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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10月23日（旧历庚辰年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市三岔河口附近一户富有的盐商之家。
在天津人的心目中，名至实归的海河起始于三岔河口。只是到了1918年，在海河裁弯取直时，河口往西北挪移了方位。老三岔河口和原北运河河身被填平改造，铺筑成现在的狮子林大街。这一带原是天津市最早的商业区和居民点之一，在李叔同出生的年代，也还是漕运的终点和盐业的集散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天津市容的缩影。
在昔日的三岔河口与北运河河身交汇处南面，有条名为粮店后街的南北向马路，马路东侧，有一东西向小街叫陆家竖胡同。胡同东口2号是一所坐北向南的三合院，李叔同就出生在这所院子里。院子大门口有座不算太大，却很严正的门楼。门楼内的四扇平门，正对着院内的北房。四扇平门像影壁似的，平常日子总是关闭着，主仆人等出入，走的是门楼东面的侧门。院内青砖墁地，一棵已有年头的老梅树，傲立在院子的一角。三合院外面、胡同东口，有座庙宇叫地藏庵。西口隔着粮店后街和前街，就是早先的三岔河口。离北房背后不远，是原北运河河身，往东偏北连着金钟河，沿河“小树林”一带，在天津市内很出名。民国初年，李叔同写过一首题为《忆儿时》的歌词，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深水游鱼，曾把闲情托。”从中可以想象出当年李家三合院内外的一些景致。
李叔同祖籍浙江省平湖县（今平湖市）。父亲名世珍，以字筱楼（一作晓楼）行世。祖父李锐。李氏家族可能就在乾嘉年间，从南方招商引资时，移来天津经营盐业和银钱业的。 【1】 到李叔同父亲李筱楼一辈，李家已是天津盐商中的巨富之一。李筱楼家设有内局生意，柜房门前廊柱上的木制抱柱对联，上下联第一字分别为“桐”字与“达”字，由此，人称李筱楼家为“桐达李家”；又因取过“存朴堂”的堂名，也有人称之为“存朴堂李筱楼家”，以区别城内冰窖胡同的另一户李姓富贵之家。
李叔同之父李筱楼，1865年（清同治四年）入试乙丑科，连着考取了举人和进士。与他同时中举、中进士的人当中，有桐城派后期重镇吴汝纶等闻人显宦。李筱楼中举后，也曾担任过吏部主事，不几年又辞官经商，继承父业，将李家的富贵推向了顶峰。李筱楼除了正室姜氏外，还纳有张氏、郭氏和王氏三位侧室。长子文锦（字不传）为姜氏所生，娶妻后不几年就去世了。次子文熙（字桐冈）为张氏生养，自幼不太健壮。李筱楼担心，如果文熙也寿命不长，李家岂不是要断绝香火！故在67岁高龄，他又纳年仅19岁的王氏 【2】 。第二年（1880）生下一子，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即后来以字行世的李叔同。传说在李叔同的母亲临盆之际，一只口衔松枝的喜鹊突然飞入产房，将松枝安放于产妇床头，又欢叫了一阵才向外飞去。长大后的李叔同确信其事，将喜鹊留下的那枚松枝，随身携带了一生，直到在泉州圆寂，还挂在他寮房的墙壁上面。这一带有神奇色彩的传说之由来，恐与李叔同后来成了高僧有关。
李叔同3岁（笔者按：本传传主的年龄，均按其虚岁记述）那年（1882），他父亲在老宅（陆家竖胡同2号，现因道路改造而不存）附近的山西会馆南路西大门（即原粮店后街62号，现因道路改造而不存），购置了一所更为宽敞气派的宅第，全家搬来居住。新宅第的前门面向粮店后街，后门在粮店前街，比起老宅，更靠近了老三岔河口。隔着海河西望，就能看到天津旧城东门外的天后宫和玉皇阁。（李叔同故居原址，位于海河东路与新建的滨海道交会处滨海道南侧，现已不存；重建的故居位置，则在滨海道北侧，距原址200米左右。）新宅第的格局呈“田”字形。整个院落由四个小院组成，分前后两大院，除各有十多间正房和厢房，还有仓房、过厅、游廊等设施。像当时天津所有大家富户那样，李家院内也有一些洋式建筑，显示着主人的阔气和文明。在“田”字中间“一横”“一竖”的交叉处，有洋书房一间。这间刀把式的西屋，格式也颇为讲究：瓦顶上设有流水沟，东西两面有窗户，三层窗子，两层玻璃，一层纱窗。室内摆有一架当时还很少见到的钢琴，而床架、书柜、茶几、坐椅、写字台等，统统是红木打制。洋书房台阶下面有竹篱围成的小花园，名为“意园”。“意园”与后院游廊相通，和前院的书房、客房以及两边的房厦组成一个小巧别致的园林结构。园内有修竹盆花、山石盆景，还有金鱼缸、荷花缸、石榴树，等等，整个环境安谧清静，又不失生气。这座大门前挂有“进士第”匾额、过道内又悬着“文元”匾的院落，从外观上或从内部格局上看，都在显耀着院主的富贵与名望。每当镖局将成箱的财物从外地押进大门时，车马声喧，人进人出，更显出了主家正繁华升腾的气象。由此不难想象出，比李筱楼中举早了近二十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进士）的李鸿章等清朝政要和外国驻津领事们，能够出入这所宅第的原因了。
