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

李世民的即位，揭开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的序幕，一般认为，贞观时代奠定了李唐政权的基本格局。

中央体制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因为太宗在没当皇帝时曾担任尚书令，所以在他即位后不常设置，而是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同为宰相。不过，其他官员通过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参知政事”“平章军国重事”等头衔参与决策，也是事实上的宰相。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在实际的运作上，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太宗贞观年间，政事堂议事的模式已经成熟。政事堂本来在门下省，但是到了唐高宗永淳年间，权力较大的裴炎担任中书令，就把政事堂挪到了中书省。政事堂最终朝着政府机构的方向演变。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依据习惯，仍然被称作“政事堂”。按惯例，仆射为正宰相，制度上并未规定仆射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才是宰相。中宗神龙元年（705），豆卢钦望为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由于跟相王李旦有复杂的关系，他竟然不敢参议政事。政治事件对政治制度的反作用，在这件事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地方制度方面，分为州、县两级，分别设刺史和县令为州、县长官。这种健康的结构在安史之乱后被破坏，中国地方制度变成了三级结构，不但靡费行政资源，而且影响行政效率。安史之乱前的刺史备受重视，政治地位较高。很多大臣乃至宰相外放，也不过担任重要州的刺史。唐太宗非常重视刺史是否称职，认为自己委任的都督、刺史，是治乱的关键，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将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因而唐初吏治出现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朝之前，地方政治体制主要是封建和郡县两种模式，都是二级结构。唐太宗即位后，希望国祚长久，对到底是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萧瑀认为应该恢复能使夏、商、周三代国祚长久的封建制，虽然一开始这种意见就遭到了李百药、魏徵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太宗在贞观五年（631）还是出台了一个“世袭刺史”的规划，即派遣皇室子弟和功臣勋贵到地理位置关键的州去担任世袭刺史。到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已经分封了二十一个皇室子弟为世袭都督、刺史，其封地主要位于关东的形胜之地，作为中央的屏障。但是，他准备分封十四位功臣勋贵担任世袭刺史时，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最终迫使太宗放弃了世袭刺史制度。虽然太宗一直到去世都向往封建制，但最终没能够实际推行。

法律方面，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制定了《贞观律》。这种与民休息的方针也体现在经济方面，太宗大力推行均田制，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教育方面，太宗尊崇儒学，祭祀孔子，兴办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642）书成，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史学在此时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不管是官修还是私修，都有重要的作品完成，例如《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北史》《南史》等，不过在修撰本朝国史时，太宗要求亲自查看，破坏了国史编纂的客观性原则。

太宗在历史上以善于纳谏著称，魏徵（580—643）是当时重要的谏言者。魏徵曾在李密帐下担任记室参军，后李密战败，魏徵跟随李密入关投降李唐。他曾说服据守黎阳的徐世勣投降唐朝，但是不久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虏了魏徵，魏徵便在窦建德那里担任起居舍人。到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魏徵再次归顺唐朝，为太子李建成所信任，李建成引其担任东宫的太子洗马，成为李建成的核心幕僚。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赦免了魏徵，魏徵则承担了前往关东安抚李建成和李元吉旧部的重任。魏徵前后转换了五次阵营，为不同的雇主服务，但是并没有遭到当时舆论的谴责，没有人认为他不忠，这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魅力，而是当时整个的思想氛围并不强调为君主尽忠而死。唐初的文臣武将，大多有多次转换阵营的经历。著名的军事统帅比如李勣等，也有全军覆没和被俘的经历，但是回来之后依然被重用，继续担任军事统帅，这是大唐的风度所在。

魏徵以极言进谏的形象留存在青史中。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太宗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太宗贞观六年》）。整体而言，魏徵的政治态度以静为本，与民休息，这正好符合了李唐建立初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国家的复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魏徵也曾极力反对发动对高句丽和高昌的征伐，不过随着唐朝国力的增长，他的这一意见最终被放弃。

晚年的魏徵卷入了储位之争，作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他生前极力维护太子的地位，但他死后，李承乾谋叛，牵涉其中的人有不少是他曾举荐过的，比如侯君集。结果太宗震怒，不但毁弃了将公主嫁给魏徵之子的诺言，而且还派人将魏徵的墓碑推倒。太宗征伐高句丽失败后，想起魏徵的好处，又派人祭祀，重建了墓碑。

整体而言，太宗统治的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太宗对腐败惩治较为严厉），与民休息，经济得到恢复，官员队伍不大且比较有效率，治安也得到保障，文化教育事业更是得到很大发展。经过长时期的战乱，中国进入了一个较好的时代，可以说，“贞观之治”为李唐帝国的对外拓展和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yHljqEAPMmI2ZY7rdVQAVVF3yai3Gq9CAXnozt6gr/+RJ7y4JXoZ9HWjA/0g2e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