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沪上风流

1．艺坛俊杰

黄浦江畔，十里洋场，原就人才辈出，藏龙卧虎。李叔同的到来，犹如在灿烂的星空中，又闪现出一颗奇光异彩的新星。

1898年10月，李叔同在上海法租界卜邻里（位于今天的金陵东路一侧）租下几间房子，暂时住了下来。“桐达李家”是经营盐业和钱庄的，在上海申生裕钱庄也设有柜房。现在，李叔同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靠的就是这个柜房的收入。

关于李叔同的家事，及其奉母携眷南下沪上的缘由，我们还需做些补充。

按照李叔同研究专家郭长海教授的说法，李叔同是到上海来承祧李世荣的。郭教授在其所编《李叔同集》的“前言”中说：“李叔同决定离开这块沉闷的地方（引者按：指天津），恰好此时在上海的叔父经商有术，颇有些资财，但是膝下无子，要叔同前去承祧。”郭教授在“前言”的一条注释中还说：“李叔同来上海承祧一事，很多传记均不详其始末，故多失记。”而他是“根据李叔同在报考南洋公学时填写的履历而得知”的。 ^【11】

所谓“报考南洋公学时填写的履历”，“得知”李来上海“承祧”的依据，是指李叔同对其三代关系的变更。李在津门填写县学课试准考证时，所填三代是：曾祖因名不传，故以“忠孝”代之；祖父为李锐，父为李世珍。而据郭教授在其所编《李叔同集》附录《李叔同事迹系年》“1898年”条中提供的史料，李到上海后，“依伯父李世荣，并为承祧，以李锟为祖父，李世荣为父，而以李锐为本生祖，李世珍为本生父” ^【 ¹ ² ^】。

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弘一大师全集》附录卷所刊，李叔同于1902年应浙江嘉兴府乡试所持之四十二号准考证的照片上已经显示出，关于其三代的填写，与郭教授上述所说相同，但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并思考其所含李叔同的一段重要家事。以此，应该说，郭教授明确提出“李叔同来上海承祧”一事，这是李叔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收获。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郭教授在“前言”中说，李世荣是李叔同的叔父，而在附录“系年”中，又说他是李叔同的伯父，前后矛盾。李世荣究竟是李叔同的伯父还是叔父呢？由于史料不足，尚是疑问，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关于李世荣，及至目前能够见到的，在李氏后裔的回忆和相关文字中，除了李叔同在报考时填写的履历和准考证上提到过他之外，此后不要说是李氏其他亲属们从未涉及他，就是有承祧关系的李叔同，也没有再讲到过他的这位“父亲”。在往后的岁月中，李叔同只要讲到其父亲时，指的都是李筱楼。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还有一点，李世荣既然“颇有些资财”，这“资财”是否就是前面所说的申生裕钱庄呢？而李叔同既是前来承祧的，那么，如果李世荣当时还在世，不会连安顿其一家居住的房子都没有，而让他们去租房子住，过了不久，又住到朋友家去。叔同的承祧是实质性的，还是仅仅名义上的？郭教授所谓叔同“依伯父李世荣”的“依”，是真实情景的描写，还是想象之词呢？这些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郭教授在其“前言”和附录“系年”中，提到“李叔同来上海承祧”一事时，都把时间定为1898年8月。这是不确切的。李叔同奉母携眷南下沪上，既与戊戌变法失败有关，那么他一家南下的时间，应比郭教授所说还要往后一两个月。由康、梁等人倡导的戊戌变法，作为历史事件，起始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宣布变法维新，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历时103天，故史称“百日维新”。郭教授是认同1898年李叔同南下上海，与戊戌变法失败有关之说的，那么李一家南下的时间绝不会是该年8月，最早也不会早过9月底10月初。按照学界一般的说法，应该是在该年10月间离津到沪的。

已在津门才华横溢的李叔同到了上海，更是如鱼得水，广有用武之地。初步熟悉了这里的人文环境，他就在文坛与名士圈中活跃起来。李叔同居住的卜邻里，离城南不远。在他来沪的前一年，宝山名士袁希濂 ^【13】、江湾儒医蔡小香 ^【14】等，已在华亭诗人许幻园之居城南草堂成立城南文社。许幻园（1878——1929前后） ^【 ¹ ⁵ ^】，江苏云间（又作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名钅荣，以字行，别号幻园居士，时人戏称其许仙，因少时作平康游，故书画家江灵鹣（1860——1899，名江标，以阁名行），又戏称其卅六鸳鸯生。著有《城南草堂笔记》《幻园集外诗》四种及与其妻宋贞合作之《天籁阁四种》等。许幻园家底丰厚，思想新进，是沪上诗文界领袖人物之一。城南文社既以许家为唱酬之所，每月会课一次，许还出资悬赏征文。李叔同开始向文社投稿应征，几次都得到好评，引起了许幻园的注意，于是被邀加入了文社。

李叔同第一次到城南文社参加课会，就是一等翩翩公子的打扮：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扎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头厚底鞋子，头抬得高高的，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之间。许幻园一睹其风采，即有相见恨晚之感。文社会课由孝廉张蒲友出题阅卷评定等级。张是研究宋儒性理之学的，又旁及诗词骚赋。因此，他往往也在这些范围内命题课试。课题分两种，文题当日完成，诗赋小课三日交卷。这次张所出的文题是：《朱子之学出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详其说》。李叔同在天津时就对性理之学下过功夫，有相当根底。现在一看这个题目，稍加思索，便挥笔书写，没费多少时间，就把文章写了出来。其文思之丰富畅达，成文之疾速快当，令孝廉和众文友惊叹不绝。小题《拟宋玉小言赋》，三日后交来，其格式之规范，词采之华美，铺陈之淋漓充沛，自是出手不凡。李叔同首次会课，张孝廉评为“写作俱佳，名列第一”。慷慨爱才的许幻园，经过一年多的接触，为李叔同的风采才华所倾倒，便于1900年春将其城南草堂辟出一部分，邀请他一家搬来居住。

许氏城南草堂位于大南门附近，房子旁边有一小浜缓缓流过。浜上跨有苔痕苍古的金洞桥，桥畔的两棵大柳树已有年头了。一百多年前，上海远没有现在这样繁华热闹。僻处城南的许氏草堂一带，小桥流水，车马声稀，“东望黄浦，来往帆樯，历历在目”（许幻园《城南草堂图记》），还留有江南农村的气息。城南草堂后面的左楼名天籁阁，系许氏夫妇写字绘画处。草堂以其主人藏有续《红楼梦》八种（《复梦》《补梦》《后梦》《绮梦》《重梦》《演梦》等等），又有“八红楼”称。

李叔同住进城南草堂后，在正中客厅挂上一块名为“醿纨阁”的匾额。许幻园觉得，右边的书房也应相应地挂上一块，于是乘兴书写“李庐”二字以赠。

李叔同和许幻园意气相投，志趣契合，时常金樽对酒，诗文唱和。叔同先是填了《清平乐·赠许幻园》一阕：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后又有七绝《和宋贞题城南草堂图原韵》 ^【16】一首，曰：

门外风花各自春，
空中楼阁画中身。

而今得结烟霞侣，
休管人生幻与真。

在两首诗词中，李叔同抒发了来许氏草堂住下后，那种欣遇知己、置身良朋之中的情怀。

袁希濂、蔡小香早与许幻园时相过从，自文社活动结识了李叔同，和许一样，对他亦倾慕有加。1900年春，经江苏常熟人庞树松（1879年生，至民国初年尚在世，字栋材，号独笑，别号病红，近代诗文家，著有《灵蕤阁诗话》《红脂识小录》《吴梼杌》等）居间介绍，李叔同、蔡小香得识江阴书家张小楼，张又由李、蔡之介绍，结识城南文社盟主许幻园和袁希濂。许、蔡、李、张、袁五人顿成莫逆，结成“天涯五友”，合影留念。叔同以成蹊之名，书题合影为《天涯五友图》。病红山人（即庞树松）为该图作序。许幻园夫人宋梦仙（贞），则为合影上的五位友人一一赋诗题咏。

宋梦仙是一位有修养的才女。幼年师从清末著名政论家王弢园，能文章诗词。后又就灵鹣京卿学，画宗七芗家法，得其神韵，有出蓝之誉。李叔同的母亲与梦仙相契无间，花晨月夕，茶余饭后，常请她说诗评画，引以为乐。梦仙体弱多病，李母为其治理药饵，视同己出。梦仙与叔同也常有唱和之雅。在《天涯五友图》上，她为叔同写的题咏是：“李也文名大如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对叔同的诗文才华，赞叹备至。

许、李、袁、张、蔡五人，以文会友，往返酬唱，是当时沪上文坛的一段佳话。许是城南文社的盟主，其诗词艺术，为李叔同所钦佩。李在1901年致许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前见示佳著，盥诵再四，哀艳之思，溢于毫素，佩甚佩甚！暇当掇拾数什，奉和大雅；但珠玉在前，而瓦砾恐瞠乎其后耳。”遗憾的是，不只李、许的这次唱和没能流传，五人间的相互酬唱之作也大都湮没无闻了，唯一留下的是李叔同分别写于1899年秋天和1900年夏天的两首诗。后一首即前文引录的《清平乐·赠许幻园》。前一首《戏赠蔡小香》，共四绝。蔡是名医，李以戏谑的文笔，逼真地描摹了他为女士号脉、看舌时双方的情态，从中透露出李叔同彼时彼地的某些信息，例如他对男女欢爱之情的迷恋，他的诗词作品也善于描写这类情态，等等。诗中化用“刘桢平视”的典故，更使所写情景活灵活现了起来。

许幻园所著《城南草堂笔记》三卷，李叔同为之作跋。跋语中说：“……窃考古人立言，与立德立功并重。往往心有所得，辄札记简帙，兼收并载。积日既久，遂成大观。如宋之《铁围山丛谈》，本朝《茶余客话》《柳南随笔》之类。今幻园以数日而成书三卷，其神勇尤为前人所不及。他日润色鸿业，著作承明，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则幻园之学，岂遽限于是哉。”这些话不仅表现了李叔同对许幻园的推崇，也显示了自己学识的广博。

李叔同的兴趣和交游确也广泛。来沪不久，他购得原由清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晓岚家散出的《汉甘林瓦砚》，上有纪撰写的《砚铭》，极为珍贵。李并非以奇货为可居的人。他在《游戏报》刊登启事，遍征海内名士题辞，后得33人39首，连同古瓦手拓和纪晓岚的《砚铭》印成《汉甘林瓦砚题辞》二卷，分赠友人。宋贞为题扉页，页上则署“己亥十月，李庐校印”，并署“醿纨阁主李成蹊编辑”。题辞作者们既赞李叔同风雅能文，又称古瓦之奇珍可赏。

