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与权力传承

唐高祖的形象淹没在他的儿子唐太宗的光辉里。唐太宗历来被认为是明君的代表人物，而与他竞争皇位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则被描写成嫉贤妒能、道德败坏的平庸之辈，甚至官方史书还暗示他们跟自己父亲的妃嫔有不正当关系——实际上李世民自己在男女关系方面的表现更加恶劣，至少更加明显，比如他抢了自己弟弟齐王李元吉的媳妇和族人庐江王李瑗的老婆。从史料的蛛丝马迹来看，李建成绝非平庸之辈，至少在他身边有忠诚于他的魏徵、王珪等优秀人物，他们后来都成为贞观朝的重要大臣。不管如何，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发生的玄武门政变，把李世民扶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通过竞争乃至宫廷革命夺取皇位的做法，给太宗的子孙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太宗到肃宗，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次的皇位传承都伴随着竞争、阴谋和屠杀。在这种模式下，预立的储君没有一个能和平继承皇位的，如隐太子建成、恒山王承乾、燕王忠、孝敬皇帝弘、懿德太子重润、节愍太子重俊等，他们不是被废黜，便是被杀害；能够继承皇位的，都是依靠“宫廷革命”上台的，如太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等。

唐代前期的贵族制社会也给这种宫廷革命创造了条件。贵族大臣们通过政治投机，保持自己对政治的影响力，实际上是贵族政治的重要表象。传统皇位的传承，以嫡长子继承为常态，非嫡长子继承为特例。而唐朝从太宗至肃宗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不但继位的皇帝没有一个是嫡长子，甚至武周代唐以后，连武、韦等具有特殊地位的贵族都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选。

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大臣贵族各拥一方，从内廷到外朝，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庞大的政治集团。以宫廷革命为夺权手段，以实力强弱左右皇位传承，在李世民的夺权中已是如此。李世民在大业九年（613），就娶了门庭显赫的长孙家族的女儿为妻，即后来的长孙皇后，长孙皇后的父亲是隋朝大将长孙晟，长孙皇后的同母兄就是高宗初期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在高祖时代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官位也不高，但是在太宗即位后，他立即被擢升为宰相，在凌烟阁功臣排行榜位列第一。他之所以被拔擢，不是因为他为李唐的建立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而是因为他是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的主要支持者。他不是高祖的功臣，而是太宗的功臣。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长孙皇后曾亲自鼓舞秦王府兵的士气，而长孙无忌不但出谋划策，而且亲临现场。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是被他们的舅舅高士廉抚养长大的，高士廉出身渤海高氏，而渤海高氏从北魏到隋朝都是世家大族。因为姻亲的关系，高士廉也全力支持自己的外甥女婿李世民发动政变。在玄武门政变时，高士廉担任雍州治中，负责首都的司法事务，在政变当天，他释放囚徒，发给他们兵器，让他们埋伏在芳林门（在玄武门之西）。芳林门的伏兵进可攻击玄武门之敌，退可守秦王府，还可自此门退往洛阳，因此这是李世民政变中的重要一环。

贵族政治干预皇位继承，往往是贵族子弟通过参与皇位竞争者的幕府来实现。隋代和唐朝前期，皇室子弟封王开府，有一套庞大的幕僚班子，而且亲王在经济上的实力也很强，这为他们争夺皇位提供了基础。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位拥有超强实力的开府亲王，而且他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尤其是在对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战争中积累了巨大的名望，他还从隋末群雄的各个阵营中收编了大批的文人武将，这些人攀龙附凤，也希望自己的府主能够登上皇位。这种种条件，促成了李世民以武力夺取政权，并且奠定了一种通过宫廷革命完成皇位传承的模式，对此后的皇位继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贵族政治渐渐衰微，加上玄宗上台后对东宫王府机构的大力改革，皇位继承的模式才发生了变化——从宫廷革命转换为宦官拥立。

