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1590—1609年：成为大国

领土扩张

16世纪80年代晚期，共和国就像一根被压缩的弹簧，带着积压的动力紧绷着。聚特芬和代芬特尔陷落后，从奈梅亨到埃姆斯河口的整片北尼德兰东部地区事实上都重归西班牙控制，总三级会议的军队撤退到艾瑟尔河以西。1589年，西班牙人夺取海特勒伊登贝赫和莱茵贝格（Rheinberg），围困赫斯登，还在大河沿岸压缩荷兰的南部边界。荷兰共和国的南部、东部和东北部遭到西班牙军队围攻，但在紧缩的领土内，政治体制、军事组织和经济体系都在重建。历史将证明，起义国家幸存的核心地带的前景将因为这些进程而得到无可估量的改善。 ¹

16世纪90年代，共和国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如此大规模的成就，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只有在内部进行变革，同时外部环境异常有利的情况下，这样的成就才能出现。腓力二世决定将以佛兰德为基地的大批西班牙驻军调离北尼德兰，转而介入法兰西内战，希望阻止信奉新教的亨利四世夺取法兰西国王的位子。正是这一决策改变了战略平衡，给了荷兰机遇。然而，共和国之所以能在16世纪90年代崛起为欧洲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商业大国，更重要的是因为共和国核心地区在退守的年月里取得的深远发展。

从1590年开始，共和国的经济环境出现了巨大改善。商业和航运业大规模扩张，城镇也是如此。于是，共和国的财力迅速增长， ² 短时间内在质量和数量上大幅提升军队实力也成为可能。军队人数从1588年的2万人增长到1595年的3.2万人，而军队的火炮、运输方式和训练方式也得到改进。 ³ 在16世纪90年代的攻势中，军队在莫里斯的指挥下攻陷了5个省份——海尔德兰、上艾瑟尔、德伦特、格罗宁根和北布拉班特的大部分地区，共拿下43座城镇（其中包括毗邻的德意志地区的众多要塞）和55座堡垒。（参见地图7）

被拿下的许多城镇拥有强大的防御工事，这些工事和数量众多的堡垒证实了帕尔马公爵不懈的努力。从1585年重夺安特卫普以来，帕尔马公爵就竭力在新近重夺的地区构筑要塞网络。这既是为了守卫这些地区，也是为西班牙进一步进军充当跳板。建设这些要塞网络花费巨大。在1587—1588年腓力二世命令佛兰德军队与无敌舰队共同参与拟定好的入侵英格兰行动时，以及在16世纪90年代西班牙军队插手法兰西事务期间，这一防卫网络对西班牙、对低地国家的天主教事业更显重要，因为帕尔马公爵的堡垒和重新设防的城镇现在成了南北之间的主要壁垒。西属尼德兰的卡斯蒂利亚军队不仅要充当先锋部队，还要守卫最重要的驻地安特卫普、根特、登德尔蒙德（Dendermonde），守卫佛兰德海岸的敦刻尔克和尼乌波特，守卫位于斯海尔德河口、与荷兰飞地对峙的要塞城镇斯勒伊斯和萨斯范亨特（Sas van Ghent）。 ⁴ 那不勒斯军队守卫着布雷达。帕尔马公爵手下的西班牙高级军官不愿委托“瓦隆”步兵守卫直面荷兰的城镇，帕尔马公爵则并非那么不情愿。然而，无论是在布鲁塞尔还是在马德里，人们依然认为，在为西班牙保卫南尼德兰、守卫分割南北的前线方面，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至关重要。

1590年，荷兰出乎意料地夺取了布雷达，并以此开始其突破性进展。弗里斯兰执政第一个充分意识到共和国当前面临的机遇，然而尽管有他的鼓励，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莫里斯和国务会议还是在最初组织重大攻势上行动迟缓。不过到1591年春，联省已经做好准备。特殊经费已经筹集，军队已经集结，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也被说服，批准军队在远离本省的艾瑟尔河前线采取行动。带着2.6万人的军队，也是共和国部署的第一支大规模野战军，莫里斯和威廉·洛德韦克发起了他们最具轰动性的袭击。 ⁵ 莫里斯采用新发明的运输方式和围城策略，横扫艾瑟尔河，接连攻陷堡垒和聚特芬、代芬特尔两座城市。随后，他冲入奥默兰，夺取所有西班牙要塞，包括代尔夫宰尔——该城控制着在战略和商业上都至关重要的埃姆斯河口。格罗宁根城也被三级会议军队包围了。这一季攻势以占领佛兰德的许尔斯特，兵不血刃地拿下奈梅亨告终。

这些胜利改变了北尼德兰整个东半部的情况。 ⁶ 西班牙在大河以北的威望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再没能重建。荷兰现在控制了莱茵河、瓦尔河和艾瑟尔河，能够重启与德意志之间的大部分内河交通，也能用他们的内河驳船小舰队随意调动军队和补给。随着总三级会议军队的到来，奥默兰的土地贵族起身反抗西班牙人和格罗宁根城，在1592年3月的大会上，他们投票决定签署《乌得勒支同盟协定》，建立归正会教会，禁止天主教崇拜；此外，他们还向总三级会议请愿，要求承认奥默兰为第7个有投票权的省份。 ⁷ 然而，这一提议暂时遭到弗里斯兰人阻碍，他们希望把奥默兰变成弗里斯兰的附庸，而不是让它成为总三级会议中的独立省份。

1591年的攻势为荷兰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激起了总三级会议、国务会议以及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与莫里斯之间的争执。 ⁸ 荷兰省也致力于在南部击退西班牙人，希望来年可以用兵围攻海特勒伊登贝赫和斯海尔托亨博斯。然而，弗里斯兰主张，下次应当优先围剿斯滕韦克，毕竟这座要塞扼制着上艾瑟尔西北部，威胁着弗里斯兰和奥默兰；随后是库福尔登——拿下德伦特的关键。海尔德兰和上艾瑟尔偏向于在东部展开攻势，意图收复格罗和奥尔登扎尔。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最终说服总三级会议接受妥协方案——在下一季的攻势中，军队将在前半段分成两支，威廉·洛德韦克指挥北方的军队，莫里斯率领南方的军队；随后，后半段时，两军将在扎尔特博默尔会师，进军北布拉班特。 ⁹

但莫里斯对此置若罔闻，反而加入了其表兄围剿斯滕韦克的战斗。这座城镇由1 060名训练有素的西班牙士兵守卫，围攻这座令人畏惧的要塞，被视为莫里斯最辉煌的功绩之一。传统的战术是封锁这座城镇，用长时间的饥饿迫使他们投降。但斯滕韦克供给充足，用这种方式围城，战斗要持续数个月。莫里斯史无前例地使用大批火炮打击这座要塞，缩短了战事。50门火炮总共射出2.9万发炮弹。莫里斯还采用了其他新奇手段，包括改进战壕和竖井。这些工程由他的主要工程师南尼德兰流亡者约斯特·马蒂厄（Joost Matthieu）和霍林赫姆的雅各布·肯普（Jacob Kemp）设计。另一个新特色是，与16世纪军队的常见心态不同，荷兰军队并不蔑视镐铲作业，他们经过训练，效仿古罗马人，自己挖掘防御工事，不依赖当地农民的支持。几年之前，莫里斯还专门向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于斯特斯·利普修斯咨询罗马人如何组织挖掘工作。斯滕韦克在被围城44天之后投降。

斯滕韦克围城战之后，两位执政接着围剿库福尔登，尽管荷兰省三级会议中有人对此抱怨，但“这场围城行动中，莫里斯采纳的路线与荷兰省主张的特殊方向相悖”——博德利给出如上解释。 ¹⁰ 库福尔登是西班牙人在东北部尚存的三大重镇之一。在无休止的炮火轰击下，库福尔登6周后就投降了，将整个德伦特置于总三级会议的控制下。弗里斯兰与上艾瑟尔立即开始争论，应当由哪个省驻守库福尔登，哪个省负责守卫德伦特。与荷兰省类似，弗里斯兰急于将固定驻军派到本省分到或者说新分到的地区，并承担相关费用，以此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中，以卡雷尔·罗尔达为首的一股特殊主义势力培育了这样的雄心：不仅要将弗里斯兰霸权扩张到奥默兰，还要扩张到德伦特、上艾瑟尔西北部和更多地方。 ¹¹ 相比追逐狭隘的弗里斯兰利益，威廉·洛德韦克更愿意与莫里斯和荷兰省合作，于是多次与罗尔达派发生冲突。罗尔达派指责他们的执政有悖弗里斯兰的利益，意图让弗里斯兰成为“邻省”——荷兰省和上艾瑟尔省的奴隶。 ¹² 与此同时，上艾瑟尔省三级会议一直在总三级会议抱怨，说弗里斯兰嚣张地破坏上艾瑟尔省的主权，仍然保留着在哈瑟尔特（Hasselt）和斯滕韦克的驻军，即便总三级会议已经令他们调离。 ¹³