在天津时，李叔同于书画篆刻已下过不少功夫。来上海一年多后，即1900年春天，他与朱梦庐、高邕之、乌目山僧等，在福州路杨柳楼台旧址，成立了上海书画公会。

朱梦庐和高邕之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书画名家。

乌目山僧，虽籍属梵宇，在20世纪头十年中，却是位世俗化和政治化色彩极浓的僧人，也可以说是风云一时的革命和尚。其人俗姓黄，原名小隐，清同治四年（1865）生人。幼年即在家乡江苏常熟出家，拜药龛和尚为本师，赐名宗仰，谐音俗谓中央。常熟境内有名胜虞山，又名乌目山。世称明清间著名文学家钱谦益虞山先生，宗仰仿效之，自称乌目山僧。其师药龛大和尚有相当学识，且很开明，不仅亲自传授山僧，还另请老师教他佛典以外的学问，因此山僧在国学和诗词琴棋书画方面，均有一定根基。作为佛教徒，要想风云际会，就得因人成事。山僧也果真有了因缘。19世纪末，犹太人哈同发迹于上海。其妻罗迦陵为混血儿，信仰佛法。罗到镇江江天寺（即《白蛇传》中的金山寺）进香拜佛，与正在寺中做知客僧的乌目山僧相识，两人很是投契，结成师徒关系。当时，罗三十六七岁，与山僧的年龄相仿，或许还小些，世传两人的师徒关系中隐含着一层暧昧的意味。结识罗后不久，山僧移锡海上，经常出没于政治性活动的场所。戊戌变法时，章太炎任《时务报》撰述，言论大胆激烈，人称“章疯子”。山僧与章来往密切，加入过章领导的“光复会”。章被清廷通缉逃往东洋，他怕牵连，也跟着去了日本。在那里他结识了孙中山，紧随其后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大概是过于活跃，目标太大，有人注意到他，难以存身，所以他又跟着章太炎回了上海，韬光养晦了一段时间。就在这时，山僧与李叔同等成立了上海书画公会，同时留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两年后，山僧与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为教育青年树立他日恢复国权的观念和帮助失学学生继续学业，先后成立中国教育会及其下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教育会第一年的会长为蔡元培；第二年改选时，吴稚晖等以山僧和大富翁哈同夫妇相熟，能向他们募资解决经费问题为由，引导会员选举山僧为会长。山僧还算乖觉，除了动员罗迦陵每月为爱国女校提供部分经费，其他方面未下多大功夫，免得突出自己。他当了一年会长，再改选时，仍由蔡元培接任。其间，由章士钊主编的教育会机关报《苏报》，大造反清革命之舆论。“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写出《革命军》一书，猛烈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章太炎为之作序，又由乌目山僧活动罗迦陵资助出版。章还在《苏报》上加以推荐，扩大其影响，逐渐酿成闻名全国的“《苏报》案”。清廷密谕两江总督魏光焘搜捕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章士钊、陈梦坡和乌目山僧等六人，控告“爱国党六人于上海会审公堂”。山僧得知信息，避入哈同家中，得免被捕。也就在这个时候，哈同的财势已达高峰。他计划在沪西建造花园，需要物色一位能总体设计和总理其事的对象。乌目山僧原是会画画的，有美学眼光，和罗迦陵又有那层关系，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此后，山僧在这上面花费了数年时间，到1909年，终于在200多亩高低不平、水流交错之地，建成一所颇有丘壑结构的园林。从哈同夫妇的外文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为“爱俪园”（通称“哈同花园”）。大门口匾额上的园名，还是山僧之友、上海书画公会书家高邕之的手笔。至此，山僧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达到了顶峰。哈同本人在当时的中国，连皇帝、各地军政要人都得另眼相看。而在集荣华富贵于一体的哈同花园中，园主夫妇之后，就数乌目山僧最显耀了。山僧居哈同园内，为园主夫妇讲道兴学，建广仓学会，祭祀黄帝，立经堂和华严大学，延请高僧讲授梵典，重刻日本弘教书院佛藏。辛亥革命时，陈英士与李燮和所部，各欲推举其首领任沪军都督而相持不下，山僧出面协调，劝李退让成功，并动员哈同捐金三万，以接济陈英士为首的军政府。孙中山自欧返国，山僧至吴淞口迎候，并接访哈同于爱俪园。民国成立，山僧廓然归山，谢绝交际。其在爱俪园的地位也逐渐被自己的小门生姬觉弥所取代。他就不得不离开沪上，返回镇江江天寺，从此，一心从事整理佛籍和整修山寺的工作，偶尔云游东南名山丛林，1921年7月圆寂。李叔同与乌目山僧，于20世纪起始的三四年中，在上海书画公会和爱国学社期间有些接触，后因各奔东西，几无交往了。

上海书画公会是个社团性组织，除了为同好提供品茗读画、探讨艺理的活动场所，还编辑出版《书画公会报》周刊，开始随同《中外日报》附送，后自办发行。李叔同是该刊主编，他在上面以“醿纨阁李漱同”为名，登出了自己的书印“润例”。与此同时，他又着手编印《李庐印谱》。这样，李叔同以书画金石界的新进，在这一艺术领域，引起了同仁的瞩目。

来上海一年多，李叔同年届二十。他住在城南草堂，有义兄许幻园等时相唱和，宴饮笑谈，母亲也有妻子做伴、许夫人相契。照理说，生活是平安无虞的。但上海毕竟不是自己的出生地，难免生出客居旅舍思念家乡的悲哀。北望津门，那里正在经历着庚子事变的国危民难；义和团正与洋人浴血奋战，结局还难预料，家乡笼罩着一片愁云苦雨。想到这些，李叔同的心情是不平静的。他在《二十自述诗》序中说：

堕地苦晚，又撄尘劳。木替花荣，驹隙一瞬。俯仰之间，岁已弱冠。回思曩事，恍如昨晨。欣戚无端，抑郁谁语？爰托毫素，取志遗踪。……言属心声，乃多哀怨。江关庾信，花鸟杜陵。为溯前贤，益增惭恧！……

他在《李庐诗钟》自序中也说：“索居无俚，久不托音。短檠夜明，遂多羁绪。又值变乱，家国沦陷。山邱华屋，风闻声咽。天地顿隘，啼笑胥乖……”情绪是惆怅烦闷的，文辞是抑郁哀怨的。《二十自述诗》没能流传，《李庐诗钟》收集了哪些作品，也已无考，但其情绪与格调，仍可从作者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略得仿佛。

同一时期，李叔同作有《难得》一文，发表于《苏报》，为山阴一星相家作宣传。文章说，如修竹轩主人“得精是术”者，“近世罕见”，故欲“避咎趋利”者，“无不向求指教”。文章刊出一次，李意有未足，于是略作改动后又重登一次。李现身说法地强调说：“余蒙教益，更获奇中。”因此，当听说“主人”拟返稽山镜水间，作避暑计时，李“若有所失，并为吾辈未获针指者憾焉”。他并不避广告之嫌，说：“故不吝布闻，愿欲明休咎者，勿失之交臂也。” ^【17】文末还附上那位命相家的地址与润资。我们不能说，佛教就是迷信，但佛教中确有一部分内容，是很容易被人与命相说一类迷信联系起来的。从李叔同青年时期深信命相的思想与行为中，是否也透露出了一点儿他以后为何入佛门的信息呢？

1900年11月间，李叔同长子李准出生。叔同一如常人，年方二十，正风华焕发之际，青春得子，更是人喜雀跃之事。但如下一阕李叔同当年所作的词《老少年曲》所云：

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疎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难买韶华好。

其中不无悲叹人生易逝的颓丧之音。李叔同的这种情绪格调在往后几年中，因了环境与遭遇的浸染，又逐渐转变成为悲愤之声。

2．辛丑泪墨

李叔同离开天津已经两年多了。虽然说，自己与文熙并非一母所生，却是一父之子，年幼时有过他的关切照拂，父亲去世后，“桐达李家”的偌大家业由文熙照管，他是一家之主，应该回去看望看望他了。何况那里还有不少熟识的师友呢。回去一趟，也好把来沪后的情况报告一下，免得大家挂念。这样，1901年（辛丑）2月间，李叔同在一阕《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的惆怅郁闷和“一帆风雨”中，北上探亲。他打算先由海路去天津，再转河南内黄县，二哥文熙正好在那里处理事务。

开始几天在海上航行，遇到的一景一物，令人畅快：“风平浪静，欣慰殊甚。落日照海，白浪翻银，精彩炫目。群鸟翻翼，回翔水面。附海诸岛，若隐若现。”过后一天夜里，叔同做起梦来，梦中自己回家时，见到母亲与妻子正在相对流泪，诉说别离之苦。见此情景，自己也潸然泪下，哀感不已。醒来知是一场梦境，枕巾上却已是泪湿一片。

轮船驶近大沽口，沿岸到处是破房瓦砾，残垒败灶。叔同触景生情，悲从中来，写下七律一首，题为《夜泊塘沽》。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磷磷树影遮。”寂寥凄厉之气，令人战栗。

李叔同在塘沽登岸后，没能赶上早晨开往市内的火车。他拿的行李又多，需要找个客店暂驻行踪。但兵燹过后，旧时的旅馆都已颓废不存。附近倒有几间新筑的草屋，好像还在营业。过去一看，既没有门窗，又没有床几，客人们都席地而坐。问问主家有没有吃喝，回答说没有杯茶，也没有盂馔。又无别的地方可去，叔同只好进去强忍饥饿，干坐长叹。火车一天两趟，直到傍晚，他才搭上开往市内的车。沿途经过的地方，房舍大半烧毁，很少听见鸡犬之声。

李叔同抵达津城后，头几天侨寄城东姚氏家中，那是他二哥文熙的岳父家。姚家品侯、召臣昆仲，既是叔同二哥的内兄弟，也是他早年的文友。亲戚兼朋友，更多了一份情谊，就可无话不谈了。姚家人关心着叔同一家在沪的生活，知道他已得贵子，都为之高兴。

津门一批社会名流，像金石家王襄、王钊，书法家华世奎、赵幼梅、孟广慧，画家马家桐、徐士珍、李采蘩，诗人王吟笙，还有其后成为一代医学名家的朱宪彝之父朱易谙，等等，都是叔同青少年时期的知交师友，听说他回到天津，都纷纷前来看望叙旧，询问沪上文坛艺界的现状。虽说分别只两年多，交谈中却有“忽忽然如隔世”之感，令他不由得想起两句唐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当下所遇，岂非此境乎！

头天夜里，叔同正想躺下休息，蓦然间，狂风怒吼，草木摇动，门窗作响，金铁齐鸣。惊恐繁杂之声使他心烦意乱，难以成眠。既然不能入睡，于是拥被作诗。即景即情，得五律《遇风愁不成寐》。

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

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

烛尽难寻梦，春寒况五更。

马嘶残月堕，笳鼓万军营。

李叔同此次天津之行，正是在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失败后不久，战争留下的痕迹到处可见。头几天，叔同除了在家晋接旧友，或外出拜访故交，他还到年幼时熟识的一些地方去观望。他留恋那些地方，寻觅着昔日留下的踪影。但一切都变了样儿，尤其是四围的城墙，已十无二三。踽踽独行中，他回想着几天来朋友们断断续续给他讲述的不久前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情景，以及义军失败后津门的惨状。

从甲午战争后，中国北方成了民族危机、社会矛盾的焦点，天津是进步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封建顽固势力争斗较量的前沿。“戊戌变法”时两派交锋的据点，实际上就在天津。这是他自己曾经耳闻目睹的。变法失败助长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气焰。八国联军意欲进犯北京，势必首先需要攻下北京的门户——天津。而数十年来，天津百姓是有反帝斗争的传统的。历史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爱国军民为抗击英法联军保卫大沽炮台而英勇奋战；1870年6月，有为反对法国天主教侵略引发的“火烧望海楼”事件，等等。如今的现实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犯，在这块土地上，必然会有一场保卫家园的正义之战。在这场战争中，高举反帝斗争旗帜的是由广大农民组成的义和团，以及部分清军爱国官兵。他们先是在京津铁路阻击战、血战大沽炮台、誓守老龙头火车站、保卫武备学堂、围攻紫竹林租界、坚守八里桥等战役，最后在决战性的天津城保卫战中，表现出顽强不屈、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连入侵者都为之惊叹。看来，如果不是天津城未被攻破之前，清政府就变更了早先发布的对外宣战、联合义和团抗击敌人的国策，那么坚守城内的一万多团民和清军爱国官兵，就不会失败得如此之惨！从海光寺直扑南门的五千余名联军，曾几次想接近城墙，都被隐蔽在芦苇丛中的芦勇和猎户打得晕头转向，伤亡惨重，不得不几次往后退却。北京耶稣教美以美会派往天津递送情报的汉奸郑殿芳，将南门城墙年久失修塌陷，以及城内我方兵力虚实的情况密报敌方，侵略者在获取这一情报后，派部分工兵扮成义和团团民的模样，骗开城门，用炸药炸开了那段并不牢固的城墙，致使大批侵略军迅速乘隙而入。八国联军进城之后，横冲直撞，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一座繁华之城，顿成死城！叔同自小在津门看到的那般情景，眼下已不复存在了。八国联军攻下天津后，组成都统衙门，取代了清政府的管辖权。它们除了颁布各种禁令严治市民，就在前一个月，为了使其侵略行动不受阻碍，又下令将已有五百年历史的天津城墙拆毁，改筑马路。城墙“拆毁甫毕”，路面还没铺设，风沙裹着积尘垃圾，正漫天飞舞，一片乌烟瘴气。被强行拆去住房走投无路的众多百姓，露宿街头，沦为乞丐。墙旮旯、马路边，还横躺着不少尸体。