在当时列强们划定的租界中，“桐达李家”位于奥国租界。李筱楼次子文熙，以富商士绅身份，在华人组织中担任过董事。“意园”洋书房中的那架钢琴，据说还是奥国驻津领事赠予的。
如同一般的盐商巨富，李叔同的父亲也从万贯家财中拿出一小部分，做些慈善方面的事。1930年秋天，已是出家人的李叔同，在浙江慈溪金仙寺，对青年友人胡宅梵口述其父“乐善好施”的事迹。筱楼公“设义塾，创备济社，范围甚广，用人极多，专事抚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每届秋末冬初，遣人至各乡村，向贫苦之家探察情形，并计人口之多寡，酌施衣食。先给票据，至岁暮，凭票支付。又设存育所，每届冬季收养乞丐，不使冻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年斥资千万计，而不少吝惜，津人咸颂之曰‘李善人’” 【 3 】 。
搬来粮店后街新宅院不到两年，即1884年，李叔同父亲身患痢疾，病势严重，多方延医不见好转，于是干脆停医不再治疗，不意反倒渐渐病愈了。李筱楼晚年精研理学，又信仰禅宗，他从自身病情的异常变化中意会到，自己的“舍报之日”已到，便嘱咐家人延请高僧学法上人等前来诵念《金刚经》。聆听着和缓悠远的梵音，李筱楼安详而逝，卒年72岁。临终前，他还嘱咐过家人，灵柩停家7天，请僧人们分班诵经，好由经声引领他一路向西。还要放焰口，免得饿鬼们在中途作梗。中过进士，在吏部做过官，又是津门一宗巨富，李筱楼丧礼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而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点主”，武官马三元“报门”，更增添了“桐达李家”的哀荣与势派。这一年，李叔同5岁。听到父亲去世，他独自来到卧室“掀帏探问”，有些难过，有些茫然，但并不惊慌和胆怯。在停柩发丧期间，他目睹了和尚们诵经忏礼的全过程，将每一个关节的具体情景记在了心里。十多年后，还经常和侄儿麟玉（即后以字行的圣章）等玩和尚念经的游戏。他装“大帽”和尚，在那里念念有词，圣章等在下首当小和尚，听从调遣。几个人有时用夹被，有时用床单当袈裟，地下炕上折腾个欢。
当地有位姓王的孝廉，由儒入佛到普陀山出家，回津后住在附近的无量庵里。李叔同的侄媳妇，接连遇到公公（比叔同大整整50岁的长兄文锦）、丈夫、太公过世，觉得人生没有了意味，就到无量庵里向王孝廉学念佛经，并学袁了凡记功过格。还不到6岁的李叔同，也经常跟去旁听。在庵里听会了《大悲咒》《往生咒》，回家就从头到尾背起来，且亦能学记功过格。奶母刘妈妈发现他在背诵佛经，觉得不好，让他改念《名贤集》中的格言。他就念“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这类句子，念着念着，联想到自父逝后，家人死亡相继的情景，幼小的心灵中生起了人生苦空无常的感觉。在刘妈妈的初意中，或许以为佛经上的话与《名贤集》中的那些格言不同，前者不是小孩子应该学习的。她不可能懂得，在内里，二者有不少地方恰是相通的。
父亲去世，长兄文锦又早已亡故，二哥文熙掌管“桐达李家”，以其丰厚的祖传家业，继续展现着富贵之家的门庭。
李文熙举过秀才，30岁后学了中医。1902年，他将河南省内黄县的引地（盐业）出让给了他人。1911年，祖辈留下的钱庄又遭歇业，从此家道中落，他也弃商从医，悬壶济世，在津门医家中颇得名望，被尊称为“李二爷”。李文熙的继室姚氏，和后来以教育家闻名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之妻为同胞姐妹。1929年，李文熙去世，丧仪也还是气派的。“点主”为清末翰林刘嘉琛，“报门”的是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桐达李家”的遗泽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1885年，李叔同6岁，二哥文熙担起了他的启蒙教育。一开始，文熙教他读认眼前碰到的那些字词联句。厅堂的抱柱上有父亲生前请人书写的大联，上联是清代刘文定的一句话：“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读到能背诵下了，二哥又告诉他：“这是说，一衣一食当思来之不易，不能任意抛掷糟蹋，要养成节俭惜物的良好习惯。”叔同自幼颖悟，识字快，理解力也高。7岁那年，他跟二哥学习《玉历钞传》《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文选》等，一遍过去，就能琅琅成诵。生母王氏也经常教他记些名诗格言。开饭了，见到桌子还没摆正，她就用筱楼公生前所守《论语·乡党篇》之则告诫说：“古人讲过，‘席不正，不坐’。”古代没有桌子和凳子，都是在地面上铺席子，坐在席子上。王氏引用这句话，是指桌子还没摆正，就不能坐下来吃饭。她这样引用，既让儿子学了一条古训，又在实际生活中规范了他的行为方式。