次年，荷兰省坚持，重大的军事行动应当在南方展开，并选取海特勒伊登贝赫为目标。这场围城行动成了莫里斯最著名的功勋之一。该城守备森严，而且坐落于大河附近松软的土地上，在南部西班牙主要权力中心触手可及的范围内。因而就在几年之前，总三级会议还完全不敢考虑冒这样的险，而布鲁塞尔的政权也认为海特勒伊登贝赫是安全的。为了加快完成防御工事，莫里斯再次命令士兵着手挖掘。在常规的军饷之外，莫里斯额外付给士兵每天10斯托伊弗（stuivers） 的报酬——相当于一个劳工一天的工资，此外在特别暴露的位置工作的人还有额外奖金。莫里斯通过这种方式，使士兵迅速且有条不紊地干活。 ¹⁴ 工程推进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西班牙军队抵达战场时，已经来不及突破重围了。为防止火炮陷入泥地，莫里斯的工程师设计了特殊的木垫。围城方式如此新颖，军队纪律如此严明，因此莫里斯的军营里挤满了当地民众。他们发现没有骚扰平民和偷窃之事，便过来向士兵售卖商品。这里还成了贵妇人的旅游景点，沉默的威廉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路易丝·德科利尼（Louise de Coligny）就在其中。她和同伴从海牙骑马过来参观现场。经过4月的围城，海特勒伊登贝赫于1593年6月投降。

与此同时，各省之间的争吵依然不减。罗尔达反对荷兰省统治弗里斯兰。 ¹⁵ 但事实是，并没有别的方案能够改变荷兰省的领导权和支配地位。因为各个小省份不仅相互龃龉，省内也缺乏团结和稳定，而没有团结和稳定，任何国家都无法长存。如果联省要作为可独立发展的政治实体而运转，领导权只能来自荷兰省。直到1795年，整段共和国历史中，联省的核心悖论就在于此：它总是混合着两种性质，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各个主权省份组成的邦联，而在实际上，它在大多数方面是一个联邦实体。正如一位荷兰历史学家的表述：“政府体制中联邦元素的经线”事实上“交织着清晰无疑的邦联的纬线”。 ¹⁶ 荷兰省的优势地位及其无可比拟的内部凝聚力成了两大支柱，支撑着联省的存续。没有它们，可能甚至不需要外力施压，内部冲突和衰弱就能将整座大厦压垮。

然而，即便有了荷兰省的力量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灵活手腕，各个小省份之间及其内部翻腾的争端也没那么容易解决。弗里斯兰人不可调和地分裂着：奥默兰的土地贵族一方面害怕弗里斯兰，另一方面恐惧格罗宁根城；哈瑟尔特和斯滕韦克则抵制上艾瑟尔省三级会议。上艾瑟尔省三级会议转而又宣布自己拥有对库福尔登的主权和对德伦特的历史权利，这一雄心遭到弗里斯兰、奥默兰和格罗宁根的强烈抗议。 ¹⁷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在两位执政的帮助下解开了这一死结。无论他们私底下如何看待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两位执政都认为，要使初生的共和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独立发展，唯一办法就是与荷兰省合作。他们要么帮助巩固荷兰省对其他地区的霸权，要么瓦解整座大厦，没有别的可能性。于是，一整套方案最终在海牙出台，由荷兰省通过总三级会议强制推行。 ¹⁸ 弗里斯兰人被要求撤出上艾瑟尔西北部，哈瑟尔特和斯滕韦克则归属上艾瑟尔省三级会议管辖；库福尔登暂时继续由弗里斯兰人驻守，而弗里斯兰和上艾瑟尔都没有对德伦特的专属权利。德伦特的未来将由总三级会议，也就是荷兰省决定。

西班牙军队于1593年年末围攻库福尔登，然而未能重夺该城。随着他们的撤退，格罗宁根城的投降和西班牙势力在东北部的消失就只是时间问题。至此为止，总三级会议还没有宣告格罗宁根城未来的命运；但就在围困该城前不久的1594年4月，总三级会议的确以5比1的投票结果（压倒弗里斯兰的反对意见），同意奥默兰成为同盟第7个有投票权的省份，而奥默兰的领土环绕着格罗宁根城。 ¹⁹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荷兰省摄政官明白，格罗宁根城不仅规模大、防备严还决意反总三级会议、亲西班牙。他们希望避免长时间围城造成的破坏和花费，于是尝试各种计策，诱使格罗宁根早日投降。从一开始直到1594年5月，奥尔登巴内费尔特都在劝说格罗宁根市议事会相信，假如守军放下武器，宣布与腓力二世断绝关系，他们就可以逃过长期围城造成的恐怖后果，保留举行天主教崇拜仪式的权利和驻守外围要塞的权利，联省甚至可能承认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城市，受皇帝保护。 ²⁰ 随后，总三级会议的一名指挥官——荷兰省的陆军中将霍恩洛厄（Count von Hohenlohe）伯爵秘密与该城议事会谈判，讨论是否可能将该城的领主权从腓力二世的手上转移到路德宗的布伦瑞克公爵（Duck of Brunswick）手上，尽管这可能只是一个给该城散播纷争的办法。无论如何，谈判无疾而终。围城持续了两个月，夺取了400名总三级会议士兵和300名守城者的生命，还消耗了1万枚荷兰炮弹。随着城市遭到削弱，治安法官力图安排为天主教教徒保留一座城里的教堂，但被否决。格罗宁根城投降时，自1591年以来就在城墙内寻求庇护的整个修士和教士团体列队而出，与军队和军营中的妇女一道，开始了前往天主教南尼德兰的漫长跋涉。市议事会受到清洗，天主教的崇拜仪式被正式禁止。

投降协定规定，格罗宁根城现在加入同盟，总三级会议将决定如何具体实现。 ²¹ 历史上，格罗宁根城与奥默兰从未构成统一实体，如今它们之间的相互厌恶之情与以往一样尖锐。事实上被荷兰省征服的格罗宁根现在与奥默兰被总三级会议并到了一起，共同组成第7个有投票权的省份——这本质上是个人为制造的、总三级会议中的古怪混合物。 ²² 总三级会议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草拟新省份应如何运作的议案，成员包括被任命为新省执政的威廉·洛德韦克（这令罗尔达派不满）、海尔德兰的大法官莱昂尼纳斯、坎彭的一名市长和一位荷兰省代表。

随后产生的便是“格罗宁根城与奥默兰”三级会议——这是格罗宁根省三级会议的官方名称。它包括两方“成员”——格罗宁根城和奥默兰，两者各自拥有该省近半的人口。奥默兰依然划分为3个区——欣辛霍、费弗林霍和韦斯特夸尔捷，各区拥有自己的区会议；格罗宁根城则继续代表它的附属地霍雷赫特和奥尔丹布特（参见地图8）发言。格罗宁根城被赋予签署文件和投票上的优先权， ²³ 但除此之外，二者投票的权重相当，可各投250票。由于这意味着永恒的僵局，决定票被分给了执政。奥默兰的土地贵族发现自己被放在既不低于却也不高于格罗宁根城的位置，因而有所不满。更令他们气愤的是，有人建议批准格罗宁根城拥有重大权利。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总三级会议都没有忘记，奥默兰支持大起义时，格罗宁根城表示反对；然而他们决定，不剥夺西班牙国王从前授予该城的特权，因为他们意识到，剥夺特权将让格罗宁根城永远仇视同盟，而如果该城不妥协，整个东北部依旧不安全。事实上，格罗宁根城遭到强行合并，被剥夺了天主教信仰，还要分担大份额的开销——总三级会议支出的6%，这是总三级会议给新省份分派的指标。以这样的方式建立新省，总三级会议——事实上是荷兰省——希望能够同时统治两方“成员”。执政的“指令”是由总三级会议起草，而不是新省。总三级会议还将两个“成员”现存的徽章进行融合，设计了新的盾徽。

格罗宁根城的陷落保证了奥默兰的安全，德伦特的情况基本相似。与“城市与领地”不同的是，德伦特确实组建了广受认可的省份，有自己的省三级会议，代表着领主贵族和人口众多的农民。此外，该省三级会议现在请愿，要求作为第8个有投票权的省份加入同盟，同时要求在国务会议中拥有席位。 ²⁴ 然而，德伦特虽然战略意义重大，面积也足够大到组建一个单独的投票省，但这里土地贫瘠，总共也只有大概2万人口。荷兰省的摄政官们既不希望德伦特成为全权省份进一步稀释荷兰省在联邦会议中的投票权重，也不希望它成为弗里斯兰或上艾瑟尔的附庸。 ²⁵ 于是人们考虑合并德伦特和格罗宁根，以此创建一个能有效抗衡弗里斯兰的实体。考虑到第三个“成员”将终结自己在省三级会议中的优势，格罗宁根城反对这一方案。德伦特于是被拒绝进入总三级会议及其各个机构，然而在其他大多数方面，它又被视为全权省份，有自己的三级会议和执政。1596年，确实是总三级会议任命威廉·洛德韦克为德伦特执政——这是共和国治下德伦特11任执政中的首位，但此后，都是德伦特省三级会议任命自己的执政。 ²⁶ 与总三级会议统领的领土不同，德伦特还掌管自己的赋税体系，虽然要依从总三级会议制定的指导方针。然而，德伦特的德罗斯特（同时也是库福尔登的指挥官），即该省最具司法、军事权力的官员，依旧由总三级会议任命。

