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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晚风、芳草、垂柳、长亭、古道、醇酒、重山，挚友别后梦断天涯的遥远，是李叔同出家前最为人熟知的曲子《送别》的画面；青灯黄卷、芒鞋锡杖、山水行脚、过午不食、衣不过三的僧徒岁月，是弘一法师的日常写照。曾几何时，只要提起弘一或是李叔同，我便不由自主地如同怀念“五四”般地神思飞驰，追想曲中浓浓的友情与英才辈出的岁月，幻念僧门淡淡的茶饭与慈悲广大的佛心。
对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研究始于林子青先生。1942年10月13日，弘一于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圆寂后，林子青在各地报刊登载的纪念文章基础上，设法走访或通过书信请教了与法师关系比较深切的众多人士，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1944年9月出版了《弘一法师年谱》。这是集中研究弘一生平的最早成果。此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法师诞辰一百周年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于1984年10月编印出版了《弘一法师一百周年纪念》，海内外学者对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1996年随着电视连续剧《弘一法师》的播出，法师的名号更是流布九州，李叔同出家之谜通过角色的演绎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答。正是“大雄大无畏，迹异心岂殊”，由李叔同的爱国、爱民到弘一的爱国、救教，那“无情”世界中迸射出的炽热如火的爱国情操，那黄卷孤灯下映照出的纯净如水的伟大心灵，那崎岖坎坷中磨炼出的坚强如钢的执着追求，深深打动了国人，也给今天的社会注入了一丝清凉。万众期待的“弘一法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也在1998年10月28日丰子恺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于杭州师范学院举行了揭牌仪式。今天只要我们点击弘丰研究中心网站，即可得知弘一法师的研究现状。弘一法师充满戏剧性的一生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它不断吸引着学界的关注与研究，人们对他的怀念与景仰更是与日俱增。仅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的几年间，海峡两岸就陆续出版了十余部弘一法师的传记作品。
《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初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版）是学界前辈金梅先生研究弘一生平事迹及佛学成就的结晶。全书45.2万字，对长期以来弘一研究中的若干疑点和问题都做出了独具只眼的考证与剖析。书中可见金梅坚实的文学史学功底、对音乐戏剧金石书画及佛学的广泛涉猎、注重史料考据的学术风格，以及对学问精益求精、对传记写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其研究视野的广阔与学术见解的深刻无不令人折服。在我看来，金梅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弘一传记中最为厚重的一部，称得上集大成之作。
从结构上看，全书设27章，主要以法师生平经历为线，如1——5章分别以“津门年少”“沪上风流”“留学东瀛”“风云一瞬”“为人师表”为题，叙述了李叔同的身世及其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再变而为教师的历程，可谓风华正茂，绚烂至极。6——7章题为“出家前后”“出家之因”，写李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8——24章以及27章则以纵式为主，纵横结合，纵中有横，横中有纵，详细叙写了弘一法师学佛后超脱生死渐趋平淡的心境及二十四载僧徒生涯的苦修持戒钻研佛经与广大佛缘。25——26章则从修持的思想体系与善巧方便的艺术形式两个视角阐述了弘一法师的佛学系统。关于弘一佛学系统的阐释，金梅不乏深入研究的心得与领悟，对弘一“以华严为境”“以四分戒律为行”，最后“导归净土为果”的分析总结，准确概括了弘一在探索佛性和佛境时的深度和品位。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叙写弘一出家后的经历及其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这在弘一传记写作中是极具挑战性与开创性的，奏出了曲终前的华彩乐章。