1888年，李叔同9岁，就常云庄先生受业，接受老式的正规教育。头年读《孝经》和《毛诗》，转年读《唐诗》《千家诗》；11岁读“四子书”、《古文观止》等；12岁后，学了两年训诂、《尔雅》和《说文解字》；十四五岁时，又细读了《史汉精华》（《史记》和《汉书》的精选本）和《左传》等数种史籍。经过七八年家馆课程，李叔同在经史诗文和文字学等方面，具备了扎实的根底，为后来得以“文章惊海内”、精研佛典，打下了基础。
在受业于常云庄先生的三四年里，李叔同对《说文解字》兴致尤浓，专心致志地临摹过《宣王猎碣》等篆字碑帖。他还反复练习过刘世安临摹的文徵明手书《心经》，以至于小小年纪，作诗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等一类句子，透露了他从小倾向佛门的心理素质。
1895年，李叔同16岁时考入城西北文昌宫旁边的辅仁书院，学习制义（八股文）。和当时天津另外两处书院（三取书院、问津书院）一样，辅仁书院与官学已无多大区别，以考课为主，不再讲学。每月考课两次（初二、十六两日），一次为官课，一次为师课，分别由官方和掌教出题、阅卷、评定等级，发给奖赏银钱，以督促学业。李叔同在进入书院前，已饱读经史诗文，学有根底，加上自幼聪慧，每次考课作文，只觉得有不尽之思绪需要写出。按照格式，文章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填写在格子中的，老师发下来的纸张又是有一定限量的。叔同每感到意犹未尽，纸短文长，就在一格中改书两字交卷，博得了“李双行”的美称。他的文章常常名列前茅，获得奖银。
除了辅仁这类书院，当时天津还有专授新学的洋务书院。关于这两类书院，李叔同在进入辅仁的第二年（1896）旧历五月间，曾给徐耀廷写信说：“……今有信将各书院奖赏银，皆减去七成，归于洋务书院。照此情形，文章虽好，亦不足以制胜也。”在信中，他还引了小友朱莲溪的一首诗加以嘲讽：“天子重红毛，洋文教尔曹。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李叔同在辅仁书院，尽管有“李双行”的美称，文章又能频频得奖，但看到这般情形，学习制义的兴致也不会太高了。他在给徐耀廷的同一封信中说：“弟拟过五月节以后，邀张墨林兄内侄杨兄，教弟念算学，学洋文。”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叔同幼年不只精读四书五经等传统学问，对新学也很留意。
但李叔同毕竟出身于进士之家，自身对经商又无兴趣，想要继承和光大其门楣，除了科举和功名，暂时还别无选择。这时，一份山西浑源县恒麓书院教谕思齐对诸生的《临别赠言》引起了他的兴趣。《赠言》中说：
读书之士，立品为先。养品之法，惟终身手不释卷……诵诗读书，论世尚友，是士人绝大要着。持躬涉世，必于古人中择其性质相近者师事一人，瓣香奉之，以为终身言行之准……古文则须于唐宋八家中师事一家，而辅之以历代作者；时文则须于国初诸老中师事一家，辅之以名选名稿。小楷则须于唐贤中师事一家，而纵横于晋隋之间……天分绝伦者无书不读，过目不忘。此才诚旷代难逢。至于中人之资，纵不能博览兼收，而四部之中，亦有万不可不讲者……制艺之道，方望溪以“清真雅正”为主，此说诚不可易。……自来主司取士，无人不执中异不中同之说，习举业者，不可不知……应试之文，必有二三石破天惊处，以醒阅者之目，又须无懈可击，以免主司之吹求……小楷是读书人末技，然世之有识者，往往因人之书法卜其终身。其秀挺者，必为英发之才。其腴润者，必为富厚之器。至于干枯潦草，必终老无成。大福泽既不可期，小成就亦终无望。况善书之士，大之可以掇词科，小之可以夺优拔，要皆仕进之阶。有志者诚不可以忽也。
李叔同以为，思齐教谕的经验之谈，可以作为自己读书进修的圭臬和“终身言行之准则”。因此，他便亲手抄写，反复研读。从其往后的人生之路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思齐教谕这番话的深远影响。
李叔同仲兄文熙元配卢氏，1889年生子麟玉时难产去世。继配姚氏，系津门盐商巨富和“天津八大家”之一“鼓楼东姚家”姚学源（1843——1914，曾任长芦盐纲总兼京引总催）之长女。姚家祖上向有家馆之设。19世纪90年代后，青年才俊赵元礼即在姚氏家馆担任西席。李叔同既然已对辅仁书院失去兴趣，就在1896年（17岁）下半年，请人教算学、读洋文的同时，由二嫂引荐，进入姚氏家馆，师从赵幼梅学习诗词文章。赵幼梅（1868——1939）为津门名士，名元礼，又字体仁，号藏斋。光绪朝拔贡，民初当过国会议员，学识渊博，诗书皆精（为“津门四大书法家”之一），有《藏斋随笔》《藏斋诗话》等著作行世。李叔同在姚氏家馆，随赵幼梅初学辞赋八股，后学填词。在诗（词）趣上，赵推崇苏东坡，愿意向李传授的主要也是苏诗（词）艺术。李原是熟读过唐诗、五代词的，现经赵师以苏诗相贯，由唐入宋，再通读两代名家名作，融会贯通，深得唐诗宋词之奥秘，诗艺词艺俱进。不只其诗“由晚唐以入北宋”，在词艺上，亦能“窥东坡堂奥”（李叔同青年时期的友人王吟笙语）。东坡好以禅语入诗，又多豪放清雅之语，这对李叔同的诗词风格产生了较深的影响。我们可从他后来所写《初梦》《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等作品中所显示的“外柔内刚”的格调中看出来。
