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大陆的版图上看,在越过分别与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及泰山山脉相连的冀中平原、燕山山前平原和鲁西北平原,再继续各自往东、往南和往西北方向延伸而成的天津平原,它的地貌,犹如一只畚箕,呈现出向渤海渐形倾斜之势。位于畚箕口的,是华北重镇天津市。
因了这样的地貌地势,发源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的三百多条河流,进入河北平原之后,逐渐汇聚成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等五大干流,再沿着畚箕之势倾注,在天津市区的三岔河口汇合成海河,东下七十多公里至大沽入海,在自身已经很不平静的渤海之中推波助澜,兴涛作浪。汇聚成子牙河、大清河等五大干流的众多河流,统称海河水系。它的分布好似一柄蒲扇,天津位处扇把的顶端,于是有“九河下梢”之说。
天津一城的正式命名,晚至明朝永乐年间。远在辽金时代,这里还是个军事性的寨堡。后经数百年变迁,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商埠。这中间,元明两代后漕运的开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盐类资源的开发,带动了商业和整个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天津濒临渤海,地势低平,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多风少雨,日照时间长,又地处内海,虽说也有台风和潮汐的侵袭,但并不频繁。这些优越条件与日渐发达的漕运相配合,及至有清一代,天津已是长芦盐的中心散集地。源源不断的食盐生产业,培植与招徕大批经营盐业的商人。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乾隆年间,朝廷先是公开号召本地殷实户投资盐业,后来又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地客商来津经营。《重修长芦盐新志》上说:“顾天津以舟楫之便,商人乐于行官盐。”清代在津从事盐业买卖的外籍商人,主要来自江(苏)、浙(江)、皖(安徽)等南方省份,也有少数山西出身的。大批经营盐业的商人,一旦腰包鼓胀,羽毛丰满,也就成了天津政治、经济格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特殊势力。他们与王朝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关系:一边用大量金钱,从对方手中买取各种特权;另一边以各种特权,换来维持其封建统治所需的财力。在这种特殊关系下,盐商们可以财势通天,迫使各级官吏视其眼色行事。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中就说道:“嘉庆及道光初年,地主官吏更艳商人之利,惟商人之命是听。”名闻遐迩的查家,为天津盐商首富。《清史稿·李仲昭传》中描述“商人查有圻家巨富,交通权贵”,连王公大臣都要向其折节下交。盐业买卖,既能荣华富贵,炙手可热,不少官吏、地主、高利贷者,也都纷纷跻身进来,一跃而为百万富翁。有些盐商子弟,在博取功名之后,又往往回过头来承继父业。官和商,就很难分别了。
明清两代的天津盐商,除了与官方的特殊关系,还喜欢和文人们结成一体。他们依恃财富力足,修建豪华住宅,构筑精致园林,既满足了自己享受的需要,也吸引与供养了一批文人、学者,以示自己的高雅风流。其中,以查日乾在天津西郊修建的水西庄最为著名。纂修《明史》的朱彝尊、姜宸英,以及桐城派的创立者方苞和著名书画家朱岷等,都曾应查家之邀,在水西庄长期居住,和主家宴饮唱和。风流皇帝乾隆也曾多次在这里停驾驻跸,吟诗舞墨。有些盐商和他们的子弟,自身也确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文善诗。这种时代风习和人文景观,为有清一代的天津,创造了独特的氛围,也为英才彦俊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本书将要描述的传主弘一法师李叔同,就诞生和成长于以上概述的、晚清时期天津一地所特有的那般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