由现实追溯历史，由历史回归现实，李叔同思绪起伏，悲愤难平。朋友们讲到的津城陷落、城墙拆毁后的种种惨状，他在踽踽独行中，不是都亲眼见到了吗？

李叔同在天津听戚友们说，去河南的路上，“土寇蜂起”“行人惴惴”，安全难以保证。这样一来，“拟赴豫中”的计划，就不能不取消了。

李叔同继续访问师友。过去在天津学习书法时，李叔同结识过几位日本同道。其中有位上冈君，名岩太，字白电，别号九十九洋生，与叔同比较熟悉。听说此君正患病住院，一天晚上，他前去探视。看样子，那时李叔同尚未学习日语，上冈也仅识得汉字不会口语。二人对话上有困难，只能靠笔谈交流。自甲午战争后，中日交恶，这次日本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天津的侵略行动。海光寺南门一带城墙失修的情报，正是由汉奸郑殿芳密报给日军，又由日军派工兵伪装后潜入城内，将城墙炸毁的。这些情形，叔同已从戚友们口中得知。人们或许会问：李叔同又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去结交日本人呢？

从李叔同记叙此次会晤的文字看，上冈其人，系红十字社中人，本人并不赞成他的国家侵略中国。李叔同与他“笔谈竟夕”“极为契合”。上冈还给他说了一番要“尽忠报国”等话语。李叔同听了上冈的勉励，“感愧殊甚”，吟成《感时》七绝一章。

杜宇啼残故国愁，
虚名遑敢望千秋。

男儿若论收场好，
不是将军也断头。

转天，李叔同又偕上冈和另一位日本人大野舍吉、友人王曜忱等，来到他老师赵幼梅执事其中的育婴堂，几个人合了影。过了两天，叔同再次访问育婴堂时，赵幼梅跟他谈到，日本人中向其求书者甚多。叔同也告诉老师，一些日本人见他“略解分布”，很喜欢他的字，“争以缣素嘱写，颇有应接不暇之势”。到天津这些天，他已给神鹤吉、大野舍吉、大桥富藏、井上信夫、上冈岩太、塚崎饭五郎、稻垣几松等多位日本书法爱好者写了字。其中大桥富藏的字也很有名，李叔同向他要了数幅。当时住天津的日本人中还有一位千叶君，书法尤负盛名。通过赵幼梅求情，李叔同也得了他一副对联。在津期间，李叔同与这么多日本人进行了书艺交往，怪不得他要说“海外墨缘于斯为盛”了。叔同还将唐张祜《宫词》书于扇面以赠世交华伯铨，背面以北魏碑体书写来津途中自作一首（《世界鱼龙混》）。

在姚家借宿几天后，李叔同又移入旅馆。来津月余，节令已当仲春，但北方的气候依然凝阴积寒，又多狂风。遇上了风雪交加的天气，可谓严寒破骨，身着重裘，还是起栗不止。枯坐旅馆着实无聊，他就读随身带来的《李后主集》，读到《浪淘沙》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句，为之怅然。抚事感时，增人烦恼。叔同在《津门清明》诗中云：“一杯浊酒过清明，觞（肠）断樽前百感生。辜负江南好风景，杏花时节在边城。”为了不辜负江南好风景，他该返回上海了。

李叔同这次天津之行，前后将近两月。1901年4月末，他仍由海路南下。第一夜住塘沽旅馆。长夜漫漫，孤灯如豆，凄寂中思绪联翩；第二天傍晚登轮就道，更觉怅然若失。

他这次返津探亲，虽然见到了不少师友，但未能见上二哥文熙，已是一大不快。再加上耳闻目睹了庚子事变前后津门的情景，越发地感到茫然与悲戚了。他在写于旅次的诗词中有这样的句子：“前尘渺渺几思量，只道人归是谎。”“海风吹起夜潮狂，怎把新愁吹涨？”（《西江月·宿塘沽旅馆》）“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登轮感赋》）深夜，正在幽梦中的李叔同，被嘈杂的管弦声所惊醒，“倚枕静听，音节斐靡，沨沨动人”。古人有诗云：“我已三更鸳梦醒，犹闻帘外有笙歌。”叔同想，此等情景不意于今夜得之，也算是斑斓人生的一种体验吧！

船泊燕台（烟台）。这里山势环拱，帆樯云集，海水莹然，清澈见底。叔同上岸小憩，登高眺远，多日的积郁略有舒展。回到船上继续航行，又是笙琴笛管，还有清歌，交替不已。愁闷人置身其中，虽说可以差解寂寥幽怨，但张祜《宫词》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河满一声，岂止是无可奈何的空唤，反增人回肠荡气，伤怀无已耳！李叔同倾听着那些熟悉的乐曲歌声，在枕上口占一绝：“子夜新声碧玉环，可怜肠断念家山。劝君莫把愁颜破，西望长安人未还。”（《轮中枕上闻歌口占》）如同迁客，大家都在羁旅途中，离家还远着呢，愁颜伤感何能破除呵！

李叔同于是年夏天回到上海，他将此前北上探亲的经过与见闻，整理成《辛丑北征泪墨》一文，途中所作诗词亦串联其间，准备付梓（于当年5月间正式出版）。前记中说：“游子无家，朔南驰逐。值兹离乱，弥多感哀。城郭人民，慨怆今昔。”

李叔同还将《辛丑北征泪墨》中的诗词作品另行辑出，寄给天津的赵幼梅先生。赵获读后，写有如下题词：“神鞭鞭日驹轮驰，昨犹绿发今白须。景光爱惜恒欷嗽，朝值红羊遭劫时。与子期年常别离，乱后握手心神怡；又从邮筒寄此词，是泪是墨何淋漓。雨窗展诵涕泗垂，檐滴声声如唱随，呜呼吾意俦谁知！”叔同诗中亦有“我本红羊劫外身”（《赠津中同人》）之句。古人迷信，以丙午、丁未两年为国家发生灾祸的年份。丙、丁为火，色红，未为羊，因称国家大乱为“红羊劫”。叔同作《辛丑北征泪墨》，赵为之题词，在国家遭逢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故有“我本红羊劫外身”“朝值红羊遭劫时”等诗句。

李叔同早年写作的文稿已大多散佚，诗文集《辛丑北征泪墨》一作，也就显得弥足珍贵。文章不只反映了作者个人彼时彼地的人生经历、艺事活动和思想情绪，也记下了时局变幻和人情世态。马叙伦先生在《忆旧》中说，李叔同此作一出，在上海文坛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士人盛称李为“豪华俊映，不可一世”耳。

3．课堂内外

李叔同移居沪上前，在天津进过家馆，读过书院，上过县学，也结交过众多名士学人，在国学方面已有相当根基。但他这一时期的学习进修时断时续，不够连贯，也不够系统。诗词文章、书法篆刻，虽有一定造诣，且在文士圈中有相当影响，但从传统眼光看，那些都是雕虫小技，于个人进身立业并无多补。到1901年，他已二十又二，却未博得过任何功名，也无正当职业。父亲和本生父留下的资产，在他名下的不是小数，让他有条件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当个寓公优哉游哉，但那毕竟不是人生之正途。况且，这些年来，他已经耳闻目睹了国家屡遭动乱，感受到了命运的难以预测，如果不对自己的前途做些安排，个人、母亲、妻子以及刚生下不久的孩子，一家人的前景不就堪忧了吗？当此之际，不只李叔同本人不能不想到这些问题，他母亲也早就有所考虑。正是在这般情景下，李叔同从天津返回上海后，先是以李成蹊之名，于1901年7月底参加了上海机器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招生考试，被录取为成童备取生第三名。过了一个月，他于8月底又以李广平之名报考了南洋公学特班。

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创立于1897年，督办系官僚买办盛宣怀，总办是他的心腹汪凤藻，资金由盛经营的铁路、电报、招商局等企业收益中支拨。学校先后开设了师范院、附属小学、中学和铁路班；1901年，根据监督沈曾植的提议，又增一特班。特班第一次招生20人，第二次招生22人，生员大多是江浙籍人，且应擅长古文。入学后，授以外国语和经世之学，以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而所谓经济特科，既由内外大臣保荐，又需经过策论考试时事，目的在于选拔通晓时务者，实际是清朝末年改良了的科举考试之一。李叔同参加的是特班第二次招生考试，他参加这次考试，一是由于广方言馆虽然录取了他，却是备取生，如果没有正式录取生弃学，他也不能入馆学习。二是由于他前次北上探亲时，受了严修的影响。前面提到，严修于1897年10月所奏《请开经济特科折》，虽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一时搁置，但在不久之后清政府实行新政时，还是被有识之士采纳和实施了。1901年3月，盛宣怀决定在上海南洋公学设一特班，以备经济特科之选。关于这一信息，与盛关系密切的严修肯定会提前得知，并为自己的夙愿得以实现而高兴。此时，正在天津的李叔同曾多次到育婴堂“访赵幼梅师”。赵幼梅即赵元礼，当时正受常董严修之邀，代其主持育婴堂事务。或许就是在育婴堂访问赵元礼时，李经由赵从严修那里得到南洋公学将设特班的信息，甚或受其启发、鼓励而决定报考该班的。齐鲁书社1990年1月版《严修年谱》在叙述谱主1901年行谊时说：“是年，先生每日赴育婴堂见客。”以此推断，李叔同到育婴堂“访赵幼梅师”时很可能见到了严修，并直接从严那里得到了南洋公学将设特班的信息！严修对李叔同报考特班当然是赞赏的。这是可以从第二年——1902年11月3日，当其由日本考察教育回国途经上海时，曾在南洋公学会见了李叔同得到证实的。（这在严修的《壬寅东游日记》中有记载。 ^【18】）

南洋公学特班设立之初，即聘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来校。蔡先生原在翰林院任编修，“戊戌变法”失败后，深知“清廷之不足为”，断然弃官离京南下，先是在家乡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1年后受聘南洋公学，任特班中文总教习。

特班招生考试，分笔试、口试两项。令人惊奇的是，李叔同走进笔试考场时，发现门口竟然站着一位黄发碧眼的外国人。此人装束不伦不类，上身穿的是西服，头上却戴一顶中国瓜皮小帽，帽顶上还缀着一颗黄色的顶珠。问了旁边的考生，才知道是学校派来的监考官，名叫福开森。南洋公学是培养洋务人才的，请个外国人当监考官，又这等打扮，算是“中西合璧”的象征吧！主持口试的倒是中国人，即后来为中国出版文化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张元济先生。不知道张先生当时向李叔同提问的是哪类问题，据同时一起报考的黄炎培先生回忆，张提问的是“你信宗教吗？信哪一种宗教？”黄回答说：“我没有信什么宗教。”于是张鼓励他说：“不信仰宗教，很好。年轻人，多学点知识，以后大有可为。” ^【19】如果张先生也向李叔同提问此类问题，恐怕他就难以回答了吧！不过他还是考得很成功的，以总分75分位居第12名被录取。在同班同学中，李叔同与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项骧、洪允祥、贝寿同等十余人，后被公认为蔡元培的高足。