夺取格罗宁根城转而引发了东弗里斯兰内部权力平衡的改变。在该伯国，埃姆登城在日益增长的加尔文宗势力支持下，与如今的激进路德宗（且亲西班牙）伯爵相争不下。但随着西班牙人从格罗宁根和德伦特消失，埃查德伯爵征服埃姆登的活动会更容易受到阻碍。事实上，1595年发生了东弗里斯兰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事件。 ^{2 7} 在门索·阿尔廷（Menso Alting）领导下，埃姆登加尔文宗宗教法院夺取该城，驱逐伯爵的官员，宣布归正会为埃姆登的公共教会，禁止路德宗信仰，并向总三级会议寻求帮助。阿尔廷生于德伦特，曾在海德堡接受训练，在埃姆登当了20年的传教士。在荷兰省摄政官看来，埃查德及其亲西班牙观念对共和国是个威胁，他们并不反对参与这场能同时打击西班牙、王公权力和路德宗的计划。荷兰军队乘船进入埃姆登，伯爵别无选择，只能到海牙谈判，以达成妥协。根据达成的《代尔夫宰尔条约》（1595年），伯爵必须承认联省是合法国家，承认归正会是埃姆登的公共教会，承认共和国是东弗里斯兰归正会信仰的保护人，同意荷兰无限期驻守埃姆登和莱罗特（Leerort）。事实上，他被迫承认荷兰在东弗里斯兰的霸权。在海牙和埃姆登，甚至有人在此刻讨论将东弗里斯兰并入联省，成为第8个投票省份。 ²⁸

在德意志，没有任何地方的加尔文宗像东弗里斯兰的这样，如此密切地与城市自治、与捍卫地方特权免遭王公权力侵害相连。事实上，埃姆登1595年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教会政治巧妙地补充了荷兰大起义本身更广阔的意识形态体系。 ²⁹ 正是在16世纪90年代中期，加尔文宗牧师、阿尔廷的朋友，也是反抗西班牙和反抗东弗里斯兰伯爵的大起义的狂热支持者乌博·埃米乌斯（Ubbo Emmius）写下了他著名的弗里斯兰“自由”史——《弗里斯兰领地史》（Rerum Friscarum Historia，1596年），将东弗里斯兰与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而不是与德意志联系在一起。也是埃姆登的加尔文宗信徒在1604年将约翰内斯·阿尔特胡修斯（Johannes Althusius，1537—1658年 ）推上了埃姆登市镇秘书之位。阿尔特胡修斯是杰出的德意志加尔文宗政治作家，是抵抗王公绝对主义、捍卫城市权利和地方特权的顶尖辩护人。这位加尔文主义和反绝对主义思想家从未忽视这一事实：联省对东弗里斯兰加尔文宗的生存至关重要。他将荷兰驻守埃姆登描绘为该城“自由”的“根基和守卫”。 ³⁰ 正是在荷兰1595年介入东弗里斯兰事务之后的年月里，伯国内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之间的势力平衡变得相对稳定，加尔文宗信徒构成略多于20%的人口。荷兰语成为埃姆登城镇议事会、法律和教会的官方用语，并且持续到拿破仑时代结束。

到1595年，荷兰省已在东北部和埃姆斯河沿岸建起强大的总三级会议部队，并压制了在这些地区建立弗里斯兰共管区的努力。罗尔达派不满荷兰省对弗里斯兰的欺凌，不满海牙强加的越来越重的赋税压力，对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他们将这些结果归咎于他——报以最强烈的敌意。 ³¹ 不过，罗尔达派还没有放弃在北部建立弗里斯兰霸权的期望。弗里斯兰军队继续驻守库福尔登以及布尔唐（Bourtange）和贝灵沃尔德（Bellingwolde）这两个关键要塞，控制着边境的韦德（Wedde）、韦斯特沃尔德及东部边境上格罗宁根省司法辖区之外的总三级会议领地（参见地图8）。不过在格罗宁根、德伦特和上艾瑟尔，也有许多人反对弗里斯兰的意图。在总三级会议上，这些省份联合起来，挑战弗里斯兰驻守库福尔登、韦德和韦斯特沃尔德的权力。与此同时，上艾瑟尔和德伦特仍在库福尔登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³²

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标志共和国进入新阶段。1596年11月，总三级会议宣布，从今以后，所有以总三级会议名义被驻守，且位于荷兰、泽兰、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之外的边境要塞，尽管依旧分属各省，但不再由各省控制和管理，而由国务会议代表总三级会议接管。 ³³ 在创建真正的联邦军队、制定联邦防御政策上，这是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大多数重要堡垒位于上述四省之外，分布在佛兰德、布拉班特、海尔德兰、上艾瑟尔、德伦特、韦德和韦斯特沃尔德，它们构成了内陆边境上护卫共和国的巨大弧形屏障。现在它成了受联邦控制的警戒线，由国务会议管理并提供补给，再不是附属于特定省份的一串孤立的点。作为政策变化的一部分，威廉·洛德韦克现在也成了韦德和韦斯特沃尔德的执政。

共和国的第二次大规模攻势于1597年发起，当时西班牙的佛兰德军队依然被牵制在法兰西边境。莫里斯先是沿莱茵河进军，攻占莱茵贝格——这个“战争中的婊子”此前充当着西班牙人在莱茵河沿岸的主要过境站。夺取莱茵贝格后，莱茵河以北残存的西班牙人据点格罗、奥尔登扎尔、恩斯赫德（Enschede）、布雷德福特、奥特马瑟姆（Ootmarsum）和林根孤立无援。莫里斯随后拿下格罗、奥尔登扎尔和恩斯赫德，接着跨境进入神圣罗马帝国，向北方和南方分别派遣军队，以占领林根伯爵领地和默尔斯（Moers）伯爵领地。大炮［莫里斯用船途经瓦登群岛（Wadden Islands）和埃姆登，从海上将它们运来］抵达后，荷兰军队攻占“大堡垒”林根，将荷兰的霸权进一步延伸进埃姆斯河谷。 ³⁴ 占领格罗就彻底将西班牙军队清除出海尔德兰东部，占领奥尔登扎尔和恩斯赫德则彻底将他们驱逐出上艾瑟尔。这场战役之所以著名，同样是因为莫里斯高效的运输——整支军队通过内河驳船舰队迅速调度，莫里斯老练的围城技术以及使用大规模炮火迅速瓦解堡垒。 ³⁵ 格罗尽管补给充足、守备严密，也在两周后投降。

25年前，这片起义土地是危险地带，如今却建起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到1597年，荷兰常备军的效率在严格意义上说是欧洲最高的，其规模也仅次于西班牙。16世纪90年代，荷兰海军也在实力和规模上大幅提高，巩固了荷兰对斯海尔德河口和埃姆斯河口的控制，强化了总三级会议对弗里斯兰各海港的封锁。人们还开始考虑将荷兰的海上力量用到更远的地方。然而不可否认，共和国能在1590—1597年取得辉煌的军事成就，只是因为西班牙被法兰西的斗争分散了精力。假如西班牙君主能从法兰西的纠葛中抽身，联省还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吗？

1597年年末到1598年年初的冬天，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焦虑地观望着法西和谈的进程。和谈最终敲定《韦尔万条约》（Treaty of Vervins，1598年5月）。和谈开始前不久，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就决定亲自率领一支总三级会议的特别使团前往法兰西宫廷，以便在对共和国而言令人担忧的新形势下，尽可能为本国争取利益。 ³⁶ 这个团队中精英众多，尤为重要的是年轻的胡戈·格劳秀斯（如今他已赢得杰出年轻学者的名声）；而总三级会议秘书难以对付的儿子弗朗索瓦·范埃森（François van Aerssen）在昂热（Angers）加入了法兰西宫廷一方。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全神贯注于荷兰问题，避免按照胡格诺派期望的那样，插手法兰西归正教会与国王的谈判——这场谈判之后以《南特赦令》（Edict of Nantes）告终。荷兰省的议长更愿意运用他掌握的手段为共和国争取最多的帮助，而不是为法兰西新教徒争取国王的让步。他也不想冒险给联省招来法兰西的天主教压力。意识到自己无法阻止即将到来的法西和解，奥尔登巴内费尔特集中精力获取尽可能多的一揽子经济援助。 ³⁷ 在1598年4月28日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亨利许诺在接下来的4年里继续资助荷兰的军事活动，总额高达100万埃居。