同一时期，李叔同又师从天津书印名家唐静岩学习书法金石。唐静岩（1823？——1898？），名育垕，又名毓厚，号湖陵山樵等，以字行。原籍浙江，久居天津，以行医为业。在书艺上，唐早岁学唐隶，继又改学秦汉，但一时难脱先入为主带来的习气；后终“以博涉之功”，“一洗唐隶之习”。其“篆刻深稳，有秦汉风度，尤以转折处颇有《天发神谶》意” 【4】 ，著有《颐寿堂印谱》一卷行世。李叔同以学有所本，博采众长，专门置备一素册，共24帧，请唐先生遍书钟鼎、篆隶、八分各体。唐先生书写完工，他则以篆书题签册名为《唐静岩司马真迹》，下署“当湖李成蹊署”，册后还钤上自刻的“叔同过目”篆字印章，唐则作一跋语，叙述了这一艺事的经过。跋文曰：
李子叔同，好古主也，尤偏爱拙书。因出素册念四帖，属书钟鼎篆隶八分等，以作规模。情意殷殷，坚不容辞。余年来老病频增，精神渐减，加以酬应无暇，以致笔墨久荒，重以台命，遂偷闲为临一二帖，积日既久，始获蒇事。涂鸦之诮，不免贻笑方家耳。
为了让书法爱好者有一共同学习的范本，李叔同于光绪丙申年（1896）刊印了唐静岩的这一真迹。
上面提到过的徐耀廷其人，又名药庭、月亭，祖籍河北省盐山县，世居天津，时为李家桐达钱铺账房先生，比叔同年长二十多岁，叔同尊他为“五哥”“大人”。徐耀廷胞兄徐子明为津门一名画家，亦擅书法金石。因家学渊源，耀廷也能书善篆。在金石书画方面，李叔同不只师从唐静岩，也把徐耀廷视作自己的启蒙师长，常向他咨询艺事。1896年夏天，有两三个月时间，徐耀廷为桐达钱铺业务上的事，旅次张垣。这期间，叔同与他频频通信。除了报告一些家中琐事、熟人近况、社会见闻、气候变化，谈得最多的，还是个人的学业和书法金石。“弟昨又刻图章数块，外纸一片上印着，谨呈台阅，祈指正是盼”（旧历五月十五日信）；“昨随津号信寄上信一函，内有篆隶仿一张，图章条一张。并有笺墨仿致函，谅必早登台阅矣”（旧历六月十八日信）；“阁下在东口，有图章即买数十块。……并祈在京都买铁笔数枝。并有好篆隶帖，亦祈捎来数十部。价昂无碍，千万别忘！”（旧历七月十五日信）……从中可以想象出，李叔同此时学习书法金石专心一致、念兹在兹的情景。
李叔同之父既有妻妾四人，如同一般封建大家庭中的妻妾关系，李家妻妾之间也不会那样平等和谐，相互间难免有些矛盾。李叔同生母王氏，位在末次，她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李叔同说过：“我的母亲很多，我的母亲——生母很苦。”这个“苦”字，非指物质生活，主要是说她在大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低下。丈夫一去，这种情形更加突出。李筱楼病故那年，叔同母亲年仅25岁，孤儿寡母，又节妇禁多，情景是凄凉寂寥的。她盼望着儿子快快长大，成家立业，早点儿抱上孙子，好变换一下周边的环境。1897年，叔同满18岁，由母亲做主，聘娶南运河边芥园附近的俞姓姑娘为妻。俞家经营茶业生意，也算当地一户殷实人家。叔同属龙，俞氏夫人大两岁，属虎。两人是这般属相，家中老保姆就说：“他们夫妻是‘龙虎斗’的命相，一辈子合不来的。”虽是迷信说法，却又不幸而言中。李叔同与俞氏夫人相处，仅有七八年光景。然而就是这七八年的时间，李叔同大部分也是在学校与社交界中度过的。
结婚这年（1897），李叔同以童生资格（未入学的学生称为童生，考入学校后为其进身之始。童生都得在本县参加考试，分正考、复考两次考试）应天津县儒学考试，学名李文涛。在这年应试中，他写了多篇文章，现在留下的有三篇，题目是：《致知在格物论》、《非静无以成学论》、“策问”《论废八股兴学论》。
既是儒学考试，就得以儒家之言为依据。李叔同应试前两论的题旨，如同一般士子作文，也是在代圣人立言，个人的见地不多。有些独到见解的是“策问”《论废八股兴学论》。文章中流露的尽管是一种微弱的声响，但仍不失为时代的声音。
第二年，即1898年春天，李叔同仍以童生资格入天津县学应考，又作了两篇课卷文章。其一为《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慨叹国家之没有人才。李叔同以为，所谓中国之大臣，多不学无术而又恬不知耻。李叔同的另一篇课卷时文，题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这是一篇谈资源的文章。文中李叔同提出了几项如何经营矿产的措施，并认为，培养中国自己的“矿师”最为切要。
两年来，李叔同在其所写的几篇论文中，暴露了清末国政吏治的腐败无能，透露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像当时的多数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他所能探索到的也是一条实业救国之道。在《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一文末尾，还有这样一段话：