开学典礼来了多位师长，中间一位衣冠朴雅、仪容整肃，又和蔼可亲者，同学们告诉李叔同，那就是中文总教习蔡元培先生。初见之下，叔同即对这位海内闻名的教育家，仰慕中有亲近之感。他庆幸能跟名师受业，将会学到许多切实有用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特班日常课程，上午读英文、算学，下午学中文，间以体操等户外活动。在第一堂中文课上，蔡元培详细讲述了他的教学内容和具体安排。他说：“特班生可学的门类很多，有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文学、论理、伦理等等，一共三十多门。你们每人可以自定一门，或两门，或三门。等大家各自选定后，我再给你们每人开具主要和次要书目，依照次序，向学校图书馆借书，或自购阅读。老师讲解辅导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的方面，主要靠你们自己去认真阅读领会。我的方法是，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写出一篇阅读札记，交上来由我批阅。” ^【20】学生的札记隔一二日退回一次，蔡先生都有或长或短的批语，佳者于本节文字左下角加一圈，尤佳者双圈。还规定，每月命题作文一篇，亦由蔡先生批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辗转流徙，李叔同当年的一篇论文留了下来，题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文章说：

世界有公法，所以励人自强。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其不为强有力之侵灭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惟强有力者，得享其权利。于是强国对弱国，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论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与强弱平等之理相背戾。

在李叔同看来，所谓“世界公法”云云，只对强国有意义，它们在享受权利之余，还可侵略弱小国家，做出恃势违情之事。因此，弱小国家断不能依恃“公法”侥幸图存，唯有自强自立之一途耳。李叔同此时这样立论，显然包含着他从刚刚过去的庚子事变以及其后订立的《辛丑条约》中获得的深痛教训。从稿面的墨迹上看，蔡元培先生在批改李叔同这篇文章时，为其重新标点过。蔡先生在李叔同的文章上加了几处眉批，并在文末总批曰“前半极透彻”，“文亦有鲜气”。

除了审读批改读书札记、命题作文，每天晚上，蔡元培还召集二三学生，去他住室中谈话，或是发问，或令自述读书心得，或谈时事感想。每个学生，隔个十天半月，都有机会聆听他一次当面教诲。其循循善诱、点拨引导的场面，一定是很动人的，可惜现在已经无法追寻了，不过从以后李叔同教育学生的情景中，也还能体察其一二。

蔡元培很重视特班的外语学习。他对学生们说：“世界天天在进化，新事物天天在发现，各种学说亦日新月异，当今学人唯有具备世界新知识，才能不落人后。这就需要多学外语。”又说：“现在中国被西洋各国欺侮到这等地步，我们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认清了自己的弱点，也要了解国际大势。而要了解国际，必须通晓外国文字，读外国书刊。英文是要读的，学日文也好，从日文中同样可以了解国际情况。大家除了在中学部插班学习英文，还可跟我学日文。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用我的看书法教你们学习日文笔译……大家可以边学习日文，边作翻译，既学会了日文，也引进了西方新学，介绍了国际形势，以一新国人耳目。” ^【21】李叔同在南洋公学，不但打下了一定的英语基础，还在蔡先生的指导下，译出了日本玉川次致《法学门径书》和太田政弘、加藤正雄、石井谨吾三人的《国际私法》两部法学著作，并于1903年出版。这是两部我国近代法律学最初介绍国际公权与私权的译著。《法学门径书》有以“读者”名义撰写的序言。序言中说，法学“译成之书”，虽“以十数计”，但却“本末未具，先后不辨”，不能以之导人。“玉川君是书虽寥寥无多语，然真图之界之者也。吾于是多（‘多’者，推重也、赞美也。——引者注）译者之卓识云。”耐轩则在《国际私法》序中说：“李君广平之译此书也，盖慨乎吾国上下之无国际思想，致外人之跋扈飞扬而无以为救也。故特揭私人与私人之关系，内国与外国之界限，而详哉言之。苟国人读此书而恍然于国际之原则，得回挽补救于万一，且进而求政治之发达，以为改正条约之预备，则中国前途之幸也。”这部译著被列为由《译书汇编》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政法丛书》第六编。冯自由在《革命逸史》初集中说，《译书汇编》“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其于“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李叔同在蔡元培先生指导下所译著作，能被选入是编，亦可见其意义之巨。

蔡元培先生还对学生们说：“今日之学人，不但自己要学习新知识新思想，还要用学来的新知识新思想引导社会，开发群众。而现在的民众，大多数不认字，没文化，不能看书读报。怎样才能用我们学来的新知识新思想去开发他们呢？用口语即用演讲去宣传，是一种极有效的方法。古希腊大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就曾用他的演讲，点燃了广大听众的心灵之火。我希望我们中国，也能出现像伊索克拉底那样的大演说家，用他的口才去唤醒民众的心。但演讲是一门学问，大家平时要多多练习，必要时可以成立一个演说会，以便相互切磋，提高演讲技术。” ^【22】

据黄炎培先生回忆，他受蔡先生的启示与鼓励，并在其直接指导下，办起了演讲会。但多数同学操的是江浙方言，讲起来令人发笑。唯有李叔同会说标准国语，又吐字清晰。大家就请他当口语教授，按他的发音行腔学习国语。不久，黄举办了一次辩论会，题为“世界进化，道德随之增进乎，抑或退步乎？”；还举办了一次演讲会，题为“试列举春秋战国时爱国事实而加以评论之”，参加者都用新学的国语发言，效果很好。叔同为之欣然。 ^【23】

南洋公学特班，因有蔡元培先生主持，学子们都感到受益匪浅。在新思想的培育方面，进步尤为显著。但这所学校自开办以来，由于校方用人不当，再加上新旧两种思想差异，部分教师和管理人员不受学生欢迎，双方早就潜伏着对立情绪。中学部第五班教员郭振瀛，经常在课堂上鼓吹《东华录》中“圣祖”“武功”的思想，并严令学生不得阅读《新民丛报》等进步报刊。师生间原本就不融洽，现在郭某又来限制思想言论自由，搞舆论一律，更引起了学生的反感。1902年11月间，有学生误将墨水瓶放在郭振瀛的座位上，郭在没弄清楚情况之前，指责伍正均和另一位同学，说他们是有意在侮辱他。学生当然不服，沈步洲、胡敦复等人起来争辩，郭某恼羞成怒，要求校方处分有关学生。校方不问情由，下令斥逐了几个学生。有学生认为被逐者并非侮辱师长，呼吁收回成命，校方则令一并驱逐。最后，事情竟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级为请，斥全级；全校为请，则斥全校。

蔡元培出来力争，亦无济于事，愤慨之下，和其他教员一起，于11月16日率领各自的学生在操场集合，然后走出了南洋公学，酿成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退学大风潮。李叔同和特班同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资格，也离开了南洋公学。

蔡元培在谈及这次退学风潮的深层原因时说：“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辞职。”但他又毫不隐讳地说，“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 ^【24】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了。

南洋公学集体退学时，蔡元培对特班学生说：“汪总办不让我们完成学业，我们应该自动地组织起来，扩大容量，添招有志求学的青年学生来进修，你们能胜任哪门功课的就当哪门功课的教师。如果愿意回乡办教育，也是很有前途的。” ^【25】此前半年（1902年5月），蔡元培与乌目山僧、叶瀚、蒋智由等，“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知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发起成立了前面提到过的中国教育会，蔡任会长。主要成员有章太炎、吴稚晖、黄炎培、蒋维乔等。1902年11月，该会创办爱国学社，旋即又开办爱国女校，蔡元培为总理（校长），吴稚晖为学监（教务长），吸收部分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入学。同一时期，爱国老人、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也接纳了邵力子等部分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到该校肄业。

这里插叙几笔。在南洋公学特班高材生中，有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谢无量。谢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和佛学大师的马一浮有特殊关系。马于1898年应浙江绍兴县县试，名列榜首。同时应考的有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阅卷流传时，马的试卷被当地一位社会贤达汤寿潜（1857——1917，字蛰龙，后为民国时期浙江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看到，大加赞叹，以为绍兴府出了神童，这是为家乡增光，于是主动浼人执柯，将其长女许配与他。是时，谢无量亦秉学于汤寿潜。从此，谢与马同列门墙，相契无间。1901年后，谢与马在上海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介绍西方文化。这时，谢已在南洋公学与李叔同同班就学。因了谢的关系，李叔同始与马一浮相识，并成好友。这一机缘，对李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回到正文上来。及至1901年，22岁的李叔同还未获得过任何功名。因此进入南洋公学的际遇，他是很看重的。李叔同便在进入南洋公学特班后的第二年（1902）秋，遇上各省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他还是以李广平之名前去应试了。与他同科应试的，有后来相识并同为南社社员的王海帆先生（1845——1917，浙江余杭人，书画家）。

1902年，李叔同应浙江乡试所持之四十二号准考证上显示，他是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应试的。该证还显示，他是“平湖本城民籍”。李叔同三代以前即到天津，他又出生于斯，故其籍贯为天津，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上述准考证上所显示的，其祖籍或者说原籍，是浙江平湖县，这原来也是没有问题的。先前的各种辞书或相关书籍，凡提到李叔同的祖籍时，都是认同上述说法的，李叔同本人亦始终秉持此说。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关于李叔同的祖籍，却又冒出了个“山西”说，将原先明确了的问题，又悬揣迷惑了起来。李叔同祖籍究竟为何处，实有辨证之必要。

采用“山西”说的，主要是陈星先生，见于他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三部李叔同传记。概括起来，陈先生的依据和理由有三点：一是，李叔同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中说过：“我听郭氏老姨太太对我们家里的晚辈们讲过，说李家的祖上是由山西迁来的，靠串街卖布为生。……我还听家中的老保姆们讲，说我六七岁时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谱……” ^【26】李叔同次子李端则在《家事琐记》中提到，他从小就听老人们说，他们祖上“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随燕王扫北移民至天津的” ^【27】。二是，李叔同之父李筱楼，为建立山西会馆捐过钱。三是，1902年，李叔同为寄籍应考，“抑或许是他有意久居江南”，才在乡试时将籍贯填为浙江省平湖县，以后屡次这样填写，只是一种“将错就错”的行为。类似陈先生这种说法的，还有其他几位李叔同研究者，只是没有形诸文字罢了。

