到家中,回到父亲身边,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回头浪子。
在暴风雨肆虐的时候,甚至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想法都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但到了第二天,风势就减弱了,海面也平静了一些,我开始有些适应了。然而那天我的精神状态还是不怎么好,因为我有点晕船。傍晚时分,天气放晴了,风也完全停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迷人的夜晚。当晚的日落与第二天的日出都分外地美丽。海面上风平浪静,阳光普照,我认为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惬意的景象。
那晚我睡得很香,已经没有了晕船的感觉,心情非常愉快。我望着景色宜人的大海,觉得很不可思议——昨天它还惊涛骇浪,此刻却风平浪静。现在,我的同伴(也就是那位引诱我上船的人)担心前一天的遭遇会动摇我出海的决心,便过来安慰我,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喂,鲍勃,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猜,昨晚刮了一点儿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管那叫‘一点儿微风’?”我说,“那可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管那叫风暴?唉,其实那根本就不算什么;只要我们的船足够好,海面足够宽,像这种微风我们根本不必放在心上。不过你只是个新手,鲍勃,这么想也很正常。来吧,我们喝杯潘趣酒 ,把这一切都忘掉。你看,现在天气多好啊!”我们决定采取所有水手惯用的办法,借酒消愁——几杯酒下肚,我就已经酩酊大醉,所有烦心事全忘了。那一夜,“罪恶”的我将所有的悔恨、对于过去行为的反省和对于未来所下的决心都抛在了脑后。总之,随着暴风雨的平息,海面恢复了平静,我也不再胡思乱想了,之前害怕被大海吞噬的恐惧和忧虑逐渐消失了;先前冒险的念头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而我在痛苦和恐惧中下定的决心、立下的誓言也完全被抛在了脑后。我确实会时不时地陷入沉思,而那些严肃的想法便想乘机进入我的脑海,但我却阻止了它们,使自己从中恢复过来,重新保持着对于出海的初心。我每天喝酒,与海员们为伴,很快就抑制住了那种“严肃思考症”的复发——反正我是这么称呼它的。在五六天之内,我就彻底战胜了良知,就像任何一个决心不受良知困扰的年轻人所希望的那样。不过我还得再经受一次考验才能证明这一点。于是,上天决定将我完全抛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般都会这么做。因为,既然我不拿上次的遭遇当作一种教训,那么接下来的教训就会更严厉更深刻——连我们中最恶劣最顽固的水手也会畏惧这种教训,并乞求宽恕。
出海的第六天,我们来到了雅茅斯港的锚地 。风暴过后我们几乎没怎么前进,因为尽管天气晴朗,但由于一直刮着逆风,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抛锚,停留了七八天。在这期间,一直刮着西南风(逆风),因此,许多从纽卡斯尔驶来的船只都聚集在这个往来船只必经的港口,等着刮起顺风后再驶入河流。
我们本不用在这里停留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涨潮驶入河口,无奈风势太猛烈了。我们在这里待了四五天,其间一直刮着大风。不过,由于这片锚地同港口一样安全,我们抛锚的位置也不错,而且我们的锚索也很结实,因此船上的人都有些掉以轻心,也毫不担心会出现任何危险,而是像往常一样休息或嬉戏。但是到了第八天的早晨,风刮得更大了,于是我们所有人便一起动手放下中桅,又将船上所有的东西都安置妥当,好让船在潮水中保持平稳。到了中午,浪头越来越高,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都没入海水中,船舱里也涌入了不少海水;有一两次我们甚至都以为脱锚了。于是,船长命令我们放下大锚,这样我们就在船头下了两根锚,而锚索也被放到了最大限度。
这是一场可怕的风暴,我甚至在水手们的脸上看到了恐惧和惊慌。尽管船长带领着水手努力维护船只的安全,但当他从我身边经过进出他的房间时,我好几次听到他轻声自语:“主啊,保佑保佑我们吧,我们都危险了,我们要完蛋了。”他说了很多类似的话。在最初的一阵慌乱中,我有些不知所措,呆呆地躺在我的房间里(位于统舱)。我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不愿像上次遇到风暴时那样忏悔,而且我显然已经背弃了那些忏悔,并使自己重新变得坚强起来了。我以为死亡的痛苦还会像上次那样再次消失,这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正如刚才所说的,当船长从我身边走过,说我们都要完蛋的时候,我吓得要命。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向外望去,看到的却是我从未见过的险恶景象:滔天巨浪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猛扑过来。我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一片惨状: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由于负重过大,已经砍掉了桅杆。突然,船上有人惊恐地喊道,我们前方大约一英里 处的一艘船沉没了。另外还有两艘船已经脱了锚,被浪潮冲离了锚地,而且连一根桅杆都不剩了,情况非常危险。小船的情况要好一些,它们比大船更容易掌控,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大风猛推着从我们旁边疾驰而去,漂离这片海域,船上只剩下一面孤零零的角帆。