盖以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务令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
可见，李叔同中年以后反复强调的“士以器识为先”“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等思想，在其弱冠之前已经开始形成。
虽说已经结婚成家，又在县学应试中用功，但李叔同和同时代的众多名士、富家子弟一样风流。在温存妻子、操练八股之余，他也热衷于唱京戏，列身票友之中。他频繁地出入梨园票房、剧坛歌台，或粉墨登场，或为名角们捧场叫好。
时有名伶杨翠喜一角，色艺出众，红遍京津，广大戏迷为之倾倒，王公贵族也为之引颈垂涎。围绕着这位名伶，当时中国政坛上还演过一出轰动南北的丑剧。合肥有段芝贵其人，是个无赖。他为巴结权贵，求得升迁，用重金买下杨翠喜献于庆亲王奕劻之子、时任农工商大臣的载振。载振则通过裙带关系，将他提升为黑龙江省巡抚。段到任后，搜刮民脂民膏，大发横财，引起公愤。御史江春霖看不过，上表弹劾。载振恐其事发，将杨翠喜嫁给了天津盐商王益孙，得以免究内幕。段芝贵被革职，杨翠喜也从此退出舞台，隐居民间。不料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当时上海有家名为《南方报》的小报，主持者志载希，系载湉（即光绪帝）的大舅子，瑾妃、珍妃的哥哥。总主笔为文廷式（字芸阁）的弟弟文某。志载希与文芸阁谊在师友之间，瑾妃、珍妃又是文芸阁的学生。有这样一层人事相连，志载希与文某得以悉知段芝贵与载振以杨翠喜做交易的详情。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何种动机，在其主办的《南方报》上捅出了载振和杨翠喜的桃色新闻。这样一来，清政府觉得有失皇室体面，不得不下令上海道蔡乃煌，将《南方报》查办关闭了。这是有关杨翠喜的余话与后话了。
而这位杨翠喜正是李叔同情有独钟、倾慕迷恋的一位名伶。李经常去戏院为她捧场喝彩，跟她还有一段撕扯不清的情感纠葛。在移居上海偶尔北返时，即1901年，李还去京看望杨翠喜，看过之后，又写下《菩萨蛮·忆杨翠喜》二阕。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晓风无力垂杨懒，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沉。
此时此刻，他还不能忘却杨翠喜。
19世纪末，正当李叔同问学进修之际，天津文化教育界以著名教育家严修和学者、诗人王守恂等为中心，活跃着一批多才多艺、思想倾向较为开明先进的才子名士，李与这个名士圈中之人多有交往。李叔同与这些名士们的关系，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师友关系，另一类是艺友关系。严修、王守恂以及前面提到的赵元礼和唐静岩等，属于第一类。
严修（1860——1929），幼名玉珪，字范孙，号梦扶，室名恒斋、蟫香馆、毋自欺室等。先世为浙江慈溪人。其七世祖（始迁祖）应翘公北来经营盐业，定居天津。严修青箱传世，自幼饱读经书。18岁（1877）应院试，补廪膳生；23岁（1882）应顺天壬午科乡试，中举人，次年中癸未科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经考试合格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京官生涯；1894年授贵州学政。在黔三年中，他为该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严修卸职离黔时，该地学界为其刻立的“去思碑”和“誓学碑”，称其为“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严修面对中国甲午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严重局势，深切地感受到变革科举制度、造就经世致用之才的迫切性。1897年8月，他提出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巨大的“请开经济特科”的主张，并在10月间上奏朝廷，意在科举之外，打开一条选拔具有西学知识和实际才能者的道路。梁启超称严修的这一奏折，实为“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但严修也以此为封建顽固派所不悦，并失欢于他的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故从贵州返京后，被免去翰林院的职务，仅仅留了个编修的虚名。