此外，关于《香奁集》的辨伪，也是极见功力的。其他版本的弘一法师传记很少有对这两个学术性很强、难度极大的问题展开剖析的，这些地方足以体现金梅先生的学术修养与水准。这样一种构思隐含并体现了金梅对弘一内在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作者说得很到位：“与同时期的高僧相比，弘一之所以更加引人瞩目，声名远播，除了自有其超越他人之处，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出家前的弘一法师，不是一般的无名之辈和底层人士，而是一位朱门子弟、风流才子和艺术先驱，并早就以此而闻名大江南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出家越发地为世人所关注。就是说，弘一法师的知名度，有一部分来自其在俗时的影响；反之，李叔同之名传后世，有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他后来出家成了佛门一僧的缘故。弘一法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其在俗的前半生和出家的后半生，是相关相连，相辅相成，不能分割的。”同样，我也认为，弘一之所以名传后世，既不独得力于他在艺术领域的诸般皆能、样样出色，也不仅止于他在佛学上的修为。在家出家，艺术佛学，李叔同均堪称顶级人物。
曾经作为当下而存在的每一个生动的历史瞬间总是稍纵即逝，对我们而言，他人的心理更是因难以捕捉而永远神秘，伟大人物的日常生活乃至隐私又总是备受读者关注，于是某些作者与图书出版商应运而生，将曾有或未曾有的瞬间凝固在永恒的纸页上。他们对码洋的热切期盼，使得今天的传记热出现了不少滥竽充数之作。这些作品或以传记方式出现，或以戏说、演义、历史小说、传记小说的名目出现。相同的是，它们将历史人物与事迹轻易地放飞在想象乃至虚构的山冈，远远地离开了人物传记应坚守的尊重史实的“地平线”。由此，我想到了莫洛亚关于真实与个性的一个贴切而生动的比喻：“一方面是真实，一方面是个性。真实像磐石一样稳固；个性又像彩虹一样轻灵。”传记要把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这就要求传记作家要善于“观人于微”，即注意发现那些内在的反映传主性格特征的细微之处，予以凸显，而不是只从他的学问、道德、事业等大处着眼，轻轻放过了他较为隐晦、较为细微的许多地方。因为在研究上，一篇峨冠博带的文章，有时反而不及几行书信、半页日记重要；慷慨悲歌，也许反不如灯前絮语，更足以显示一个人的真面貌、真精神。金梅先生在传记写作中遵循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以可靠史料还原人物的原则，从几个方面以实例展示了李叔同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的内在根据和发展过程，传达了传主的精神气韵与人格力量。
首先，多才多艺的“充足实力”。1——5章集中描写了李叔同在诗赋文章、金石书画、戏剧表演、音乐教育诸方面的表现，其中所引诗文事迹一方面表现出李在艺术上的多种才能，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李内心的矛盾：既有青春得意壮志豪情的高歌，也有人生易逝的颓丧与悲愤及某种佛教倾向（“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等）；既有参与南社、任职《太平洋报》的意气风发、锐意革新，也有万贯家财荡然无存，津沪二室生计艰难的不堪重任；既是执教浙一师，首倡音乐、美术教学改革的先驱，也是令同学敬畏的“温而厉”的先生。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这样写道：“他的教图画音乐，有许多其他修养作背景，所以我们不得不崇敬他。借夏丏尊先生的话来讲：他作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
其次，挣脱名闻利养的桎梏。金梅为此专辟一章“不骛名闻利养”，对弘一法师出家后不受供养、不乐名闻、不作住持、不蓄徒众、不开大座的兰若岁月进行了描述。稍微留心，我们就能体会作者的用意。弘一出家前后从生活方式到日常习惯、从精神气质到信仰追求都有一个彻底的转变。转变后的弘一，可以说完全摆脱了名与利的束缚，以顽强不屈的毅力超越了自我，回归了原初的单纯宁静与广大。我想，这种转变与超越，正是弘一的令人瞠目与敬仰之处。自入山第一天起，弘一法师即立下了不当住持、不为他人剃度、不作依止师的誓愿。他是严格遵守着自誓的。如法师答应去青岛讲授律学，对湛山寺有约在先：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宣传。传中写到一个细节：湛山寺的小和尚火头僧等对法师有些好奇，也有些怀疑，于是对法师进行了观察：“叩盒式的小竹篓”里“只有两双鞋子，一双是半旧的软帮黄鞋，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寮房里的“东西太简单了，桌子、书橱、床，全是常住预备的，没有特别添置的东西。