与此同时，腓力二世年事已高，行将就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看不到通过武力手段重夺反叛各省的希望，于是寻求在低地国家打造新政治框架，以便让西班牙国王从斗争中抽身，同时避免过分损害国王的威望或丧失他在南部的军事基地。在遗嘱中，腓力二世将“顺从的省份”分给女儿伊莎贝尔公主及其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丈夫阿尔贝特（Albert）大公。他们将成为布鲁塞尔的共同统治者，并被称为“大公夫妇”。然而，腓力二世授予他们的最高权力基本是名义上的。佛兰德的西班牙军队将继续保留，且主要靠西班牙税收支付军饷；军队的指挥官和士兵，包括要塞城镇的首领依然要宣誓效忠新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1598—1621年），国王继续雇用和指挥他们。 ³⁸ 阿尔贝特大公和伊莎贝尔公主的南尼德兰由马德里守卫和资助，于是依然被普遍视作西班牙的附庸。此外，腓力二世的遗嘱还规定，假如“大公夫妇”没能生育合法继承人——事情似乎很可能如此，那么在阿尔贝特大公去世后，南部各省将重归西班牙国王直接统治。

然而，将南部分给大公夫妇的安排，使得尼德兰南北更容易寻求妥协，终止低地国家的战争。 ³⁹ 除此之外，新国王及其宠臣莱尔马公爵（Duck of Lerma）面临着棘手的财政难题，相比从前的腓力二世，他们对北尼德兰宗教和政治叛乱的态度不那么顽固。和解最初由大公夫妇和莱尔马公爵于1599年发起，震动欧洲。西班牙和大公夫妇表示，为了结束冲突，他们打算尽力而为，甚至可以接受1572年以来的种种事端，认可已然发生的大多数政治和宗教变革，承认莫里斯是荷兰、泽兰、乌得勒支、海尔德兰和上艾瑟尔执政。 ⁴⁰ 然而即便如此，当前开启的和解根本没什么成功的可能性。考虑到西班牙在欧洲的地位及其作为天主教会主要保护人的角色，在没有从荷兰获得挽回体面的重大让步前，莱尔马公爵和大公夫妇不可能轻易收手。尤其重要的是，北尼德兰必须承认大公夫妇（最终是西班牙）在法律上享有对北部的主权， ⁴¹ 此外北尼德兰还需对天主教会做出一些妥协。然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莫里斯从一开始就认定，他们不会也不能在联省主权独立的问题上妥协，也不会对天主教崇拜有所让步。 ⁴² 而对于从布鲁塞尔来的和谈试探者，荷兰共和国一方还是给予回应，为的是尽可能地稳住对方。1598—1599年谈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促成了一种和平将至的幻象，降低了西班牙立即进犯的可能性。

新朝伊始，西班牙君主制的发展路线已走到关键的转折点上。但共和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困境。如果战争继续，在法兰西与西班牙处于和平状态而英格兰战力松弛的情况下，联省的未来将越发不确定和危险。 ⁴³ 西班牙现在可以不受约束地将所有军力转移到打击共和国上。即便西班牙人不会严重侵犯荷兰领土，仅仅为了令敌军无法近身，共和国也将被迫增加军队和国防开销。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共和国新近赢得的凝聚力和繁荣经受严峻挑战。然而，正因为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莫里斯明白这些危险和共和国潜在的脆弱，他们才认为不能冒险承受与西班牙和天主教会妥协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后果。与所有被围困的小国一样，共和国的领导人发展出了一种受困心态，沉浸于质疑任何可能削弱壁垒、降低警觉或模糊分界线的事。

与双方的秘密谈判相伴随的，是一阵相互敌对的谣言风潮，以及在出版物和版画上刻意制造的宣传战。不过版画只出现在北部，这意味着相比南部，在北部让宣传触及淳朴民众的获益更大。宣传战开始于1598年春，当时南部出现了一本致“荷兰省”的小册子，号召荷兰省人恢复对国王的服从，让尼德兰再次统一成一个国家。 ⁴⁴ 这触发了持续数月的宣传战。荷兰省对“被征服各省”的回应配着插图，图画使用了自1572年以来视觉宣传常用的象征：荷兰雄狮、象征征服的金属项圈、包裹在盔甲中的虚伪国王，还有教宗——他被指为西班牙王座背后的真正势力。一直以来，这些宣传的目的就是让民众觉得南部等同于教宗、天主教和不宽容。荷兰省的首个回击中，包含了对处决安妮克·于滕霍芬（Anneke Utenhoven ）的描绘。1597年7月，这个再洗礼派妇女在布鲁塞尔被活埋，事实上这是南尼德兰最后一个因异端罪名被处决的人，但在1598年没人知道这一点。 ⁴⁵ 而荷兰政治宣传的基本主题思想是：“被征服各省”伸来的橄榄枝只是虚伪的计谋，意图通过阴谋将奴役的“项圈”重新“套”到“荷兰雄狮”身上。

这确实应和了北部领导人中盛行的观点。国务会议中的英格兰成员向伊丽莎白女王保证，在海牙，大公和解的提议“被当成危险之物，完全不受信任，被视为给这里制造麻烦的诡计。很明显，他们害怕最低限度的一致条款或联盟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其中的核心观念是危险的。因此不需要怀疑，他们不会留意这样的提议，因为他们从未像如今这样光辉、顺遂”。 ⁴⁶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荷兰的不妥协既不缺乏想象力，也不希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延长战争，更不渴求获取更多领土。它事实上是荷兰内部来之不易，如今依然错综复杂且保持脆弱稳定的典型结构。荷兰省和乌得勒支省的天主教忠诚正缓慢复兴。各省之间的内部冲突依然尖锐。共和国的很多地区不过刚刚被征服，而且像特文特、格罗和格罗宁根城这种地方的忠诚并不可靠，只能通过武力维持它们的和平。更糟糕的是，各个省内部也存在令人担忧的分裂，弗里斯兰、格罗宁根和上艾瑟尔尤其如此。就目前而言，对于共和国来说，相比独自面对西班牙帝国的全部武力，同意与南尼德兰妥协和互动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危险似乎要冒更大的风险。

随着法西战事的告终，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军队因为长期的资金短缺、反复的兵变和和谈的谣言而暂时处于混乱状态。相比之下，荷兰军队受到近来胜利的激励，正处于严阵以待的志气高涨状态。于是，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摄政官们决定趁着阿尔贝特大公尚未能重整军纪，利用当前形势采取深入佛兰德的重大军事行动。这个雄心勃勃但风险十足的提议源自泽兰省三级会议。该三级会议感到应该做点什么来破坏西班牙建立与卡德赞德（Cadzand）对峙的要塞网络的活动。与此同时，泽兰与荷兰都在为另一个问题忧虑：从敦刻尔克出发的私掠船越来越频繁地攻击他们的航运船只。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同意了沿佛兰德海岸深入打击的计划。威廉·洛德韦克则反对，认为这种深入敌人领土的行动意味着拿军队冒不必要的险。 ⁴⁷ 莫里斯最初似乎也对这个方案有所犹疑。

深入佛兰德的决定同样也源自荷兰领导层对东北部危险形势的焦虑。目前还没有时间修缮、巩固莫里斯夺取的要塞，建立一个可以运转的防卫屏障。格罗宁根持续的政治困局显然是危险的。总三级会议此前没能结束奥默兰与格罗宁根城的争斗，于是在1599年3月又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格罗宁根城的重大权力。委员会建议削减该城特权，支持奥默兰。这时，格罗宁根城终止了与总三级会议、省三级会议和执政的所有合作。 ⁴⁸ 为了防止格罗宁根像1580年那样，再次为在东北部复兴的西班牙势力充当“桥梁”，总三级会议在荷兰省的鼓动（和奥默兰的同意）下，于1600年春派军入驻该城，解除市民的武装，并在城墙内建起城堡。 ⁴⁹ 城堡由奥默兰贵族、德伦特的德罗斯特（大法官）卡斯帕·范尤瑟姆（Caspar van Ewsum）率领800人驻守。讽刺的是，这座城堡恰恰建在30年前阿尔瓦公爵出于同样目的而修筑的要塞原址。

与此同时，弗里斯兰的分裂也在恶化。奥斯特霍和韦斯特霍这两个较富裕的区与泽芬沃尔登区及11座城镇处于激烈的纷争中，前一派在观念上属于罗尔达派，后一派则支持执政。泽芬沃尔登区和这些城镇不满另外两个区的主导地位，担心它们会利用其优势地位（以及其他因素）把该省征税指标中过高的比例堆到自己头上。 ⁵⁰ 1600年，弗里斯兰省三级会议一分为二：一派在吕伐登集会，支持威廉·洛德韦克，控诉弗里斯兰贵族试图奴役城镇；另一派在弗拉讷克会面，抵抗执政，斥责城镇力图奴役乡村。双方的争执相当激烈，甚至布鲁塞尔的阿尔贝特大公及其谋士希望弗里斯兰陷入内战。与此同时，德伦特的内部冲突接踵而至：一方是威廉·洛德韦克和该省贵族；另一方是该省德罗斯特卡斯帕·范尤瑟姆和数量众多的非贵族农民。 ⁵¹ 除了上述纷争，总三级会议还要警惕新东弗里斯兰伯爵恩诺三世（Enno Ⅲ，1599—1625年）的态度；相比他的父亲，新伯爵是更激进的路德宗信徒，他更反天主教、亲西班牙。 ⁵²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和国将其军队投送到佛兰德。莫里斯用船将军队运过斯海尔德河，抵达弗卢辛对岸，随后沿海岸向敦刻尔克挺进。然而，他还没能入侵佛兰德，令佛兰德军队瘫痪的兵变就停止了，这让阿尔贝特大公得以召集1万人的精锐部队，向荷兰进军，其势头削弱了荷兰人的军心。莫里斯陷入一种他完全陌生的形势中。他手下的军官陷入几近恐慌的状态。假如不得不在野外打一场对阵战——且现在的情况似乎很可能是这样——那么荷兰人明白他们的军队相比西班牙人缺少的优势是什么。事情变得很明显，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正冒着重大的风险，他为了如今似乎无法得手的回报，赌上了共和国的军队，乃至整个共和国。