1898年初，严修以有事请假为名回了故里。此后，严以家宅为基地，或以家庭之力，或与张伯苓、王益孙等合作，开始了新式教育的实验。1905年冬，严诏署学部侍郎，及至1910年3月，由于“确见天下事决不可为”，便以扫墓为借口，再次告假回津。从此，他不复出仕，一心从事办学活动。自1898年至1928年的30年间，严修与张伯苓等创办了包括幼儿教育、小学、中学、女学、大学等在内的南开学校系列，并以此名闻遐迩。严修还是一位诗人与书法家。作为诗人，他与天津同时期的另一著名诗人王守恂，在中国近代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近代诗学家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河北派》一文中说：“若天津严修、王守恂二家，并有诗名。”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则说：“范孙通方之彦，尤负时望，诗亦渊懿。在美时游山诸作，骏快似东坡，可诵也。”严修还被誉为“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其字秀逸雄浑，功力深厚。李叔同之父筱楼公与严修之父仁波公，在清同治年间已开始交往友善，李、严两家系世交。但李叔同比严修晚生20年，二人并非同代人。李与严修交往，最早不会早于他十三四岁的时候，而此前严修正在北京翰林院供职，1894年后他又远在贵州，因此，李便是有意接近严修，估计机会也不会很多。其与严修有较多接触，当在1898年初严从贵州返回津门之后，但这段时间也不是很长，因为是年秋李即南下沪上了。虽说这样，严对李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这一点，本传将在后面的叙述中提及。
单就诗文而言，出生于天津而能在近代中国文坛闻名者，严修之外就是王守恂了。王守恂（1864——1937），字仁安，别号阮南，晚署拙老人，与赵元礼等同在辅仁书院受教于津门著名诗人杨光仪。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1905年后历任警法司员外郎、郎中、总办兼掌印参议上行走、法律馆纂修、河南巡警道、内务部参事、浙江钱塘道尹、直隶烟草事务局会办等职。王不只以诗才闻名，学问文章亦见重于时，为津门一著名学者。晚年与严修等组织城南诗社和崇化学会，酬唱抒怀之余，以传授传统文化为己任。著作有《王仁安集》四集和《阮南诗再存》等，所著《天津政俗沿革记》《天津崇祀乡贤祠诸先生事略》等史籍，向为方志学界所看重。关于王守恂的诗歌创作，汪辟疆在《近代诗人小传》中说：“其诗学致力甚深，得力于肯堂 【5】 较多。其用意之作，亦复健举。”由来新夏主编之《天津近代史》第十二章“天津近代的文化·文学”中则说，王的诗篇“多与他的生活有关，或移情入景，或借景寓情，其技法是颇具功力的”，而“思想内容”则不如严修等人的作品。李叔同从十六七岁开始即与王守恂有所交往，谊在师友之间。王年长16岁，李自称王之“门人戚子”，尊王为“先生”“讱庵仁者”。1898年后的十多年间，二人中断了联系。1912年秋天起，李在杭州任教，后数年王则在钱塘道尹任上，二人同在杭州，便又有了较多的接触。从他们在杭州交往的情景，亦可想象出二人先前在津门时的密切。
李叔同在天津名士圈中还结识了一批擅长书画金石的艺友，交往较多的有孟广慧、王襄和王吟笙等人。
孟广慧（1868——1941），字定生，因住家内藏有汉代打击乐器
于，故取名
于室，号白云山人。祖籍山东邹县，清顺治年间，因先祖为官始迁居津门。孟广慧之父继尊，曾任道台，擅书法。三叔继勋，举人出身，曾任内阁中书、军机、刑部湖广司主事等职，亦能诗善画，且收藏丰富，精于鉴赏。广慧家学渊源，4岁即随父诵读诗词，5岁开始练习书法，至8岁已能写擘窠大字。考取秀才后无意仕进，以鬻字为生。在清末民初的天津书坛上，孟广慧与华世奎、严修、赵元礼被誉为“四大书法家”。作为书法大家，孟广慧之成就来自他能探源篆隶，功力深厚，又不拘一法一体。孟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之一，且能从书法角度予以借鉴吸收。津门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王襄说过，孟“研求殷墟有素，于彀、宾、亘、韦诸史之笔法运用于汉隶之间，宜汉隶之独步一时，为流辈所倾倒”。在民国初年举办的全国书法展上，他的汉隶被评为“东亚第一”。其书体流畅醇茂，厚重深沉，行笔稳重圆转，不仅有篆书意趣，且融入了甲骨文的朴拙洗练，畅达挺劲，充满抒情写意的笔触，形成了酣畅、倜傥、流美、庄谨的隶书新貌。不只隶书，孟于其他各体亦精，且能“把真、草、隶、篆综合一体，又结合颜、柳、欧、赵、苏、黄、米、蔡等历代书法家特色，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孟广慧哲嗣孟昭联语）。孟广慧擅临摹，11岁时写何绍基字已能乱真，后更有“津门临写南帖北碑第一好手”之称。李叔同在少年时期，即与孟广慧友善。李、孟间的频繁交往有七八年之久。最突出的一点是，李在书法起步阶段，就能像孟广慧那样追溯源头，在篆隶上下功夫。
