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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这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给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阅读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语言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原则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所撰讲义(出版后书名《国史大纲》)一开头便标举:“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增强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词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上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吗?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才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 oCPSIKMruxxrkLKSyUnyABtGk8JxvNQ/vOjJwugeUx27pWzbGo3EI2F0rzkeO9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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