此战役进行时，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总三级会议的一个委员会正在奥斯坦德驻扎。这是卡德赞德以西最后一处残存的起义者飞地。他们意图在此监督军队和莫里斯的战略意图。在这段历史中，共和国都坚持认为，影响共和国最重大利益的关键军事决定太过重要，不能将其留给军事指挥官单独定夺。然而，随着形势严重性的全然浮现，人们的脾气变得暴躁，莫里斯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冲突。在共和国历史上，荷兰省执政官有时会违背他们自己的习惯，采取惊人的冒险行动，1600年的佛兰德战役并不是唯一一次。他们在1688年还会再度大冒险。然而，1574年以来，共和国遭受的挫败从未像1600年夏那样接近灾难。

1600年7月2日，在尼乌波特附近的海滩上，在遭遇战中受挫且走投无路的莫里斯被迫在这场对阵战中赌上身家性命。西班牙步兵依然是欧洲最精锐的队伍，他们无情地沿着沙滩步步逼退荷兰军队。他们的军事技艺非常高超，荷兰军队似乎必将溃败。不过经过多年的系统性训练，荷兰军队学会了高难度的军事技术，他们缓慢地后退，既不打散阵形，也不损害前线的作战效率。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荷兰军队缓慢地撤退，直至西班牙人疲累。军事改革的另外两个方面拯救了共和国军队： ⁵³ 木垫使得荷兰的炮手（与西班牙人不同）能够持续移动他们的大炮、持续开火，而大炮不会陷到沙子里；荷兰军队的一个原则是保留实力，留下部分军队不参与作战，直至决战时刻。莫里斯一直等到西班牙军队精力涣散，等到斜阳照射他们的双眼，才派骑兵先锋部队冲击，从各个方向打散他们。难以想象的结局出现了：骄傲的西班牙老兵在对阵战中被公认不如他们的士兵击败。这是谋略胜过实力的最好证明。

但尼乌波特的胜利徒有其名。 ⁵⁴ 它把荷兰军队留在不利的一侧，危险地暴露在西班牙军队主力面前。这场战斗还证明，只要稍加组织，西班牙人依然处于强势地位。莫里斯没能夺取尼乌波特。尽管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坚持军队必须占领一些地方，以证明入侵的规模和开销之大的合理性，但莫里斯认为审慎重于勇猛，并下令不光彩地撤退。对荷兰更不利的是，8月，12艘王家战舰和私掠船组成的舰队从敦刻尔克悄然溜出，摧毁了北海的鲱鱼场，毁灭了36艘捕鲱船，这占到南荷兰省捕鲱船队约300艘捕鲱船的10%以上。

接下来的4年里，形势陷入僵局。荷兰令西班牙人无法近身。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荷兰不得不扩大军队，修建价格高昂的新要塞，而这又让军事开支急剧提高。阿尔贝特大公和西班牙指挥官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决定在试图渗入大河以北前，先征服奥斯坦德。双方都为奥斯坦德围城战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和资源，甚至奥斯坦德不久之后就成了低地国家斗争的永恒象征，为了声誉，撤军已再无可能。到1602年3月，此地的英荷守军人数增长到5 675人。佛兰德军队的新杰出指挥官安布罗焦·斯皮诺拉（Ambrogio Spinola）不顾其他战线，孤注一掷地投入被称为“新特洛伊之战”的行动中。全欧洲的贵族都聚集于此，以便从这个凌乱的战争大学中汲取新的军事技术。围城持续了3年零8天。

通过扩充军力，荷兰得以从斯皮诺拉对奥斯坦德的专注中获益，同时压制住恩诺伯爵。荷兰军队从1599年的3.5万人增长到1607年的5.1万人。 ⁵⁵ 1602年，恩诺伯爵在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的支持下，围攻埃姆登。荷兰派去了更多军队，迫使伯爵撤退。根据1603年签署的新条约，伯爵被迫再次承认荷兰对埃姆登的无限期占领，承认归正会在该城的首要地位。同时，莫里斯于1602年9月攻占北布拉班特的要塞城镇赫拉弗。在荷兰省的鼓动下，莫里斯又在1603年试图夺取斯海尔托亨博斯，但未遂。不过次年，在奥斯坦德陷落前，莫里斯在斯海尔德河口取得重大胜利，在斯皮诺拉成功解围之前，拿下了斯勒伊斯以及西班牙人在该城附近建立的堡垒，还夺取了艾曾代克（IJzendijk）和阿尔登堡（Aardenburg）。

奥斯坦德于1604年9月22日投降。尽管由于荷兰近来的成就，西班牙的胜利被夺去了大部分光辉，但整个南部还是举办了精心设计的庆典，斯皮诺拉的胜利被描绘为天主教会复兴的标志。泽兰省三级会议以纪念勋章回应，宣称奥斯坦德是天赐之手，将斯勒伊斯、赫拉弗和阿尔登堡移交给荷兰。 ⁵⁶ 奥斯坦德陷落的一个结果是新教人口的大批迁移。因为该城此前容纳了佛兰德最后一大批新教团体，而现在他们不得继续留在这里，除非愿意重新改宗天主教。大多数人与士兵一起离去，许多人定居到斯勒伊斯和阿尔登堡。现在这两座城镇防守严备，充当着斯海尔德河的守护者及归正会在佛兰德的主要据点。 ⁵⁷

西班牙在大河以北的复兴要到1605年才实现。但1605—1606年的发展，无论是在战略、政治、宗教方面，还是对经济生活来说，都有巨大的影响。斯皮诺拉先是佯装围攻斯勒伊斯。随后，在1605年7月24日，他攻破荷兰军营，横扫北布拉班特，将莫里斯和三级会议军甩在身后。他跨过莱茵河，而后经科斯费尔德（Coesfeld）穿越明斯特兰，于8月8日率1.5万人兵临奥尔登扎尔城下——这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功绩。该城亲天主教，守备松散并迅速打开了大门。接着，斯皮诺拉的前锋部队出现在林根城前。十天后，这座要塞城镇和整个林根伯爵领地落入斯皮诺拉手中。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斯皮诺拉严重挫伤了总三级会议此前（自1597年以来）在荷兰—德意志边界不可挑战的统治。鉴于西班牙重兵驻守在林根和奥尔登扎尔，总三级会议的军队不得不放弃整个特文特区，退守艾瑟尔河。 ⁵⁸

第二年，荷兰人的担心变为恐慌的事实。1606年7月（伦勃朗出生当月），斯皮诺拉发起突袭，再次现身莱茵河以北。他在行军途中召集了哈布斯堡的新林根总督菲利普·德克罗伊和东弗里斯兰伯爵派来的援兵。这次他入侵海尔德兰的聚特芬区，攻占要塞城镇格罗和布雷德福特，同时夺取莱茵河畔的莱茵贝格。随后，斯皮诺拉向艾瑟尔河进军，攻占洛赫姆（Lochem），威胁聚特芬和代芬特尔，将整个共和国推入混乱。共和国各地的公共教堂，都在斋戒日和为拯救联省而举行的特殊仪式上祈祷。因为通过兵临艾瑟尔河，斯皮诺拉证明，不只聚特芬区，就连共和国腹地费吕沃及其周边，也都易于遭到西班牙攻击。 ⁵⁹ 军队从遥远的布拉班特驻地被匆匆派往艾瑟尔河，与此同时还有几支民兵队伍也进军这里。200名阿姆斯特丹人来到兹沃勒，200名乌得勒支人抵达代芬特尔，100名恩克赫伊曾人到达斯滕韦克。然而斯皮诺拉仅满足于他给整个荷兰国家造成的震动，并不打算跨过艾瑟尔河，不久之后他就撤退了。

莫里斯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随后决心发起一场极不寻常的秋季攻势，试图竭力填补他们防御网上张大的“裂缝”。莫里斯重夺洛赫姆，但围攻格罗的行动（1606年11月）失败。格罗防守严密，并且有来自林根的充足补给。林根是埃姆斯河上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不仅运输兵力、马匹和粮食，还运输马车和军需。