桌上放着一个很小的铜质方墨盒，一支秃笔头；橱里有几本点过的经，几本稿子；床上放着一条灰单被，拿衣服折叠成的枕头；对面墙根立放着两双鞋，就是前天拿出去晾晒的那两双……此外，再无别的东西了。在房内，只有清洁，沉寂，地面光滑，窗子玻璃明亮——全是他老亲手收拾的，使人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清洁和敬肃”。火头僧的细致观察加上夏丏尊回忆的法师在白马湖小住时“喜悦地把饭划入嘴里，郑重地夹起一块萝卜时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苦行僧的生存形态。自出家后，弘一“素不管钱，亦不收钱”。抗战后期，刘传声居士担心弘一法师道粮不足，影响他完成《南山律丛》的编撰，特地汇来千元供养。法师得知后，让弟子将此款及夏丏尊早年赠送的美国白金水晶眼镜一并转给了泉州开元寺以缓解寺中困难。如此简陋朴素、一贫如洗、清风两袖、不慕富贵的苦行僧生活，我想非大彻大悟、大智大勇者，其孰能之？
第三，特立独行的品性。说到底，李叔同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和僧人，始终保持着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和高僧大德所应有及特有的品性。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非常用功，除了约定的时间以外，决不会客”。对此，欧阳予倩是最有体会的。还有一次，是在浙一师，学生宿舍中的财物被窃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一检查，没有得到证据。夏丏尊身为舍监，深感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的，竟是教人去自杀！这在一般人看来都是过分之举，不免荒唐；但在李叔同，他说着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丝毫没有虚伪造作的成分。李叔同虽然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也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但自家道中落并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他彻底抛弃了功名的幻想，立志从艺术中寻求个人的出路和救国救民之道。他不结交权贵，不趋炎附势，纯以艺事为生的品性，至其进入佛门后，始终没有改变。由于李在僧俗两界均是名声在外，加之书画造诣非凡，常有一些军政要人慕名而来，对此，法师常避而不见，仅以书字相赠。这些做法，有时显得不近人情常理，然而知道他脾气的，也无可奈何，只好作罢或自愧弗如了。
弘一研究界至今仍有一些不解之谜，他与日籍夫人的婚恋离别即为其中之一。爱情的神圣美好及其中或浪漫或坎坷的故事总能吸引一代又一代读者，于是有些传记作家就以此为“卖点”争夺读者和市场。对此，金梅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即以史料佐证。因此，在提到日籍夫人时，金梅顺笔带过，只说“经过画人体的频繁接触，李叔同与雇用的模特产生了感情，两人成了夫妇。这样，他在结发妻子之外，又有了一位日籍夫人”，并没有展开他们的恋爱故事。不仅如此，金梅还在该页以页下注方式提出了目前掌握的相关材料中对此事的印证程度及个人看法。他说：“亲友们的回忆中，也仅仅提到有这位日籍夫人，余都语焉不详。陈慧剑等多位传记作家，却将这段姻缘演义成可歌可泣的婚恋故事，而女主角的姓名又多不一。此属虚构，小说笔法也，不可深信。笔者认为，在未掌握确切材料的情形下，宁可阙如，语焉不详，决不能凭主观想象幻设故事。此传记之准则，不可不循也。”无独有偶，陈星也在其《天心月圆——弘一大师》中指出：“每本传记在描绘这段优美的恋爱故事时，其情节又各各不同。单是这位日本姑娘的名字就令人眼花缭乱。如陈慧剑先生在《弘一大师传》中将其唤作‘雪子’；徐星平先生《弘一大师》中称作‘叶子’；桑柔先生在《李叔同的灵性》中将其叫作‘千枝子’；杜苕先生《弘一大师李叔同》中又曰‘诚子’……其实，这位日本姑娘究竟叫什么名字，至今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陈星的叙述说明：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更多材料以解开这个谜底，也证明金梅对此事的处理是慎重严谨的。当然，由于读者群的广大与庞杂，阅读传记的出发点与目的也各不相同，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文学性传记可以展开想象甚至虚构，也没有谁会去追究作者的责任，但最好在图书数据中对作品的性质有所标示。而作为研究者或史学家则应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靠材料说话。