笔者以为，陈先生等学人的这三点依据和理由是难以成立的，依据和理由亦有三点：一是，在上引李孟娟转述的老保姆的闲谈中，原来在“说我六七岁时有山西人来天津认宗续谱”后面，还有这样一句关键性的话，被陈先生略去了，“但我祖父当时没有答应”。这是说，李筱楼的次子、李叔同的二哥文熙，并没有确认李家的祖籍是山西。至于李端将他家的祖籍系统远推到五百多年前的明朝洪武年间（即十四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后为明成祖的朱棣，当时还是就藩于北平的燕王，故有“燕王扫北”一说），说是在几次移民浪潮中，由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到天津的这种说法，像如今不少京、津、冀一带的人，往往将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当作其遥远的祖籍之地那样，就更是一种缺乏具体根据的笼统传说了（明朝初年，确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但迁徙到天津的，不一定都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二是，李筱楼系津门有名的慈善家，号称“李善人”，山西会馆又正建在他家附近，如果他为建馆捐过钱，那么也只能视作其众多慈善举动中的一项罢了，并不能以此证明他的祖籍就是山西。何况，从山西会馆旧址挖出的十一通沿革碑碑刻来看，在其所记历次重修的资助人名单中，并无李筱楼的名字。第三，更重要的是，李叔同填籍贯为浙江省平湖县，并非如陈星先生等所说，始于1902年乡试之时，更不是为了寄籍应考随意写上的。此前多年，他曾好几次这样写过。1896年，他为刊行《唐静岩司马真迹》亲自题签，并标明“当湖李成蹊署”。浙江省平湖县在19世纪末，并不是显赫有名之地，李那时也还未去过南方，但他不仅确认其祖籍为平湖，还知道该县之古治为当湖，故又常以当湖代称平湖，这能是偶然的认领郡望吗？1899年，李到沪的第二年，题诗赠名妓雁影女史朱慧百，朱以画扇回赠，并和其原韵，在跋语中则称“漱筒先生，当湖名士”（漱筒系李叔同的名号之一）。朱慧百称谓李叔同为“当湖名士”，自然是由于李叔同自报郡望的缘故。李别号惜霜，1899年，他以苏体书写己作《山茶花》诗，上钤“江东少年”“惜霜”“时年二十”等三方印章。从第一方印章上看，李叔同虽未直接说自己是浙江省平湖县人，但却明确地告诉人们，他是籍隶江东一带人。1900年出版《诗钟汇编初集》时，他内题“当湖惜霜仙史编辑”，序末又标“当湖惜霜仙史识”。1901年南洋公学招考时，应考条件之一是，考生应为江浙籍人。李叔同就是以浙江平湖籍人考入该校经济特科的。同年，李为金兰之友许幻园著《城南草堂笔记》作跋，文末又署“当湖惜霜仙史李成蹊漱筒”。也是在这一年，11月22日《春江花月报》所登诗钟启事中说：“题目：钱水烟袋由当湖霜仙史主课。”这些都是在1902年以前，李叔同自己确认郡望的史迹。由此可见，李在1902年应“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时，将籍贯填为浙江省“嘉兴府平湖县”，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说，只是为了寄籍应考之需，更重要的是，他确认那里是他的祖先居住占籍之地。自浙江乡试报罢后，李叔同仍始终将自己的籍贯写成浙江省平湖县，诸如：刊于1902年10月2日《笑林报》上的《照红词客介香梦词人属题采菊图，为赋二十八字》一诗，署名为“当湖惜霜”；1904年作《〈李苹香〉序》，末尾署的是“当湖惜霜”；1914年，加入西泠印社时所写《哀公传》说自己为“当湖王布衣”，等等。这些都证明不是如陈星等人所说的那样，是李叔同“将错就错”的行为，而是他确信其祖籍浙江平湖的一再表现。1915年，他为“乐石社”作社友小传，关于自己，说是“燕人或曰当湖人”。这里的“燕”字，系旧时河北一地（包含今天津和北京）的别称；李叔同说自己是“燕人”，是就其出生地而言；说是“当湖人”，则是就其祖籍而言。直到1938年他已59岁时，在所持的福建省晋江县颁发的佛教徒身份证上，“籍贯”一栏中填的依然是“浙江”二字。可见他自幼年至暮年，始终确认自己的祖籍是浙江省平湖县。

还可以当作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说证据的，是西泠印社所藏李叔同常用印和收入《李叔同印存》（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5月版）中，有几方印章也涉及他的祖籍所在地。这些印章的印文是“当湖惜霜”“当湖布衣”“江东后生”“吴郡子弟”等。前两方印文的含义再明白不过了。其中“当湖布衣”一方的边款刻的是：“息霜夫子先生命刻。”所谓“当湖布衣”，原是李叔同对自己的谦称。如此，这方印章也明确地说明了李叔同祖籍之所在。后面两方印章的印文，虽说得有些笼统，但也表明了李的祖籍地之大致方位。据平湖乍浦李氏后裔的回忆，关于李叔同母亲的姓名、出生地、家世、嫁与李筱楼的过程讲得尤为详细具体。这些虽然都是遥远的回忆，或者带有民间传说的性质，但在平湖乍浦镇有关于李叔同先祖的回忆与传说，这本身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该地与李之祖籍的关系。乍浦镇人还在杭州湾的外蒲山上，修建了一座“文涛亭”（李叔同学名文涛），以纪念与缅怀这位与他们有着历史渊源的文化名人。

再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李叔同的同学、同事、友人、弟子，如黄炎培、袁希濂、夏丏尊、姜丹书、范古农、柳亚子、刘质平等，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都说李的祖籍是浙江省平湖县。浙江嘉兴人范古农，更说李是他的“同乡人”（清末时，平湖县隶属于嘉兴府，今属嘉兴市）。

按通常的理解，所谓“籍贯”，是指某人出生于某省某县；而“祖籍”则是指其父辈以上的从出之地。以此共识，从“籍贯”上说，李叔同为天津人，而他的“祖籍”则为浙江省平湖县。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他的“祖籍”问题。

“山西”说之后，陈星先生又提出了“以母亲的籍贯为祖籍”说。陈先生在《说不尽的李叔同·乡关何处》中，由李叔同在《哀公传》自称“当湖王布衣”引申说：“李叔同生母姓王。李叔同有爱母情结人所共知，他一度愿意以母姓为己姓……所以李叔同当初把自己母亲的原住地视为自己的祖籍也是可能的。” ^【28】这是对李叔同自认祖籍“平湖”说的一种推论，看似在认同“平湖”说，其实是坚持“山西”说，否认“平湖”说的一种说辞。陈先生的这一推论中，包含着一个难以释疑的问题，即天津离平湖有数千里之遥，如果李氏家族本身与平湖一地没有历史渊源，李筱楼何以会从那么远的地方去迎娶王姓姑娘呢？王家能把姑娘嫁给他吗？为了调和“平湖”说与“山西”说的矛盾，或者说是干脆为了否定此二说，有学者又主张说，李叔同的祖籍，既不是山西，也不是浙江，而就是天津。关于李叔同的祖籍，既然有分歧，当然需要继续探讨，但必须有可靠的（而不是传闻的、推论的、想象的）史料作依据。笔者所不解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些学者就是不能认同李叔同本人（以及与之密切的师友、同事、学生等），关于其祖籍平湖，自少年至老年（而不是“一度”）一而再、再而三所作的白纸黑字的表述，而偏偏对李叔同个别晚辈的片言只语和传闻异词那样信之不疑呢？在笔者看来，关于其祖籍的表述，在李叔同的先辈或平辈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字的情况下，李叔同本人（以及与之密切的师友、同事、学生等）的表述，应该是最权威的。要说“确凿证据”，这就是最确凿的证据。为什么要绕开这些确凿的证据，让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为问题，而去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呢？

还是接着叙述南洋公学散学后李叔同的行谊。

1903年初，李叔同到上海圣约翰书院任教。这是一所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翰，为实践其推行高层次教育，于1879年将圣公会原辖的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的教会学校。初设西学、国学、神学三门课程，1892年添设正馆，教授大学课程。到1896年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的教学格局，为沪上唯一的高等学府。1906年在美国注册，正式命名圣约翰大学。进入20世纪后，该校更加发展壮大，成为拥有文、理、工、医、农5个学院16个系的著名大学。1947年向国民政府注册，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沪上其他高校。李叔同在圣约翰书院教授中文课程。他在那里结识了无锡人尤惜阴（1872——1957，名秉彝，号雪行，20世纪20年代末去南洋，后出家，法名演本，号弘如），并很快成了好友，后又成为道友。

南洋公学散学，断了李叔同有望可以步入准科举之途的经济特科。然而他仍想在这一道路上作一拼搏。1903年秋，李叔同长途跋涉前往开封（“桐达李家”曾在河南内黄县有祖传的盐引，那里自有相识可靠之人帮助），以李广平之名寄籍应癸卯科乡试。 ^【29】但李与科举、仕途无缘，和上次一样，这次乡试又以报罢而归。这样，也就杜绝了他的仕进之心、官宦之途。

比圣约翰书院还要早4年（1875），上海已建有格致书院。这所书院是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提议、中西绅商捐资，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和徐寿（1818——1884，江苏无锡人，西学译介者）等发起筹建，旨在“令中国人明晓西洋各种学问与工艺与造成之物”。始由徐寿主持院务，1885年起由王韬掌院。该院除日常课程（多为声、光、化、电、解剖、测绘、矿务、机器制造等西方学术与科技）外，还在《申报》上设一课试专栏，由沿海各关道、南北洋大臣命题季课和特课，3个月后发布课案结果，优者给奖。该院还连续9年编辑《格致书院课艺》，宣扬改良维新思想。以此，“四方风动，群彦云起”，掀起了一股绍介西方学术科技的热潮。1902年后又增设月课，一个半月后发布课案等级。格致书院与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并称清末上海三大“输入西洋学术机关”。李叔同刚到沪上不久——1899年春，就以成蹊之名开始参与格致书院的课试。及至1904年年底，整整5年间，他一共参加了12次课试。应答之题，时事洋务居多，西学次之，亦有史论。虽然李的课试文章没能留传下来，但从持续5年间应答的题目中，亦可看出其对西学之热衷和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他的课案是做得不错的。在12次征答中，8次获奖，其中一次获超等第一名，一次获第一名，三次获第三名。 ^【30】

不再应答格致书院课试后，李叔同又以惜霜之名参与过商务印书馆的征文比赛，并获二等奖，奖金50元。应征的题目有两个，一是：“我国各地交通不便，语言因以参差。今汽车汽船既未遍通，有何良策使语言齐一欤？”二是：“学堂用经传，宜以何时诵读，何法教授，始能获益？”李的这次应答作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05年5月第4期附录之《商务印书馆征文》。李的第一题应答作文，先是论说了语言变迁与人类进化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语言歧异不一，“既靡合群之力，无复爱国之想”，其“渐灭之原，实基于是”。“黑奴红种”之命运，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因此，“晚近以还，踸踔之士，佥念语言歧异之为我国大谬也，于是有改良语言之议”。针对我国当时汽车、汽船尚未遍通所造成的语言歧异的情况，李叔同以为，不能“听诸自然”，而应“假诸人力”，使之逐步走向齐一。他说“假诸人力”，则“必自教育始”。教育之道则有二：甲为“设官话学堂”，乙为“学堂设官话学科”，二者之中，“乙为先”；而“设官话学科于中学、小学，不若设于蒙学”。这不只“年愈稚，习语言愈易”，而且便于“教育普及”和“兼通文法大纲”。关于如何教授官话，李叔同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比如：设立官话讲习所，“择通达国文而能操纯官音者”，授之以教授官话的方法；根据各省土音不同，编写因地制宜的官话教科书，“盖教授官话，必用土音为之比较也”；编写教科书时，还需注意“异音”“异字”“异文法”之区别和学习之不同次序，等等。李还以他在圣约翰书院教授中文课程“译俗”一门为例说，只要将教员用土白改为用官话诵出，让学者记录下来，或仍用土白诵出，而让学者用官话译出即可。在本题作文末尾，李又以感慨之言，如此振聋发聩地提醒国人说：

乌乎，英墟印度，俄吞波兰，佥以灭绝国语为首务。然则国语顾不重哉！文明之进步系于是，国家之安危亦系于是。改良齐一，未可缓也。我国数稔以还，负床之孙，乳臭未脱，辄能牙牙学西语，趋承彼族，伺其颦笑，极奴颜婢膝之丑态。及闻本国语言，反多瞠目结舌不解者。沉沉支那，哀哀同胞，其将蹈印度之覆辙邪，抑将步波兰之后尘耶？