王襄（1876——1965），字纶阁，天津人。著名殷墟文字研究家。出身于书香门第，7岁随大兄就读于私塾，11岁从叔父筠生读，18岁又拜列天津著名学者王守恂门墙，专读科举学业，1897年补县学生员。此后，他又阅读了大量介绍新学说、新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报刊。1906年31岁时，他考入京师高等实业学堂矿科，五年后毕业奖为举人，授知县，赴开封入其业师、河南巡警道王守恂幕府，为帮办文牍；1914年转入盐务部门任文牍科员，直至64岁时退休。王襄从20岁起就酷爱研究古代彝器的款识和金石之学，并学习摹印。作为书法家，王襄练笔之勤，竟至砚池磨穿。他擅长篆书，其字有“篆势盘努，拙中见巧，返璞归真”之妙。王襄之弟王钊（1883——1946），初名衡，字燮民，一字雪民。他跟兄长研究金石文字、书法篆刻，于周秦古玺、两汉印章及殷契文、金文等，均能融会贯通，规貌取神。王钊以印人著名，其所刻于章法结构尤为看重，整饬严谨中富有变化。晚年以铜器铭、贞卜文字体所作边款，风格奇特，为人喜爱，有《王燮民先生印谱》等存世。青少年时期的李叔同也雅喜古文物，常去津门文物收藏家李子明处讨教鉴赏方面的知识，并在那里结识了王襄，由王襄而得识王钊。从此，李在书画金石和文物鉴赏方面，又多了两位同道好友。
王吟笙（1870——1960），名新铭，以字行，天津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举人，女学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自1907年在天津东马路天齐庙址创办民立第四女子小学堂，直到1929年调市教育局工作，他担任校长二十余年。王多才多艺，书画篆刻、诗词联语无一不精。他的擘窠字功力深厚，天津不少学校的匾额出自其手。所作山水粗毫皴点，气势雄浑，自成一格，有《理石山房印谱》及《啸园楹联录》十卷问世。李叔同与王吟笙是近邻，二人青少年时即友善，常在一起切磋书画金石之艺。李为王刻过印章，收入《李叔同印存》的就有四方。
李叔同在师从赵幼梅、唐静岩学习国学诗文、书法金石期间，与严范孙、王仁安、孟广慧、王襄、王吟笙等津门名流时相过从，品赏诗词文章、探讨金石书画，在这些艺术领域更是突飞猛进。叔同仲兄文熙的内侄姚惜云，作有《李叔同与我家之关系》一文。文章在描述李叔同与上述艺界名流以及其他一些杰出人士（如书法大家华世奎、画家马家桐、徐士珍、李采蘩等）交往时说，李与他们“终年盘桓，不耻下问，学与日增。但是个人见解，另有独到之处，所以他的诗、词、书、画、印刻无一不精。此外对古今金石、文玩、碑帖、字画之真赝，有鉴别能力，百无一失。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公认为天津一才子” 【 6 】 。对李叔同在“天津时期”已经表现出来的深厚学养和超群才华，友邻王吟笙有这样的描述：“世与望衡居，夙好敦诗书。聪明匹冰雪，同侪逊不如。……少即嗜金石，古篆书虫鱼。铁笔东汉学，寝馈于款识。唐有李阳冰，摹印树一帜。家法衍千年，得君益不坠。”朋辈曹幼占也在诗中推崇过：“高贤自昔月为邻，早羡才华迈等伦。驰骋词章根史汉，瑰琦刻画本周秦。” 【7】 在文学艺术上，为了涌现和造就杰出人物，社会需要创造出一定的人文环境和文学艺术氛围；而期望成才者，又能不耻下问，将自己无间地融会于那种人文环境和文艺氛围之中。李叔同青少年时期文艺创造力的生长以及往后之发展，就与他在津门时所处的那种环境和氛围有关 【8】 。
因着父辈的关系，李叔同幼年见过李鸿章、王文韶 【9】 等清廷政要。1896年旧历八月初五，李叔同致徐耀廷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李鸿章兄至九月初间，可以来津。王文韶兄降三级留用。”这说明，“桐达李家”在李筱楼去世后，仍与李鸿章等显贵有所联系。按理说，李叔同之于李鸿章、王文韶应为晚辈，信中却以兄称呼对方，可见二李以及李叔同和王文韶的关系并不疏远。由此也可以推想到，李鸿章当时倡导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对李叔同的思想不会没有影响。这是可从他应天津县学的《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等课试文章中看出来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李叔同治学和成长的年代，正值中国的多事之秋。中国自甲午战败后，由于东西方列强步步进逼，开始了被掠夺瓜分的浩劫。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批有识之士，在进行着旨在变革时弊、振兴国运的尝试，爱国民众也在开展反抗入侵者的斗争，但这些尝试与斗争都没能获得成功。