从太原起兵开始，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在军事斗争中逐渐各自形成了一股势力。武德年间，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机构和组织，比如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秦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陕东道大行台、文学馆，李建成的东宫、詹事府、左右春坊、三寺、十率府，李元吉的齐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等。他们的命令跟唐高祖的命令混杂在一起，都具有权威，“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连政府机构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以至于谁的命令先到，就按谁说的办。在地方上，他们也各自有势力范围，李世民以洛阳为中心经营山东，陕东道大行台官员基本上听命于他。李建成则以河北幽州为势力范围，可以在东宫和幽州地方之间自由进行官吏流动，甚至“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补东宫长上”（《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玄武门之变后，幽州地方官和燕王李艺很快便反，足以说明他们是拥护李建成的。而率军猛攻玄武门者，就是从幽州调来的薛万彻。李元吉则一向担任并州的地方长官。他们在用人方面，也有各自的选择。李世民所选拔的洛阳官吏如屈突通、温大雅、张亮、淮阳王李道玄等，后来证明都是李世民的私人。李建成平定刘黑闼之后，以亲信庐江王李瑗守幽州，而将亲信原幽州守将燕王李艺调入长安任左翊卫大将军，将心腹薛万彻调入东宫任副护军。武德年间，唐朝还没有最终完成军队的国家化，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有自己的私人卫队和嫡系部队，比如李建成私自招募“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的主力就是他秦王府的八百勇士。

实际上在玄武门政变之前，李世民是处于下风的，甚至可以说是危在旦夕，这也是他不得不冒险一击的原因。李建成并无大过——其所谓过错很多是后来李世民编造的——而且为人宽厚有干才，在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的谋臣如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等很早就提醒过他要防备野心勃勃的弟弟李世民。李建成在地方和中央深耕广播，势力雄厚。就首都长安的力量而言，东宫和齐王府的兵力远远超过秦王府。如果不是李世民偷袭成功，结果很难预料。实际上即使在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李元吉之后，闻讯赶到的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也让李世民一派感到巨大的压力。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兵锋甚盛”，击溃了李世民安排在玄武门外的屯营兵，杀死了屯营将军敬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秦王府的兵将只好紧闭玄武门。在政变之前，李世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政变失败，他就率领众人逃出长安，退守自己的大本营洛阳，在此之前，他已经派出大批人马去洛阳安置了。

李世民政变的主要武装力量是秦王府的八百勇士和高士廉的囚徒兵。他的主要目标是两个，一是挟持高祖，二是消灭太子和齐王。此次政变成功的关键，在于李世民能否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带领秦王府兵将进入玄武门埋伏。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提前收买了当天值班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太子李建成的亲信，结果却被李世民收买。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正因为是常何当天值班，所以李建成并不怀疑有什么危险。结果当李建成、李元吉进入玄武门后，就遭到了李世民率领的秦王府勇士的伏击。李世民首先射死了太子，接着又杀死了齐王。虽然东宫和齐王府兵很快赶到了玄武门，但是无法进入。而此时，尉迟敬德带兵挟持了唐高祖，并且将太子、齐王的人头出示给东宫、齐王府的将士们看，示意他们此时再战无益，于是“宫、府兵遂溃”。控制了局势的李世民派遣李建成的旧属裴矩到东宫进行安抚，并用高祖的名义下令平息长安城内的乱斗，大势遂定。

太宗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全部诛杀，为以后的皇子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他们没有人指摘太宗的毒辣手段，却都景仰太宗是对内对外的成功者；他们认为夺嫡不只是可通之路，而且是成功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太宗是夺嫡成功最好的榜样，都希望成为太宗第二。太宗到了晚年，就面对了同样的局面，魏王李泰完全仿效太宗做秦王时的作风，企图挑战太子李承乾的地位，最终酿成贞观政局的巨大变动，导致太子李承乾被杀，魏王李泰被废，皇位落入了本来毫无希望做皇帝的李治手中。李治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最终又将李唐的江山送到了武则天的手中，李唐经过三代就中衰，皇位落入异姓之手。历史的连环性，通过活生生的人的表现，生动地呈现出来。

高祖李渊在太宗政变之后，就退隐成为太上皇，除了偶尔参加宫廷礼仪活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高祖和太宗的关系如何，我们知之甚少。贞观六年（632），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指责太宗不去探望自己的父亲，而且当时年迈的高祖已经被迁到狭窄的大安宫居住，条件似乎不是很好。马周还指责太宗自己在炎热的夏天去避暑，却不带上高祖。贞观九年（635），唐高祖李渊去世了。很有意思的是，太宗为父亲修建的陵墓，明显地小于他为自己和妻子长孙皇后修建的陵墓。