从本题作文中，我们既能深切地领略到李叔同当时的忧国忧民之思，还可看出其在推广官话一事上的远见卓识。他在文章中说：“官音以北京音为准，非指各地官音，言亦非指北京土音言。” ^【31】这在当今已是常识，但在一百多年前，能如此认知者，恐怕不是很多吧。

李叔同应答第二题的文章，题为《学堂用经传议》。 ^【32】文章一开头，指出了自秦汉以来，在经传的运用上，先后出现的两种弊端，一是，“骛其形式，舍其精神”。他说，由于“门户攸分”而“入主出奴”，及其末流，则以“笺注相炫，或以背诵为事”。二是，欲矫前弊者，则又“鄙经传若为狗，因噎废食，必欲铲除之以为快”。二者“皆偏于一，非通论也”。至近今学堂，虽有定章，特立十三经为一科，然“迹其方法，笃旧已甚，迂阔难行，有断然者”。李叔同“沉研兹道有年”。他根据历来所见所闻种种弊端，及其自身“沉研”和在圣约翰书院教学的体会，提出了学堂用经传的两种方法。一是“区时”。所谓“区时”，就是要针对受学者年龄及程度，循序渐进地安排蒙养、小学、中学时期学习十三经的次序。二是“窜订”。也就是除了《诗经》（它可以“作唱歌用，体裁合适，无事删润”）、《尔雅》前四篇等，其他经传原文，均应“删其冗复，存其精义；窜其文词，易以浅语”，以编订精要易懂的教科书。李叔同还以为，经传教科书，宜用问答体。采用这种体裁，较之章节体，“眉目清晰，条理井然”，学者读之，容易领会。李还对经传的删润比例，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学堂用经传议》一文，显示了青年李叔同在经传上的深厚学养（他在文章中对每一经的要义都进行了准确的概括），也表现出了主张变革的进化论思想（前一题应答文章《中国语言齐一说》中亦贯穿着这一思想）。他对“笃旧小儒”的言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

（这类人）其斥人辄曰：“离经叛道”，是谬说也。经者，世界之公言，而非一人之私言。圣人不以经私诸己，圣人之徒不以其经私诸师。兹理至明，靡有疑义。后世儒者，以尊圣故，并尊其书。匪特尊其书，并其书之附出者亦尊之，故十三经之名以立。……（而笃旧小儒）以为圣贤之言，亘万古，袤九垓，断无出其右者，且非后人可以拟议之者。虽前人尊其义，因重其文；后儒重其文，转舍其义。笺注纷出，门户互争。《大学》“明德”二字，汉儒据《尔雅》，宋儒袭佛典，其考据动数千言。秦延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万言。说“曰若稽古”四字三万言。甚至一助词、一接续词之微，亦反复辩论，不下千言。一若前人所用一助词、一接续词，其间精义，已不可枚举。……

针对此种学风，李叔同又说：

……晚近以还，新学新理，日出靡已，所当研究者何限，其理想超轶我经传上者又何限！而经传所以不忍遽废者，亦以国粹所在耳。一孔之儒，喜言高远，犹且故作伟论，强人以难。夫强人以难，中人以下之资，其教育断难普及，是救其亡，适以促其亡也。……

李叔同之所以提出上述删窜的“变通之法”，正是崭国学之长存。李在谈完学堂如何使用经传的见解后，于文章末尾所说的一段话中，更突出地表现了他的进化论思想。这段他称之为“附书的臆见”是：

乌乎，处今日之中国，吾不敢言毁圣经，吾尤不忍言尊圣经。曷言之？过渡时代，青黄莫接。向之圣经，脱骤弃之若敝屣，横流之涡，吾用深惧。然使千百稔后，圣经在吾国犹如故，而社会之崇拜圣经者，亦如故，是亦吾所恫心者也。不观英儒颉（硕）德之言乎：“物不进化，是唯母死。死也者，进化之母。其始则优者胜，劣者死，厥后最优者出。向所谓优者，亦浸相形而劣者死。其来毋始，其去毋终。递嬗靡已，文化以进。”我族开化早于他国，二千稔来，进步盖鲜。何莫非圣经不死有以致之欤！一孔之士，顾犹尊之若鬼神，宝之若骨董，譬诸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亦未审天演之公例也。前途茫茫，我忧孔多。

李叔同的这段“臆见”，置诸21世纪之今日，亦不过时。

李叔同先前就读的南洋公学，原有外院（附属小学）、中院（属中学性质）、上院（属大学性质）和师范院四院。李上的特班属于专科性质。其时，该校师范院出身的沈心工，系附属小学的教师。从传统意义上说，沈与李是师生关系。沈曾执教于圣约翰书院。李在南洋公学散学后也到该院担任教师，是不是沈的推荐，现在虽无史料可以证实，但这是很有可能的。由于他曾深刻地影响了李叔同日后艺术生活的走向，因此有必要作些相关的介绍。

沈心工（1870——1947），上海人，原名庆鸿，号叔逵，笔名心工。经过县考、府考，中过秀才。1902年自费前往日本学习西洋音乐，一年后回国，很快成了中国现代学堂乐歌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虽然说，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现代音乐开始由传教士传入上海、广州等城市，但那大多是在教堂中演奏的“圣歌”之类的教会音乐，报刊上介绍的也都系教会音乐的知识。这种与宗教相结合的音乐，不能在民间生根，也很难为中国人所接受。因此，直至19世纪末，中国音乐界流行的还是工尺谱，并无现代的科学的作曲法。正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在戊戌变法期间，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同时，提出了推广西方近代音乐和改革中国音乐的主张。康在1898年的《请开学校折》中，要求把“歌乐”列为学校教育的普通课程； ^【33】梁亦强调要改造国民素质，“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 ^【34】。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审美要求出发，在批判封建礼乐的同时，也提出了变革传统音乐和学习西方近代音乐的主张，以使音乐服务于他们正在进行中的反清革命。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20世纪初期，沈心工、曾志忞（1879——1929，又名泽霖，号泽民，出身于上海一巨商家庭，其父为追随康、梁的著名“立宪派”人士）等一批曾留学日本的有志青年，将他们所掌握的西洋近代音乐知识和作曲法带回国内，在《江苏》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予以介绍，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等学校中传授，并编出《学校唱歌集》和《教育唱歌集》等作为示范。此后，中国音乐界才开始出现按现代作曲法编谱的学堂乐歌。

沈心工从日本回来后，除了继续在南洋公学及其附属小学等学校教授乐歌课和音乐课，他还走向社会普及现代音乐知识。1904年春，他开办了一个乐歌讲习会，为期两个月。李叔同亦参加了讲习会，学习音乐知识。在讲习会中，他初步学习了西洋音乐知识，并掌握了风琴演奏法和现代作曲法，并很快有了自己的创作成果。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音乐道路上，沈心工是李叔同的启蒙老师。这就是为什么，李在日本编刊《音乐小杂志》时，要专门刊登启事，征集沈心工的相片，并许诺将以自己的画作回赠了。

自南洋公学散学，李叔同一直牢记着蔡元培先生的嘱咐，要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帮助那些有志求学而未能就学的青少年，使他们有机会补习进修。1904年秋，李叔同与黄炎培、穆杼斋、穆藕初等发起成立沪学会，推举德高望重的马相伯为会长，龚子英为经理。

马相伯（1840——1939），名良，以字行，江苏丹徒人。青年时入上海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受“神修”训练。他整整学了8年，举凡法文、拉丁文、理化、数学，以及种种新知识，无不融会贯通，毕业时名列前茅，获神学博士，由教会授神职为神甫。法国驻沪领事馆，拟聘马相伯为翻译，待遇优厚，马力辞不就，说学了法文是为中国人办事的。马治拉丁文颇有心得，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等都曾师从学习。1872年，马相伯担任刚成立的上海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前身）校长。此后，除一度当过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马相伯于1903年创办的震旦学院，由于接收了邵力子等一批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和革命青年，致使学院的革命色彩一时浓重，引起教会的不满，剥夺了他主持院务的权力。马又另行创办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有复兴震旦之意。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马代理过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九一八事变后，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为营救沈钧儒等“七君子”不遗余力。沈等出狱后，到南京拜谢马相伯，题词曰：“惟公马首是瞻。”冯玉祥曾身穿上将军服，为马相伯推车。其受人尊敬的情景，于此可见一斑。马相伯于1939年去世，被尊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马相伯之弟马建忠，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的作者。沪学会经理龚子英（1879——？），名杰，诸生，江苏苏州人。曾任苏州铁路公司总稽查员、上海《时报》记者，民国后任江苏财政司司长等职。他擅长数学，有《立方奇法》《求一捷术》各一卷。另著有《古歌解》，可见其对古代乐歌的喜爱。1905年春，龚因事离沪，学会日常事务由李叔同代理。 ^【35】

沪学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字任之，清末举人，李叔同南洋公学同学。公学散学后，回家乡创办川沙小学、开群女学，并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3年6月的一天，黄在浦东南汇新场镇举办演讲会，宣传革命思想。当时，正值“《苏报》案”发。章太炎等在该报发表推荐邹容《革命军》一书的序言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鼓吹反清革命，批判康、梁保皇谬论，清政府以文章中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等文字，指为“污蔑皇帝，大逆不道”，谕令上海道会同租界工部局，逮捕章太炎，邹容后亦入狱，《苏报》被查封。黄炎培在此时举办演讲活动，自会引起当局的注意，招致衙役前去缉拿。好在有演讲会发起者之一、当地基督教堂牧师的营救，黄得以逃脱远走日本。这一事件被称为“《苏报》案”之余波。原《苏报》主笔、后主办《民国日报》的章士钊，刊出《南汇之风云》，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经过。黄于次年回国后，加入同盟会，并任该会上海干事。他参与发起成立沪学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1906年后，黄与教育家杨斯盛创办浦东中学，并任首任校长。辛亥革命后，黄曾任江苏教育司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议员等职。1917年后，黄先后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学校等多所职教学校；1945年参与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黄主张“教育救国”，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一生于此贡献良多，为人称道。

沪学会的另外两位创办者为穆氏昆仲，江苏上海县（今属上海市）人。兄穆杼斋（1875——1937），名湘瑶，又字恕再。其家世以种田为生，到他父亲一辈，曾在上海十六铺开设一花行，家道始富。但不久破产，又入困顿。穆杼斋于1903年应癸卯乡试，中武举人。他曾任江苏咨议局议员、省议会议员、上海市议员；1915年后先后创办德大纱厂、恒大纱厂、中华第一窑厂等企业，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实业家。其与李叔同、黄炎培等在南洋公学共读期间，经常称道乃弟藕初如何好学有志气，藕初亦常去南洋公学看望其兄，李叔同等便与之相识。穆藕初（1876——1943），名湘明，以字行。13岁失学后，入棉花行当学徒。在十多年清贫的学徒、小职员生涯中，他坚持自学，且入夜校半工半读，学习英文。1900年考入海关后，他又博览群书，开阔眼界，立志求西学图自强。1909年，穆由朱志尧（1863——1955，上海人，著名实业家）等资助赴美留学，专攻农科和企业管理。1914年获农学硕士回国，先后在上海、郑州等地创办纱厂和纱布交易所、棉种改良会等，成为名闻中外的实业家。穆藕初有了钱，不忘社会公益事业，于教育文化尤为热心。他曾创办多所中小学，捐银5万两资助罗家伦等十余名青年出国留学，长年资助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学校。为给俞振飞等提供学艺条件，他曾筑“韬庐”于杭州；1921年，创办昆剧传习所于苏州，造就了昆剧“传”字辈一代艺人，还出资为俞粟庐灌制唱片，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20世纪20年代末，穆藕初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在推动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引进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紧要关头，曾多次关注和评价这位爱国实业家的行动，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与封建军阀的斗争中，穆藕初作为“新兴的商人派”代表人物，虽在“非革命的民主派”之列，却是能与革命的民主派一起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36】 1936年，当外患日逼之时，毛泽东于是年8月14日致信时在上海恢复中共地下党活动的冯雪峰，专门交代他：“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一有端绪，即行告我。” ^【37】可见穆藕初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风云变幻的时局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抗战期间，穆藕初担任上海救济委员会给养主任，筹供难民给养，还亲赴前线慰问抗敌将士，备极操劳。他创造的“七七”手动织机，为推动后方生产做出了贡献。1943年9月19日，穆藕初病逝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称他“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值得我们深深纪念”。冯玉祥、董必武、黄炎培、蒋梦麟、鹿钟麟、章乃器等五百余人出席追悼会。