西班牙人1605—1606年的胜利使整个特文特区和聚特芬区及其相邻地区再次被拉入西班牙的“捐献”体系。这个体系下，不设防的乡村和小城镇要缴纳一些贡金，换取免遭劫掠和破坏的待遇。随着西班牙骑兵在整个地区巡逻，“捐献”钱从1606年开始一直定期收缴，直到1633年西班牙人丧失在莱茵河下游的最后一个重要基地莱茵贝格。特文特区被摊派的“捐献”比例稍高于聚特芬区。亨德里克·范贝赫（Hendrik van Bergh）伯爵（1606年，斯皮诺拉将他留在格罗掌事）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诡异的位置，作为海尔德兰领导性的爵位贵族，他要从贝赫伯爵领地（斯海伦贝赫还在三级会议军手上），也就是他自己家族的祖产上征收“捐献”。聚特芬区每6个月要给西班牙人2 000荷兰盾，而贝赫要贡献其中的约八分之一。 ⁶⁰ 西班牙人认为博屈洛—利赫滕福德属于明斯特派，因此最初不向其征收“捐献”，不过从1606年起，那里的乡村也开始需要缴纳“捐献”，因为那时总三级会议驱逐了明斯特派，并占领了该区各城镇。

莫里斯力图光复格罗，但未成功。这是八十年战争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陆地战役。此后战争陷入了僵局。1607年春，荷兰与西班牙签订的停战协定巩固了这一局面。这种僵持也为双方更正式的谈判开辟了道路，最终促成了1609年《十二年停战协定》的签署。共和国的边界在1606年暂时固定，直到1621年战争重启后，才再次改变。这给了西班牙和天主教会喘息时间，用以在共和国东部边缘地区培养起对他们的支持势力。

固定驻军体系

斯皮诺拉1605—1606年军事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发动心理战，让共和国的整个东部边境显得不安全。为了巩固西班牙的胜利，大公夫妇和西班牙国王花了大笔资金来翻修占领的堡垒，为其配备人员。莱茵贝格在一名西班牙指挥官的管辖下，由超过2 000人的部队驻守。1608年，西班牙在奥尔登扎尔的卫戍部队有2 500人，他们控制着特文特。鉴于西班牙在格罗和林根的守军人数较多，东弗里斯兰伯爵又公开敌视共和国，总三级会议别无选择，只得开启一项规模和耗资都巨大的计划——沿共和国整个东部，以及南部边界，建造新防御工事，打造一个从埃姆斯河口的代尔夫宰尔一直延伸到斯海尔德河口的卡德赞德的宏大防卫圈。（参见地图9）

1605—1608年间，包括西蒙·斯泰芬（Simon Stevin）在内的总三级会议的最高军事工程师在整个边境地区考察、实地测量，设计出最复杂巧妙的、整个欧洲前所未见的棱堡（bastions）、V形棱堡（ravelines）和角堡。这些新堡垒的设计不仅确保荷兰的据点更加安全，还能容纳比过去人数更多的卫戍军队。1588—1607年间，荷兰常备军的规模几乎增加了2倍， ⁶¹ 人数超过5万（参见表7），这意味着相比过去，新堡垒能为更大数量的士兵提供住所。1607年，单单荷兰省就为3万步兵和4 000骑兵支付开销，泽兰负责7 500名，弗里斯兰负责6 600名。到1608年，随着军事危机告终，停战谈判正在进行，军队人数被裁减至4.7万；停战协定一生效，军队人数又裁至2.9万人。 ⁶² 但是情况很清楚，假如战事重启，军队必将再次扩充到至少5万人，或许还要多得多。

防御圈上的一些要塞，如代尔夫宰尔，在1591年攻势之后的年月里就建起了森严的堡垒。但1597—1605年间，局势并不那么危急，建造防御工事的速度有所放缓。此外，一些地方在16世纪90年代初就建起了新堡垒，但在现在它们显得太小了，必须扩大。布尔唐的情况就是这样。布尔唐是东北部边境的一座关键要塞。1606—1607年间，这里建造了数座精心设计、战力更强的棱堡，围起了大得多的地区。一些要塞，如格罗、赫拉弗、斯勒伊斯和阿尔登堡，最近才被攻占，因此这些地区的堡垒修缮和新棱堡、V形棱堡建造无论如何都只能说是刚刚起步。 ⁶³ 其他地方，如聚特芬，重建工作在1591年就开始了，而后整个17世纪早期一直持续。 ⁶⁴ 至于库福尔登，国务会议从16世纪90年代初就在草拟扩建该地防御工事的计划，但直到1605年，为了应对斯皮诺拉的攻势，这里才开始动工。

建造新防御工事和扩大驻守部队的大部分开销由荷兰、泽兰、弗里斯兰和乌得勒支承担。它们也是地理上远离防御圈的省份。于是，令翻修要塞和扩军得以实现的资源有六分之五要从共和国核心地区运到外围地带，也就是堡垒坐落、军队扎营、大炮和军需贮存之处。在许多驻军城镇，包括斯勒伊斯、阿尔登堡、艾曾代克、贝亨、斯滕贝亨（Steenbergen）、布雷达、海特勒伊登贝赫、威廉斯塔德、赫拉弗、库福尔登、布尔唐和杜斯堡，驻军活动构成城镇主要或唯一的经济活动，因此1591—1609年驻守部队的大规模扩充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外围防御圈社会和文化的每个方面。所有这些城镇的人口规模和整体活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固定的驻守部队的规模。 ⁶⁵

在共和国的外围地区，固定的驻守部队在1591—1609年间发展成了塑造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主要因素。卫戍士兵和指挥官不只把来自核心省份的钱花在建筑堡垒，购买食物、军需、靴子和马鞍上，还购买葡萄酒、优雅的礼服、啤酒。即便在小驻军城镇，酒馆、赌场和性交易也生意激增。当然，普通士兵也有精神需求，有些人还组建家庭，因此全新一代的要塞教堂得以建立，它们通常带有临时凑合的特性，但有时候，这些教堂对建筑风格的发展影响重大。威廉斯塔德于1597—1607年间建造的教堂被视为尼德兰第一座为专门目的建造的大型新教教堂。与船只和沿海地区的海员一样，荷兰外围地区酒馆和卫兵室里的士兵们变得人所熟知、极其重要。如果荷兰画家的绘画题材最先呈现的是海景，那么到17世纪20年代，他们也时常描绘旅馆和妓院里的士兵，到17世纪40年代，则经常是卫兵室里的士兵。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即17世纪40年代，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gh）就喜欢集中描绘卫兵室里的场景。

固定驻军体系的一个社会影响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军事贵族，其成员常常来自低阶贵族家庭，他们因为长期服役、有能力、忠于共和国，而晋升到驻军城镇长官或副长官这样的职位。他们必须是可靠、经验丰富、执政信赖的人。尽管一开始他们鲜少富裕，但作为军事长官，管理大笔金钱和大批储备物资的职责让他们变得阔绰。这些长官的宅邸不仅是这些城镇首屈一指的房屋，通常还是社会生活和高雅文化的中心。尽管荷兰常备军的士兵大多是德意志人、法兰西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而非荷兰人，但军事长官往往要么是荷兰贵族，要么是南尼德兰的流亡贵族——16世纪80年代初，他们与沉默的威廉一块儿被驱赶到北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持续掌管着被指派的城镇，并与一些市民发展出了深厚的友谊，这些市民很可能先前就与他们相识。尤斯蒂努斯·范拿骚（Justinus van Nassau）做了25年（1601—1625年）的布雷达长官，他出现在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描绘1625年布雷达投降场景的名画中。他是沉默的威廉与一个布雷达市长的女儿诞下的私生子。担任贝亨长官11年（1606—1617年）的马塞利斯·巴克斯（Marcelis Bacx）本身是北布拉班特人。他的父亲是布拉班特省三级会议高官，曾支持大起义，并担任赫斯登长官（1578—1587年）。奥默兰贵族、总三级会议任命的德伦特德罗斯特卡斯帕·范尤瑟姆出任库福尔登长官近半个世纪，直到1639年过世。 ⁶⁶

大多数卫戍军队靠着某省分摊的赋税维系，驻军城镇与给予他们财政支持的省份不可避免地发展出密切联系。于是，斯勒伊斯由泽兰负责卫戍，布雷达由荷兰负责卫戍，赫拉弗则被分给乌得勒支。莱茵河下游的驻军也主要受荷兰省财政支持。然而，东北部边境的情况稍有不同。弗里斯兰在这里具有潜在优势，而格罗宁根和上艾瑟尔对此极为反对，这让荷兰省得以采用混合的驻军，尤其是在布尔唐和贝灵沃尔德，这两地的驻军由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共同负责。 ⁶⁷ 对于那些坐落在7个投票省份领地上的要塞，如海尔德兰的阿纳姆、聚特芬和奈梅亨，荷兰省的赫斯登和海特勒伊登贝赫，任命这些要塞的指挥官是各个省份天然的权力。 ⁶⁸

荷兰军事改革及其对欧洲的影响

16世纪90年代，莫里斯、威廉·洛德韦克和国务会议在荷兰省和总三级会议支持下进行的军事改革，被恰如其分地视为练兵和军事组织史上的转折点。所谓的16、17世纪的军事革命是一个广泛的现象，而不仅是核心的新型堡垒，更大型、更训练有素的军队，以及更多的物资和更复杂的后勤组织。这一进程开始于15世纪的意大利，并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顶峰，进入了更有条理的新阶段，比如军队采用了统一制服。而在这一更大规模的进程中，荷兰16世纪90年代的军事改革是关键，它引入了许多根本性的变革，随后被整个欧洲普遍采纳。