1895年，在国人群情激愤、要求拒签《马关条约》的浪潮中，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签名上书，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以这一举动为发端，康、梁等维新派人物，开始了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1897年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促使康、梁的改良运动达到高潮。次年（1898，戊戌年）6月，光绪帝顺应民意，接受康、梁上书，下诏变法，推行新政，维新变法进入实施阶段。其基本内容是：改变现状，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救亡图存。但仅仅过了三个多月，由于伪装赞成变法的袁世凯告密，出卖了维新派，慈禧太后和荣禄发动政变，慈禧以“训政”的名义，重掌国柄。历时103天的变法（史称“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光绪帝被幽禁瀛台，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被害，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匆忙离京，在天津国民饭店躲藏数日后流亡日本。
儿戏·其一
干戈兵革斗未止，
凤凰麒麟安在哉。
吾徒胡为纵此乐，
暴殄天物圣所哀。
——（唐）杜甫 诗
李叔同处于国家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其思想情绪不会不受到影响。这在他1898年应天津县学课试的文章中也是有所反映的。他在《管仲晏子合论》中说：
闲尝读史至齐威王宣王世。而地方三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邱山。三军之众，疾如锥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窃叹齐以弹丸之邑，何竟若是之繁盛乎！而不知溯其兴国者有管仲，溯其保国者有晏子。
李叔同以课试形式论述这段历史，很显然，是在借古喻今，就现实情景立论。他是渴望着当今时代能有管仲、晏子一类的政治家、改革家出世，以重振日渐衰颓的老大中华。作为课试文章，《管仲晏子合论》不足百字，难免简单捷说，却也透露了李叔同在康、梁维新变法时期思想倾向的一些信息。他是赞同康、梁主张的。根据其口述、由胡宅梵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改正的《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一文中说：李叔同“闻康有为戊戌之变政，似有合乎怀抱，于焉救世之心，亦日甚一日” 【10】 。当时，他对人说过这样的话：“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李还在一方闲章中公开宣称“南海康君是吾师”。李叔同在彼时彼地刻下这方闲章，笔者以为，其实内含不闲。其中，除了有对康有为书法理论主张的推崇和对康有为佛学思想的揄扬（这两点，本传后面的文字中将作具体论析），无疑还包含着对康有为（以及梁启超）维新变法之举的首肯。但康、梁倡导的维新变法百日即遭失败，这就更加重了李叔同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忧虑。他在政界也认识一些人，如他家的世交李鸿章，和另一政要王文韶。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时的表现，也使他失望了。正是这位李鸿章（还有王文韶），和盘踞在紫禁城里的奕劻、荣禄等后党人物沆瀣一气，支持叶赫那拉氏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至此，他先前推行洋务运动时提出的所谓“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后一句话的结局已如上述，而前一句话已变成了对入侵者的屈膝投降，这是在出卖国家。这般情景使李叔同痛切地意识到：“北方事已无可为！”
李叔同的母亲由于身份上的原因，在大家庭中一直过得很不愉快。叔同结婚，虽多了个儿媳妇与她相伴，但还是解脱不了凄清与压抑。她早有远离“桐达李家”的打算。时局的变化成了她决心远走的契机。有人根据李叔同在维新变法期间的一些言论与表现，怀疑他是“康梁同党”。母亲觉得他的安全不能保障，需要出去躲一躲。而李叔同也正感觉到，北方已不是自己发展的地方，这样，就于1898年10月间中止了县学的学业，奉母携眷去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