李叔同、黄炎培、穆藕初等创立的沪学会是一个民间的教育社团，其宗旨为“研究学术”“以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图谋学界之公益”，宣传“各种致富图强之要旨，期增进群众知识”，“更力倡武学，举办兵式体操”。 ^【38】依据其宗旨，沪学会设有义务小学，招收贫困子弟入学。李叔同在会中主持其事。学会还举办演讲会、编演文明戏等，提倡女权、民权。李叔同早年就酷爱戏剧，在天津时向孙菊仙、杨小楼、刘永奎等名角学过京剧，票演过《落马湖》《蜡庙》等武生戏。近年他又在上海舞台出演过《黄天霸》《白水滩》等剧目。沪学会采用戏剧形式宣扬移风易俗，正合李叔同的兴致。他写了《文野婚姻新戏册》，并系诗四首。第三首和第四首是：

河南河北间桃李，
点点落红已盈咫。

自由花开八千春，
是真自由能不死。

誓度众生成佛果，
为现歌台说法身。

孟旃不作吾道绝，
中原滚地皆胡尘。

前一首倡导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对生命之意义——“是真自由能不死”；后一首阐明了利用戏剧等文艺形式之重要——“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一句，既有种族革命的含义，也有抗拒外国入侵的意向。但在后一首中，却也流露出李叔同的佛教倾向。

在沪学会工作期间，李叔同邀请沈心工来会开设乐歌课程，自己也一起听讲，继续接受西洋音乐的启蒙，并开始了歌曲创作的实践。当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需要大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抵制美货”“抵制日货”运动初起，李叔同为沪学会作词配曲《祖国歌》一首。歌词曰：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李叔同将民间曲调《老六板》减慢为四四节拍，配入歌词，创作出他的这首乐歌处女作。《祖国歌》由于“词曲贴切，主题鲜明，富有民族特色”“歌颂了我幅员辽阔的华夏古国，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经教唱，即由沪学会传遍沪上，传遍全国，首创了国人用民族曲调配制乐歌的新风，李叔同也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乐歌音乐家”（秦启明语）。李叔同后来的门生丰子恺，在回忆当年情景时说，他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外患日逼、屡遭国耻之际，“那时民间曾经有‘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运动。我在小学里唱到这《祖国歌》的时候，正是‘劝用国货’的时期。我唱到‘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的时候，和同学们肩扛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用国货’时的情景，憬然在目。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着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正是其中之一”（《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 ^【39】）。从丰子恺的回忆，可以看出20世纪初，《祖国歌》和它的作者李叔同影响之一斑。

沈心工编写的《学校唱歌集》和另一位音乐教育家曾志忞编写的《教育唱歌集》于1904年分别在上海和东京出版后，在新兴学堂中风行一时，也引起了李叔同的注意。他以为沈、曾二氏“绍介西乐于我学界”（指他们引进了西方现代作曲法），确实值得称道。但他又觉得，这两本歌集中的歌词，“佥出今人撰著，古义微言，匪所加意”，令他“心恫焉”。这样，他打算从中国古典诗词中选择若干篇章，配以西洋或日本曲调，编谱一本《国学唱歌集》。

4．走马章台

像同时代的不少公子哥那样，李叔同也有捧坤伶、走章台的习气。来沪后，此好依旧。1900年春，他应义兄许幻园之请，住进了城南草堂，一家人与许氏夫妇相处得融洽无间，有欣遇知己之感。但他不能忘怀于花街柳巷、青楼妆阁。1901年，他进入南洋公学，当年又做人父，秦楼楚馆的兴致却仍无收敛。两次乡试不第，南洋公学散学，情绪的郁闷、前途的茫然更促使他在声色犬马场中自我麻醉。他与沪上名妓李苹香、朱慧百、谢秋云、语心楼主人，乃至老妓高翠娥等辈多有交往酬唱。以上海之大、名妓之身价，即使有才、有钱吧，也不是轻易就能登楼入室的，李叔同之所以能与她们时相厮磨，卿卿我我，不也反映了他彼时彼地的兴致所向和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吗？虽然说，其间确有这样的因素，“庚子辛丑以后，国事日非”，李叔同“一腔热血，无处发泄，乃寄托于风情潇洒间，以诗酒声色自娱”（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中语）。然而，将悲愤“寄托于风情潇洒间”，毕竟是一种变态的生存方式。况且，李自己说过，自20至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那“幸福”如果是指家庭的温馨，为何又要去寻花问柳呢？如果其中还包含着声色自娱的满足，就很难说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了。

李叔同之所以流连于声色场中，除了沾染有公子哥的习气，和以此方式发泄苦闷、舒解郁结之外，还与他特定的思想观念有关。这是可以从他1904年（甲辰）春，为铄镂十一郎著人物传记《李苹香》一书所写序言中看出来的。这位传主，即为当年李叔同经常涉猎的沪上名妓之一。

为李苹香作传的铄镂十一郎何许人也？与李叔同又有什么关系？据“补白大王”、文史专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第3936条中记载：“章士钊著有《李苹香》一书。”再者，1903年时，原在南京陆师学堂就学的章士钊、林砺等四十余名学生，受上海南洋公学学潮影响，集体退学后到上海加入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社，李叔同亦不时出入爱国学社，章得与李相识。从这些情形推测，由李作序的《李苹香》一书的作者铄镂十一郎，很可能就是章士钊的化名。

李苹香为20世纪初沪上名妓之一，尤以才女之誉称名艳炽于风流文人之中。原姓黄，名碧漪，字鬘因，小字梅宝。身入乐籍后，曾化名李金莲、李苹香、谢文漪等，以李苹香一名最著，阁号天韵（有《天韵阁诗选》《天韵阁尺牍选》出版）。其先祖系安徽徽州望族，至父辈家道中落，迁往浙江嘉兴县。

李苹香天资聪颖，自幼志在纸墨笔砚、诗词文章。性情沉静温柔，不苟言笑，终日手持书卷，吟哦不已。8岁即解排比声律之学，初作小诗，单词断句传诵于人。当地一位名宿偶见其作，讶然拍案，说是“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其倾倒者有如此。二八之年，援系求亲之人纷纷上门，均遭其父母拒绝。声言他们的女儿有志向学，富于才思，应当为她觅下佳偶才是，犹如“赵王孙之与管仲姬”，方能称心如愿。李苹香亦以此窃喜，待价而沽。其间，苹香舅父（一无赖之人）曾以计诱惑，将其卖给同邑一富贵之家。这家人虽有素封之望，但人品不洁，苹香侦破内情，誓死不从。想不到的是，后来一次偶然的受骗失足，致使其一生烟花飘荡，不能自已。

“雀屏之选，难得其人。”待字闺中的李苹香，不免有怀春之情流露。她的母亲更为女儿佳婿难觅而几以成疾。1897年春天，在上海经商的西洋人举行赛马会，李苹香在母亲和异母兄弟的带领下前去观看。此行既是为了消遣散心，也有相攸择婿的用意。玩乐的时间久了，盘缠差不多已经花光。当时，在他们隔壁住着一位潘姓客，是邻县嘉善人。此客年已三十，貌丑而善于修饰，又工于逢迎，善解人意。他发觉了李苹香一家三人困于旅馆，欲归不得，便怂恿黄家兄妹继续外出冶游作乐，由他慷慨解囊，并在生活上时时予以周济。潘的言行表面上很是义气，内里却在架设着圈套，他是盯上了少女李苹香。没过多久，这位姓潘的人果真表明了本意，谋以李苹香归他为妻。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黄家母子无法拒绝，而李苹香本人又被潘的表面殷勤所蒙蔽，听从了母兄之命，终致失身于人。

这个后以潘郎称呼的无赖，其实早有家室儿女。原配夫人得知其养了外室，当然不会等闲视之，善罢甘休，在乡里造足了迫使其丈夫不得归家的舆论。潘郎其人既无长技，又无恒产，不过是个做做小生意糊口的白相人。李苹香是骗到手了，老家却不能再返，无奈中带着李家三人去了苏州。潘郎本是慵懒之辈，在生计无法维持的窘况中，不去寻找正当的门路，竟动员李苹香投身勾栏瓦舍充当妓女，自己则甘为龟奴。李苹香却也接受了这一命运安排。她以为，既然已经失身于人，再往前迈出一步，也没有什么差别，等过一段生活好转以后再作打算。但她自己难以料到的是，走出了这一步，就会在风尘路上一发而不再回归。

1901年春，李苹香与潘郎由苏州移居上海。开始当么二妓，后由一位富贵之人出资，将其擢拔为长三妓。从此，李苹香便以诗妓之名，高举艳帜，招蜂引蝶，芳名大噪于申江。曾有无聊小报《春江花月报》戏开草榜，在300名长三妓中，将李苹香列为“传胪”，可见其艳帜之引人注目。报上还讥讽其不能割舍“鸠形鹄面鹑衣百结”的丈夫，乃是“处辱若荣”“此才可惜”。其间，曾有富春名山民者（据说是东汉那位以隐居垂钓、不与当局合作而出名的严子陵的后裔），因倾倒于李苹香之诗才和性情，曾想娶她为妻，但终因李苹香既有丈夫，又身靠着一个有财有势的大员而未能如愿。不久，嘉兴老家来人控告其有辱黄氏宗族，加上龟奴潘郎殴打嫖客等事，李苹香被收审羁押，结案后由父亲领回嘉兴。本该由此洗心涤虑，从良归正吧，但此时的李苹香已不能把握自己，仅仅过了半个多月，又潜回上海。蛰居了一段时间，她又重张艳帜，一本故我。

铄镂十一郎（章士钊）的《李苹香》一书，写了传主陷入乐籍的前前后后，意在惋惜这一才女的所遇非人、所遇非时，感叹着她从不幸遭逢到自我沉沦的悲哀。

1901年初夏，李叔同由天津探亲返回上海。刚在沪上乐籍中声名大噪的李苹香，也引起了这位早就涉足北里走马章台的公子哥的兴趣。前说山民其人，或许就相识于李苹香的天韵阁。有一次，山民觞客于天韵阁，座客有铁鹤、璱、冷钵斋主、补园居士等，号称惜霜仙史的李叔同亦在其列。酒阑之际，几个人即席赋诗，书赠李苹香。李叔同先吟出七绝三首，铁鹤、冷钵斋主、补园居士唱和后，又有和补园居士韵七绝四首。这七首绝句均未见于1991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弘一大师全集》和其他李叔同的韵语类作品集。 ^【 ⁴ ⁰ ^】现引录如下，以补阙漏。