尽管荷兰的改革是更大范围“军事革命”的一部分，但它也必须被看作低地国家特殊的战争环境的产物。1585年之后，由于尼德兰的战争处于异常静止的状态，因此社会必须做出调整，以维持为数众多的驻守部队。他们驻扎在卫戍城镇和人口密集的地方，与平民百姓混居。这种情况在欧洲前所未有。此外，驻守部队还常常聚集在繁忙的交通要道和水道附近，甚至在共和国最重要的两个河口附近。所有这些都向荷兰提出了史无前例的组织和后勤问题。与此同时，新的军事情况创造了一种长期平静的新军旅生活方式。军队由于极少需要真正作战，让荷兰必须彻底改变许多传统的练兵习惯。此外，新的军事情况还添加了额外的花销，要求定期、及时地支付军饷。 ⁶⁹

荷兰军事改革的某些方面非常适应低地国家的环境，不过也造成这样的改革随后并没有在欧洲广泛应用。因为在荷兰军事改革背后，存在的不只是提高军事效率的需求，另外一点同样重要的是，要保护平民社会免遭士兵破坏。市长和摄政官坚持认为，士兵应当排在平民之后，平民应当得到优先保护。因此，荷兰军事改革从一开始在处理与平民社会的关系方面，就在根本上区别于后来的某些改革——如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荷兰的范例和方法。在莫里斯及其继任者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1625—1647年）时期，在城镇里侵犯平民的士兵确实还会受军事法庭审判。这些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满足平民的需要，但到1651年，甚至这一点也被颠覆，士兵在城镇里对平民犯下的不轨行为改交市政当局的司法机构管辖。

荷兰军事改革的核心在于，需要通过加强军纪，以及在相对短的周期按时支付军饷，来保护平民社会。总三级会议在1590年首次出台军人行为规范，并多次重印。 ⁷⁰ 军纪条款宣读者会对所有新兵进行宣读，并且在每年训练季开始时重新进行宣读。专业的军队司法官员被派驻到各个驻防地，以保证措施的施行。对于较轻的违纪行为，如滋事、偷窃或参与仍为城市行会成员保留的经济活动等的士兵将遭到禁闭或罚款的惩处。对于严重违纪行为，包括诱拐和强奸，违纪者会面临死刑。莫里斯和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都时常吊死那些犯了强奸罪的士兵。要想军队与平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平顺有序，减少性侵害确实与定期付款的新观念一样至关重要。1620年，威尼斯大使带着诧异记录道：与大多数地方不一样，荷兰的城镇真的请求让卫戍部队驻扎在城里，因为这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破坏，而且市民在看到自己的妻女非常靠近大批士兵时也并不感到焦虑。 ⁷¹ 军队与平民社会的关系得到管理的结果是，就连小型驻军城镇也仅有有限的性交易行为。

这种对阻止士兵制造骚乱、偷窃和强奸的关注，体现在多种情境中。1594年格罗宁根投降时，只有几支部队获许进入该城，而且只是驻扎在特别指定的、被没收的修道院里。任何形式的抢劫或报复行为都不被容忍。就连军队从教堂里拆毁圣像和祭坛的行动也是在执政的监督下，有组织地进行的。 ⁷²

秩序和纪律成了荷兰军事行动的标志，它们既源于固定驻军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同样也源于特殊的军事创新。固定驻军地的军队承担着无限期的卫戍职责，需要一整套军事训练和任务来取代旧式的掳掠、征粮和洗劫。他们还需向常常看见他们的平民展示自己的军纪和严格的规范。但日益复杂的战争和更精致的战术的出现，也同样需要新训练形式。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反方向行进”战术的引入，这是调度配备了火绳枪和滑膛枪的步兵的方式。 ⁷³ 1594年，威廉·洛德韦克首先提出“齐射”战术，一排排步兵要在彼此的行列里穿梭移动，轮流开火齐射。他表示这个想法来自对古罗马投矛齐发战术的研究。新战术将革命性地改变整个欧洲的战场策略。与古罗马人一样，新战术成功的关键在于，连续不断的训练使军队达到严苛的标准。否则，在战斗中尝试这样复杂的战术必将导致混乱。

对固定驻军地、“反方向行进”和火力齐射所必需的纪律的强调，反过来又创造了对武器和军需进行标准化的需要。荷兰很快就意识到标准化可以带来的效率。标准化和齐射策略还催生了别的要求：士兵应当学会同步装配弹药、就位和开火。这进而导致了高强度的装弹药训练和武器使用训练。为了教授新规则，军队被重新规划为较小的分队，易于低级军官在训练中一直管理团队。他们按照上级指挥部描绘的图示辅助训练。 ^{7 4} 这些图示的最终版本出现在雅各布·德盖恩（Jacob de Gheyn）1607年出版的著名的说明手册里。它们展示了使用火绳枪和滑膛枪的42种阵势。这本小册子迅速被翻成欧洲各种语言。

这种对秩序和方法的关注全面影响着荷兰16世纪90年代的军事改革，它们事实上起源于社会和文化压力，又在思想上被利普修斯和其他晚期人文主义学者的新斯多葛主义道德和政治观念强化。 ⁷⁵ 严明的军事纪律有益于社会，能够巩固国家，它能够成功调整军队和平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减少破坏：这样的观念在当时的思想界中盛行，而且吸引了莫里斯、威廉·洛德韦克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莫里斯在1583—1584年间曾与利普修斯共同学习。对于罗马、希腊和人文主义者对战争的论述，莫斯利和弗里斯兰执政都展现出热切的兴趣。不过讽刺的是，在利普修斯返回鲁汶之后，他的关于罗马军事行动的重要著作《论罗马民兵》（De Militia Romana，1595—1596年）率先在西属尼德兰面世，而且还是献给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

利普修斯是那个时代主流的思想家。由于在北尼德兰和南尼德兰都居住过，因此他的思想在两边都具有影响力。这强调了以下事实：军事纪律虽然主要是在北部得到发展和创新，但对它的强调是低地国家共同环境之下的产物，并且从法尔内塞时代开始就是佛兰德军的特点，到斯皮诺拉时代更是如此。事实上，16世纪90年代对南部来说也是军事改革重要的十年。当时的布鲁塞尔政权推行了改进军队补给程序，并在1590年采用了整体性的军队行为规范，管理驻军生活的各个方面。 ⁷⁶ 1598年之后，阿尔贝特大公在斯海尔托亨博斯、盖尔登、格罗和其他城镇建立兵营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是受到类似需要的激励——他也必须协调军队和平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减少士兵对平民的侵犯。

新教地区的人们贪婪地学习、广泛地采用莫里斯的军事改革、荷兰的军事科学和利普修斯的思想，欧洲南部也零零散散地存在类似活动。1616年，莫里斯的表亲拿骚的约翰伯爵为锡根（Siegen）的乡绅开设了一所军事学院，集中教授战争的技艺。 ^{7 7} 黑森的莫里斯（Maurice of Hesse）这位德意志新教联盟的领导人物是个狂热推动者，联盟本身也在促进德意志模仿荷兰的战术和训练。17世纪初，众多德意志王公出版自己的军事训练指导手册。这些手册内容几乎全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荷兰范例的影响。大选侯、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40—1688年）是普鲁士军事传统的真正奠基人。终其一生，他都与荷兰执政的宫廷维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和文化联系，他的练兵方式最初就是在荷兰军营里学习的。

不过，众所周知，受荷兰军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瑞典，在那里，严格的军事训练、绵长的步兵阵线、“反方向行进”和机动野战炮兵被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us Ⅱ Adolphus）提升到新高度，并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意志战场上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

荷兰人在欧洲各地：工艺、技术和工程

大起义之前，安特卫普在欧洲商业和金融活动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以及南尼德兰在工艺和制造业方面的成熟，不仅促使大批尼德兰人向外移民，在里斯本（Lisbon）和塞维利亚（Seville）到波罗的海沿线建立起商人聚集地，甚至还推动大批工程师、专家和技艺娴熟之人向更广阔的地区迁移。尼德兰拥有各行各业的熟练专家，他们最终得以对欧洲文化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在中欧、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和稍后的俄国，情况尤其如此。到16世纪90年代，北尼德兰的起义国家成为强大且在经济上极其成功的力量。这一大批尼德兰移民与商人团体类似，往往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存在分歧。无论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还是在科隆、布拉格和维也纳，许多移民有着坚定的天主教信仰，偏向于安特卫普和正在复兴的南尼德兰，在文化方面也与这些地方相联系。但是也有许多人融入了归正会（有时也融入路德宗，如在法兰克福和汉堡）的环境，更多地偏向荷兰省和共和国一方。

在一些团体中，人们可以察觉到这种分裂正在日益加剧。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当政时期，聚集在葡萄牙和维也纳的低地国家的学者、艺术家和专业技工群体，因为来自祖国的轰动性消息而出现明显且深刻的分裂。 ⁷⁸ 该群体的著名成员包括：荷兰省的胡戈·布洛修斯（Hugo Blotius，1534—1608年），他于1575年成为马克西米利安的皇家宫廷图书管理员，虽然表面上是个天主教教徒，但他对爱之家庭的唯灵论表现出厚爱；瓦隆的植物学家卡罗吕斯·克卢修斯（Carolus Clusius），后来他成了莱顿的教授（参见后文686页）；微型图画画家雅各布·赫夫纳格尔（Jacob Hoefnagel），他在波希米亚成为加尔文宗信徒，之后在1618年将筹码压在捷克反抗哈布斯堡的斗争上。