快到傍晚的时候,大副和水手长请求船长下令砍掉前桅,可是船长很不情愿。但水手长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船就会沉没,于是船长只得同意了。但前桅砍下来之后,船上只剩下了随风晃荡失去了控制的主桅,而整艘船也随之剧烈地摇晃,因此他们不得不将主桅也砍了下来,最后船上只剩下空荡荡的甲板了。
我只是个首次出海的年轻水手,还曾因为上次那场小风浪而吓得心惊胆战,因此,我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如果在多年后我回想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么可以说,当时我对于自己忏悔之后又重生恶念的恐惧,比对死亡的恐惧还要强烈十倍。由于这些想法,加上对风暴的恐惧,我陷入一种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境地。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风暴还在持续,就连水手们也承认,他们从未见过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们的商船本身固然坚固,但由于它负载过重,不停地颠簸,水手们都时不时地喊着“船要见底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见底”是什么意思——这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倒是件好事。然而,风暴超乎寻常地猛烈,让我看到了一些平时并不常见的景象:船长、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经验更丰富的人都在祈祷,因为他们感觉船随时都会沉入海底。夜半时分,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一个特意到下面查看情况的人喊道:我们的船漏水了;还有一个人说,货舱里有四英尺 深的积水。然后所有的人都被召集起来用水泵抽水。听到这话,此时正坐在房间床上的我感到心都快停止跳动了,接着向后栽倒在床边。然而,那些人把我唤醒,告诉我,以前我什么也不会干,现在至少还能和别人一起帮着抽水。听到这话,我受到激励,走到水泵前,积极热情地干起活儿来。正在大伙儿忙着抽水的时候,船长发现有几艘小型运煤船因经受不住风暴的冲击,被巨浪推向了远海,现在它们正不断地靠近我们。船长下令鸣枪,作为船只失事的信号。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大吃一惊,以为船体已经断裂,或者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总之,我惊愕异常,直接晕倒了。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性命攸关的时刻,因此没人注意到我,也没人在意我出了什么事。这时,有个人走到水泵旁,用脚把我踢到一边,任由我躺在那里,大概他以为我已经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清醒过来。
我们继续干活儿,但底舱的水位越来越高,很显然,船随时都可能沉没。尽管风暴减弱了一些,但船已经无法航行,因此是不可能驶进港湾了,所以船长继续鸣枪求救。我们前面有一艘小型船只冒着风暴,派出一艘小艇前来援救我们。最后,这艘小艇冒着很大的危险靠近了我们,但我们无法登上小艇,因为它根本无法靠近我们的船舷。直到最后,援救人员拼命地划船,舍命相救;而我们的人则从船尾扔下一根带浮筒的绳子,而且尽量将绳子放长,援救人员费了好大劲儿才抓住绳子。于是靠着这根绳子将救援小艇拖近船尾,然后我们全体船员才终于下到了小艇上。但由于风浪过大,我们上了小艇以后却无法重新回到他们的船上去了,所以大家一致同意让小艇就这样随波逐流,同时尽量往岸边划去。我们的船长向他们保证,如果船撞到岸上有任何损坏,他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赔偿。于是,小艇就一边漂着,一边斜着向北划去,几乎一直到达了温特顿海岬才终于靠岸。
我们离开大船还不到一刻钟,就看见它沉没了。这时我才平生第一次明白了船“见底”是什么意思。我必须承认,水手们告诉我船在下沉的时候,我几乎顾不上抬头看它一眼,因为我的内心极度紧张——与其说我是爬到小艇上的,倒不如说我是被硬塞上去的。自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像停止跳动了一样,一部分是对眼前遭遇的极度恐惧,一部分是对未来可能遭遇到的凶险的万分担忧。
人们拼命地将小艇划向海岸,每当我们的小艇被抛上浪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许多人沿着海岸跑过来搭救我们。但小艇只是慢慢地漂向海岸,却始终无法靠岸,一直过了温特顿的灯塔。这一带的海岸突然朝西拐向克罗默,稍稍阻挡了一点儿强劲的风势,于是我们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才终于安全上岸。随后,我们徒步到达雅茅斯。我们这些落难者不仅受到了当地官员的热心款待——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不错的住处,而且还受到一些商人和船主的资助——他们给了我们足够的盘缠,让我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去伦敦或者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