沧海狂澜聒地流，
新声怕听四弦秋。

如何十里章台路，
只有花枝不解愁。

最高楼上月初斜，
惨绿愁红掩映遮。

我欲当筵拼一哭，
那堪重听后庭花。

残山剩水说南朝，
黄浦东风夜卷潮。

河满一声惊掩面，
可怜肠断玉人箫。

慢将别恨怨离居，
一幅新愁和泪书。

梦醒扬州狂杜牧，
风尘辜负女相如。

马缨一树个侬家，
窗外珠帘映碧纱。

解道伤心有司马，
不将幽怨诉琵琶。

伊谁情种说神仙，
恨海茫茫本孽缘。

笑我风怀半消却，
年来参透断肠禅。

闲愁检点付新诗，
岁月惊心鬓已丝。

取次花丛懒回顾，
休将薄幸怨微之。

1901年秋天，李苹香有诗赠李叔同，书箑请正。诗云：

潮落江村客棹稀，
红桃吹满钓鱼矶。

不知青帝心何忍，
任尔飘零到处飞。

风送残红浸碧溪，
呢喃燕语画梁西。

流莺也惜春归早，
深坐浓阴不住啼！

春归花落渺难寻，
万树浓阴对月吟。

堪叹浮生如一梦，
典衣沽酒卧深林。

满庭疑雨又轻烟，
柳暗莺娇蝶欲眠。

一枕黑甜鸡唱午，
养花时节困人天！

绣丝竟与画图争，
转讶天生画不成。

何奈背人春又去，
停针无语悄含情。

凌波微步绿杨堤，
浅碧沙明路欲迷。

吟遍美人芳草句，
归来探取伴香闺。

由此看来，在李苹香收审羁押以前，李叔同与这位名妓是过从甚密的。

除了公子哥的习气，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致使李叔同一度频繁地出没于声色场中呢？在他为铄镂十一郎著《李苹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透出了一点儿信息。这篇序言是从龚自珍（字璱人）的《京师乐籍说》一文谈起的。

乐籍，亦称乐户，原是对古代官妓和妓院的称谓，后泛指一切官方允许或不允许的妓院和妓女。我国最晚自三国时起，即有此类社会现象。《魏书·刑罚志》上说：“诸强盗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封建统治者将那些因触犯法令或受牵连的妇女强行收入官府，令其学习歌唱吹弹，以供他们寻欢作乐。可见乐籍的设立，开始只是一种惩罚性措施，入籍妇女的活动范围也仅仅局限在宫廷官府。唐宋后演变为统治者以声色愚民、控制社会舆情的特殊形式。既然官方不予禁止，且在提倡，社会上也就有了专操此业的人。

千百年来，乐籍对道德情操的腐蚀可谓大矣，但“论世者多忽而不察”。清代龚自珍痛感于此，写下《京师乐籍说》。文章着重谈的是乐籍对士类所起的箝塞作用。他说：

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师，以其人民众多，非一类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余户入乐籍。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乌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材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

当然不是说，乐籍一立，世上再无“论国是，掣肘国是”之英雄豪杰。正如龚自珍在文中所说，能被乐籍牢笼的，只是“千百中材”而已，真正的英雄豪杰，是不会受其影响的。在龚自珍看来，历代统治者允许乐籍的存在，目的是利用它来泯灭志士仁人的才情斗志，使其不再“论议军国臧否政事”和写作以此为内容的文章。李叔同的见解，与龚说恰相反对，截然两歧。又由于他以为“龚子之说，颇涉影响”，有碍于文明的发达，因此借为人作序之机，写了与龚说针锋相对、为乐籍辩护的文章。这篇序言亦不见于《弘一大师全集》，故有必要将全文引录在这里。

向读龚璱人《京师乐籍说》，渊渊然忧，涓涓然思，曰：乐籍祸人家国，其剧烈有如是欤？既而披欧籍，籀新理，乃知龚子之说，颇涉影响。曷言之？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时乎文化惨澹，民智啙窳，虽有乐籍，其势力弱，其进步迟。卑卑之伦，固尟足齿。若文明发达之国，乐籍棋布，殆遍都邑。杂裙垂髾，目窕心与。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力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说者疑吾言乎？曷观欧洲之法兰西京师巴黎，乐籍之盛为全球冠，宜其民族沉溺于兹，无复高旷之思想矣。乃何以欧洲犹有“欲铸活脑力，当作巴黎游”之谚？兹说兹理，较然甚明，奚俟刺刺为耶！唯我支那文化未进，乐籍之名，魁儒勿道。上海一埠，号称繁华，以视法之小邑，犹莫逮其万一，遑论巴黎！岂野蛮之现象固如是，抑亦提倡之者无其人欤？友人铄镂十一郎，新撰一小册子，曰《李苹香》，邮函索叙于余。余固未见其书，无自述其内容，第稔李苹香为上海乐籍之卓著者，君撰是册，亦非碌碌因人者。不揣梼昧，摭拾西哲最新之学说，为读是书者告。夫惟大雅，倘亦韪兹说欤？甲辰春杪，当湖惜霜。

在如何看待乐籍一事上，李叔同采取的是辩解、提倡和自身投入的态度。与龚自珍相比，他的思想观念是后退了。导致其持此观念与态度的原因，在于他颠倒了乐籍与文明的关系。从总体上说，乐籍并非诱使文明发达的因素，而是文明发达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社会消极现象。这种现象非但不是文明的象征，恰恰是其赘瘤之一。李叔同举出法国的例子，也是似是而非、倒果为因的。法国自18世纪后的文明进步和富于“高旷之思想”，来源于它近代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的兴盛，并不是由于“巴黎乐籍之盛为全球冠”的缘故。至李叔同所谓“杂裙垂髾，目窕心与，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力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和“欧洲犹有‘欲铸活脑力，当作巴黎游’”之类的说法，则是类似弗洛伊德的性爱观念（其所谓“西哲最新之学说”）了。但弗氏也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爱与文艺创作的关系立论，并没有引申出乐籍乃促进文明的因素这类偏颇、极端的主张。法国确有诸如小仲马、莫泊桑、左拉、福楼拜等作家以妓女生活为题材，写出了举世闻名的作品，成为法国近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家的创作契机，或许与其体验过乐籍情景不无关系，但其作品绝非对乐籍的肯定。他们在作品中有时也流露出对妓女的赞美之词，但那是从正人君子和蹂躏女性者与妓女们的某些品格之比较上落笔的，赞美后者，是为了加重对前者的嘲讽与鞭挞的力度。否则，他们只能写出有如龚自珍所说的那类“奁体词赋”与“游戏不急之言”了。李叔同在20世纪初是肯定和赞赏乐籍的，但当其在乐籍中“精神豁爽，体力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之后写出的，也只能是我们在前面引述过的那样一类奁体式的诗词作品。

李叔同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曾有过忏悔（他有“悔煞欢场色相因”的诗句），但忏悔归忏悔，行为归行为，在沪几年间，他对欢场色相一直是追逐和沉湎的。有些时候，他也议论别人，比如说“××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1903年致许幻园信）。实际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他所说的“××”相较，虽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其在花丛中往返则一。对一个后来出家成了高僧的前贤，我们不应该苛责其青年时代的荒唐，但也无须刻意回避或曲加回护。李叔同之所以后来出家归佛，恰恰与他青年时代的这种生活方式有关，是觉悟后的一种反拨。这是后话，暂且不作细说。

5．“幸福期”终结

李叔同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转眼间结束了。

1905年3月10日，王太夫人肺病晚期不治，在城南草堂去世，年仅46岁。叔同在母亲临终时，正上街置办棺木。回来一看，母亲已经不在了，他“没有亲送”。这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后来，每当他讲起母亲去世的情形，常常流露出未散的余哀。

叶落归根，入土为安。使先人安息，乃人子之天职。这年7月，李叔同在沪学会附设之义务小学举行休业式后，扶灵携眷，带着全部家什，乘船返回天津。

五六年来，李叔同在上海独立门户，一家人得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又有了准儿和端儿，母亲还过得舒心愉快。但她已经走了，这么年轻就走了……一路上，叔同想到这些，心情是郁闷的、茫然的。尤其是送母亲返回故土，那里的家人将会怎样迎候她的亡灵，使她体面地回归泥土呢？这是眼下叔同最为忧虑也最无把握的事。……

母亲的灵柩已经运抵天津，但文熙与叔同兄弟俩的意见不能统一。作为儿子，叔同当然要求将灵柩移入宅内，二哥则坚持旧规，“外丧不进门”。经过亲友们调停说合，达成妥协，灵柩进入旧宅，由门房老张爷张顺吊线找正，安置于客厅正中。随后择日开吊出殡。

李叔同为母亲举办的丧仪，当时天津《大公报》记者，曾于7月底8月初，连续三次作了报道。第一次，7月23日以《文明葬礼》为题先作预告。报道说：

河东李叔同君广平，新世界之杰士也。其母王太夫人月前病故，李君特定于本月廿九日开追悼会，尽除一切繁文缛节，别定新仪。本馆已得其仪式及哀歌，因限于篇幅，俟再登录。

越日，以《天津追悼会之仪式及哀歌》为题，报道说，追悼会“备有西餐，以飨来宾”，并录入李叔同所拟下列《哀启》全文。

启者，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

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定新仪如下：

（一）凡我同人，倘愿致敬，或撰文诗，或书联句，或送花圈花牌，请毋馈以呢缎轴幛、纸箱扎彩、银钱洋圆等物；

（二）诸君光临，概免吊唁旧仪，倘愿致敬，请于开会时行鞠躬礼；

（三）追悼会仪式：（甲）开会，（乙）家人致哀辞，（丙）家人献花，（丁）家人行鞠躬礼，（戊）来宾行鞠躬礼，（己）散会。同人谨启。

同一天，《大公报》还刊登了两首哀歌，一为《追悼李节母之哀辞》，歌词是：

松柏兮翠蕤，凉风生德闱。母胡弃儿辈，长逝竟不归？儿寒复谁恤？儿饥复谁思？哀哀复哀哀，魂兮归乎来！

另一首为《上海义务小学学生追悼李节母歌》，除了表示哀痛，反复彰显逝者的柏操贤德，其中“节母遗命以助吾学堂”一句，透露出所称上海义务小学，就是李叔同曾遵照母亲遗嘱，为其提供过资助的。从内容看，可以肯定前一首哀歌的歌词、歌曲系李叔同所作，后一首也可能出自他的手笔。8月2日，天津《大公报》又报道追悼会的现场（《记追悼会》），到会者四百余人，其中有奥工部官阿君、医官克君（叔同家处当时奥租界，其兄文熙还是租界华人组织的董事），高等工业学堂顾问官藤井、松长、单信仁司马、学务处总办严范孙，高等工业学堂监督赵幼梅，以及各学堂校长、教员等大半与会。中外来宾中，多一时之显要名流，“可云盛矣”。报道还说，“所收挽联哀词二百余首，闻将付印，以广流传”。用致悼词的方式替代孝子跪地读祭文；全家未穿白色孝袍，改穿黑色衣裳送葬；由李叔同在灵堂钢琴伴奏，请一班儿童合唱前述之两首哀歌，替代家人亲戚无休止的嚎啕长泣……李叔同为母举办丧仪的形式显得十分新鲜，在亲朋中和社会上引起轰动，说是“李三爷办了一件奇事”。从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和报纸报道看，“桐达李家”和李叔同的社会地位与声望，确非一般。20世纪初，李叔同以革故鼎新、追求新潮闻名，即在丧仪这类事物上，他也是不愿意循规蹈矩、沿袭俚俗的。而《大公报》之所以能作追踪报道，也显示了这家报纸站在时代前沿的良好倾向。

李叔同曾对他后来的学生丰子恺说过，母亲一死，他在人生路上，“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法味》）。所以他从那时起，易名为李哀，字哀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