李叔同的出家是又一个吸引读者与研究者的话题，法师生前寂后有不少文章谈到他出家的远因与近因，包括法师自己的谈话与讲演。金梅综合分析了这些具体的叙述及法师出家经过，并通过与鲁迅的比较研究，从根本上说清了李叔同人生转折的全部主客观原因。金梅首先比较了李叔同与鲁迅的类似之处，如年龄相近、家庭背景相近、前期思想经历相近，为寻找救国之道和个人出路，都曾留学日本，而且在时间上又互相交错过。鲁迅留学日本的时间为1902年3月至1909年8月，李叔同留学日本的时间为1905年8月至1911年3月。其中有两年多时间他们同在东京。李学的是美术与音乐，鲁迅始而学医，后又弃医从文。大体上说，他们都把艺术视作唤醒民众的武器。1907年，李与同学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鲁迅特意去观赏过。由此可见，他们具有大致相同的革命倾向。因此，金梅写道：“及至民国初年，李叔同与鲁迅所走的道路，思想情绪的表现，并无太大的差别。在新旧文化正面临交替的前夕，他们是位处同一层面的人物。”接下来，金梅详尽分析了在这众多相近、相似条件下，他们却走向两条截然不同道路的诸多因素。其中最有见地的是对他们所处的人文环境的差异性比较。作者发现“从近现代一批著名人物的传记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同是来自浙江（尤其绍兴一地）的那些文化人，在相互交往中，好像存在着不同统系”，进而提出蔡元培与马一浮两大统系，认为马影响了李等一批人，李又影响了他在浙一师的一批朋友与学生，因此而形成了独特的精神连锁反应。金梅指出“五四”前夕的杭州，有形无形地形成了一批以文化教育界人士为主的虔信佛教的知识分子群，其精神导师就是马一浮；并同时分析了佛事鼎盛的杭州与绍兴、北京不同的思想文化氛围，这些对理解李的出家机缘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对个人生态情形等的具体分析，也体现出作者的细致入微及层层剥笋的学术执着。李所钟爱的诗词骚赋、金石绘画、音乐美术等往往空灵虚幻，幻想多于实际，无可把捉。将这种爱好与需要推向极端，是很容易与佛法接近的。丰子恺曾说：“艺术家看见花笑，听见鸟语，举杯邀明月，开门迎白云，能把自然当作人看，能化无情为有情，这便是‘物我一体’的境界。更进一步，便是‘万法从心’‘诸相非相’的佛教真谛了。故艺术的最高境界与宗教相通。……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同时李在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等方面所造成的窘境，对原配俞氏和日籍夫人的负罪感，对自己年轻时期荒唐生活的后怕与忏悔等，也是他出家的另一个难言之隐。而自身长期以来的神经衰弱及由上一代传下来的肺结核病，则需要在幽静清新的环境中调养，远离嚣尘的山谷丛林，正是最理想的去处。另外金梅还颇具慧眼地分析了吴梦非回忆老师李叔同时说过的一句话，即“我在日本研究艺术时，决想不到自己会回来做一个艺术教师的”！言下有不胜感慨和怀才不遇的模样，指出理想的未能实现对李也是一种挫折与打击，加上李对浙一师以至浙江教育界的现状又不无意见，常有离去之意，这些也都促成了他的出家。最后金梅总结说：“他的出家因素众多而复杂，其中既有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原因，又有个人经历、气质、思想、性格、心理、生理、病理的因素；既有一时一地偶然之机的触发，更有长期积淀形成的必然之因的驱使；既有表面的显现，又有深层的隐藏……总之，李叔同之出家，是种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每一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有的还是很突出重大的作用，但绝非只是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直面问题，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贤者讳，正是传记写作最可宝贵的品质。
在《傅雷传》中，金梅写了后记二，主要补写傅雷与黄宾虹的鱼雁往来及其对绘画艺术的见解，其中“绘画艺术始于写真，终于传神”的观点道出了艺术的真谛，我认为它同样适用于对传记作品的评价。《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正是这样一部始于写真，终于传神的作品。一代高僧弘一最后在“悲欣交集”中欣证禅悦，悲见有情，示死如未死得入净土，令后人或敬仰神往，或遗憾惋惜，其间无不充盈着对生命的凝思垂想。
朱旭晨
（本文原刊《荆门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14——17页。作者写作本文时为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现为河北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