尼德兰人为敌对双方的压力所困，其中一个异乎寻常的案例便是著名的采矿企业家、实业家和金融家汉斯·德维特（Hans de Witte）。德维特是来自安特卫普的加尔文宗信徒，他本人一直忠于新教信仰，但他在华伦斯坦位于波希米亚的地产上管理采矿和冶铁，还在整体上协助这位大统帅组织资源调配，因而成了三十年战争早期阶段哈布斯堡军事机器上的关键“齿轮”。在此期间，他还雇用来自低地国家的技术人员（其中一些人也是新教徒）。华伦斯坦遭到暗杀后，德维特也在自己家的花园里自溺身亡。

近代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技术上还相对落后，因此从查理五世甚至更早的时候起，信奉天主教的尼德兰人在这些地方就颇受欢迎，并且迅速在塞维利亚和里斯本正繁荣发展的商业世界以及需要先进技术的众多领域，尤其是绘画、排水和挖矿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这一现象还很快传播到西班牙的新世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天主教尼德兰人中，最杰出的便是工程师阿德里安·博特（Adriaen Boot）。17世纪早期，马德里的西印度事务院（Council of the Indies）派他到墨西哥城处理那里严峻的排水问题。雄心勃勃负责新西班牙的排水系统方案的同时，博特还为西班牙国王设计位于阿卡普尔科（Acapulco）的圣迭戈（San Diego）太平洋堡垒（1615—1616年间建造）。这座巨型堡垒的主要建造目的就是对抗荷兰的海上威胁。

整个17世纪，欧洲许多地方都非常需要从尼德兰来的排水和垦荒专家。1624—1626年间，扬·阿德里安斯·莱赫瓦特（Jan Adriaensz. Leeghwater）在荷兰省协助排干了沃尔默湖（Wormer lake），此后他于1628年受埃佩农（Epernon）公爵委托，草拟排干波尔多（Bordeaux）以南、卡迪亚克（Cadillac）附近沼泽的计划。荷兰专家还受雇到托斯卡纳（Tuscany）和教宗国完成各种排水计划。新教欧洲这一领域中的著名人物要数科尔内留斯·费尔默伊登（Cornelius Vermuyden，约1595—约1683年）。费尔默伊登来自托伦，他利用在泽兰学到的技艺，以及众多从泽兰和荷兰省雇来的工头和工程师，对英格兰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621年，他受雇到伦敦以东修复泰晤士河堤坝上的一处裂口，自此费尔默伊登掌管了一系列的宏伟工程，尤其是开垦英格兰东部的沼泽地。尽管他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在1628年被查理一世封爵，但他的技术和最终的成果广受争议，因为他没能有效排干所有他处理的沼泽。

荷兰在技术上影响欧洲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是防御工事和海港建设，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颇深。在设计和建造防御工事方面，荷兰在16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开始声名鹊起；当时正值大起义时期，尽快加固荷兰各城镇的城墙至关重要。荷兰防御工事设计者中最为声誉卓著的是阿尔克马尔的阿德里安·安东尼斯（Adriaen Anthonisz，1541—1620年）。 ⁷⁹ 值得注意的是，1572年之前，安东尼斯所习得的技术主要在指挥堤坝建造和完成土地开垦项目方面。为阿尔克马尔设计新防御工事后，安东尼斯于1573年经历了该城的围城战。随后，他参与到众多重建城墙的工程中，包括1578年之后重建阿姆斯特丹防御工事的项目，以及赫斯登巨型堡垒（1579—1586年间建造）的设计。他成了莫里斯最信任的防御工事专家，正如他也曾是沉默的威廉最信任的专家。不过他在从事防御工事研究的同时，也在继续做着修筑堤坝和土地开垦的工作。1591年，他指导了泰瑟尔岛新堤坝的建造。他还为城镇的扩建做设计，如1590年为恩克赫伊曾做设计。

不过，主要是到1590年之后，随着荷兰防御工事修筑计划的大幅扩展，荷兰人作为欧洲城墙、堡垒和海港修筑专业户的名声才树立起来。国务会议雇用的训练有素的军事工程师，人数从1590年的13人增长到1598年的25人。此时，扩大共和国的工程师队伍已经成为增强其国际影响力的手段。 ⁸⁰ 1599年，普法尔茨选帝侯致信莫里斯和威廉·洛德韦克，要求他们派一位技艺娴熟的军事工程师去帮他设计领地上重要的新堡垒。选帝侯在信中评论道，在堡垒建造领域，欧洲最先进、最高超的技艺如今要在联省寻得。 ⁸¹ 西蒙·斯泰芬早在16世纪90年代深入参与防御工事建造，并于1594年出版自己关于这一主题的专著《防御工事建造》（De Sterctenbouwing）。他是首批将新技术介绍到国外的人之一，不过与多数人一样，他也将防御工事建造的专门技能与其他工程技术结合在一起。于是，受但泽市长的邀请，斯泰芬于1591年到访该市，草拟了加固但泽海港的设计方案。随后他又到加来考察，为改善这里的港口和防御工事设计方案。

约翰·范赖斯韦克（Johan van Rijswijck）也是重要的防御工事专家。1579—1586年间，赫拉弗在起义者手上，其间沉默的威廉曾任命赖斯韦克整修这里的城墙。随后，赖斯韦克又到贝亨等地为泽兰省三级会议工作。1597—1605年间，他忙于设计总三级会议在林根建造的新堡垒；此后，他到不来梅、吕贝克等德意志北部城市游历，承担起改进城墙的设计任务。另一个非常有名的荷兰工程师是尼古拉斯·范肯普（Nicolaes van Kemp），他曾一度在东普鲁士为勃兰登堡选帝侯工作。1607年，他受邀前往瑞典，在那里停留了三年，帮助设计新城镇哥德堡（Göteborg）的港口和防御工事，瑞典国王当时正努力发展该城。

这一时期，港口工程中最重要的进步之一是“淤泥磨”。这一设备用于清理港口底部淤积的泥沙；它的辐条外端固定着袋子，在海底翻腾搅动，由马力驱动。这一设备最初于1590年前后出现在阿姆斯特丹，当时用的是人力，到17世纪20年代开始采用马力。 ⁸² 到1677年，四台这样的动力设备接连运转，每台多由两三匹马驱动。与阿姆斯特丹一样，欧洲许多港口都有泥沙淤积的问题，因此许多地方对这样的机器感兴趣。以威尼斯为例，这里的元老院于1674年采纳阿姆斯特丹路德宗工程师科内利斯·扬斯·迈耶（Cornelis Jansz. Meijer）的计划，准备安装荷兰的“淤泥磨”，以清理威尼斯港口，不过这一方案从未真正施行。

在欧洲的很多地区，事实上也算是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荷兰技术的影响力显而易见，不过没有哪里比正在迅速发展的瑞典王国更明显。瑞典缺少本土的资本和商业组织，但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铁矿和铜矿，瑞典国王还怀有雄心勃勃的计划，这样的环境让荷兰能够运用自己的技术与资本，实现最高效的工作。17世纪早期，许多荷兰人移民到瑞典，事实上新城市哥德堡在建城早期几乎是荷兰城镇；不过，帮助瑞典迅速跻身欧洲强国行列的，主要是荷兰的技术而不是人数。低地国家移民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威廉·于塞林克斯（Willem Usselinx，1567—1647年）。他来到瑞典时，对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幻想刚破灭。瑞典宫廷则鼓励他建立一个以瑞典为基地的“全球性公司，为了与非洲、亚洲和美洲进行贸易”，这项计划掀起了一阵骚动，却没取得什么成果。而在瑞典的荷兰人中，掌控局势的人物主要是路易斯·德海尔（Louis de Geer，1587—1652年）。他来自起源于列日的一个加尔文宗家庭。与许多列日流亡者一样，海尔家族在多德雷赫特起家。在路易斯那个时代，海尔家族的生意主要是盐、谷物和铁的大宗运输贸易，其中铁从列日进口。1627年，作为一个富裕商人和冶铁专家，路易斯·德海尔定居斯德哥尔摩，并迅速在瑞典建起规模庞大的商业帝国，涵盖铁矿与冶铁、黄铜铸造、造船、绳索制造和其他众多领域。德海尔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可能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火炮和炮弹生产商。他和合伙人威廉·德贝舍（Willem de Besche，也来自列日）将一批专家从联省带到瑞典。这些专家通常是瓦隆的新教徒，后来移居荷兰省，如今负责金属加工的技术问题。这些专家引入了一整套锻造与熔炼技术，对于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来说，它们都是全新的。 GN67SYc7dMuianT+5a2XqRitTzC3IzNabCHlXiQGr4hO1EMXfPlYO4IX/1sw9Y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